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西山地质调查的同时，谭锡畴还调查了河北房山、宣化玉带山等处的煤田。1918年秋，龙烟铁矿准备开发，农商部聘请矿业顾问J．G．安特生（Andersson）负责调查设计。安特生邀请地质调查所谭锡畴、朱庭祜协助。调查了宣化、涿鹿、怀来三县地质，测制比例尺为1：10万的地质图，并写了《直隶宣化涿鹿怀来等县地质矿产》一文。1919年，谭锡畴又随安特生去山东，调查了金岭镇铁矿、章邱煤矿、淄博煤矿及历城、章邱铁矿。1922年底，他们又一次去山东，调查蒙阴、新泰、莱芜一带中生代及新生代地层，并发现和采集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恐龙、鱼类、昆虫、叶肢介和植物化石。事后曾著《山东蒙阴、莱芜等县的古生代以后的地层》一文，纠正早年德、美地质学家的错误，为中国白垩纪地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23年，谭锡畴曾去东北调查黑龙江汤原县鹤岗煤田地质及热河朝阳县北票煤田地质；稍后，又调查了辽宁黑山八道壕煤田地质。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1：100万地质图——北京济南幅的编制工作。编制此图时，他用鸡公车（独轮车）装上行李及工作用品，成年累月地在乡间小道上来来去去，认真收集、核对有关资料，再经过仔细的整理、编绘，终于1924年编制完成。这是全国第一幅《1：100万地质图》，他为编制这套图提供了样板，树立了楷模，是中国地质调查史上的一件大事。

谭锡畴在工作上做出一些成绩之后，地质调查所的领导便决定进一步培养他，送他去美国留学。和谢家荣、朱庭祜一样，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学习，原因是这个大学地质系系主任C．K．利斯（Leith）和丁文江是好朋友，去那里学习，许多方面都能得到照顾。谭锡畴在这个学校里刻苦地攻读了2年，学习期间曾参加美国1∶60万区域地质测量和填图工作，并利用这个机会，搜集了大量资料。1926年，他完成了题为《岩石裂痕构造及其它相似构造之研究》的学位论文。在通过答辩取得了理学硕士的学位后，他又从威斯康星大学转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续学习，并于1927年获得了该校地质学硕士的学位。

1928年初，谭锡畴离美回国，仍然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这年秋，他与王恒升一起去东北进行考察。主要工作地区在黑龙江，重点调查了布西、嫩江、克山诸县煤田地质。事后曾发表《黑龙江省嫩江流域之地质》一文，并指出找到煤田的希望不在嫩江平原，而在松花江流域。

1929年秋，谭锡畴和李春昱一起去西南，对四川、西康作大规模的区域地质调查。这次调查属于丁文江所领导的西南地质大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和丁文江、王曰伦、曾世英一起从北平出发，到武汉改乘轮船溯江而上，过三峡到重庆，再换乘汽车到成都；然后由成都经清溪、小相岭而入西昌，再到康定，向西经雅江、理塘、瞻化（新龙）、甘孜、炉霍、道孚、乾宁、丹巴、懋功（小金），然后又回康定，南下九龙。回成都后，又经灌县、汶川、茂县（当时驻花汶）、理番（理县）、松潘、平武、北川、安县、绵阳而折返成都。以后又向东去威远、自贡、乐山、宜宾、泸州、重庆。此次考察，行程上万里，历时2年多，作1：20万路线地质图30余幅。他们是最早进入这一地区的中国地质学家，是我国最早穿过大巴山并对其地质构造进行研究的地质学家。

在西南地区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当时在那个地区，不但没有地形图，连地理底图都没有可靠的经纬度。他们在进行地质调查的同时，还得兼做地理测量、地形测量等一系列工作。为了测量经纬度，他们按照丁文江的设想，带上一部无线电收音机，晴天晚上测量星斗，计算当地时间；再用收音机收听天文台报出的标准时间，然后用两地的时间差来算出当地的经纬度。

在西南，当时治安条件也很差。他们的工作刚刚开始，就获悉赵亚曾在云南昭通被匪徒杀害的消息。地质调查所专门发来电报，叮嘱他们一路上要倍加小心，注意安全。2年中他们在荒郊野外遇到的艰险不知道有多少次，而通过这次考察所得到的收获，也十分可观。回到北平以后，经过认真分析整理，和李春昱一起先后发表的论著，有《西康东部地质矿产志略》、《四川峨嵋山地质》、《四川石油概论》、《四川盐业概论》等多种。这些论著，都是研究这个地区的开创性文献，直至1959年，地质出版社出版了《四川西康地质矿产志》的文字部分，说明他们当年的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1931年，北平研究院成立地质研究所，谭锡畴兼任该所研究员，直至1936年。在地质调查所，他是野外工作做得最多的人之一。他业务上不保守，对年轻人始终抱热情帮助的态度。年轻人提出问题，他从不摆老资格，总是平等相待，民主讨论。在讨论中发现自己有了错，也不遮遮盖盖。这一点，曾经和他一起外出作过调查的王恒升、李春昱，都有深切的感受。像李春昱和谭锡畴一起去西南调查时，离开大学才3年，而谭锡畴从地质调查所毕业已经15年了，还曾出国留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对野外工作已有丰富的经验。尽管两个人的业务水平差了一大截，李春昱也十分尊重这位长者，谭对李提出的意见也总是认真倾听。如他们在自流井调查时，见到两层石灰岩，最初谭锡畴认为是上下不同的两层；后来李春昱仔细观察，发现岩性、化石、厚度几乎完全一致，便提出是断层错动使同一层石灰岩错开成了两层的见解，经他们向两边追索，果然发现了断层的证据。谭锡畴尊重客观事实，放弃了自己最初的看法，同意了李春昱的结论。

