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氏家族源源流长。据传，蒲松龄先生为般阳土著。先祖为元代般阳路总管蒲鲁浑，蒲居仁。蒲松龄属汉族，但说法不一。至于蒲松龄及蒲氏家族的民族成份，有四种说法：即回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女真族说。其中回族、蒙古族二说均已被学术界排除。汉族这一说法为多数研究者所信从，其主要根据是蒲松龄在《族谱序》中自云“吾族为般阳土著”。显然，他本人是自认般阳土著的，其后裔也认可这一点。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一文颇具代表性，该文认为蒲氏祖先包括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是般阳（淄川）土著，判定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当以《蒲氏世谱》为据，而依据可资考证的材料看，还无法得出蒲松龄就是少数民族的结论。根据蒲松龄《述刘氏行实》上的记载来看（刘氏乃蒲松龄之妻），蒲松龄全家信佛重僧且圈养家猪，不符合山东地区回族人及其后裔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另外蒲松龄的先祖在元代担任过般阳路总管，当时朝廷对路总管人选的任用有明确的规定──《元史·世祖纪三》载：“世祖二年春，二月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由汉人担当各路总管是元朝定制。蒲松龄在自撰《族谱序》也提到“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所谓“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是忽必烈“罢世侯、置牧守”以前的大蒙古国时期。因为在此时期，蒙廷对汉地进行间接统治，委付汉人世侯直接统治，汉人总管的任用才可能“不避桑梓嫌”，才可父子相继或祖孙相传。由此补证了蒲松龄先祖为元代汉人的说法。

蒲松龄出生的年代，正是明王朝腐朽没落、全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当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继承皇位，明王朝在风雨中飘摇，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即将崩溃的前夜，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农历三月十六日，在今蒲家庄一个农家小院里，随着一声声撕人心肺的哇哇啼哭，一个弱小的婴儿呱呱坠地，就是这个姓董的女人生下了号称我国十七世纪著名文学巨匠，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人蒲松龄。他留给后人的传世之作《聊斋志异》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珍品。

蒲松龄在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了苦难的种子。战乱、饥荒、天灾人祸，腥风血雨齐向他袭来，饱尝了人间酸甜苦辣。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蒲松龄5岁时，正是李自成进京，大明朝历经276年寿终正寝，走向灭亡。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历经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明王朝。然而由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内部分裂，没有采取相应巩固政权的措施。李自成进京后，享安逸、图享乐，沉溺于一片歌舞升平的国度里，花天酒地，不理朝野，失民心，丧民意，致使清兵东山再起，等到吴三桂清兵入关，重燃战火，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年仅六岁的清世祖福临改号为顺治，在那些左右大臣的辅佐下，登上了金銮殿的第一把龙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国。

蒲氏家族堪称为邑内名门望族，书香门第之家，父亲蒲槃为人耿直，乐善好施，行德积善。在四乡八里颇有名望。据《淄川县志》载：“蒲槃，字敏吾。器识超远，淹贯经史，行善于乡，不求仕进。明季大乱，蒲氏村当邑东孔道，与第祝擘画守村条理井井。且曰，人孰不畏死，非重赏孰敢与贼战者，不能战焉能守。乃出钱百贯，会众村南枣树下，悬贯满树。曰杀一贼者予若干。由是壮者争出战。淄邑城守倚以为援。顺治丁亥，屡与谢贼抗，城陷而蒲氏村卒完，时磐已五十余。乱平，出资助修城垣数丈。施村东地，为关帝庙膳田，周贫恤困。教三子皆入泮，其季松龄，尤以文名海内。”

