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为浙江美术家协会顾问，浙江书法协会誉理事，西泠印社社员，浙江省篆刻研究会顾问，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州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州书画院院长。

谭先生，名钧，字建丞，号澄园，1898年5月26日生在浙江湖州马军巷一座叫春晖堂的老房子里。家学渊源的谭建丞4岁进私塾求学，接受启蒙教育，并临习书法和绘画作品。清末新式学堂兴起，谭先生进绉业小学和湖州府中学堂就读。在湖州府中学堂求学时，与文学巨匠茅盾同学。14岁那年，谭先生由其大伯父引导去见在上海的一代书画大师吴昌硕。吴昌硕让谭先生握笔试画，结果谭先生接过吴昌硕手中的笔，放到小钵里蘸了蘸水，又往砚台舔了舔墨，不假思索就完成了一幅玉兰图，深得吴昌硕大师的激赏，认为“小子不用干笔头作画，又蘸水又蘸墨，用笔湿润，日后必定成为大家。”16岁那年，谭建丞先生正式拜师湖州书法名家宋勉成学习书法，同时为湖州珠联室笔扇庄书写对联，从而结识李叔同、丁紫卿、戚纪唐等。中学毕业后，谭建丞先生考取东南大学文学系，并获文学学士学位，曾受到近代实业家张謇的指教。1922年，25岁的谭建丞东渡日本，经日本著名画家桥本关雪的介绍，成为东京美术专科学校的研究生。1929年谭建丞考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获法学学士学位和律师资格。

抗战期间，谭先生流寓上海，供职于湖州菱湖金融家唐伯耆办的振业银行。期间，谭建丞仍一直致力于书法绘画的创作和研究，与邓散木、赵叔孺、黄葆戍、张葱玉等金石名家交往密切，艺术上取精用宏，日臻完善。 　建国初，谭建丞在杭州市工商局工作，工余与黄宾虹、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余任天等谈书研艺，西子湖畔留下了他颀长的身影。但1954年谭建丞遭人告发“里通海外”，而被解职回到故里湖州。从此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谭先生长期蒙受苦难，过着底层贫苦的生活，但他对艺术的孜孜追求，始终不改。

1957年，一心向艺术的60岁的谭先生以花甲之年拜大他16岁的张宗祥为师，民间一时传为佳话。“文革”十年中，谭先生的生活跌入深渊，被罗列了一大堆如“历史反革命、右派、敌伪分子、CC派头子的秘书”等罪名，挂牌游街、批斗，清晨扫马路，晚上写交代，过着非人的生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历史才还谭先生一个公道，洗去强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他在艺术上也重新焕发出青春，篆刻、书法、绘画、诗词都达到从心所欲不愈矩的地步。1980年，当代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为谭建丞先生题词：“江南书画第一擘”，给予高度评价。

后人曾这样评价晚年的谭先生：“谭老平日陈书缀卷，置酒抚琴，居备勤俭，躬兼劳辛，晨烟临课，暮霭挑灯，酷暑‘挥汗’，严冬‘呵冻’，评品山水人物，鉴别金石彝铭，闲吟得句，采辑诗文。时而捧砚席而笔走龙蛇，意欲所到与意所不及，全不暇顾，如鱼相忘于江湖，乐而不知老之所至。诚哉斯艺，进乎道也。”确是写出了谭先生的坦荡心情和卓越艺境。1995年5月他百岁生日时艺术界和当地政府为他举办了“谭建丞先生诗书画印学术研讨会暨谭建丞先生百岁华诞庆贺会”，刘海粟、刘开渠、王朝闻等艺术大师联名庆贺，称颂谭先生是“乌程耆宿，光耀吴越”。12月8日，经历百年的历史苦难沧桑，90高龄加入中共的新党员，与书画缠绵近一个世纪的谭先生与世长辞。据说，谭先生临终前亲自修改讣告，专门关照家里人，不惊扰亲朋好友，待火化后将骨灰撒在他故乡湖州的道场山上，书画精品和一生积蓄钱款赠与浙江省文史馆、西泠印社、湖州博物馆等单位。

抗战时期，旅居上海，曾参加抗日后援会工作。又与同里吴东迈(缶老之子)、沈迈士、庞左玉、汪德祖等创办清远艺社，志含救亡图存。清远之名，出于苏东坡赞美湖州之诗句“山水清远地”。他曾画一疯僧图，上题一诗：“昔日扫秦今未扫，看他冰山自家倒。八功德水蒲葵风，先与世人洗烦恼。”后被汉奸向日军告密：以汪伪为秦桧，冰山为日军。幸亏先得消息而挟画远遁，才得免祸。此画今存湖州博物馆。

