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你讲个笑话。现在报时是用自动化的石英报时钟，又准确，又省事。那时候要由播音员敲音板。播音员手里拿个小锤子，按照秒针走动的节拍敲音板。这个活儿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又要看，又要敲，最后一下常有一两秒钟的误差。齐越净生气，说你们总是敲不准，他要亲自敲，结果，也是两头顾不过来，最后一响敲到木头上了。

一九五二年，我被派到苏联去了，在莫斯科电台播华语节目。我用自己的自然音区来播音，觉得很舒服。

一九五九年回国，正赶上大跃进。为了适应当时的播音要求，我使劲拔高，共鸣部位往上挤。我入调儿了，但也没有个人特色了。“文化革命”期间，我更跟不上了，又提高了八度，播音语调有“战斗性”了，离日常说话的规律却越来越远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实践，我又逐渐把调子降了下来。

我没有一副嘹亮的好嗓子，走过的业务道路是坎坷的。对我的播音，有两种议论：一种人很喜欢，也有人不喜欢。一般来说，老年人喜欢听我的播音，因为调子低，不刺激。最近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连续给我来了好几封信，问我播音的时间、内容，好收听。三十多年来，很多听众来信鼓励我，也有个别听众来信挖苦我、讽刺我，甚至要领导调动我的工作。遇到这种情况，我苦恼过，动摇过，想改变用声部位，在播法上随大流。但是朋友们劝我，还是根据自己的天赋条件，走自己的路。

我觉得，我们的播音已经形成了一种“广播腔”。汽车售票员有一种腔，火车广播员有一种腔，电台播音员也有一种腔。有的听众说，电台只有两个播音员，一男一女．这说明我们播法雷同、单一，听不出播音员之间的区别。当然，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改进。我主张播音要百花齐放，生活那么丰富多彩，为什么我们反映生活的语言那么干瘪呢？我永远忘不了老局长梅益同志说过的一句话：“播音员不只是党的宣传员，还要做一个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家。”我喜欢通俗、平易、生活化的播法，喜欢浓郁的感情，喜欢富有魅力的语言，这个我还没有做到，但我愿意全力以赴，永远努力。

我今年五十三岁了，身体不大好，是个将近二十年的全休病号。有的同志劝我：“你挣钱也不少，干嘛不在家歇歇呀?”我这个人没有休息的“福气”，总觉得在家休息是种耻辱，有时候偶然休息了，上街买东西，一看见熟人就感到羞辱，人家上班，我上街，心里难受，回家就掉眼泪。所以我拼命也愿意上班，上不了全班上半班，这样，虽然身体累点，可是精神上是愉快的。

说良心话，我真是战战兢兢，总怕播得不好。播完音，我常征求编辑同志的意见。我不是假谦虚，我愿意编辑提意见，从心底里愿意。打退票当然不是好事，但是质量不好的节目播出去更不是好事。播音员也有苦恼。“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就不要说了，现在我们宣传上假的、拔高的东西也还有。比如，前几个月报上刊登的《一个农村姑娘在美国》，我们广播了，胡艳本人来了信，翻译也来了信，说报道不实。这样的东西，播音员播了，心里能不苦恼吗?

我这里随便闲聊，您不一定都写到稿子里去啊！

我知道费寄平同志是位著名的女中音播音员，她的声音宽厚、柔和，播音风格平易自然，感情浓郁，富有魅力，自成一派。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节目主持人委员会常务副会长白谦诚

自小，我就爱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每当杜那耶夫斯基的《祖国进行曲》响起的时候，就会听见费寄平那在中国播音界颇具特色的女中音播报的台号：“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广播。”我喜欢她那浑厚松弛的声音。不久前，当我得知“胖阿姨”费寄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怅然。悠悠天地，人们竟真像潮起潮落的过客一般，来去都匆匆！

——原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吕大渝

我最喜欢中央台的费寄平了，她是个女中音，声音圆润饱满，播起音来像个大气缸，所以我就模仿她。在模仿的同时，我也在思考怎么运气，怎么让自己的声音沉下来。

——宁夏首位金话筒奖获得者马兰

虽说夏青带过我，但播音部指定的老师是费寄平，那是一位和善的老大姐。

——著名主持人赵忠祥

费寄平在多年的播音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播音风格。与齐越、夏青和林田共同开创了中国播音史上的“四大高峰”，即“齐越的朗诵式、夏青的宣讲式、林田的讲解式和费寄平的谈话式”。为播音艺术的发展，播音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