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2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816年），刘禹锡创作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被贬谪到更远的播州去当刺史，幸有裴度、柳宗元诸人帮助，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此后，刘禹锡在连州近五年。

元和十四年（819年），刘禹锡因母丧才得以离开连州。长庆元年（821年）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刺史。长庆四年（824年）夏，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

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奉调回洛阳。827年，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从初次被贬到此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

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年）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会昌元年（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刘禹锡晚年到洛阳，与朋友白居易、裴度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生活闲适，和白居易留有《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和卷》，与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对吟唱和佳作。

会昌二年（842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

诗歌内容

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同乐天登栖灵寺塔》，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

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浪淘沙词》《西塞山怀古》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词》二首之一。

作品风格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刘禹锡深信佛教，早年师从的诗僧皎然的著作《诗式》，已经将禅学与诗学联系起来。刘禹锡受到皎然的影响，又通过长期接触禅学和诗歌创造实践，明确认识到“悟不因人，在心而已”的道理，这八个字是刘禹锡对禅学精髓的把握，也成为他的诗论的基础。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越中蔼蔼繁华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

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唯物主义倾向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著作是《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

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也是刘禹锡对有神论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

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可谓见解独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在所写的《天论》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深入下去，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交相胜”，“还相用”。人虽不能干预自然界的职能和规律，但却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

刘禹锡以自然科学为根据，补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观。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刘禹锡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有形的物质实体，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他认为“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空”不能超越物质形体而独立存在。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在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方面，他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动植物和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作用产生的。

他还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宇宙万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无穷地运动发展着的。他据此建立了天人关系学说，指出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万物在生杀、壮健、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遵循强胜弱败的竞争规律；人的职能在于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向自然界谋取人们生活的需用品。刘禹锡提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论》上）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类社会的“治”或“乱”，人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他还以科学知识为根据，宣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

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818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仅剩余30卷。而后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0卷，但仍有遗漏。《刘禹锡集》三十卷，《外集》十卷，集中卷二十六，二十七收乐府两卷。

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

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年）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

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此外，刘禹锡还写了一本医书，名叫《传信方》。

按瞿蜕园的《刘禹锡集笺证》的说法，刘禹锡的名取自《尚书•禹贡》的“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他的字，则似乎采用纬书荒诞之说，《孝经钩命决》云：“命星贯昴，修纪梦接生禹”。

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承召回京，正值春天，游玄都观，满观桃花灿烂如霞，桃树皆为刘禹锡去京后所栽，刘禹锡心生感慨而作诗《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又被妒嫉他的人告发，说他心怀怨望，因此不久他又被任外官，十四年后才又回京都，而玄都观中已一派萧然，再无桃树，只剩下“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于是作《再游玄都观》诗曰：“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是为“前度刘郎”这一成语的由来。

刘禹锡被罢免和州刺史回京，司空李绅仰慕其才学，邀刘禹锡至家，盛宴款待。席间，李绅命歌妓演唱劝酒，刘禹锡乘兴即席赋诗曰：“䰀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绅遂将歌妓赠与刘禹锡，是为“司空见惯”这一成语的由来。也有记载是扬州大司马杜鸿渐与刘禹锡之间的故事。

刘禹锡是洛阳人，为官多年，时人皆道他有宰相之才，只是他仕途不顺，屡屡被贬，且身体羸弱，病痛缠身。

所幸刘禹锡乐观豁达，生活态度积极。他利用闲暇自学医术，久病成医。亲友生了病，他基本上都能治。

他曾被派到岭南当连州(今广东清远)刺史，当地荒凉偏僻、疾病流行，他为民心忧，遂向在广西工作的同事柳宗元寻求偏方。柳宗元把在柳州收集的偏方寄给刘禹锡，刘禹锡推而广之，帮许多百姓摆脱病痛困扰。

此后，刘禹锡搜集各地偏方，编撰了药方书《传信方》，书中收录的药方都经过实践检验，疗效可靠，值得信赖。比如用槐枝丸治痔疮，用大豆、生姜治腹胀等。

由于所录药方药材易得、用法简单、疗效显著，《传信方》备受历代医家推崇，在朝鲜、日本等国也广为流传。元代后此书逐渐失传，所幸部分药方被其他医学典籍引用，保留至今。

刘禹锡晚年长居洛阳，和白居易诗酒唱和，活到了71岁，在古代可谓长寿。他的养生心得是“生疾不必太忧心，三治七养谨而慎”。

元和十年（815年）朝廷发布诏令，将革新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贬出京城，柳宗元被外放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而刘禹锡因写诗讽刺保守派，被贬去更加偏僻的播州(今贵州遵义)。当时的播州特别荒远，而刘禹锡又有八旬老母需要奉养，这使刘禹锡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带老母同去播州，道路崎岖，颠簸数千里，将会九死一生；不带老母去播州，那么母子之别将是永诀。柳宗元听闻后哭着说：“播州不是人居住的地方，何况刘禹锡家里又有老母亲，我不忍心看到好友落此窘境。”出于对刘禹锡的深厚情谊，柳宗元准备冒风险向朝廷上疏，请求以自己的柳州换刘禹锡的播州，并表示即使因此“重得罪，死不恨”。恰好裴度将刘禹锡的情况禀奏皇上，刘禹锡因此而被改任为连州（今广东连阳）刺史。

