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诗话》中有一则关于晚唐诗人郑綮的记载：“相国綮善诗……或曰：‘相国近为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何以得之？’”这里郑綮的回答，涉及到了一个和诗人创作心理有关的问题：“诗思”。所谓“诗思”，指的是诗人作诗时独特的心境、情绪，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创作激情、创作灵感。确实，再高明的诗人，也绝不是想作诗就作得出来的，而必须具有一种孕育诗歌的心境和催生诗歌的情思。

“愤怒出诗人”，这是影响极大的一个观点；与之类似的还有“发愤以抒情”、“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等说法。它们都是不无道理的。何以诗人处于这些情状下就能写出诗来呢？这是因为，诗人的“愤怒”、“不平”或者失意、不满之类的心理、思想，通常是在遭遇社会压迫、生活打击、人生挫折等情形下产生的，这时他的感受与体验往往特别真实，情感往往特别强烈，心潮往往特别亢奋；这时他心中就会萌生不可抑止的写作意愿和写作冲动，跃跃欲言，不吐不快。如此创作出来的作品，当然也就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

“诗思”不仅仅限于“愤怒”、“不平”等情绪。南宋严羽在仔细研究过唐诗后，得出结论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人在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中，通常也会觉得极其悲愁、烦恼、郁闷，也会变得十分多愁善感，也会感到有太多的话要说，因而也容易形成并积聚“诗思”。再者，就是当人处于欣喜、愉悦、欢快之中时，亦是如此。

诗人写作，当然是他“带着有准备的头脑”时时注意观察、体验、思索、提炼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应说还是他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各种复杂环境中获得太多的感受、经过长久酝酿才有的举动——从一定意义上讲，诗人提起笔来作诗其实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行动，“是皆出于不得已者”《韵语阳秋》。

“李白斗酒诗百篇”，这始终被人们传为美谈。但如果李白生活春风得意、一帆风顺，如果他没有受到群小们的排斥、打击，如果不是始终受到压抑在政治上无法出头，不是心中郁积着深沉的悲愤和苦闷，不要说喝“斗酒”写不出“百篇”诗来，就是喝一百斗酒只作一篇诗，恐怕也难！再看看杜甫、韩愈、刘禹锡、李商隐、苏轼、陆游、李清照、文天祥、高启等杰出诗人，哪一个不是命运多舛？谁未饱尝过生活的苦辣辛酸？他们人生道路的坎坷，所经历的重重苦难和种种不幸，无疑为他们的诗歌创作贮存了丰富而深厚的“诗思”；他们都能写出一些受人称赞的佳作来，绝不是偶然的。

一个诗人，倘若“诗思”缺乏，却硬要冥思苦想死撑着作诗，那是吟不出好东西来的。历史上有些“苦吟”诗人，尽管搜尽枯肠，坐困愁城，“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到头来却并没有写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品。其个中原因是非常清楚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些诗人在缺乏“诗思”或者“诗思”不足的时候，宁肯罢笔也不无病呻吟！辛文房《唐才子传》载：崔颢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为而去……”李白是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以他的才情，短时间内作出一首甚至几首诗来是决不成问题的。他为何都敛手？并不是他们被别人已有的丽词震慑住了，最主要的应该还是他对黄鹤楼了解不够，感受不深，胸中没有多少足以形诸诗歌的情思，即缺少“诗思”。既然写作的内在动力不足，与其勉强拼凑，毋宁不作，这就是这位诗坛巨擘高出一般人的地方。

须注意的是，“诗思”并不等于诗歌。要将“诗思”外化为诗，还需要某种触媒的引发。这触媒可以是一轮月一阵风一片云，可以是一朵花一缕香一张叶，可以是江流河海巨浪惊澜，可以是峰峦田园飞禽走兽，也可以是燕舞莺歌欢声笑语……一旦诗人贮存的“诗思”为某种事物所触及、所撞击，他心灵的闸门立即大开，感情的洪流马上汹涌而出，灵感瞬间就袭来，各种长长短短的诗句便争先恐后于笔底淙淙流淌而出，甚至可能出现“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情况。所以，从某种角度看，诗人于何时作出诗来、作出怎样的诗来，又具有不确定性，令人难以预料，作诗乃属“偶然欲书”的活动。明人谢榛道：“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四溟诗话）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无论怎样，这种诗人创作的“偶然性”，还是由必然性所决定的。像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郭沫若写作《凤凰涅槃》、闻一多创作《死水》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如果不是他们心中激荡着一腔爱国主义激情，不是他们日日夜夜把祖国当作恋人看待，那是不可能有这种炽烈的诗篇诞生的。诗人的所有情怀都属“诗思”。倘无“诗思”，再高明的诗人也会束手无策！

有关思念的诗

吴静婉：别思

白居易：长相思

陆游：病思

董嗣杲：泊蕲州城下晚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