蒙古骑兵的机动性举世无双，一边作战一边行军，每天能推进80公里；欧洲骑士单纯行军也只能完成一半路程。战马是蒙古军队所向披靡的关键因素之一。与高大的欧洲马相比，蒙古马矮小精壮，皮厚毛粗，耐受力强，可忍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所以蒙古第二次西征敢于在东欧的冬季发动战事。蒙古马能在雪地里觅食，士兵可靠母马的马奶充饥，这就降低了粮草补给的负担。蒙古的行军、迂回、穿插、诈败等战术对战马要求极高，再有耐力的蒙古马也吃不消，因此每个骑兵通常有四五匹备用马。

一只典型的蒙古军队里重骑兵大约占40%，轻骑兵60%。重骑兵主要用于突击，装配弓箭，有必要也近身搏斗。第二次西征（1235-1242年）时蒙古重骑最常见的铠甲是扎甲（lamellar armor），也有人穿锁子甲和皮革护甲。扎甲本身可以抵御刀剑劈砍以及弓箭和其他投掷武器的穿刺，但是刀剑能砍断固定甲片的皮筋，连续多次的劈砍可能导致铁片甲崩裂。同时期的欧洲重装骑士一般全身（包括头部）披戴锁子甲，对劈砍防御较好，但对穿刺防护较弱，重量与扎甲差不多，不过在拉丝技术成熟后，锁甲的成本大大降低，比扎甲更容易制作和经济，也方便维护储存。

轻骑兵在蒙古战术体系中非常重要，可以远射、诱敌、警戒、迂回包抄甚至近战，主要的打击手段是密集放箭。轻骑兵一般只戴圆型头盔，身体和马匹的护甲很少。轻骑兵使用的蒙古弓拉力大约166磅（基本是最大），有效射程320米，与当时的英国长弓差不多英国长弓最大为80公斤。

英国长弓并没有在欧洲大陆广泛使用，与蒙古交战的中东欧军队用的更可能是十字弩，虽然射程和威力与长弓相当、但发射频率远逊于长弓和蒙古弓。欧洲骑士不屑于使用弓箭，只有充当配角的步兵使用弓弩。蒙古轻骑兵使用的箭至少有三种，一种箭头重而狭窄，用于远射，可以射穿锁子甲；一种箭头大而且宽，用于近射，射马尤其有效；第三种箭是信号箭或者用来放火。

蒙古重骑和轻骑使用的近战武器是弯刀和长矛，辅助使用手斧和铁骨朵。弯刀是北亚游牧民族普遍使用的武器，阿拉伯地区早期使用直剑，受蒙古和突厥影响演变为弯刀。弯刀刀背厚，刀身窄而长，有很好的曲度，更符合力学理论。弯刀接触敌人身体会沿着刀刃曲面滑动，如果刺中可以造成较大威胁，但因为直剑不便于劈砍，而且易被反震折断。轻骑兵还携带一种带钩的矛或枪，可以用钩把敌人拉下马。由于枪头有钩，刺入敌人身体不会太深，容易拔出。欧洲骑兵的冲锋武器是长枪（lance），长而且重，对步兵和骑士很致命，但长枪是一次性的冲锋武器，冲锋后会折断，近战缠斗并无作用，对付有仆从军作为炮灰，灵活机动的蒙古骑兵很不实用。

13世纪上半叶，蒙古骑兵的武器装备已经优于欧洲，卓越指挥下的骑兵战术更超出欧洲人的想象。典型的蒙古军队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是从事突击行动的重骑兵。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重骑兵全身披着盔甲，盔甲通常是皮制的，或者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锁子铠甲。他们头戴当时金朝和拜占庭士兵通常所用的简易头盔。重骑兵骑的马匹往往也披有少量皮制护甲。重骑兵的主要兵器是长枪，每个士兵还带一柄短弯刀或一根狼牙棒，挂在腰间，或者置于马鞍上。蒙古军的百分之六十是轻骑兵，他们除了戴一头盔外，身上不披盔甲。轻骑兵的任务是侦察，掩护，为重骑兵提供火力支援，肃清残敌以及跟踪追击。轻骑兵的主要兵器是弓。这是一种很大的弓，至少需要166磅的拉力，射击距离为200至300码。他们身带两种箭，一种比较轻，箭头小而尖利，用于远射；另一种比较重，箭头大而宽，用于近战。跟重骑兵一样，他们也有一柄很重的短弯刀或狼牙棒，或者一根套索，有时还带一支头上带钩的标枪或长枪。