刘禹锡籍贯争议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河南洛阳，第二种说法是江苏徐州，第三种说法是浙江嘉兴。

刘禹锡的籍贯，他自己说的分明。七十一岁时，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自称：“子刘子，名禹锡，字梦得。其先汉景帝夫人子胜封中山王，溢曰靖，子孙因封为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待，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世为儒而仕，坟墓在洛阳北山，其后地隔不可依，乃葬阳之檀山原……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未应进士，遂及大乱，举足东迁，以违患难。因为东诸侯所用，其后为淅西从事，本府就加盐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墑桥”。很清楚，他的远祖是汉代中山王刘胜之后，其后子孙为中山人，七代祖在北朝时，迁居洛阳，其后世世代代变为洛阳都昌里人。到刘禹锡之父刘绪才因避难东迁。这样看来，中山是刘禹锡郡望，洛阳是其籍贯，应没有问题。而且就在同一年，刘禹锡又在《汝州上后谢宰相状》中说：“忽蒙天恩，稍移迈郡，籍占洛阳，病逝江干，老见乡树。荣感之至，事倍常情。”这是他从苏州刺史调任汝州后写的。文中说，他家在河南，籍贯在洛阳，自不应有误，后来清代修《洛阳县志》，也说刘禹锡是“河南洛阳人”。

白居易称“彭城刘梦得”，《徐州师范学院学报》著文，力辩刘禹锡的籍贯和出生地是彭城而非嘉兴。主要理由有：一，刘禹锡“联墙住”，不是“联墙生”，曾“住”嘉兴。并不能推定他就“生”在嘉兴。二。刘禹锡、裴度二人“踏芳”、同钓，至少已十几岁。刘生于七七二年，“踏芳”同钓当在七八三年左右，而此时上距刘绪天宝末东迁已近三十年。三十年间刘绪不一定长期定居嘉兴。

刘禹锡可能是生长在外地而后避地或求学才客居嘉兴。他的诗文中常说“少为江南客”，这证明刘禹锡少年在江南是“作客”，而不是以江南为家乡。三、刘禹锡曾自称“我本山东人”，“山东一书生”。唐代山东，指太行山之东，淮河之北，嘉兴在江南，显然不对，而刘禹锡的郡望中山，正在“山东”，彭城也在“山东”，彭城当是刘的籍贯。四，据作者考证，刘绪东迁后作官，是在761—769年间。他与卢氏结婚当在此间，七十二年生刘禹锡很可能就在彭城，这样，彭城也是刘禹锡的出生地。

1963年卞孝萱先生发表《刘禹锡年谱》，认为刘禹锡籍贯是洛阳，而不是彭城，同时提出两种新说：一说刘禹锡是匈奴族后裔，冒充汉中山王刘胜之后：二说刘禹锡出生在苏州嘉兴县，理由是：刘禹锡《自传》说的“七代祖亮”，是北魏的刘亮，据卞孝萱考证，刘亮是“加入洛阳籍的匈奴”人。

刘禹锡故居自宋代以来，明代、清代都对陋室进行过扩建和重建。1986年，陋室由安徽省、和县拨款修葺。同年，陋室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5多亩。2008年，安徽和县斥资千万元改造刘禹锡陋室铭故居。

刘禹锡纪念馆坐落在连州中学燕喜山，飞檐斗拱，采用朱红色的支柱，无不透露出中国古典式宫廷建筑风格，显得古色古香。古朴雄伟的纪念馆经精心布展后显得魅力四射：灯光、壁画、诗词、铜像等场景的搭配，烘托出一种丰富多彩的历史厚重感。

一代诗豪刘禹锡死后，被葬在了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郑州荥阳市政府在刘禹锡墓的基础上，耗巨资建设了占地280多亩的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刘禹锡公园，并免费向市民开放。 刘禹锡墓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东二十里铺乡（今豫龙镇）狼窝刘村南高地上，古称檀山。墓北距郑州至上街公路约70米，坐北面南，有圆形土冢，冢高约7.5米，周长约20米。据民国《荥阳县志》载：“刘禹锡墓在檀山。”

《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印小天饰演刘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