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开始在《收获》《钟山》《花城》《大家》《人民文学》《山花》《十月》《上海文学》等刊开始发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说《失踪》、《灰色时光》、《街道》、《夏日往事》、《秋日辉煌》、《某种自杀的方法》、《最后一节车厢》、《阳光下的海摊》、《一个做梦的人》等一百多篇；中篇小说《黑房间》《告密者》《讨债者》《风车》《白色病室》《光荣院》等四十余部；出版长篇小说《梦游症患者》《映在镜子里的时光》《裸奔的年代》等六部；随笔《〈洛丽塔〉的灵与肉》、《三个内容相关的梦境》、《博尔赫斯的宫殿》、访谈录《有一个叫颍河镇的地方》、《以梦境颠覆现实》等七十余篇；出版中短小说集《孤独者》《油菜花飘香的季节》《爱情的面孔》《重访锦城》《事实真相》《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墨白作品精选》《霍乱》等多种；创作电视剧、电影《船家现代情仇录》《特警110》《特案A组》《当家人》《家园》《天河之恋》等多部；总计七百多万字。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日文等、曾获第2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中篇奖、第2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

江媛

《讨债者》以讨债者来自底层的目光，围绕讨债这一中心事件，审视着现实世界的冷酷无情。《讨债者》是一篇充满悬疑的小说，作品通过讨债者的目光刻画出一群神秘莫测的人物。这群神秘的人仿佛是一群阴暗的影子，跟在讨债者四周，制造出一团团迷雾。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会让人迷路，任何一个进入小说的自我，均在现实生活里和讨债者一样迷失了方向。迷路引发思考，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怠惰。个人处在自身污垢的中心，存在着洁净的渴望，思考可以适当除去污垢，批评恰巧可以指出这种污垢。

《讨债者》中由不同人物构成的心理迷宫，与这些人物制造的不同阴谋环环相扣，最终推动讨债者走向了死亡。债主的强大仿佛隐喻了不公正的强大，讨债者的弱小又仿佛隐喻了正当个人诉求的微小。一座个人合理报酬得不到兑现的社会迷宫，一张中国人复杂的心域脉络图，一个努力要回劳动所得的农民，呼号在这座阴谋遍布的迷宫里最后丧命。这不是寓言，这就是由我们自己造就的是非倒置的生活现实。

如果时间是人类情绪流动的虚有载体，那它也是只可感觉、不可触摸的实体的外在消逝形式。讨债者那颗焦渴的心恍若一个抛球，被与债主老黄有着不可言说关系的人们抛来掷去，计谋滞缓了时间的流动速度，加大了讨债者痛苦的强度。讨债者几次以自杀要挟债主，穷于应对着那些来路不明的一场又一场阴谋。讨债者的悲剧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他以短浅的目光判断身外的诡诈世界：生意场上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不谙此理。诸多和债主有着明暗关系的人们，悄然一一登场，他们不仅准确把握了讨债者的心理情绪，还将讨债者沦为连环讨债者，将他推进阴谋的中心，直至暴死荒野。《讨债者》以其深刻的社会性，反映出中国社会底层弱势百姓的凄凉生活。这些人诚实劳动、依靠劳动果实为生，然而由于法制的缺席，社会纵容了一批利用权势祸人的投机者，他们抢夺底层百姓的劳动果实，进而设计精心的债务陷阱，剥夺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将他们的生活至于悲凉的境地。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当一个社会的分配制度显失公正的时候，社会保障的仅仅是一小部分特权人物的生活，而众多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不仅得不到自己的合理劳动所得，而且被权势阶层掠走劳动果实，承受层层盘剥。

看了这篇文章，西方人定会心生疑问，讨债者面对如此刁难的债主，一路奔劳，却压根没想到去寻求法律的帮助？这个问题恰恰是《讨债者》所传达的深刻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向来与法制和民主貌合神离。讨债者既无法寻求执法者的帮助，更找不到法的大门。底层百姓的生活之所以困苦，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一方面，他们要为城市和乡村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他们却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这不仅为底层小官僚提供了无所顾忌的盘剥，还将他们置于苦苦挣扎在贫困的生存线上。

