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八元”，“使布五教”；用“八恺”，“以揆百事”；荐大禹，治水成功；任命二十二贤才，得以天下大治。

如《古今注》所言：“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作五明扇，设诽谤之木以表王者纳谏。

流共工，放灌兜，殛伯鲧，迁三苗。如《史记》所载：“……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感化三苗：“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流宥五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黄帝时疆域南只到长沙，颛顼时疆域南也只到长江南沿，尧帝时洪水泛滥，三苗趁机作乱，直至舜帝，才征服三苗，使南边疆域直到五岭以南。“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毕身推崇“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鼻祖。

禅让始于舜帝，止于禹。舜因子商均不肖而“不足授天下”，“乃预荐禹于天，为嗣。”从大禹以后，历代帝王都是世袭制。

除上述九方面“德圣”以外，舜还开创了中国官吏考核制度，如《尚书》云：“惟时亮天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并最早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教育方法论和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如《尚书》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关于什么是虞舜文化，就本元意义上的虞舜文化来说，近几年来专家对此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舜作为“五帝”的最后一位，处在文明成立并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舜帝的“明德”思想集中体现为重德政、行教化、讲求社会和谐和孝道。而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和“孝悌”，即起源于虞舜之道，并继承发扬虞舜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此舜帝是道德文明的鼻祖，虞舜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母源。

而虞舜文化的特征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以伦理道德作为维系社会道德的根本。舜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鼻祖，重德治是虞舜文化最核心的所在。舜毕身推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由此生发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等儒家伦理思想，渗透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和意识之中。在中国，道德的威力始终比法律更为重要和有效，重道德修养也直接造就了许多气节崇高的民族英雄。

主张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无论是耕历山、渔雷泽，迁三苗、扩疆域，还是举贤任能、禅让帝位等，都是舜主张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崇高道德理想的体现。重入世，重以舍利取义的态度解决现实问题，强调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是虞舜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与《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具有异曲同工之义。

提倡“和而不同，执两用中。”舜一定程度上是行教化，以德化人的化身。行教化、以德化人，目的是为了造就人们协同的道德精神并将其外化为具体的协同性行为，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但“和”不等于“同”，舜纳言从谏、惩治奸佞等，就是和而不同思想的体现。那么如何达到“和”呢?继承和发扬虞舜思想的儒家思想提倡“执两用中”，即中庸。中庸的核心是言行适度，反对偏激，主张以理节情，以此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但中庸不等于没有原则，模棱两可，而是在某些问题上应注重权变。崇尚“和”、“中”，养成了中华民族注重和谐，维护整体，温文尔雅，谦让宽容的民族精神。

有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同任何一种延绵至今的文化一样，虞舜文化之所以直到现在还生生不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包容并蓄，形成了同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并因此具备了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包容并蓄其内涵、形态十分丰富复杂，但概而言之有三个特点是较为明显的，一是大陆文化的特点较为明显；二是农业文化的特点较为明显；三是家国同构的封建宗法文化的特点较为明显。

“精神”，在现代汉语中有“宗旨”的意思，文化精神更是渗透到文化中的主要宗旨或主导思想，是文化现象中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是指导和推动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虞舜精神和虞舜文化的关系亦同样如此。

在我们对虞舜文化的基本内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后，什么又是虞舜精神的基本要义呢?换言之，今天我们要传承、弘扬以至丰富发展的虞舜精神又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搞清一个前提：即狭义的虞舜精神和广义的虞舜精神。

依笔者之见，狭义的虞舜精神，主要是指与中华传统文化重要母源的虞舜文化相对应的虞舜精神，亦可称作本元意义上的虞舜精神。这一虞舜精神以“重德政、行教化、讲求社会和谐和孝道”的虞舜“明德”思想为核心内容。内容上虽是狭义的，但地域的传播和历史的传承上却更具广泛性。而广义的虞舜精神，主要是指与上虞地域上几千年来连绵发展的虞舜文化、地域文化相对应的虞舜精神，也可称为本土意义或派生意义上的虞舜精神。这一虞舜精神在地域的传播和历史的传承中，虽然具有地域性和局限性，但就内容而言则更富包容性和发展性，更具现实意义上的价值引导功能、心理凝聚功能、精神激励功能。显然，本文要重点探微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那么植根于上虞的地域文化，又在上虞几千年的历史社会发展中形成并丰富发展的这一种广义的虞舜精神，其要义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由以下三方面构成。