谭老的事略，早在《墨林挹秀录》有传。《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谭建丞(现代)自署书画老人，浙江吴兴人。善山水、人物，尤工佛像。书法苍古奇劲。惟高自位置，平日不轻为人作。”

谭建丞的书法厚重端凝，颇具风格。自认为篆、隶两体不若楷、行。早年，他的书法颇得同里书家宋冕成之教导。宋氏认为：

学书者须先从颜鲁公人手，使骨肉凝固，然后继之以二王，使神流韵活。说来也巧，此三人均曾在湖州留有德政、遗爱在人间，故湖州人倍加敬爱。我曾问他：“赵孟頫有印曰‘吴兴’，何以宋老与您不学赵体?”他笑答：“艺术界向重人品，老前辈勉励后学往往先从敦品进言。”这句话，表面上似答非所问，实具深意焉。

据《谭建丞先生与书法》(石风、袁道厚撰)：“初人门者应做到：掌虚指实，心正笔直，持之以恒，先死后活。”又称“作书极讲究墨韵，强调羊毫笔使用时须‘饮墨如贪，吐墨如吝’。认为用笔要软，笔软才能遒劲；醮墨要饱，墨饱才能丰腴。因此，先生每每作书，即在笔酣墨饱时，以迅疾的笔势和遒劲的笔力，再加上中锋行笔时副毫与纸面的摩擦，产生一种润而厚、涩而实之笔，从而使人感受到‘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的墨韵之美。”谭老的画可谓无所不能，诸如花卉、翎毛、草虫、瓜果、山水、人物、仕女、佛像等，无一不佳。花鸟设色清丽而不俗艳，笔致沉重中见流畅。所作山水，直如王摩洁所称“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平造化”。

人物画则兼工带写，须眉毕具。文革期间，无所事事，每日到公园坐坐，对架上葡萄观察得比较细。又从农科院友人处得见《葡萄品种》一书，始知我国葡萄有百余种，果色红、蓝、黑、白、黄均有，叶型亦多变化。于是，乃放胆画各种不同之葡萄，逐有“谭葡萄”之称。85岁以后，改为多画松石，故颜所居为“松石延年之室”。

世人论谭老多推书画，他自己每称对篆刻用功最勤。在《澄园印存》卷首有《自述》一篇：“回忆童年好嬉，往往取硬年糕切为印，搏泥巴以为钮。稍长，则交游者多金石家……抗战中蛰居海上，则交游者若赵叔孺、黄葆戊、张葱玉、吴东迈等，眼界日扩。中与邓君粪翁为最契，喜其刻画大气磅礴，殆亦性之所近乎。”综观《澄园印存》之印，果多缶庐与粪翁气韵，沉雄朴厚，自成一家。故《自述》所言“盖余一生只知所好者好之，绝不知分宗论派也。”

谭老向来认为从艺更当注重文学修养，否则终不出匠人范畴。他的金石书画都每泛出书卷气，也正显示其“满腹诗书气自华”的胸襟。

谭老又是个金石家、鉴赏家。我与谭老论交，就是从古砖瓦的研究开端的。文革中期，我出了一本《瓦当印谱》，意犹未尽，又开始研究古砖，拟他日出《砖甓印谱》以为姊妹篇。偶从陈左夫先生处见到一箱砖拓，大半曾经谭老题跋，论析十分精彩。遂请陈氏介绍，专程赴湖州拜访谭老。蒙他厚爱，受益良多。当年景况，至今历历在目。

谭老晚年，受到海内外交相赞誉，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及篆刻研究会顾问，西泠印社社员，浙江省文史馆名誉馆员，湖州书画院院长，英士书画社社长，诗词学会会长。

被称为20世纪中国画领域中艺擅四绝的最后一位大师谭建丞先生诞辰110周年即将来临时，忽然发现时间过得真快，谭先生仙逝也已十多年！但谭先生生前那种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待人和蔼的态度和艺术上卓越的大家风度，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代表作品有《冰壶洞写景》《蔬果》《达摩造像》《山居图》《丈四花卉》（为中央文史馆收藏）《八尺山水》（为君陶艺术院收藏）等。工书法，精篆刻，善诗文。书画论著有《怎样画葡萄》《澄园写石》《建丞画选》《建丞画选》《建丞印存》《澄园诗草》《春晖小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