蒲槃忠厚大方，学识渊博。虽弃学经商，做点小生意，家境并不宽裕。他亲自教蒲松龄读书，从《百家姓》、《三字经》开始，到《四书》、《五经》，蒲松龄天生聪慧，经史过目不忘，深受父亲钟爱。清顺治18年，蒲松龄遵从父意，同本县“文战有声”的刘国鼎之次女刘儒人完婚。第二年，蒲松龄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考中了秀才。得到当时的考官山东学政施愚山先生的赞赏，称赞他的文章“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展示了蒲松龄的才华。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年近20岁的蒲松龄踌躇满志，邀一二乡党，同邑内好友李希梅、张笃庆等共结“郢中诗社”研究学问。蒲松龄亲自撰写“郢中诗社”序，经常聚会，相互鼓励，吟诗对歌，共伴朝夕，攻读学业，求取功名。后应李希梅之邀，假馆于李家。蒲松龄与李希梅、张笃庆二人一生友谊甚笃，人称“郢社三友”。25岁时在淄川东关（今开河村）李希梅家长时间寄读，潜心治学。闲遐之余，约好友李希梅、张笃庆来到孝妇河边，般阳河两岸，举网捕鱼，烛照紫蟹。在小溪旁，柳荫下吟诗作赋，共叙友情。蒲松龄与李希梅、张笃庆漫步般水河畔，写下了《河洲夜饮》七律诗一首，表露了他们之间的友好情感。“秉烛请宵汗漫游，般河冲击小山头。人渔芳草黄昏夜，客醉寒潭绿水秋。伯仲文章皆大雅，主宾词赋尽风流。何人海上垂芳饵，一线红霓月作钩”。蒲松龄还亲自作《醒轩日课序》说道：“余曰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做一帖焉书之。每晨起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则愧，则惊，则汗涔涔下也”。可见蒲松龄严己要求，勤奋学习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但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事与愿违，不尽人意，屡试不弟，给他精神以沉重打击。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蒲松龄便因家务纠纷而分居。蒲松龄分得“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家境的贫困成为蒲松龄精神上的一个负担。后来父亲蒲槃积劳成疾，久病不起与世长辞。功名不第，家境不幸，既要照顾年迈的老母、妻儿老小，还要操扯一家人的生活，更加重了蒲松龄的负担。为了生计，蒲松龄就四乡设馆为人代笔歌哭，尝尽了人世间的炎凉无情，人生之路的艰难。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应同乡好友孙惠之邀，去给江苏宝应县知县孙惠做幕宾，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南游生涯。孙惠（1632——1686年），字树百，号笠山，现昆仑笠山人，顺治十四年乡举，十八年进士。官至江苏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后以卓异擢补户科给事中。其作有《笠山诗选》等。期间，蒲松龄亲眼目睹了官场宦海的黑暗，饱尝了一个流落外地游子之苦。写下了《南游诗草》、《挽船行》等优秀诗篇。蒲松龄在《寄家》一诗中写到：“年来憔悴在风尘，貂敝谁怜季子贫？瑟瑟晚风吹落木，萧萧衰柳怨行人。秋残病骨先知冷，梦里归魂不记身。雁足帛书何所寄？布帆无恙旅愁新。”该诗倾诉了蒲松龄的怜民之情。在宝应县蒲松龄体察民情，受理诉讼，为民请命，做了不少好事。帮助孙惠治理运河、水患。禁止收取各种苛捐杂税，抚慰民众，得到了宝应县人民的拥护，众口皆碑。但蒲松龄厌倦官场生活，又牵挂着临近的乡试，加以思家心切，蒲松龄急匆匆打点行李，结束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南游生涯，回到故里。

蒲松龄南游归来后，不久参加了乡试，不料自己的才华又被付诸东流，无缘功名，使他更加伤感。当时，天灾人祸，官税沉重，民不聊生。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到处奔波，给人做私塾，靠亲朋资助度日。与生命顽强抗争，采民间之风，汲人间烟火。在《日中饭》一诗中，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作了详尽的描述：“黄沙迷眼骄风吹，六月奇热如笼炊。午饭无米煮麦粥，沸汤灼人汗簌簌。儿童不解燠与寒，蚁聚喧哗满堂屋。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中男尚无力，摧盘觅箸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膺。弱女踟躇望色，老夫感到心茕茕。于令盛夏旱如此，晚禾未种早先死。到处十室五室空，官家追呼犹未止！瓮中儋石已无多，留纳官粮省催科。官粮亦完室亦罄，如此蚩蚩将柰何？”

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四十岁的蒲松龄已人到中年，自己的贫困家境始终没有改变，加之小孩都已长大，为了生活所迫，应同邑毕际有之聘，到离家七十里的王村西铺村设馆教学，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塾师生涯。

