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该成果研究的重点是战国秦汉间以儒学和经学为主的文化构建，因此首先面临着确定谶纬文献在儒学与经学中的地位。成果对谶纬与汉代经学，特别是与齐学的密切关系做出了论证，指出谶纬是汉唐经学的组成部分，因此与宋明儒学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宋明理学在摒弃汉唐经学的同时，对谶纬做出了学理上的重大摧毁，使得谶纬思想成了知识的碎片，失去了活力。而清代汉学兴起，对谶纬进行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开始整理谶纬的文献面貌与思想源流，继之而起的今文学派又试图复活谶纬的思想精神。成果全面地描述了谶纬在儒学史中的境遇与面貌，描述了传统学术对谶纬的研究过程。

新天道与新占术

该成果以现存谶纬中较为完备的《易纬》为研究文本，推阐汉代新天道观的构建过程。成果认为，至战国秦汉之际，道家提出的“道”已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发展为有体系的新天道观，成为构建统一郡县制帝国政治文化的根据。在此天道观中，包含了一套以天文律历等天学理论为基本演算方式的占术，用以占测天道，操纵人事。而以传授古代典籍为学派特征的儒学，也试图用新的天道观补充和改造旧典，实现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转化。其中对《易经》的改造是较为典型的。在战国秦汉之际，诸多《易传》皆显示了对新天道的吸收和对旧筮法的扬弃，将占筮之书改造为圣人经世大业的经典。而两汉孟京易学和《易纬》则实现了新占术的建构，使易学中的新天道有了新占术，充分发挥了易学对现实的操纵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内在化、理性化、逻辑化，使儒家的易学成为演算新天道的权威语言。成果的另一学术成就是详细剖析了《易纬》的文本，对其中的诸多占术进行了还原与描述。进一步揭示了汉代易学的特征以及他们与战国秦汉间《易大传》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纠正了过去学界简单贬低汉代易学的观念。

谶纬文献中的天道圣统

成果研究了汉代新历史观念的构建过程。认为，春秋以后，周天子的小宗诸侯和异姓诸侯甚至边缘民族纷纷崛起称霸，以周天子祖先血缘崇拜和宗法制度为根据的周代封建王国制度开始分化，加之新天道观的出现，对具有超越意义的圣人的崇拜愈加深厚。先秦诸子的圣人观虽有出入，但皆以圣人与天道相通，他们的圣人谱系也大致相同。这便为新的郡县制统一国家提供了天道与历史的依据。在战国秦汉之际，圣统的思想构建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以旧的宗法文化为根据，构建诸多氏族皆出于黄帝的宗法谱系，可称为宗法圣统。二是按照阴阳五行、占星术等新天道观来推演人类的历史与圣统，以新天道、新天命来论证人间的圣王，可称为天道圣统。后一种倾向成为战国秦汉间的主潮，为郡县制帝国的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被秦汉帝国所采纳。但是，由于秦帝国只承认圣人与天道的关系，否定圣统，否定传统文化，其圣人信仰构建便不得成功。汉帝国则主张绍休圣绪，以传统文化立国，在天道圣统的传承次序中又逐渐采纳了五行相生的模式，放弃了开始采用的五行相胜的模式，强调文化与政治权力的承继性，强调秩序与和谐，因此成功地构建了完整的圣统崇拜，发挥了国家信仰的作用。谶纬文献正是天道圣统集大成的表述形式。成果对诸多谶纬文献进行了梳理，排列了谶纬文献中皇、帝、王的圣统体系，揭示了其中贯穿的五行与三统两套顺序及其各自所包含的特殊意义，昭显了汉代儒学进行文化建构的历程。通过对天道圣统的阐释，成果一方面吸收了古史辨派的史观，一方面纠正了学界关于汉代今文经学相信谶纬，古文经学不信谶纬的观点。认为古文经学也信谶纬，但他们在汉帝国立国累世之后，采用宗法圣统来补充、修正天道圣统，使之更加稳固，更具有伦理与道德的根据。

