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琅释“岁”为岁星（木星），释“鼎”为“丁”，转训作“当”，意为“岁星当前”。

徐中舒认为鼎当读为则。根据为郭忠恕在《佩觽》说的“古文以贞为鼎，籒文以鼎为则”。徐中舒先生和张政琅先生一样认为“岁”是岁星。

唐兰先生则认为这两个字应当是“越鼎”，即指夺取了鼎。

锤凤年同样人这两个字不是岁鼎，他认为这两个字应当是戍晃，即驻征商之师于此。

戚桂宴认为“岁鼎”是岁星当空，表示吉兆，“岁”即岁星，“鼎”训为当。

于省吾、赵诚、黄盛璋、王宇信等认为这两字应为“岁贞”，即岁祭时进行贞问。赵诚认为“岁为一岁之大事”也说的通。

利簋的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带；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仔细观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还装饰有夔龙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利簋一周，方座四隅饰以蝉纹。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的主要部位腹上用饕餮纹来装饰。饕餮纹与夔纹、龙纹、凤纹等一样，都属于幻想的神话动物。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饕餮纹的形象被刻划为以鼻梁为中心，眉、眼、耳、角分别以对称形式排列在左右两侧。

饕餮纹所呈现出的狰狞恐怖具有一种神秘的威严感，体现了奴隶主上升阶段时的历史必然力量，是一种“狞厉之美”；但也体现了兽性的残忍，即美中有丑。饕餮纹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张扬其威严的权利，以之镇慑邪魔和愚弄平民；另一方面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子孙臣仆们不可过于贪暴。

夔纹的形象是头大嘴长，张口，身细尾尖作卷曲状，均为一足，一角。夔纹和饕餮纹具有同样的装饰作用，所以夔纹也常被饰于器物上。

云雷纹是青铜器上的一种最常见的典型纹饰。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也单称为云纹；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也单称雷纹。云雷纹常装饰在青铜器纹饰的空白处作为底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如利簋上的云雷纹被用来烘托饕餮纹。

利簋器身所饰的花纹，具备了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时期的工艺美术特征。这些装饰花纹是和盛行青铜器的商周时代的社会生产、生活、思想意识紧密联系的，是奴隶制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

利簋铭文字体和商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是一致的。其铭文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该簋最为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是该器腹内底部所铸4行33字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

利簋内壁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利簋的发现，除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疑惑外，还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记载的某些具体史实。例如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这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也与《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又如，利簋铭文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总之，利簋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2003年，利簋随34件组档案文献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2年1月18日， 利簋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利簋为镇国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