毕氏家祖乃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官宦之家。毕自严系明代万历壬辰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晋阶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卒赐祭葬赠少保。毕际友，字载绩，号存吾。曾任山西稷山县知县、江南通洲知洲。康熙二年，因漕粮挂欠被罢官返乡。毕家财力充足，家居豪华，地位显赫。建有“石隐园”、“绰然堂”、“振衣阁”、“万卷楼”等。优越的地理条件为蒲松龄教书、著书提供了舒适的环境，这一时期是蒲松龄著书最丰富、生活最充实的一段光阴。蒲老先生的为人也得到了毕家的厚爱，毕际有的儿子毕韦仲对蒲松龄都很尊重。有时与毕家父子咏诗作赋，谈天说地，人之常情，有时也为毕家起草文稿，里外应酬，宾主相处和睦，结下了浓厚友谊。特别是万卷藏书楼，给蒲松龄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充实了他的生活。蒲松龄在毕家一面教书一面著书，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也结识了当时一些文人雅士，达官显贵。如当时被誉为“诗坛盟主”号称“一代诗宗”、官至刑部尚书的王渔洋就是毕际有妻子的从侄。经引见，蒲松龄在毕家与王渔洋相识，并经常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得到了王渔洋的赏识。这一时期，《聊斋志异》已具规模，也是蒲松龄创作成果最颇丰的收获季节。《聊斋志异》的成书，王渔洋给了很大帮助，并为《聊斋志异》题诗一首：“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蒲松龄回诗一首依韵酬答：“志异成书共免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洲意，冷语寒灯夜话时。”

《聊斋志异》在毕家引起了一场大的轰动。得到了一大批文人雅士、达官显贵的赞赏。如同邑好友高珩，曾任清顺治秘书院检讨、典试江西主考官。篡修《实录》副总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左侍郎，晋阶通奉大夫，高珩第一个为《聊斋志异》撰写序言，给于高度评价。并为《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尽管在毕家有着优厚的条件，日子久了，思乡之情常缠绕有心头。蒲松龄常年在外，无法照料贫寒的家庭，终年教授他人子弟，自己的亲生儿女却无人教读，深感内心痛苦。“我为糊口耕人田，任尔娇情实堪怜。几时能储十石粟，与儿共读蓬窗前。”表达了先生内心的痛苦和愿望。在毕家蒲松龄念念不忘考取功名，参加过十次应试，都“年年交战，垂翅而归。”使他感到命运的不幸，生活的艰辛。因而“悠悠孤愤，积于胸中。”只有借鬼狐之口，来抒发自己悲愤的心情。揭露社会的黑暗，世道的炎凉，人间的无情。这些在他的《聊斋志异》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蒲松龄已是71岁高龄，年逾古稀，加上一生命运坎坷，难于奔波，即告别毕府撤帐归里，结束了他长达三十年的教书生涯。第二年援列为岁贡生。是年，县里举办乡饮酒礼，蒲松龄和他当年“郢中书社”的文友，李希梅，张笃庆被大家推为乡饮介宾。

蒲松龄撤帐归里后，与妻儿老小，日劳月积，尽享晚年，随着岁月的流失，汲取了一生追求功名的教训，舒展了自己的心胸，“世世年来方阅尽，眼中总觉海天宽。”夫唱妻随，家庭和睦闲遐之余，常顾柳泉，因雅爱柳泉，自号“柳泉居士”，曾谓：“予蓬莱不易也。”在茅屋下，柳泉旁设茶待客聊天，与柳泉为伴，搜集创作素材，与人谈狐说鬼，尝尽人间烟火，渡过了他一段难忘的岁月。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蒲松龄的妻子刘儒人由于一生受尽磨难，积劳成疾。“大病呻吟四十余日后”去世，七十四岁的蒲松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悲感交加，自己的生活无人照料，悲楚的心情写出了“尔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的诗句。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正月二十二日，当一个新的春天刚来临的美好时光，一代文豪蒲松龄，告别了他一生的蒲家小院，在他的聊斋，“倚窗危坐而卒。”享年76岁。蒲松龄去世后，与他夫人刘儒人合葬在村东墓园。

蒲松龄一生清贫，为写聊斋搜集素材，在柳泉树荫下，茅屋边的石桌旁，招待过路行人听人讲故事，也不过是清茶一杯。死后谁料想二百五十余年后，坟墓还会被自己的子孙将墓掘毁，暴尸荒野。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在猎猎的红旗引导下来到蒲翁墓地，推倒砸烂墓碑、碑亭，掘开了蒲松龄的坟墓。但从墓中仅挖出了几方印章和一卷手稿，还有几件铜镜、锡壶、铜灯台。蒲公很谨慎，他担心自己的文章生前不能传世，还会给后人带来灾难，于是，他把一卷密不示人的手稿放在身边和自己寂寞相伴，他一生都寂寞，伴着孤灯苦雨，死后却难得安宁，狂徒们掘开了坟墓，那卷手稿一见风，立刻就风化了，使后人再也难解那卷手稿中的秘密。据目击者说，此墓掘开后，展开手稿，字迹可辩。可惜之过也。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无情。