蒙古士兵在战斗开始前要披一件绸长袍。这种绸用生丝制成，编织得十分细密。成吉思汗发现箭很难穿透这种绸衣，只会连箭带布一同插进伤口。因此蒙军招来的金朝外科医生只须将绸子拉出便可将箭头从伤口中拔出。

为了确保和加强骑兵的机动性，每个蒙古骑兵都有一匹或几匹备用马。这些马紧跟在部队的后面，在行军过程中，甚至在战斗进行时都可以随时用来更换。换马是按接力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可以保证安全，对完成预定的任务影响最小。

蒙古马若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该是体型较小的马了。蒙古马身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不过在13世纪，欧洲原种马也很矮小，与蒙古马体型相仿，如今看到的欧洲马是15世纪选育技术成熟之后的产物。但是蒙古马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可以说，蒙古马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蒙古马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而且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同时，蒙古马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工作，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好马最终全部被蒙古马取代的原因。

而且，蒙古马在蒙古军队除了作为骑乘工具外，也是食物来源的一种---蒙古骑兵使用大量的母马，可以提供马奶。这也减少了蒙古军队对后勤的要求。并且，蒙古骑兵通常备有不止一匹战马。

蒙古马的特殊优势使得蒙古军队具有当时任何军队都难以比拟的速度和机动能力。比如，1241年冬季，苏布台的主力骑兵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突然出现在多瑙河流域的格兰城下时，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而布满积雪的两地之间的距离有三百多公里，且多是无路的山地。

蒙古人使用的发石车、火箭等中原新式武器，在中原的各个王朝原来是守备坚固的城防用于抵御蒙古军队的。但蒙古军队掌握此类装备后迅速用于对高大城防的攻击。火药和火箭类武器出现在冷兵器时代，其威力自然是惊人的，另外，对从未见过它们的敌人来说，也有巨大的心理震撼作用。在欧洲战场，很多时候火药类武器尚未造成城墙被完全破坏的局面，守军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开始弃城逃亡。

因为蒙古骑兵从未像欧洲一样对兵种的武器进行严格的分工，加之不像欧洲军队使用的武器那样笨重，所以蒙古骑兵能随身携带各种武器，使得其可以随时完成不同的任务。蒙古骑兵随身携带的武器通常有弓箭、马刀、长矛、狼牙棒。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的弓箭，他们的弓箭较长大，需大约八十公斤的力量才能拉开（电视《马可.波罗》中有他始终无法拉开蒙古人硬弓的场面），射程远，几乎是蒙古骑兵的最重要的投射武器。此外，蒙古骑兵常常根据个人爱好装备其它武器，譬如套马的绳套和网马的网套，这在正规的欧洲军队看来是匪夷所思也是防不胜防的。

蒙古骑兵都是从当时训练得最好的士兵中选出的。他们从三、四岁开始就被送入戈壁沙漠中的学校，进行严格的骑马射箭训练，因此他们具有驾驭马匹和使用武器的惊人本领。比如，他能在快速撤退时回头射击跟在他后面的敌人。他们很能吃苦和忍耐严酷的气候条件，不贪图安逸舒适和美味佳肴。他们体格强壮，只要一点点或者根本不需要医疗条件，就能保持身体健康，适应战斗的需要。随时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人人都能严守不怠。纪律已形成制度，这在中世纪时期别处还未有所闻。

骑兵所用的马匹也经过极其严格的训练。跟欧洲马匹不同，蒙古马不论严冬酷暑都生活在野外，必要时可以连日行走而不吃一点东西，总之具有优良的忍耐力。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最险恶的地形上越过长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例如，1241年，苏布台的先遣部队只花了三天时间就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多瑙河流域的格兰附近，行程180英里，路上大部分地区有很深的积雪，而且是在敌人的国土上行军。