谶纬学说与汉代道德构建的完成

该成果从汉代，特别是与齐学有关的《孝经》学渐渐兴盛，成为汉代经学重要典籍的角度出发，发现《孝经纬》在谶纬文献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进而阐述汉代《孝经》学的发展及其与秦汉郡县制国家鼓励孝道，稳固小农经济的关系。继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了孝道何以在宗法封建王国的文化中成为最高道德标准和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而当封建宗法礼乐文化崩溃之后，诸子百家对传统道德尽管采取了重新解释、否定、或是重新建构的态度，但大都不反对孝道，并仍将孝道作为基本道德。战国秦汉间的儒家，在积极吸收道、墨、法家道德观的基础上，赋予新天道以伦理内涵，赋予人以宇宙的禀性，建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在这一建构中，董仲舒提出的人元与天元合一的观点为人文、人性找到了天道的根据，并且将阐述天道的语言改造为儒家《春秋》学的语言。如此，新天道与新道德体系合而为一，与“天元（道）－阴阳－五行”的天道体系对应，道德体系呈现出“孝（忠）－仁义－五德”的状态。孝道在摆脱了封建宗法文化之后，在郡县制的帝国道德体系中仍是本位道德。汉儒的道德构建由于过分强调外在规范性与神圣性，忽视了道德的主体性、自觉意识与反省意识，因而儒学在西汉末至东汉时期也进行了一些修正性的建设。

谶纬文献中的河洛、郊祀与封禅

该成果推阐了战国秦汉间新国家神话与祀典的建构历程。随着三代以来的族邦国家和以周礼为代表的宗法封建文化的解体，战国秦汉时期，新的郡县制统一国家形态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天道观、新历史观和文化制度也在同步构建之中。国家神话和国家祀典的构建是新政治根据和新文化信仰的标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帝王接受天命的神话以及与之配合的祀典。成果考察了谶纬文献中的河洛神话，发现这一有体系的神话昭示了按照新天道运转次序而设置的圣人接受天命的过程，其接受方式是河出图、洛出书，其中又糅合了其他形态的受命神话。成果指出，河洛神起源于华夏诸族对黄河的崇拜，宝玉形态的河图与洛书在不同的时期由上天传授给不同的圣王，反映了远古玉器（新石器文化的颠峰状态）时代权力的拥有与转移形式。同时，河、洛神话还包含着一个文化神话，即《河图》和《洛书》是《易》象与《尚书·洪范》五行的先天根据。在战国秦汉间，天命更迭频繁，出现了帛书形态的《河图》与《洛书》，这便是谶纬的早期形式。因此，河洛提供了新的国家信仰和祀典中帝王接受天命的神话。至于郊祀，则是周王朝的最高国家祀典，建立在祖先崇拜的信仰基础之上。春秋以降，郊祀这一周天子的特权受到诸侯们的僭越与挑战。同时，秦、齐、楚等异姓强国也在尝试按照新天道的理念建构新型的郊祀典礼。秦国的雍祀、齐国的太一之祀和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国郊祀皆是同一理念下的不同形式。汉承秦制，接受了雍祀，但至汉武帝时又吸收了齐国的太一之祀，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至宣、元以后，儒学又在新的天道信仰中转化了周礼中的郊祀内含，使新型国家信仰和祀典带上了传统文化的色彩。至于封禅，则是齐国在争霸过程中构拟的最盛大的致太平和告天典礼。秦始皇、汉武帝和光武帝不断地构建这一盛典，在其中融入各自的国家信仰形态与郊祀典礼。但由于传统的儒学与封禅文化关系不深，故秦皇、汉武的构建均不够完美。由于董仲舒与倪宽等齐学人物对封禅的积极阐释，加之谶纬对封禅神话的营造以及其中河洛神话与封禅文化的合流，使得光武帝的封禅得以成功，标志着战国秦汉间新国家信仰与祀典构建的完成。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汉代似乎一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而在汉代思想研究中，人们除了关注董仲舒、王充等这些大思想家以外，对其余的思想关注似乎很少。纬书思想就是人们较少关注的汉代重要思想之一。

建国以后，除了一些通史对纬书稍作介绍以外，作为专门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一直都很少。而多数研究都从否定的方面来评价它，认为它是封建糟粕，无甚价值。①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才开始比较客观而公正地研究纬书，出版了一些专著，如钟肇鹏的《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李中华的《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新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冷德熙的《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钟、李二书主要从宏观上对纬书思想进行分析，而冷书则是从神话学方面对纬书进行研究。实际上，台湾和日本对纬书思想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了大陆，如台湾陈盘对纬书题目解释的研究和日本安居香山对纬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均被国内外所公认。②