时过境迁，春风又绿。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孝妇河畔三大名人之一的蒲松龄，50年代后，墓园得到了妥善保护。柳泉凉亭也于1979年重建，新刻了著名书法家伟大诗人沈雁冰手书的“柳泉”二字石碑。自1959年始，柳泉得到了绿化，改变了旧时“鼠窜狐栖”的荒凉景象。自80年代后，蒲家庄人充分发掘《聊斋志异》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内涵，以柳泉为重点，大力开展蒲文化研究和蒲文化旅游开发，陆续新建了“石隐园”、“聊斋宫”、“满井寺”、“狐仙园”、“聊斋俚曲茶座”等著名旅游景点，成为邑内重要的旅游胜地。2002年—2003年，成功地举办了“中国淄博国际聊斋文化旅游节”。蒲家庄人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慰蒲翁在天之灵。

蒲松龄故居座落在村东西大街北巷内，步入平康门，沿青石铺满的乡村小路东行，来到现故居正门，三棵古槐盘根错节耸立路边，好像在诉说着蒲松龄的苍桑，也记载着蒲家庄的变迁。蒲氏故居大门是1956年后仿明清时期典型北方建筑重建的，古朴典雅，扁额“蒲松龄故居”五个大字，有文坛巨匠郭沫若于1962年题写。进入大门往北一眺，一尊蒲松龄的雕像掩映在鲜花翠竹中，往北穿过八角门，北折是一正两厢庭院，其中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正房两侧植满了石榴、翠竹、迎春花、百日红等花卉。院内太湖石是故居修复后增添的，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农历三月十六日，蒲松龄就诞生在这所小院的正房里。

蒲松龄在他四十二岁写的题为《降辰哭母》诗中提到：“因言庚辰年，岁事似饥荒。尔年于此日，诞汝在北房。”诗中的北房，即指正房。蒲松龄兄弟四人，在他二十多岁时，兄弟折居，“兄弟皆得夏屋，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在那里夫人“刘氏剃荆榛，觅佣作堵。后来子女渐自成立，为婚嫁所迫，努力起屋宇，一子授一室，而一亩之院，遂无隙地。”

故居正房为砖石结构，这里是蒲松龄出生和去世的地方。聊斋中间迎门正面墙上悬挂蒲松龄画像，这幅画像是蒲松龄暮年家居时，请江南著名画家朱湘鳞画的，是蒲松龄流传在世的一幅画像，画像两边是郭沫若手书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画像上方是著名蒲学专家路大荒先生手书的“聊斋”匾额，下方按当地农家风俗摆放着明清式样的长条几、八仙桌和罗圈椅。这里是蒲松龄会客的地方。聊斋东间是蒲松龄的卧室，南窗下一盘土炕，上铺普通农家粗布被褥，炕头放着老式箱柜，窗台上摆放着从蒲松龄墓出土的锡灯，烟袋等用具。聊斋西间是蒲松龄的书房，南窗下是一张古色古香的书桌，上面摆放着蒲松龄曾使用过的砚台、手炉、笔筒等物。靠西墙下一个博古架，北墙下是清代式样的衣架、帽架和坐榻。

聊斋小院西厢房与南院之间西屋相通，里面陈列着蒲松龄先生的生平事迹。著述情况。概括向游人介绍淄博版图，大型陶瓷壁画《聊斋著述图》、《聊斋志异》手稿影印件、蒲松龄大事年表，著述简表等。蒲松龄生平展，以图文并茂的版面配合展橱实物，详细介绍了蒲松龄生平的几个重要阶段如出生、童年、完婚、初应童子试、结“郢中书社”、青云寺苦读、南游七年困窘、设帐“绰然堂”、蒲松龄与王渔洋、科场失意、暮年家居、乡饮酒礼、为民请命、柳泉采风、魂归聊斋等。同时展出了从蒲松龄墓出土的灯台、捻珠、酒壶、酒杯、耳挖、铜簪、铜镜等。蒲松龄先生生前用过的四枚白寿山石印章，都属国家重要文物。蒲松龄一生中有三十多年在西铺毕家设帐授徒，在教书的同时，坚持读书，著书，《聊斋志异》大部创作于此。