蒙古汗国和元代军戎服饰以精巧著名。蒙古高原毡帐诸部未被成吉思汗统一之前曾用过鲛鱼皮甲胄、翎根甲，后来则用以牛皮为里的铜铁盔甲。

在彼德堡宫中藏有蒙古骑士遗存的甲胄，内层皆以牛皮为之，外层则满挂铁甲，甲片相连如鱼鳞，箭不能穿。在描自元代居庸关瀛台上的浮雕中就有罗圈甲、鱼鳞甲和柳叶甲。

《黑鞑事略

关于蒙古骑兵的精良的军器装备，在有关历史文献中以及有关元代出土文物均有明确记载。据普兰诺.加宾尼记述，蒙古骑兵装备有：2至3张弓、3个装满了箭的巨大箭袋、一把斧，还要带拖兵器的绳子。领兵者要挎一种其尖端尖锐但只有一面有刃的弯刀，将其装在精美的刀鞘里。他们所骑的马均有护身甲，有些兵士的马也有护身甲。

马匹的护身甲由5个部分组成，在马的两侧 各有一片甲，一直盖到马头；另一片甲放在马的臀部，和两侧的甲片系结起来，这片甲片上留一个洞，以便马尾从洞里伸出来；另一片甲在马的胸部。在马额上他们放一块铁板，把它系结在两侧的甲片上。

蒙古骑兵的胸甲是由4个部分组成，一片是从大腿到颈，根据人体的形状来制作；另一片从颈到腰部，同前部的甲片连接起来，每一边肩上固定一块铁板。他们每一条手臂上也有一片甲，从肩覆盖到手腕，在每一条腿上面覆盖着另一片甲。所有这几片甲都用扣环连接在一起。

头盔的上部分是用铁或钢制成，但保护颈部咽喉的部分是用皮革制成。

根据普兰诺·加宾尼介绍，蒙古骑兵的甲胄，制法极为精巧，就拿柳叶甲为例，他们先制成宽一指长一掌的若干铁片，在每一个铁片上钻8个小洞。他们放置3根坚固而狭窄的皮带作为基础，然后把这些铁片一一放在另一块铁片上面，因此这些铁片就重叠起来，他们用细皮线穿过上述小洞，把这些铁片捆在3根皮带上。在上端他们再系上一根皮线，因此这些铁片就很牢固地连接在一起。就这样，他们用这些铁片制成一根铁片带，然后把这些铁片带连接在一起，制成铁甲的各个部分。他们把这些部分连接起来，制成保护人身和马匹的铁甲。他们将铁片打磨得十分光亮，以至能够在铁片上 映出人影。

据《中国古代服饰史》记述，元代有一种翎根铠，用蹄筋，翎根相缀而胶连的甲片，射之不能穿。还有象蹄掌甲。蒙古骑兵多为带盔。另有一种胄作帽形而无遮眉，但在鼻部作一个极大的护鼻器，其状颇怪。

蒙古民族的军队之所以能称霸于欧、亚二洲者，实全恃其精良的骑兵。

蒙古人在武器方面没有什么重大改革，但对当时武器的使用方法作了一些创新。

一般来说轻重骑兵的区分是按照使用方式分的。典型的蒙古骑兵中大约有四成是从事突击行动的重骑兵。全身披着盔甲，盔甲通常内附皮里，外面罩鳞甲，扎甲或锁子甲，后期则大量使用链板甲，头戴当时头盔。早期蒙古重骑兵骑的马匹无甲或披有少量皮制护甲，一些精锐部队与将领配备了具装甲骑，后期出现了大量使用全套金属铠甲的具装重骑兵。重骑兵的主要兵器是长枪，每个士兵还带一柄弯刀或一根狼牙棒，挂在腰间，或者置于马鞍上。