“崇德”是虞舜精神最基本的要义，这一点无论在狭义的还是广义的虞舜精神中，都同样具有奠基石的地位。如果狭义虞舜精神中的“崇德”，还多限于舜的“德圣”的话，那么广义虞舜精神中的“崇德”，更包含和容纳了上虞几千年来德治人文的积淀和由此孕育的诸多硕果。孟尝的合浦还珠，曹娥的投江救父，李光的面斥秦桧，马一浮的蔑视权贵，陈春澜的捐资办学等等，都是上虞素有浓厚“崇德”之风的生动、鲜明的体现。与“崇德”互动互生，“诚信”亦同样是广义虞舜精神的核心内容，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祝英台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以至跳坟殉情，是生命对生命的诚信；经亨颐、夏丏尊在偏居乡野一隅的白马湖畔能集聚那么多文化精英，是人格与人格的诚信；上虞十万建筑大军闯业上海滩成为华夏建筑第一县，是“义利双行”的价值旨归中信誉同信誉的诚信。“崇德诚信”作为上虞社会一条最基本的道德价值，一方面发展为虞舜精神的基石，另一方面更超越了时间和阶层，成为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代代相传并不断完善。

“激情”是虞舜精神的特质，也是虞舜精神本质的张扬，这种张扬在上虞几千年历史社会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一道闪亮的人文风景。古老的青瓷发源于上虞，体现了善于创新、勇于创造的激情；谢安临危受命挽家国于将倾，体现了匹夫有责、敢于负责的激情；明代四谏的冒死弹劾奸相严嵩，体现了追求正义、追求真理的激情；而令上虞人民深为骄傲的围垦海涂，则体现了遇难而上、勇于拼搏的激情。“务实”是虞舜精神的精髓，在广义的虞舜精神中，务实更富有上虞地域人文的特征。王充的《论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批谶纬、重务实的古代唯物主义大旗，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倡言“六经皆史”成为唯物史观的萌芽，而竺可桢开启的浙大“求是”校风和马一浮“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诤言，同样是上虞土地上一以贯之的求真务实精神的重要文化基因。“激情务实”作为虞舜精神普世价值下的行为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的集中体现，无疑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和凝聚作用。

维护社会和谐是舜以德化人思想的终极目的之一，“和谐”作为虞舜精神基本内涵，同样是上虞人民几千年来养成的重要处世态度。上虞地处温山软水的江南，历史上社会一直较为稳定，人们的性情一向较为温和，加上东晋、五代十国和南宋时期三次大的北人南迁，上虞人民善于接纳外来族群，注重社会共同体建设的和谐合作精神十分明显。昔日的筑塘治江和今日的文明城市创建、美化靓化上虞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在建设社会共同体中，政府和民间良好互动、人类与环境友好共存的积极心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虞人民素有贫富间相互扶持的传统，民间慈善、仁爱、和谐的氛围十分浓厚，捐款 1200余万元支持家乡教育事业，成为“感动浙江”第一人的张杰先生更是此中的典范。与“和谐”相媲美，面向海洋、通向海外、走向世界的“开放”精神，既是属于吴越文化范畴的上虞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广义虞舜精神的基本特征。如果说王充、谢安、谢灵运、章学诚、马一浮、胡愈之、夏丏尊、竺可桢、吴觉农等诸多上虞文化名人在读万卷书的同时善于行万里路，是“开放”基因使然的话，那么春晖中学“与时俱进”的校训，更将“开放”的意义阐释发挥得淋漓尽致。时至今日，“开放”已成为我们由“龙山时代”迈入“曹娥江时代”、继而迈向“杭州湾时代”的发展圭臬。

在丰厚灿烂的上虞母土文化中，窃以为虞舜文化和虞舜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传承，是最应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的。如何更好地挖掘、弘扬这种精神，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这种精神，或许正待破题。

