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如果说加缪一生创作和思考的两大主题就是“荒诞”和“反抗”的话，那么哲理随笔《西西弗的神话》就是加缪对于荒诞哲理最深入和集中的考察以及最透彻和清晰的阐释。西西弗这个希腊神话人物推石上山、永无止境的苦役无疑正是人类生存的荒诞性最形象的象征；但同时，他又是人类不绝望，不颓丧，在荒诞中奋起反抗，不惜与荒诞命运抗争到底的一面大纛。因此，与其说《西西弗的神话》是对人类状况的一幅悲剧性的自我描绘，不如说它是一曲自由人道主义的胜利高歌，它构成了一种既悲怆又崇高的格调，在整个人类的文化艺术领域中，也许只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品味上可与之相媲美。　

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绝对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

从荒诞体验出发的加缪，不愿意任何人以任何名义践踏人的尊严。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征服者就是体现这一思想的荒诞的人。在他看来，征服是人对抗命运的一种方式，属于“要成为一个人”的个人的事业。征服者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就是重新造就世界的行动，而不是重新造就人。“个体什么也做不成，却什么都办得到。在这种奇妙的预备役期间，你们明白我为什么既激励个体又贬压个体。其实，是世界把他贬压，是我把他解放。我把他的全部权利都全部给他了”。由于世界整体性的专横和意义同一性的武断遮蔽了个人的生存，所以，征服者要直面意义不在时的虚无，从而，“面对本质矛盾，我支持我的人性矛盾。我把我的明察置于否定它的东西中间。我在贬压人的东西面前激励人，于是我的自由、我的反抗和我的激情汇合在紧张、明智和过分的重复中”。征服者的伟大之处就是他在瞬间清醒地意识到人类精神的力量，于是坚定地尽其所能地生活，而不试图超越人本身。“征服者知道行动本身是无用的。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重造世人和大地。我永远重造不了世人。但应当装得‘煞有介事’。斗争的道路使我遇见肉体。哪怕受凌辱的肉体，也是我惟一可确定的东西。我只能靠眼见为实的东西生活。造物是我的故土。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又荒诞又无意义的努力。这就是我为什么站在斗争的一边”。就是在最狂热的时候，他也不会脱离今天的人的熔炉，始终清醒地感觉到他的权力和他的局限。征服者投身于大地的火焰，在他看来，这火焰可以与天国的芬芳相媲美。加缪笔下的征服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延续，有的只是现在，只是荒诞的清醒和有限度的理性，因而穷尽现在的行动更加富有生命的激情。

在加缪看来，“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人心。”人的一生，会经历无数的风雨坎坷，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加缪指出的世界的荒诞性。他让人们直面现实的残酷，对人生的荒诞保持清醒的认识。基于此，他否定世间存在所谓的万能理性，“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实践的或精神的，所谓决定论，所谓解释万象的种种范畴，无一不使正直的人嗤之以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生的最终结局，“疯狂和死亡，是荒诞人不可救药的事情。人是不可选择的。他具有的荒诞和多余的生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其反面，即死亡”。

加谬认为荒诞是人存在的一种必然状态：“人是这个世界上奇怪的公民：他拒绝现存世界，却又不愿离开它，反而为不能更多地占有它而痛苦。”既然如此，就有一个如何面对荒诞的问题。实际上，每个人对待荒诞也都有某种态度。加缪从他的荒诞哲理的概念出发，把面对荒诞的态度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生理上的自杀。“我看到许多人由于认为生活不值得活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既然人生始终摆脱不了荒诞的阴影，甚至于生存本身就具有被判了死刑的荒诞性，那么最简易的对待方式就是自己结果自己，他想: 人死了，荒诞也就不存在了，他能够逃避荒诞。问题是你逃避了，其他人没法逃避，你消除了其他人没法消除，所以说荒诞始终存在。“自杀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超越或不理解生活”。