占蒙古骑兵中六成的是轻骑兵，早期一般只戴头盔，身上不披盔甲或着皮甲，随着装备的改善，轻骑兵的盔甲也渐渐变成了金属盔甲或者皮甲，后期甚至出现了具装的骑射手。轻骑兵的任务是侦察，掩护，两翼攻击，为重骑兵提供火力支援，穿插和分割敌军，战斗结束阶段肃清残敌并且跟踪追击逃敌。

他们的主要兵器是比较现代化的复合弓。这种复合弓的威力超大，至少需要90到150磅的拉力，射击距离为400码至700码。他们身带两种箭，一种轻，箭头小而尖，用于远射，另一种较重，箭头大而宽，用于近战。同重骑兵一样的是，他们有马刀或狼牙棒，或一根套索，有时也有一支头上带钩的标枪或长枪。每个士兵在战前都要披一件丝质长袍。这种长袍用生丝制成，编织得相当细密。成吉思汗发现箭很难穿透这种丝衣，只是会连箭带衣一同插进伤口。因此，医护人员只须将丝布拉出，便可将箭头从伤口中拔出。严格训练 机动保障为了确保和驾驶高度的机动性，每个蒙古骑兵都有一匹或多匹备用马。这些马紧跟在部队后面，行军途中，甚至在战斗进行过程中都可以随时用来更换。换马是提案、接力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可以保证安全，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预定任务的完成。

对战马的训练也极其严格。与欧洲马匹不同，蒙古马不论严冬酷暑都生活在野外，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必要时可以连行数日而不进粮草，甚至能在相当短时间在最险恶的地形上越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由于行军时不必马匹带饲料，士兵又自带各人的食物和装备，而且通常只带最少的用量，因此，蒙古军队不需要拖带庞大的后勤供应辎重车队，也不必保留一个后方供应基地。由于大部分蒙古战马都是母马，士兵能喝马奶生活，因此也减轻了军队食物供应的负担。这同时也使蒙古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强。

需要指出的是，蒙古即非单纯的轻骑，也非单纯的重骑，而是种类丰富。上文所说的蒙古的五分之二重骑兵，这个说法常提出但很少有人追根溯源，至多就是找到西方战争艺术一书。但这个四成其实是推断出来的，即根据蒙古的战术需要有那么多重骑兵，但很多人忽略了一点，早期的蒙古本身并没有这种轻重分类。不论担任包抄还是突击，其装备都是一样的。

亚历山大大帝创造、汉尼拔完善的“两翼包抄”的经典骑兵战术，在亚平宁半岛屡立奇功，十余年内罗马共和国几乎没有将领敢与汉尼拔正面交锋。到了中世纪中前期，欧洲骑士文化强调光明正大的打法，个人英雄主义泛滥，战术呆板。欧洲中世纪完全称得上军事战术史的黑暗时代。蒙古采用的多种骑兵战术（箭雨打击、两翼包抄、佯退、开口等）其实并非原创，突厥和回纥等草原部落都曾用过，但经历严酷战术操练的蒙古军队能将其灵活运用、完美发挥。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崛起时，蒙古的重装冲击骑兵也十分强大。蒙古第二次西征时，重装骑兵占整个骑兵军队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蒙古的骑射手轻骑兵与冲击骑兵相互配合，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1241年，蒙古与欧洲联军的交战就体现出各骑兵配合所形成的强大战斗力。蒙古先以少量轻骑兵诱使欧洲骑兵追击，随后蒙古骑射手从两翼包抄追击的欧洲骑兵，并不断向欧洲骑兵发射箭失，杀伤欧洲骑兵。这时，待命的蒙古重骑兵向欧洲骑兵发起冲击，而由两翼包抄的蒙古骑射手对欧洲骑兵完成了合围。由于之前不断受到蒙古骑射手的杀伤，欧洲骑兵队形已经散乱，被蒙古重骑兵击溃。这时欧洲骑兵的左右两翼后方已经被蒙古骑射手包围，导致无法撤退。前方又遭遇蒙古重骑兵冲击，因而全军崩溃。这一战被蒙古杀死超过两万人，蒙古人将死者的耳朵割下足足装了九麻袋。

