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社会建设

贝璐十分关注香港的社会建设，首先在医疗方面，他任内于1934年建成了长洲医院，并且在1933年正式动土，在港岛兴建远东规模最大的玛丽医院。至于在食水方面，贝璐在1931年建成了九龙副水塘与香港仔水塘，其后又于1935年展开城门水塘第三期工程。城门水塘第二期工程展开之时，时值英皇佐治五世登基25周年，贝璐遂将城门水塘更名“银禧水塘”。此外，在贝璐任内亦见证了香港电话线路转驳全面自动化。

香港的交通在贝璐任内亦有很大发展，在1933年，他正式批准油麻地小轮引入汽车渡轮服务，从此汽车可以在港、九两地行驶；同年6月11日，他又分别向九巴和中巴两所巴士公司发放为期15年的专营权，准许九巴专营九龙、新界和离岛的公共巴士服务，而中巴则专营于香港岛地区。发放专营权一事，结束香港公共巴士自由竞争的局面；与此同时，贝璐又借机会引入新的条款，加强监管本地公共巴士服务。当中，港府除规定两所巴士公司都要把收益的某个百份比拨归政府外，政府更对巴士车资作出监管。此外，巴士公司又须由英籍人士组成，而巴士也要购自英国。在航空交通方面，贝璐上任不久以后，粤、港两地机场开始互航，而启德机场的指挥塔和飞机库亦在其任内落成。

在市政服务方面，由于香港的家居排污问题引起了社会关注，立法局遂在1935年3月通过了《1935年市政局条例》，决定改组原洁净局为市政局。新的市政局要到贝璐卸任后，至1936年1月才告正式成立。市政局除大致拥有洁净局的权力外，更加入了民选议员的席位。

②社会风气

自国际联盟在1919年成立以后，香港的社会风气问题开始备受联盟的关注，而且还成为了国际议题。国际联盟一直希望香港政府禁绝境内的卖淫活动；可是，历任的港督均认为港府已订立了相当的法例，对黄色事业作十分有效的规管，而且秦楼楚馆一类烟花之地在中国古已有之，所以不便禁绝香港传统的卖淫活动。在这种背景之下，港督的意见得到英国保守党政府的默认，所以终1920年代，有关禁绝卖淫的提议始终没有在香港落实。

然而，在贝璐上任后，时值英国工党刚刚上台执政；而由于工党政府与国际联盟的立场一致，所以禁绝卖淫活动之声再起。贝璐初时反对禁绝卖淫，指出港府对卖淫业的规管打理，“比起伦敦政府处理国务还要井井有条”；他又认为，华人社会中的妓女并非如西方所想的街头孤儿，她们往往能够成为大户人家的妾侍，所以禁绝卖淫并不可取。尽管贝璐的努力辩解，但工党政府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结果贝璐唯有屈从。经港府查证后，贝璐向英政府汇报，香港共有6所由欧洲人经营的妓院，内面共有17名领有牌照的欧籍妓女；此外，全港又有222所中国和日本人开办的妓院，内面共计有2,657名领牌妓女。

资料发表后不久，国际联盟在1931年派出一队人口贩卖调查团到香港。贝璐事后遂根据调查团的建议，在1932年6月勒令关闭所有由欧洲人经营的妓院，而欧籍妓女则被递解离境；后到1934年6月，所有华人妓院亦遭到勒令关闭。不过，出乎西方舆论意料的是，卖淫活动被全面禁绝后，香港的社会风气反而没有得到改善。卖淫活动转到地下发展，在湾仔一带更出现不少流莺在街头流连，此外，缺乏了以往的监察，驻港英军染性病的比例亦由以往的7%急升至24%，可见禁绝卖淫的政策并不成功。

③鸦片贩卖

除了卖淫活动以外，工党政府同时联结了英国反鸦片联盟，向港府施压要求禁售鸦片。在种种压力下，贝璐遂在1931年开始立法禁烟，除吊销公烟的专卖牌照外，又不得市民私藏与吸食鸦片。在当时，英商已不再是鸦片的主要供货商，相反，内地军阀为了筹集经费而迫令农民改植鸦片，所以中国大陆成为了鸦片的主要来源地。有见及此，贝璐又特设了缉私队追缉私烟。