第二种是哲学上的自杀，这是精神领域里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正视荒诞，而是逃避到并不存在的上帝那里去,以虚幻的天国作为荒诞的乐园，这是自我理性的自残。加缪在此，对基督教存在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把挤压自己的东西奉若神明，而在使他们一贫如洗的东西中去寻找希望的理由”。《鼠疫》里品德善良而正直的神父，他从宗教世界观出发，认为鼠疫是上帝对人的惩罚，惟一的办法就是一切听凭上帝的安排，他代表了依赖虚妄的神而放弃现实抗争的消极人生态度，正是“哲学自杀”。第三种是反抗。“荒诞能推出的三个结果分别是我的自由、我的激情、我的反抗。”认识到荒诞之后，有尊严的生活是为生活而生活。

“我的自由”是指一种摆脱除生命自身以外的所有的一切事物的自由体验，这是一种对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毫无责任的感觉。

“我的激情”是指对现在与种种现在之延续的不断的意识，最大限度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对现在说“是”，对未来说“不”! 重要的不是生活的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要穷尽现在，重要是生活在现在，而不是生活在别处，所以加缪歌颂身体的伟大: 创造、行动、爱抚。加缪这种看重“现在”的观念，从根源上讲，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平民社会，延续了古希腊文明的特征: 看重现实，热爱生命，崇拜肉体，人们赤裸地在海滩上晒太阳，在大海里畅游,“ 置身与阳光与苦难之间”。对未来说不，其意是人如果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为了某种目的或为某种偏见而生活，那就会给自己树立起生活的栅栏。“我看到有些人荒唐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理想或幻想而丢掉了性命。所谓活着的理由，也就是死的极佳理由”，加缪在《反与正》里，嘲讽一位妇女，她每天以造访自己精心挖掘的墓穴为乐，这就是加缪所说的为未来生活的人。

“我的反抗”中的这个反抗又叫肯定，是比激情更进一步的行动。在加缪的作品中，发现荒诞只是一个出发点，更重要的是对荒诞采取反抗态度。如果仅仅停留在意识到荒诞这一阶段，人就会陷入一种忧郁和软弱的境地，反抗则带来行动。“举起巨石，藐视诸神”，诸神给西西弗的判罚是他逃脱不了的宿命，逃脱不了，他就做，诸神拿他就没有办法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既悲怆又崇高的格调，与命运交响曲异曲同工。加谬对世界和命运的观察是残酷的，对自然、对人生却充满了热爱，为了这个热爱，就必须历尽苦难。《鼠疫》主人公里厄日夜奔波，不辞辛劳地与疾病搏斗，其过程和结局就是20世纪40年代版的西绪福斯的石头，他深知医学的力量有限，难以消灭鼠疫，但他仍尽医生的本份，忠于职守，医治病人，控制鼠疫继续流行，不在困难与无效面前低头，持续地与鼠疫进行斗争，其劳顿、其坚韧、其无畏犹如西西弗推石上山。如果他与西西弗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身上的抗争精神、他与荒诞、与恶进行斗争的精神更为突出。

反抗，加缪把荒诞定义为一种对立和较量，一种无休止的斗争，这种斗争意味着取消希望和不断拒绝。因为生存，就是使荒诞存活。使荒诞存活，首先是正视荒诞.荒诞只在人们与其疏远时才死亡，选择反抗，是前后一致的哲学立场。加缪把“反抗”视为从荒诞取得的第一个结果。其次，第二个结果是自由，是一种摆脱生命自身以外的所有一切事物的自由体验，这种自由是失去上帝，“一切都被允许”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一种苦涩的确认，伴随着责任，人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当人们知道了死亡是最大最明显的荒诞后，便要立足当下抓住现实生活，在自由的局限里生活得最多最好。第三个结果是激情，激情是荒诞的伦理，是要最大限度的生活，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无论生活中充满何种痛苦的经历，生命仍然值得一过。荒诞人充满激情意味着现在的种种都将延续，荒诞人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对上帝、信仰、理性），无法给自己描绘所谓奇特的未来，荒诞人需要凭借他所知道的一切而生活，如同西西弗的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