成吉思汗及其剽悍的将领在战术战法上从不因循守旧。蒙军最常使用的作战方法是在轻骑兵的掩护下，将部队排成许多大致平行的纵队，以一条很宽的阵地线向前推进，各主要部队间由传令兵传送消息。当第一纵队遇到敌人主力时，该纵队便根据情况或停止前进或稍向后退，其答卷部队仍旧继续前进，占领敌人侧面和背后的地区。这样往往迫使敌人后退以保护其交通线，蒙军趁机逼近敌人并使之在后退时变得一片混乱，最后将敌人完全包围并彻底歼灭。当发现非主力敌军后，附近所有的部队均以此为目标实施突击。这时，有关敌人的位置、兵力、运动方向等全部情报都被迅速送往总指挥部，估后再转给各野战分队。

如果敌人不多，则由靠得最 近指挥官立即率部迎战。如果敌人规模太大，无法马上吃掉，那么蒙军主力便在骑兵掩护部队的后面迅速集结，然后高速前进，在敌人还来不及集结兵力的时候就将其分别击溃。标准的蒙军战斗队形是由5个横队组成，每个横队都是单列的。各横队之间相隔很宽的距离。前两个横队都是重骑兵，其余为轻骑兵。在这5个横队的前面。另外还有一些轻骑兵负责侦察、掩护。当敌对双方的部队越来越靠近时，位于后面的3列轻骑兵便穿过前两列重骑兵之间的空隙向前推进，经过仔细瞄准后向敌人投射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标枪和弓箭。接着，在仍然保持队形整齐的情况下，前两更重骑兵先向后撤退，然后轻骑兵依次退后。即使敌人的阵线再稳固，也会在这种预有准备的密集箭的袭击下发生动摇。有时光靠这种袭击就能使敌人溃散，不必再进行突击冲锋，那么样就下令让轻骑兵撤退，由重骑兵发起冲锋。命令的传送方式是白天采用信号旗和三角旗，夜晚则采用灯光或火光。作战时，各个骑兵队靠得很紧。但是如果位于中央的部队已经跟敌人交战，那么两翼部队便向侧翼疏开，绕向敌人的两侧和后背。在进行这种包抄运动时，常常借助烟幕、尘土来迷惑敌人，或者利用山坡或谷地的掩护。完成对敌人的包围后，各部即从四面八方发动攻击，引起敌阵大乱，最后将敌人击溃。蒙古人在作战中善于运用计谋和策略，这一点使他们在作战时往往非常占先，减低了自己的损失，增加了敌人的伤亡。比如，作战中蒙军常使用烟幕。他们常常派一支小分队，在草原上或牧民居住区烧起大火以迷惑敌人，掩蔽自己的作战意图或行动。蒙军首领常常先派一支先锋队持久战敌人，打完后撤，引诱敌人尾随。撤退可能会持续几天，敌人发觉自己已落入蒙军的陷阱，已无路可逃了。

如果遭遇的敌军兵力不多或阵型不整，蒙古轻骑兵会从重骑兵队列之间的空隙冲出向敌军齐射，这种射击没有具体瞄准目标，只是以高频大量的轮射打击敌军，有时还能造成混乱。轻骑兵完成任务返回重骑身后，重骑兵趁势发起冲锋，同时两翼的轻骑兵（往往借助烟雾和尘土等掩护）包抄到敌军的侧翼乃至身后，与重骑兵一起形成合围之势。

遇到严阵以待的强大敌军，蒙古经常使出诈败诱敌的战术，将前者吸引到选中地点，与埋伏好的军队合围灭之。第一次西征（1219-1224年）后期的喀尔喀河战役（1223年5月），哲别与速不台率领不足3万人面对斡罗斯与钦察的号称10万的联军。蒙军连续撤退九天至有利地点——喀尔喀河畔。追了九天的联军队形混乱，蒙古骑兵遂发起突击，两翼也很快包抄到位，一举击溃敌军。此役中70位贵族阵亡，6个斡罗斯王公被处死，加上后来的围城战，联军损失数万人，蒙古人伤亡微不足道。

