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鲁迅、周作人、川岛、刘半农、章衣萍、林语堂、钱玄同、江绍原、韩侍桁、杨骚、陈学昭等

语丝社倡导“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实际上继承了《新青年》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和鞭挞社会丑恶与黑暗的精神传统。在思想、文化及政治各条战线上,语丝社与“现代评论派”、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新军阀及社会上的各种新与旧的黑暗势力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要认识语丝社，首先得认识《晨报副刊》，《晨报副刊》是新文学运动早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出版于北京的《晨报》原名《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副刊》是《晨报》的副刊，它于1921年10月12日正式出版。孙伏园任《晨报副刊》总编辑的时候，得到了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顾颉刚等人的大力支持。到1924年，《晨报》总编辑由刘勉己取代了蒲伯英，他对孙伏园编辑的副刊极为不满意，决定进行改革，将已经确定好文章的刊物中鲁迅的作品《我的失恋》取掉。孙伏园辞职，而又决定在报刊事业上有所发展，并企图通过创建另一个刊物来“报复”《晨报》，尽管语丝社的成立有着更有广阔和复杂的政治时事及思想上的背景，但这次“抽稿风波”成了《语丝》出现的直接催化剂。

同时，我们要认识语丝社，还得了另一个文学社团：新潮社。语丝社的筹备会上，除章小川外，都是新潮社的重要成员。《新潮》是由北京大学学生所办的刊物，它呼应《新青年》反对封建思想，倡导民主科学的立场，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鲁迅主张将《新潮》不要办成一个纯学术的刊物，而是应将重点放在对于中国腐朽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的批判上。

在新潮社中，周作人更一度担任主任编辑，另一个原因是《语丝》社在当时没有自己的出版与发行基地，所行的工作都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进行。

在认识语丝社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容忽视的要了解一个出版机构：北新书局。北新书局是由新潮社转化而来。这种转变显得很自然。在后期，新潮社相当于一个出版机构了。由于李小峰大学毕业后专注于这一块事业，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北新书局的老板，其它社员也默认了这个老板的身份。

在北新书局创办初期，鲁迅给予了李小峰许多帮助。除了经济上的帮助外，还在装帧等方面给予了指点。并亲自参加到其中。鲁迅后来与李小峰及北新书局保持了十年多的关系，直到生命的结束。

北新书局成立之后，《语丝》的印刷，发行等事务性的工作，就全部交由李小峰经管。北新书局后来移到上海，在上海期间，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合作，并不只限于《语丝》周刊。鲁迅与郁达夫一起为北新书局主持了另外一种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刊物《奔流》，并长期为《北新》半月刊提供译稿。但北新书局与鲁迅关系中不和谐在鲁迅定居上海不久即出现了。1927年，李小峰和孙伏园因为经济问题发生纠纷。鲁迅在致章川岛的信中有所提及，在1928年9月致章川岛的信中，鲁迅再次表示了对李小峰的不满。最后发展到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语丝》是一个没有严格组织程序的文学团体。周作人虽然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而实际上在语丝社中行使着主编的权利，说明周作人在语丝社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地位。可鲁迅在这个时期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不在周作人之下，可为什么行使主编之权的不是鲁迅而是周作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语丝社的基本班底都是原新潮社的成员，而周作人曾经担任过新潮社的主编；二是语丝社由孙伏园提议，在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中，孙伏园倾向于周作人。三是鲁迅没有出席过语丝社的一些会议，与社员之间的联系较少；四是当时鲁迅是教育部职员，作为政府官员，不宜参加民间社团。综合而定，自然在北京时期的语丝社主编是周作人。鲁迅虽然没有担任主编，仍是核心人物。他对于《语丝》编辑方针，会通过其他几位主要社员进行传递到周作人那里，并对于出版，印刷，发生都提出了自己具体的意见。

语丝社和新潮社还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新潮社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成立且为之呼应并摇旗呐喊的文学社团，而《语丝》更是《新青年》的继承，它前期在批判封建思想陈旧观念腐朽文化方面不遗余力，它以几条战线上同时和社会黑暗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得它在2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发生的作用几乎不亚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

《语丝》杂志出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出版了另一份杂志《现代评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在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希望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观念来改变中国社会。

在《语丝》中，周作人和鲁迅起了极大的作用，两兄弟的关系破裂于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历来有种种说法，分析和猜测。两人的关系成了“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但1924年下半年到1926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两者却因为《语丝》连在了一起。尽管两人从来不见面，写起文章与旁人作笔斗的时候却是一个鼻孔出气。但鲁迅攻击徐志摩和陈源等人时，笔尖带刺，从不会给他们留情面，相对来说，周作人平和一些。他与徐志摩的关系一直不错，并且进行过相互约稿。在《现代评论》杂志创办之后，还参加了这个杂志组织的聚会。在《现代评论》中与陈西滢的“叫局事件”中却表现的相当激烈。徐志摩，胡适的劝解均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周氏兄弟的配合作战，还有一个例证：就是当狂飙社的高长虹与鲁迅发生冲突并对鲁迅进行攻击的时候，周作人主动出来用文章攻击了高长虹。

鲁迅一生坚持思想的独立和自由，从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和党派，也不轻信任何新潮的学说观念，思考问题总是从“本心”出发，“依自不依他”，“怀疑主义”的立场一直坚持到革命的最后一息。

周作人也是一生强调“个人”的首要性，他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智者”的形象，也正由于他的“怀疑与否定一切”以及“无所崇信”。有人说周作人是“复古派”的，这是不正确的。他要“复”和“古”是“禁欲与纵欲的调和”，不过是他的灵魂空处贵族趣味的投影而已。但在周作人的世界里，并不是只有贵族趣味，也有平民精神，而且在他的意识里这是两种可以并行不悖的东西。周作人宣布要取消“文学家”的招牌，他显然不是要去当思想家，更不是要去当改革家和革命家。他不做“文学家”，而是要去做“文章家”。

周作人的办刊思想是：他既要“反抗”也讲“趣味”，他在“批评文明”与“批评社会”的同时也不会忘了“生活的艺术”。编辑时更不因读者而改变。全部《语丝》的历史中，当属于周作人任主编时期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最大。凡属于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几篇相关的评论文章。

周作人担任主编的另一成就是举荐和培养了作家废名，因为废名加入，《语丝》的文学性加强，废名是较“纯粹”的文学家，后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

1927年10月，《语丝》被奉系军阀查封，《语丝》的编辑从北京转向上海。同北京版《语丝》相比，上海版《语丝》给人的感觉是一份更接近文学的刊物。这个时期，推荐出不少新人。

从第五卷开始，《语丝》由柔石作主编，这当然全靠鲁迅的的大力推荐。作为一份名声已经在外的老杂志，它过去的宗旨，风格和编辑思路肯定会对他造成影响和制约。这当中除了惯性的延续，柔石对于鲁迅的敬重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体现柔石“学术性”的还有翻译文章。

《语丝》的“杂感”与“美文”，是精神自主的个人所呈现出的心灵世界的不同方面。“杂感”更多地关注社会，而“美文”则带着更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信息，但思想的自由和判断的独立则是共同的。语丝社作家对于自身的定位是人文学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意地与“黑狗咬黄狗”的政治保持距离，也与“纯粹”学术保持距离。

鲁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不相同，后来更有种种变化．语丝社自1924年在北京创刊，到1930年3月于上海出版最后一期，共出260期，前后经历五年多，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最终因为编辑中心的转变，主编的变化而走向了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