舜帝精神，是一种忍辱负重的自我牺牲精神、艰苦奋斗的实践精神、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而舜帝精神的基本内核是“和”。

古汉语中的“和”字的意思是：（1）和顺；谐和。如《中庸》所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2）和平；讲和；媾和。如《孙子·行军》所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3）温和；和缓；谦和。如：和风细雨；和颜悦色。（4）调和。如《国语·郑》所说：“和六律以聪耳。”“和”作为动词使用时，表示协调人、事，使其平衡；作为形容词使用时则表示适度。

“和”是舜帝毕生所追求的崇高目标，因此最终成为了他最突出的思想精神特质。舜帝之“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在家庭生活中“和”为本，争取了家庭和睦。《尚书·尧典》载：“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乂，不格奸。”意思是舜是盲者之子，其父很糊涂，其后母很荒谬，其弟象狂傲骄纵；然而舜却能够与他们和谐相处，并以孝行和美德感化他们，使他们改恶从善不去作奸犯科。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舜之父、后母、同父异母的弟弟采用焚廪、实井、劝酒的手段多次欲置舜于死地，舜却不记前嫌，一如既往地对父母尽孝，对弟弟友善，争取了家庭的和睦。

在社会行为中“和”当先，促进了社会和谐。《尸子辑本》卷上载：“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皆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险则为猎者丧虎。故有光如日月，天下归于若父母。”

《韩非子·难一》载：“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淮南子·修务训》载：“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在社会活动的人际交往中，虞舜“和”字当先，“和”以处众，让畔让渔场，得到了人们的普遍信赖，人人择舜而居，使得“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在民族关系中，以“和”为贵，赢得了国家太平。尧时，活跃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一带以及江南广大地区的三苗逼进中原腹地。于是“尧战于丹水以服南蛮”。然而，三苗并未被征服，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后来，舜辅佐尧“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才获得了南方的一时安宁。舜为天子以后，残存的三苗仍不服，舜先时也按惯例遣派大军武力征服，《尚书·大禹谟》记载了这一史实。然而，三苗不畏强暴，败而不绥，如《竹书》所载：“三旬，苗民逆命”。舜明白了三苗不能用武力征服，于是制止了禹等“请伐之”的请求。

《吕氏春秋·尚德》记载：“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诗外传》卷三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武力征伐不能服众，行德喻教终以化民。舜帝以“和”为贵，使百姓免遭战争之苦。

在宇宙道德中以“和”为规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把舜当成天地道德和宇宙道德的典范，其理由是舜毕生注重道德修养，以至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古人认为，天、地、人相互融通就是最大的“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就做到了我们常说的“天地人和。”舜帝以自身的音乐特质创《韶》乐，歌《南风》，以诱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舜帝崇拜瑞鸟凤凰而以凤凰为图腾，以启示人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出现了神人以和的可喜局面。

《尚书·尧典》记载：舜帝对夔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史记·夏本纪》记载：“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临，百兽率舞，百官信谐。”《新语·无为》云：“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宋书》说：“舜即帝位，英生于阶，凤凰巢于庭。”

可见舜的道德达到了“神人以和”境界。这里的“神”指自然宇宙大法则，这里所说的“人”则包括了人的肉与灵。

舜帝“和”的思想行为以及理念，使得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灵与肉以及人与自然之间，都能和谐相处，正如《尚书·尧典》开篇开宗明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与、于变时雍。”

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叫瞽叟，没有知识，又喜欢妄作妄为。他的生母名叫握登,很贤德，可是早早就亡过了。他的继母为人不知礼仪，口里不说忠信的言语。他的弟弟名叫象，性子很傲慢。他们常常想要谋害舜：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舜就像孩子般的呼叫哭泣，同穷苦的人没有归处一样。事后舜毫不嫉恨，舜以为父亲、母亲、弟弟这样对待自己，都是自己侍奉不得法，不能够得到爹娘弟弟的喜欢，过在自己，不在他们，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有一次舜在厉山地方耕种，天帝就派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虞舜（约生卒于原始社会末期），姓姚，名重华.据《史记》记载，尧让位于舜，践帝位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