周密广泛的情报系统对于蒙军取胜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蒙军每次作战所采取的战术都是预先周密细致辞地计划好的。情报系统是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的一个重要部门。作战方案的制定首先要对完整而又准确的情报进行仔细研究和分析。蒙军情报网遍布欧亚大陆，其机构之词庞大，工作之周密超过了中世纪的所有国家。间谍一般都是披着商贾的外衣从事情报活动的。一旦对情报作出了分析估计，整个战役的进行路线便被确定下来，并指定各骑兵纵队的路线和作战目标，下级指挥官在不违背整体作战方案的前提下有一定的指挥权。

命令的传递和战斗情报的交换通过信心令兵迅速敏捷地往来于作战总部和下属部队之间实现，这就确保了各级指挥机构的直辖市统一，同进使成吉思汗绐终能亲自指挥最大范围内的作战行动，直至战争的最后胜利。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功绩在于建立起了一支以弓箭、长枪为主要武器，以骑兵为主体的蒙古军队。这是一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有着良好纪律养成以及绝妙无双的军事体制的军队。他们穿梭穿梭懂得并充分运用突然袭击和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同时采取智取计赚的战术手段。战争实践证明，这的确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所向无敌的旋风部队。 他们当时可以说相当于现代的装甲部队,一昼夜可以机动100公里，集火力机动性与一体,他们在远距离上用弓箭,等一旦冲进就是轻装骑兵，这样的能力不是一般部队能够比较的,所以在历史上他们的战绩最辉煌。

蒙古骑兵之所以无敌天下并不是靠刀枪，而是靠弓箭。蒙古人拥有当时射程最远，杀伤力最大的组合式弓（这种武器通常由后背上的一条动物筋，弓肚上的一层角质物和中间的一个木架组成。这种弓的拉力在50公斤和75公斤之间，而很短小便于骑兵运用自如。这种弓射出的箭杀伤范围可达300米，如果在箭上装备上锋利的金属箭头，便能穿透最厚的盔甲。），配合蒙古骑兵的机动力，使得蒙古人得以纵横欧亚，无人能阻。

蒙古人极其擅长被古罗马人称为”安息人射箭法”的战法，即骑射者一边逃走，一边向后方的敌人射箭。（蒙古人称这种战法为“曼古歹”）。这种战术的精髓在于一从远距离攻击敌人，二持续不断的攻击敌人，三不给敌人还手的机会。在这种攻击下不论敌人的精神和装甲多么坚强，彻底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当时欧洲骑士大多配备重盔重甲，虽然近战时十分强大，机动力却根本无法和蒙古骑兵相比。如果碰上蒙古骑射手，不仅追不上，连逃都逃不掉，只有作箭靶子的份。而且蒙古骑兵不像欧洲骑士那样完全依赖强攻，他们只有当先用弓箭把敌人杀伤大半时才与敌人短兵相接。

第二次西征的列格尼卡战役（1241年4月9日），西里西亚公爵亨利二世率领的三万波兰联军被拜答尔所部蒙古轻骑兵的佯退所骗，一路追击后者，德国步兵与前方骑兵脱节。埋伏好的蒙古重骑兵突然从正面向联军放箭，佯退的轻骑兵在两翼包抄，专射敌军战马。蒙古重骑发起冲锋，落马的骑士由于盔甲沉重行动困难，任凭蒙古人宰割。亨利二世和多名波兰贵族战死，法国圣殿骑士团的十多名参战骑士全部阵亡，条顿骑士团大首领身负重伤，联军总共死亡25,000人。

困兽犹斗的道理蒙古人自然也懂得。列格尼卡战役两天后的赛约河之战，第二次西征的统帅拔都在赛约河对岸强攻匈牙利的守桥军，速不台率领部队悄悄渡过结冰的河面，绕到匈牙利大营侧后，与拔都形成合围。被围在大营内的敌军如果以哀兵心态作战，蒙古即使胜利也会付出较大代价，因此蒙军在包围圈西侧留出一个缺口。匈牙利军队发现逃生希望，无心恋战，争先恐后向西逃窜，很多士兵甚至扔下武器。然而蒙古人早在路上设下陷阱，并从后方追杀。这就是蒙古人的开口战术。在数日的追杀过程中，匈牙利军队死亡2万多人，蒙古人可能仅损失1000人左右。