蒲松龄著述展厅大致介绍了蒲松龄著述的版本和传播情况，展出的主要版本有《聊斋志异》手稿影印件等共三十余种近百册。蒲松龄著述外文版本展出了《聊斋志异》约二十种有代表性的，世界各国历年版发行的《聊斋志异》版本，并介绍了《聊斋志异》在国外流传的情况。展厅的附属陈列，包括蒲学研究成果展，展出了近四十种国内外研究蒲学的专著学刊。还展出了港台及国外的蒲学研究成果。聊斋故事彩塑展，精选了《聊斋志异》中十个典型故事，用我国传统的民间泥塑形式，将主要情节立体地、形象地展示出来，以便人们直接地形象地了解《聊斋志异》的思想精髓和艺术魅力。

聊斋后院，院中央有一方池，碧池中立一太湖石，名曰“鸳鸯石”。在宽阔明亮的展厅内汇集了当代知名人士的诗画，皆是稀世珍品。郭沫若、沈雁冰、胡厥文、田汉、王昆仑、臧克家、周而复、柳青、费新娥等亲笔题写的诗文；丰子觊、李若婵、俞建华、宋吟可、唐玄、黄幻吾、徐德隆、许麟庐等著名画家的画。顾颉刚、吴作人、刘海粟、叶圣陶、老舍、赵朴初、梁漱溟等名家的词。吴伯箫、廖竞天、陆定一、刘白羽、候宝林、王希坚、启功、范曾、阳翰笙、张友渔、李予昂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墨宝。

西院豆棚瓜架下，摆放着石桌石凳，供游人歇息。院内小桥，曲径通幽，池内荷花映红，鱼游欢跃。院南房悬一横匾“藏珍阁”。无论你是来自国内还是海外游客，都能在这里买到聊斋纪念品以及当地土特产，工艺品、陶瓷、琉璃品、更能买到国内外出版的各类聊斋图书。假如有雅兴，在北房内备有文房四宝，可在此即兴挥毫。

蒲松龄故居，历经苍桑，风云变幻。原为普通农村院落。1938年日本侵略者放火将正房烧毁。蒲松龄九世孙蒲文魁弃家出走东北。房屋年久失修，仅存四面墙壁。解放后，人民政府从1954年起，多次拨款将其修葺。1956年以来，陆续征用了故居之外的南北西三面数十户民宅，扩其建制。1958年，国家为故居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继而设立管理机构。1963年，蒲松龄故居被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故居被红卫兵查封，被蒲家庄革命委员会占作办公室。1973年，故居被重新收回。是年，对原有房屋进行了修缮和整理。1977年，省革委重新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包括：故居旧址、附属展室、柳泉、墓园。为加强对故居的管理，1980年，市政府批准建立了蒲松龄纪念馆，以后对故居、柳泉、墓园进行了修葺绿化。

现蒲松龄故居拥有六个小院，七个展室。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展览面积2000多平方米。设有资料研究室、群众工作部、陈列技术部、保卫科、办公室等机构。并成立了蒲松龄研究所，蒲松龄研究会，主办有全国一家蒲学专业学术刊物《蒲松龄研究季刊》，发行国内外，成为蒲文化研究中心。陈列体系完备，展览内容丰富，成为淄博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之一，每年接待中外旅客三十多万人次。

蒲松龄纪念馆馆藏十分丰富，达一万三千多件。主要有蒲松龄画像及其手稿、印章、《聊斋志异》的各种旧抄本、刻本、外文译本、港台版本及精平装本，改编的白话聊斋，连环画册、戏曲、影视剧本以及蒲学研究的论文、专著等。

几十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外著名学者专家前来观瞻。胡耀邦、乔石、万里、田纪云、杨静仁、钱伟长、郝建秀、袁宝华、朱学范等前来此瞻仰蒲公，留下了历史的遗迹。

自1960年以来，中外著名学者，友好人士也慕名前来探究一代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奥秘，已征集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外著名学者、诗人、画家、书法家等题字题画600余件。蒲松龄故居已成为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和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