徐兴无的《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可以说是近年来研究纬书思想的一部力作。作者自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开始以纬书为研究题目，其博士论文《论谶纬文献中的天道圣统》在当时即受到较高的评价。其毕业以后，又对纬书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这部著作即是其成果之一。

本书作者从谶纬与汉代文化构建这个角度入手，分析了谶纬在汉代文化构建中的作用。全书总共六章：《谶纬文献的价值》、《谶纬与经学》、《新天道与新占术》、《谶纬文献中的天道圣统》、《谶纬学说与汉代道德构建的完成》和《谶纬文献中的“河洛”、“郊祀”与“封禅”》。

作者首先分析了谶纬在汉代文化中的地位及源流，认为谶纬不但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政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莽、刘秀等人在当时都利用谶纬来论证其政治之合法性，刘秀做了皇帝以后，还曾“宣布图谶于天下”以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日本安居香山曾说：“汉代思想是纬书”，并认为“正是在以纬书为中心的神秘思想流行的时代，道教才得以形成。”③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大纬书思想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纬书的确对当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上的资源。前人对纬书和儒家及道家的关系阐明得比较多，而对纬书与其它思想的关系则很少关注，作者除了分析纬书与道家思想的关系以外，特别分析了纬书与墨家思想的关系，这是前人很少关注的。作者认为，墨家思想中已经有与阴阳五行思想合流的倾向，并偏重于数术方面的发展。纬书中的“赐夺纪算”说也源于墨家思想。并且认为“谶纬中所存墨家思想的资料，为我们考察墨家这个在战国时代居于显学地位，而至秦汉之际几乎消失无踪的学派，提供了新的视角。”（第44页）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还从谶纬文献方面分析了郭店竹简《太一生水》的知识背景。郭店竹简是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出土的，保存了很多早期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文献。其中《太一生水》是一篇未见于传世文献的新材料，引起了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从不同方面做了不同的分析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李学勤先生曾利用谶纬材料对《太一生水》从数术方面做了分析。

① 如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中认为，两汉的“正宗”思想已由“经今文学家董仲舒的推演灾异的神学体系的御用，变而为谶纬之术的露骨低级迷信思想的御用”，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也认为“谶纬是封建神学与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转引自《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第85－86页。

② 陈盘的代表作有《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安居香山的代表作有《纬书之基础的研究》、《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等。

③ 安居香山：《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0页。

④作者从谶纬文献的角度对《太一生水》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认为“太一生水”应当为元气生水，而在谶纬中，水恰恰被看成元气的体液。

“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因此谶纬和经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书作者对于谶纬和经学的关系也做了分析。认为谶纬与齐学关系最为密切，谶纬中所提及的经学人物，仅有公羊高和董仲舒，而二人均为齐学代表人物。并且齐学与谶纬有相近之处，西汉后期，齐学人物可能参与造作谶纬。作者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谶纬与章句之学并出，在形式上皆有齐学迂诞发挥的解经风格，至东汉被人们目为一类”。（第70页）除了论述谶纬与汉代经学的关系外，作者还对谶纬与宋代、清代经学的关系做了论述。

谶纬自汉以后，屡遭禁绝，多数已面目全非，难以窥其全体。独《易纬》保存较为完整，亦具体系，所以人们对于《易纬》的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作者专门列出一章来对《易纬》进行分析研究。与前人注重《易纬》中的象数体系不同，作者关注《易纬》在战国秦汉间的变革作用，认为《易纬》中的宇宙论和筮法是一种新天道和新占术。正如作者所言，“试图在全面整理《易纬》文献的基础上，从战国秦汉时代文化演变，特别是天道观的转化及儒家对旧典的改造等角度，考察《易纬》在这段易学史中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第94页）作者从夏、商、周开始分析，认为他们的“天道观”实际上是“天命观”，在那里上帝是天的主宰，宇宙、自然的构成及主宰人类的各种力量是有人格有意志的鬼神。与这种天道观相应，探知天意的手段是占卜，而这种卜筮有很大的偶然性。灼龟自不必言，筮蓍亦有很大的“鬼谋”成分。作者认为，春秋以后，旧的天命观逐渐被一种出于理性思辨的天道观所替代，道家即是其代表。到了战国秦汉之间，道家的道论逐渐与阴阳、五行、元气等思想合流，成为当时思想界构建宇宙论的共同模式。旧的筮法已经不能探知新的天道，因此产生了一种与新天道相适应的新占术，如七十二候、十二律、二十八宿、律历之数、分野等等，这一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旨在通过天道来指导人事，按照天道规则来安排人间法则。作者认为这种新占术相对旧占术有两个特点：一是新天道的天更多的是指物质性的宇宙，而非人格神；二是新占术中的偶然性大大减少，阴阳顺逆、五行生克及其中包含的数学、天文、律历学说更具有演算性，因而有法可循、有章可依。《易传》融合新天道即出现在这种背景之下，但作者认为《易传》虽将《周易》占筮形而上学落实在新天道之内，但未能对旧筮法进行改造，这种工作是汉代易学面对的问题。汉代孟喜、京房易学已经开始对旧筮法进行改造，如六日七分说、卦气说等等。《易纬》是沿着孟、京易学的路线进一步对《周易》的旧筮法进行改造，作者对《易纬》中的新筮法，如四正四维说、太一九宫说、八卦候、征王亡术、六十四卦气占、爻辰说、求卦轨术等，做了详细的分析。