蒙古将领灵活运用两翼迂回、佯退诱敌以及开口战术，在关键战役中屡屡完胜，且胜后时常血腥屠城。欧洲人用鞑靼人（Tartars）命名强大到恐怖的蒙古战士，因为Tartar一词源于Tartarus——希腊神话中的地狱。他们和罗马帝国后期来自东方的匈奴人一样，是惩罚基督教世界的上帝之鞭。

蒙古人不仅战术设计高超，也有严格军纪保障下的卓越执行力。1213年9月的阳河谷之战，成吉思汗率军34,000人欲歼灭镇守要冲的号称10万的金军。蒙古的策略是中路人马直接攻击守军；同时利用阳河谷周遭的复杂地形做掩护，东西两路骑兵翻山越岭迂回至金兵的侧翼和身后。这个计划看起来简单，实则难在各路军队执行与配合的精确和到位。如果中路进攻过于猛烈，金兵很有可能直接撤退，蒙军丧失了包围的可能。东西两路如果过早攻击，则很可能被金兵识破意图（金军已有多次被迂回包围的教训）；或者两路发起攻击时间相距过久，则由于人数劣势可能被金军反制。

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出现，金朝全军都很可能成功撤回阳河谷后面的居庸关，蒙古则将面对艰难的攻城战。实际情况是，蒙古中路佯攻吸引了守军的全部注意力，包抄骑兵成功直插守军两肋和身后。数万金军遭屠戮，尸体堆满阳河谷。此役蒙古的斥候和传令兵（负责侦察、联络和传达命令）发挥了关键作用，确保行军与进攻的准时、协调、恰到好处。

蒙古的骑射手足以使他们在野战中战无不胜，而在面对坚固的城墙时.蒙古人还有一种攻城利器，那就是从西域“进口”的回回巨炮，在这种超大型投石机投出的巨型弹丸面前，再坚固的城墙也和纸糊的没什么两样。史书记载，这种巨炮“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蒙古人就是靠它，在公元1273年攻下强攻数年而不克的襄阳城，当时蒙古人的投石机只有100米的射程，而襄阳城仅护城河就宽150米，后来蒙古人从波斯请来几个工匠，对投石机进行改进，改进后的投石机射程在180——200米左右，所以蒙古人也称此炮为“襄阳炮”和“回回炮”.不过在12世纪，全世界只有蒙古人才把回回炮大规模应用在战场上。蒙古人南征北讨，几乎百战百胜，除了骑兵之外，拥有巨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蒙古军队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从小就是战士。在马背上长大，从小的玩具就是弓箭，成年时候就早可以算成职业军人了。由于在严寒和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都具有极为坚韧耐劳的性格，对物质条件的待遇几乎从不讲究，爬冰卧雪在其视为常事。远距离跋涉更是从小的习惯。对物质条件的不讲究，使蒙古军队的后勤负担很轻。蒙古军人拥有东西方各定居的农耕民族素无的连续作战的意志和能力，这是西方养尊处优的贵族骑兵们和中国被抓来的百姓永远难望其项背的。

和所有的敌人相比，蒙古人都在文化和物质上处于落后地位，大规模地攻占掠夺始终是激励其保持旺盛战斗力的原因和动力。对财富的渴望对杀人带来的刺激使得蒙古人几乎没有停止对外发动战争时候。蒙古人放手让士兵可以任意屠杀的政策，在心理上可以让杀人的血勇刺激军人的好战情绪和原始勇气，使得蒙古军人成为极其勇敢野蛮的战士。肆意的掠夺则部分解决了蒙古军队后勤供应问题。