过年前的头几天，讨债者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踏上了摆渡者的小船，他和摆渡者的对话铺垫出讨债者恐慌的心理情绪。他对去过无数次的颍河镇，突然迷失了方向。他找不到债主老黄的住宅，却进入了屠夫的家。此时墨白通过这样的细节刻画来表现人物：讨债者就像雪花一样从门缝里钻进去，他一进去，身后的门就咣当一下关住了。这个细节一出现，人物身份的卑微立即显露无遗。大门沉重的咣当声，既加重了讨债者心情的沉重，又显示出屠夫对讨债者的轻视。这一系列的心理暗示，不仅传达出讨债者迷惘的心理情绪，还渲染出围绕债主老黄构建的重重迷障的人物关系。在债主居住的颍河镇，讨债者不仅在行动上小心谨慎，而且在心理上也表现出胆小怕事，他就象一只刚刚逃离猫爪的老鼠，以惊魂甫定的心态出现在猝不及防的阴谋中，一步步陷入绝望的泥沼，无力自拔。

这类中国式阴谋，视同缓慢的隐形刀锋。一帮人隐匿在心灵的迷雾中，对充分暴露的讨债者实施着精神上的切割、击打。切割的刀法不留痕迹，进程持续不断。凶手营造出虚伪的人情世故，讨债者周旋其中，不得不饮下一杯杯夺命酒，留下自杀的证据。这些遁形于麻木之下的心灵暗器，是某些中国“人上人”善用的伎俩。颍河镇以老黄为主谋的债主们，不仅惯于制造自杀现场，还善借受害者之手杀死受害者，不留丝毫痕迹。《讨债者》中的主谋老黄自始自终未曾露面，他置身于巨大的阴影中心，操纵着听命于财富的一群人，策划着借债权人之手毁灭债权人的计谋。文中的讨债者至死都未能与债主谋面，讨债者见到的永远只是围绕金钱构筑的一层厚厚的铁甲，这层铁甲严密监视着讨债者的行动，进而对讨债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胁迫其一步步就范，直至丢掉性命。这类高超的杀人手段，从过去你死我活的皇权斗争，演变成今日权势人物对普通百姓的处置手段，不能不令人毛骨悚然。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变态的运行当中，表面的常态一旦被潜在的变态所击垮，常态之下人物心灵的凶险立刻图穷匕见。

时间、人物和事件构成了《讨债者》的小说脉络，如果我们调整一下阅读顺序，《讨债者》将会带给我们很强的思维乐趣。如果从《讨债者》的结尾开始逆势阅读，有人会发现讨债者实际毁灭于一张巨大的人物关系网。这张巨大的蛛网分支出无数不同的道路，猎物一旦进入，竟被凶手（是蜘蛛也是老黄）麻醉，猎物在麻醉中实现了梦想（讨债者捡到了很多银元），并在梦想中死去。一部多意性的小说，能够提供许多道路（可能性），介入者进入其中（寻找道路者），会出现迷路的错觉（自觉地寻找出路），此时介入者将会调动自己的智慧，攀住他所找出的任何一条道路，从小说的末尾进入，经过独立的思考过程逆推出自己再次创造的情节和故事，完成了一次介入性写作。这样小说不仅满足了介入者的智慧性参与，也实现了介入者对小说的多重改写。

这里我说到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多元性阅读的可能。小说的多元性阅读使小说一直处在被创造阶段，这个阶段的小说，经过介入者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经历的智慧性创造，实现了对原始文本的多次创新性改写，从而获得了脱胎于原始文本的多元现实文本。小说的趣味性阅读，着重强调了介入者的智力参与，任何一种智力性介入，都会给小说带来新的经验。如果不同国度的不同作家对卡夫卡《变形记》里的故事进行改写，那么奇迹就会出现。中国必定有中国的《变形记》、法国必定有法国的《变形记》，阿根廷必定有阿根廷的《变形记》。将这些不同国家、不同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作家所创造的《变形记》放在一处，人们便会获知生活于某个时间段内，存在于宇宙各个不同单元内的不同民族和社会背景下的人们所经历的不同的精神困境和心理病变。由此，卡夫卡的《变形记》将会获得了更加深远的目光：来源于不同地域的精神困境为人们提供出不同宇宙单元的《变形记》文本。这不仅促使我们摆脱思考的狭隘，也会使我们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考量不同宇宙单元的人类精神现象。人们可以根据精神现象摸索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小说变成了活的文本，小说通过不同时间、不同人物的介入性智力参与，获得永不间断的创造性新文本。宇宙与时间的变幻构成了小说的新元素，这些元素帮助小说穿越整个人类精神史的始终，促成小说获得了永不间断的写作方式和变幻不定的书写者。