对谶纬文献中天道圣统的分析是本书作者的一个着力点，这章可能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依然从战国秦汉间中国社会由氏族王国向统一帝国转变的这一大历史背景来研究谶纬中的天道圣统。作者从三代开始分析圣人崇拜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圣人既是道德和思想意义上的最高代表，又是各个学派实现其政治学说的理想人物。作者认为诸子的圣人观虽有差异，然有两点是他们共有的：一是圣人是和“天”、“道”等形而上学最高范畴联系在一起的；二是他们逐渐形成了大致相同的圣王谱系。到了秦汉，帝王亦宣扬圣人崇拜。接着作者对谶纬中的天道圣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战国秦汉间圣统慢慢由原来的宗法圣统向天道圣统转变，这种圣统不讲血缘关系，而以五德终始等理论来排列圣统，并可按照数术公式推衍，以至无穷。从而打破了原来的血缘圣统，这种理论至谶纬而大成，成为汉帝国的国家神话。另外邹衍、《月令》等为谶纬的天道圣统提供了理论基础。作者对谶纬中的五天帝系统及按五行排列的人间圣统等一一做了分析。最后作者认为谶纬文献中的天道圣统对后世影响甚大。不但影响了汉代的政治文化，而且对道教的神谱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作者认为天道圣统产生虽然有其时代背景，但也有很大的缺陷。即“过分地把人间的政治依据放在外在的宇宙中，用数术的方式任意推演人间的历史，使之符合宇宙的运行。”（第210页）

在第五章作者分析了谶纬学说与汉代道德构建的关系问题，主要分析《孝经纬》对汉代道德构建的作用。《孝经》在汉文帝时就与《论语》、《孟子》、《尔雅》一道立为博士，但当时并没被放在突出的地位。至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孝经》的博士地位又被罢免。但在东汉白虎观会议以后，《孝经》成为经学的核心。作者认为，《孝经纬》与《孝经》有承继关系，但是向来为学界所忽视。由于《孝经纬》突出了《春秋》和《孝经》的关系，又因《孝经纬》在东汉时期有显赫的地位，所以在东汉《春秋》和《孝经》在经学典籍中的地位取代了西汉时期《春秋》和《易》的地位。作者进一步认为，《孝经纬》的造作与《孝经》学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西汉传《孝经》者多为齐学经师。接着作者分别分析了诸子对传统道德的批判和重建，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到了董仲舒和谶纬才逐渐完成了汉代道德构建。

最后作者分析了谶纬文献中的“河洛”、“郊祀”与“封禅”等思想。《河图》和《洛书》是谶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河洛神话源于华夏诸族崇拜黄河的深远传统，后来成为一种帝王受命的征兆。作者对谶纬中“郊祀”和“封禅”的渊源和内容也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叙述。

总之，《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这部书从谶纬与汉代文化的关系方面对谶纬与汉代的圣统、道德及“郊祀”等方面做了详细的分析，为谶纬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但作者对纬书中哲学思想的分析似乎不够，这可能与作者的知识背景和关注角度有关。

（任蜜林，北京大学哲学系2004级博士生，100871）

1．《白日薄西山－－大汉帝国的衰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新译〈金刚经〉》，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