另外，蒙古各部落统一后，几乎把对外战争作为民族生存的依靠，游牧反而降居次席，大蒙古国走向了完全的军事化道路。为了训练出最好的军队，蒙古人三四岁的孩子就被投入专门的军事训练部门进行军事学习。他们被严格地进行骑马、射箭的训练。这些被从小训练出来的孩子组成的骑兵部队，战斗的素质和技能是极为惊人的，他们在马背上无论是冲锋还是快速撤退都能准确地射击敌人，这一点，他们几乎所有的异族敌人都无法作到。这也是欧洲军队在没有给予蒙古骑兵杀伤的时候自己就遭到重大伤亡的原因。

蒙古人建立了与战争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各部落的领导即是生活生产的管理组织者又是军事行动的管理组织者。对外发动战争时，可以全民动员，全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作战行动。如对花剌子模国的长期围困，就是全民参与，在城下放牧生活，维持军队持续不断的攻击力，直到城市被攻克。

综上分析，蒙古帝国军队在亚欧大陆东征西讨所向无敌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而蒙古在日本和越南战场上的失败，恰好是因为这两个战场是蒙古军队最无法发挥优势的地方。他们必须下马乘船，靠老天保佑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抵岸后，在丛林山地面前，他们无法大规模地穿插机动，甚至还不能骑马作战。更糟糕的是潮湿的空气让他们适应大陆气候的鼻子无法呼吸，他们成了病夫或被瘟疫夺去生命，就象欧洲军队不能适应他们一样，他们也不能适应这里老是从丛林冒出的军队。

元朝破灭后，蒙古骑兵仍然存在，蒙古部族分裂成多个部分，仍然开展了对明朝的骚扰和侵犯。

在清代，蒙古骑兵也受到了重要的军事运用，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蒙古骑兵也立下了重要的功劳，那时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僧格林沁，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历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及钦差大臣等显赫职位，是倍受三朝皇帝宠信的满蒙亲贵之一，也是外藩蒙古王公在皇帝身边的主要代表之一。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割据东南，同时派兵进行北伐。北伐军进逼北京，震动了清朝统治中心。僧格林沁受命率领京营八旗和绿营兵进行堵截、围剿，将太平天国北伐军镇压下去。僧格林沁因功晋封世袭博多勒噶台亲王。但详细的历史细节线上，僧格林沁临危授命，统率奉调参战的蒙古骑兵和八旗、绿营官兵镇压了北伐军，稳定了清朝北方的统治秩序。僧格林沁扬长避短，利用统治阶级的有利条件，采取旷日持久的水攻方法，才将北伐军剿灭，显示了八旗、绿营官兵的腐败无能，参战的蒙古骑兵也不如当年骁勇。

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9月21日清晨，一场残酷的战斗在北京郊外八里桥上演，对阵双方是清朝军队和英法联军。清军的主力是两万五千多名蒙古骑兵，其统帅是蒙古科尔沁 亲王僧格林沁，而英法联军总兵力一万八千人，实际投入作战的是大约六千人的法国军队，统帅是六十四岁的老将孟托邦。蒙古骑兵仍然按照过去的战术进行穿插，但面对英法的火炮攻击和刺刀阵，并未扭转局势。

1865年，僧格林沁带领新组建的七千蒙古骑兵与二万四千步兵，追击捻军。由于捻军骑兵数目众多，又采取了敌追我跑敌疲我打的战术，僧格林沁的马步三军疲敝交加，被反击的捻军消灭。

一九三一年十月，日本加快入侵的步伐，在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过程中，蒙古族名将李海山的带领蒙古骑兵自行起兵奋起抗日救国的活动。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到，当年蒙古人对我们今天的军事还有着深远影响，西方正在对蒙军的战例、战术以及军事技术进行着广泛的研究。休·科尔曾进一步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利德尔·哈特曾以蒙古军队为例，说服人们将骑兵作战方法运用于坦克。并请注意，美军总参谋长麦克阿瑟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曾敦促国会吸取蒙古军队的经验教训，批准他关于要求为美军机械化拨款的提案。”蒙古军队第一次将丝绸之路东西端都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美国历史学家杰克菲尔德评价其第一次实现了“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