谭锡畴在从事教学工作以后，仍然陆续地做了一些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工作。抗战初期，他曾在湖南资兴煤矿进行地质调查，并在黄汲清、张兆瑾、路兆洽等地质学家做过调查的基础上，谭锡畴更加具体、更加细致地进一步深钻，煤田储量有所增加。他还一度担任资兴煤矿的矿长，直接从事煤矿的经营管理工作；1938年他到云南以后，一边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一边应地方政府之请，主持宣威煤矿的勘探和开采工作；1939—1940年，又兼任云南易门铁矿局局长。在他主持易门铁矿局期间，曾先后邀请西南联合大学教师王嘉荫、郭文魁，地质调查所技师王曰伦、边兆祥等前去进行地质勘查，进一步查明该矿的地质特征及矿产储量。由于他经营得法，这个铁矿的产量年年上升，不但缓和了战时后方缺铁的矛盾，而且通过实践总结，写出了《易门铁矿地质探矿暨地球物理探勘工作概况》、《云南易门安宁禄丰主要铁矿矿床述要》以及《云南矿产概况及其在全国所占之地位》等许多篇有价值的论文和专著《世界工业矿产概论》。

1933年谭锡畴离开地质调查所之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地质教育方面。任教的学校，抗战以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抗战爆发以后，他随北京大学辗转内迁到了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迁回北平，谭锡畴则接受昆明师范学院的聘请，就任该校博物系主任，同时兼任云南大学矿冶系教授。他所讲授的课程，有地质学、矿床学、地史学、构造地质学、沉积学等，所编讲义材料非常丰富。为了搞好教学工作，凡国内外新出版的地质学和其它有关书刊，他都认真阅读，在学校图书馆里借不到的就自己出钱购买。他每个月所得的工资，用于买书的往往超过一半。

谭锡畴从事教学，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也从不放松。除了课堂讲授，还经常带领学生到野外实地考察。考察过程中，学生们所提出的问题他能回答的当场就回答；一时回答不了的就等查了书以后再回答，或者老实承认自己还回答不了，从来不马马虎虎，不懂装懂。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有一次由他领队去昆阳实习，见某处地层混乱不易确定，学生问他时，他就说“不敢确定”。对昆阳的红色板岩，为了确定其时代，他们努力寻找化石，足足费了2个小时，也无所获；后来到了安宁，见到上覆岩层震旦纪灰岩，才知道昆阳板岩是属于不含有化石的前震旦纪（即今之昆阳群）。他对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更是全力以赴，一丝不苟。“严师出高徒”，经他培养的学生，如卢衍豪、叶连俊、郭文魁、穆恩之、郝诒纯、马杏垣、顾知微等，以后都成为我国地质界的骨干，现均为中国科学院地学学部委员（院士）。

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初，他被任命为云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不久又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地质调查所第二地质调查队队长，负责云南地区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及地质队伍的组建。同年11月份，以李四光为主任委员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谭锡畴是这个委员会的21名委员之一。他欣然进京参加成立大会。会上大家认真讨论了建国初期地质工作的计划和任务，决定在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矿产地质勘探局，谭锡畴被任命为矿产地质勘探局局长。局下设有经济地质、工程地质、物理探矿、钻探、化验、测量等部门。在新的任务面前，谭锡畴不怕困难，不辞劳苦，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常对人说：“做一个正确的领导者，必须有三要：一要认识群众的智慧和能力；二要大胆地放手信任群众；三要自己有度量。”他担任领导以后，工作所以能够顺利开展，关键的一条是取得了群众的支持。

1952年夏，谭锡畴得了肾癌。在住院治疗期间，一心想为祖国地质矿产事业作出更多贡献的谭锡畴，仍念念不忘祖国地质矿产勘探事业的进展。当他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以后，曾伤心地说：“中国地质事业的任务繁重，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但我身体多病，恐怕不能起多少作用了。”1952年6月4日，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享年才60岁。

谭锡畴，作为我国早期的地质学家之一，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留给我们的遗产也十分丰富。因此，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数十年，地质学界的同仁们依然深深地怀念着他。

(作者：王仰之)

1913年 毕业于保定中学，随后考入农商部地质研究所。

1916年7月 毕业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分配到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

1926年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取得理学硕士学位。

1927年 转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获得该校地质学硕士学位。

1928年 从美国回来，仍在地质调查所工作。

1931—1936年 兼任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1933—1937年 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

1937年 赴湖南资兴煤矿工作，一度担任矿长。

1938年 在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1940年 兼任云南易门铁矿局局长。

1945年 任昆明师范学院博物系主任，并兼任云南大学矿冶系教授。

1950年 任西南地质调查所第二地质调查队队长，负责云南地区地质矿产勘测工作。

1950年11月 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和矿产地质勘探局局长。

1952年6月4日 因患肾癌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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