墨白的生活经历和地域风貌为《讨债者》提供了情节和人物的真实土壤，这让他的小说读起来真切可感。小说虽然是虚构的艺术，但小说也绝非空穴来风。一部小说必定带着作家的鲜明个人特色，也必然与作家的生活经验和生活地域息息相关。《讨债者》与墨白的精神故乡有着水乳交融的亲密联系，文中鲜明的地域特征和鲜活的人物形象，皆来源于他长期生活过的颍河镇。墨白从来未在精神上离开过他的故乡，也从不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叙述颍河镇，关照下层农民的内心生活和命运，几乎构成了墨白的核心文本。他的小说都带着颍河镇典型的风俗人情，其中的人物总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这个人物原型就生活在颍河镇的某个角落。这种印象如果不是墨白的刻意所为，那一定是他的亲身感知在起作用。文中的讨债者虽然一直没有相貌描写，但通过墨白的心理刻画，我们很容易就能在头脑中捕捉到一个困顿不堪的农民的形象：一个哀告的男人，身心疲惫，为讨债四处呼告无门。这是一个绝望的形象，一个无法活下去的形象。讨债者经过一系列人为的阴谋，最终用自己冻僵的躯体，留给大地一个凄惨的形象：一个无法讨回劳动所得的男人，无颜面对等米下锅的妻儿，他求告无门，只能用自己的尸体狠狠砸向不公正的社会，给无数麻木者当头一记棒喝。

自我意识是《讨债者》表现心理情绪的有效工具，墨白借助强烈的自我意识，把自己变成小说中的讨债者、屠夫、饭店女老板等各色人等。他把这些人物置放在自已熟谙的生活环境中，深入人物内心隐秘的心灵世界，将行为动机充分展现在故事情节的迂回中，进而刻画出人物心理情绪的运行轨迹。一个作家首先要具备“自我”意识，并从自我出发，抵达不同的“他我”，充分理解时空交汇的意义。从众只能是掩饰虚伪的拙劣形式之一，文学上的从众只能暴露精神思维的浅薄，艺术上的从众会把艺术本身深埋在厚厚的浮尘之下。墨白在小说中体现出的“有我”，有时甚至到了无可理喻、众叛亲离的地步。他的“自我”不仅渗透进他的每一篇小说，还以某种孤立的形态挣扎在生命底线的边缘。他的“自我”带有一种强烈的被人理解的色彩，即使这种认同发生在债主的大屁股老婆身上，他也同样获得了来自性的温暖。“自我”的直接体现形式，只能是性，性是自我的集中表现形式。在中国能将性优美化、诗意化的作家，显得凤毛麟角。性的唯美化集中代表了一个作家的艺术修养和两性观念。中国的社会土壤很难出现优秀的色情作品，这同男权主宰一切的畸形情爱观息息相关。男女两性在社会身份上的不平等加剧了男女两性在情爱领域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只会加重男人在两性关系中的霸权角色，他们占有、欲壑难填，进而迫使包括老婆、情人在内的所有女人皆沦为性服务的角色。由此可见，平等关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强大的官僚体制恰恰又支撑了这种不平等。