总体上，禁售鸦片对香港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这除了使私烟不绝外，市面上亦衍生不少非法烟馆，不少人更因为吸食或贩卖鸦片而被定罪，以致监狱出现过份挤迫的问题；而禁售鸦片以后，警察受贿的情况也有所恶化。所以贝璐曾经抱怨禁售鸦片与当年美国禁酒一样，将不会取得成功。

此外，禁售鸦片使港府的财政构成沉重打击。在过往，销售合法鸦片一直是港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但是在禁售鸦片以后，猖獗的私烟贩卖使港府白白失去了这方面的财政收入，结果，贝璐唯有大幅增收遗产税、成药税和娱乐税，以弥补禁售鸦片所导致的财政赤字，经过一番努力，到1936年的时候，鸦片收益已大幅减至政府总收入的百分之一。在此以后，港府继续禁售鸦片，到1945年9月20日，港府更正式宣布禁绝鸦片贸易。不过，鸦片在那时已经式微，可卡因和海洛英一类的新兴毒品已成地下市场的主流。

④经济不景

在1929年，美国华尔街爆发了全球性股灾，一时间使欧洲和美国陷入了长久的大萧条之中。身在远东的香港最初仍能够置身于事外，可是随着1931年国际白银市场崩溃，白银的跌价立即导致奉行银本位的港元大幅贬值；以往在1920年代，每一港元大约可兑三仙令，但是白银跌价后，每一港元只可兑换小于一仙令，意味要多于20港元才能兑换到一镑。港元贬值后，伦敦曾派一货币委员会来港，事后建议一日中国维持银本位，香港也应当跟从。可是，在1934年，由于美国政府大举搜购白银，遂使中、港银价再现大幅波动，而国民政府更于1935年宣布放弃银本位，后来港府在同年11月宣布放弃银本位，但当时贝璐已经卸任。

面对经济不景，贝璐曾在1932年设立一个节约委员会（Retrenchment Commission），以设法紧缩政府开支。该委员会建议政府应引入更多华籍公务员，以取代薪酬相对较高的外籍公务员。港府最初在市政和卫生部门执行有关建议，当中包括开始招聘华籍护士到公立医院工作。此外，有鉴于于公务员薪俸以英镑结算，贝璐亦曾下调公务员薪酬，以节省政府开支。到1934年，贝璐更发行了2,000万元公债，用于地方建设之上，以收刺激就业之效。

总括而言，尽管港元因为大萧条而贬值，但是香港的经济却没有比想象中差，因为港元贬值以后，这反而增强了殖民地的竞争力，贸易额亦因而上升。在这种背景下，贝璐任内港府的财政收入一直稳步增长，而且更首次逼近3,000万港元的水平。

贝璐在1935年5月17日卸任港督之职，返回英国，展开退休生活。贝璐晚年退居于英格兰东萨西克斯郡的贝克斯希尔（Bexhill），后于1945年2月24日，即生日的3天前逝世，享年69岁。

贝璐在1911年与维尔勒·玛丽·德雷克（Violet Mary Drake）结婚，她的父亲则名W·D·莱恩（W. D. Laing）。贝璐与贝夫人共生有两名儿子，他们是：

△拿督约翰·贝璐爵士（Dato Sir John Peel，1912年6月16日—2004年5月8日），英国殖民地官员，保守党政治家及欧洲议会成员。

△R·L·贝璐（R. L. Peel，1914年—2002年），英国殖民地官员。

△贝璐三父子皆于剑桥大学皇后学院毕业，贝璐在1893年入读，而其长子与次子则分别在1930年和1933年入读。

△贝璐热爱到郊外骑马和打高尔夫球，任港督时更兴建粉岭别墅。总督别墅于1934年建成，贝璐每逢假日都爱到那里避暑。

△贝璐曾于1934年10月17日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行立下奠基石，该行是当时香港首幢安装冷气系统的商业楼宇。

△C.M.G. （1926年）

△K.B.E. （1928年）

△K.C.M.G. （1931年）

△K.St.J. （1931年）

△皇后学院 （1932年）

△香港大学 （1935年）

△贝璐道，连接香港仔及太平山顶的道路，原名“鸭巴甸新路”，1960年改现名。

△贝夫人健康院，原址位于湾仔修顿中心，于2006年迁往邓肇坚医院。

△贝夫人美沙酮诊所，位于湾仔柯布连道。

△贝璐楼，位于香港英皇佐治五世学校内。

△贝璐工程实验室，原于香港大学内，在1981年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