谁是真正的债主，谁操控着《讨债者》中阴谋的核心？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讨债者是最下层的讨债者，老黄长年在外要账，也是一个高于最下层讨债者的讨债者。由于老黄手中的钱财，无数人物聚集在他的周围。饭店老板依靠老黄带来的生意生存，屠夫给饭店老板送肉，饭店老板通过性服务替代屠夫的肉钱。债务的金字塔一层压一层，构成一个复杂的建筑：这座金字塔底座庞大，整体建筑向上越变越窄，人数也越来越少。支撑这座庞大金字塔底座的大多数人，看不见居于金字塔顶端的那个核心，正是那个核心剥削着他们，操控着他们的命运。这座看似经济金字塔的建筑实际上是权力金字塔的一个变体，这就像其他小单位的金字塔是权力金字塔的变体一样。这座金字塔无论是穿上经济的外衣还是穿上文化的外衣，都改变不了权利金字塔的真正本质。处于金字塔底座的大多数人，日复一日辛苦劳作，并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交给上一层代表，这一层金字塔的代表再将获得的劳动果实转给更上一层。这样一层一层向上推进，构成一层一层的盘剥关系。喂养整个金字塔的最下层百姓，永远无法看见金字塔的上一层的代表，更看不清居于金字塔顶端的那个强大核心。

《讨债者》涉及到几重经济关系，讨债者与老黄构成底层农民与大蒜收购者的第一层债务关系；老黄与院长构成第二层债务关系；老黄与外地若干债主构成第三层债务关系，饭店女老板、屠夫、计划生育办公室人员及外贸局人员等其他若干人等皆围绕老黄构成了相互交错的经济利益关系。这几层经济关系构成了不同人物之间的剥削关系，并以不同程度向其他的社会关系进行渗透。《讨债者》中的盘剥是构成中国经济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也是今后其他经济关系演进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剥削与其他阶段相比较，动机及行为更加隐藏，目的及手段也更加肮脏。现代社会的剥削与人类历史上的其它阶段的本质相同，现代社会的剥削甚至借助现代化科学技术和手段超过了其他人类发展阶段的剥削程度。如果剥削是社会腐败的体现形式，那么书籍也许能够帮助我们驱走盘踞在腐肉上的苍蝇。《讨债者》通过死亡驱走了困扰讨债者的一群苍蝇，让他在一个财源滚滚的梦境里摆脱了现实生活的残酷，并悲怆地踏上了死亡之路。

《讨债者》之所以被命名为讨债者，其中深意不难明了，这名讨债者居于金字塔最下层，他把自己一年种出的蒜都交给了金字塔的上一层代表老黄，老黄再将这些蒜交给更上一层的代表，这样讨债者找老黄要蒜钱，老黄正好在外面要账，讨债者不仅一次次要钱不得，还被卷进金字塔的复杂结构：围绕老黄的那一层金字塔的代表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要团结一致对付居于金字塔底座的讨债者，他们不采用明显的暴力，而是对人情世故进行成功的利用，他们以貌似温情的招待，卸掉讨债者的自我防护，进而运用宴请招待的客套温情，让讨债者死于一场事故：被院长灌醉的逃债者为了躲避院长频频敬酒的攻势，离开饭店，被活活冻死在大雪里。《讨债者》的结尾作了一个深藏不露的处理:从讨债者离开宴席一直到其死去，院长一干人既不出来寻找，也不打电话报警。由此可见，院长宴请讨债者并灌醉讨债者，逼迫他逃离宴席，直到冻死荒野，都经过院长一干人的精心预谋，也是他们意料之中的结果，这类处置人不露痕迹的勾当在中国并不少见，被处置的这些冤魂，大多被当成事故草草处理，法制的纵容再度给院长一干人点亮了绿灯，他们开出发票到单位报销，杀死讨债者的一次宴席都由中国纳税人来买单，公款提供了犯罪的便利，这个隐喻可谓入木三分。以院长这类以小官僚为代表的一干人的冷酷、狡诈不仅是造成讨债者悲惨命运的决定因素，也是造成其他弱势百姓生活困苦的始作俑者。《讨债者》再次强烈抨击了金字塔结构内的中国人对待生命的冷酷无情，处决生命的刁狠阴险。

至此，《讨债者》带给人们另一个重要启示：虚伪的人情世故成为中国人实现目的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虚伪的交际应酬，无不以暗藏心中的阴谋来操控策划，生存在这样凶险的人际关系中，讨债者作为被压在生活最底层的百姓，悲惨的命运必不可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