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庆在陕西、四川办了两件大案，又作为巡按去河南，调查武陟知县赵铭彝贪污一案。文庆不为别人说情所动，如实上奏其罪行，赵铭彝也遭撤职查办。一时间文庆被称为“铁面无私”。

道光十七年（1837年），道光帝命文庆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右翼总兵。是年，热河发现国库银两短缺，道光帝又令文庆同热河都统耆英一起查办。经查，热河财政管理混乱不止一日，历届司官多有挪用之责，经上奏后分别处理了有关官员。但文庆在这次查办中也出了问题。

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帝命文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五月，他偕军机大臣郭佳·穆彰阿等复议两江总督陶澍等预筹积储事。九月，北京朝阳门外一座寺庙的和尚挟妓女饮酒作恶案发，文庆让内务府郎中文奇参与此事，自行检举，请求处分。道光十九年（1839年），职官奏疏，文庆处理热河国库亏空一案，拟罪有失实不当之处。道光帝召对，文庆以自身廉洁，奏对失实。道光帝不悦，诏谕罢其军机大臣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道光二十年（1840年），文庆去江南主持庚子科乡试。乡试大典是开科取士的严肃任务，一向十分重视。而文庆在中举名额上有误，尤其严重的是私带熊少牧入闱阅卷，严重违犯制度。一向弹劾别人的文庆，这一次遭别人弹劾，被免去一切职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文庆被任命为三等侍卫，外放新疆，充任库伦办事大臣。道光帝因其任职中枢数年，尚有旧功，遂在次年召他回北京，重任吏部侍郎。这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朝中正是用人之际，文庆重被启用，先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继而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道光帝接到弹劾驻藏大臣孟保、钟芳的折子，想起文庆办事认真，于是命他赴四川，同四川总督彻查此案。经查，孟保、钟芳确有滥提官物等违法事实，于是道光帝罢去二人的官职。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文庆重入军机，再为军机大臣。八月，署任陕甘总督，他途经河南，奉旨查看赈灾事务，发现了四名玩忽职守的知县。文庆上奏，劾四人将赈灾物资、食物、银两等挪作他用，引起民愤，延误治河。均给予严办。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文庆同时担任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内务府大臣三职，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暂时退出军机处。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病重，作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的文庆忝列十位顾命大臣之列。同月十四日，道光帝驾崩，皇太子奕詝即皇帝位，即咸丰帝。随后文庆充任实录馆总裁，领侍卫内大臣。该年六月，震动京城的薛执中案发。甘肃河州人薛执中，会符咒、能治病，在甘肃曾以符咒惑众，但也因医道治好一些病人，享有名声。他由甘肃到了北京。朝中一些大臣，互相传说，说他不仅能治疾病，并且会算命，朝中权贵与他往来的很多。薛执中行踪诡秘，在交往中妄议时政。咸丰帝也听说其事，命驱逐妖人，御史曹林将薛执中捕治。在薛执中供出的交往大臣中，便有文庆。咸丰帝召文庆问对，文庆说是为了看病而多次请薛执中治疗。咸丰帝斥责道，薛执中妖言惑众，文庆身为步军统领，不但不立即逮捕治罪，反而姑息、放任，贻害于朝廷，于是革去其一切差使。

文庆为人淳谨，识大体。咸丰帝亦早知文庆在内廷长期供职，为政经验丰富，“能断大事”，故虽将其免职，但很快又委以重任。咸丰元年（1851年），他被给予五品顶戴，仍办理昌陵工程。次年（1852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旋复户部尚书、汉军都统。咸丰三年（1854年），再任领侍卫内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咸丰五年（1855年），重新升为军机大臣，以户部尚书加协办大学士，第三次进入军机处。后加太子太保，并自协办大学士连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成为领班军机大臣；还充任上书房总师傅。

文庆曾五典乡试（道光五年典试山东，道光十一年典试福建，道光十七年典试顺天，道光二十年典试江南，道光二十六年典试顺天）、两典会试（道光十五年、道光二十四年），门生故吏尤多。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科，文庆为副考官，该年杜翰、宋晋等中进士。文庆又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副考官，当年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等中进士。他还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戌科的读卷官和教习，该年曾国藩、何桂珍、祁宿藻等中进士。因此，文庆在汉族官僚中有极高的威望。同时，因为显赫的家世，他还“为八旗王公所敬信”。

文庆有机会常见咸丰帝，为咸丰帝分忧解难，一心为朝廷保举贤才，不顾个人，所以很受咸丰帝圣眷恩宠，历久不衰，有时甚至言听计从。当任用朝中大臣时，咸丰帝时常听取文庆的意见。文庆虽为满人，但一再向皇帝进言，要重用汉人为大臣。他认为满人自人关以来，均食官禄，有的更受荫庇于父祖，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多，官者为公子哥儿，一般也不知稼穑，最多从读书中学些知识。但是，汉人多来自民间，知道老百姓的疾苦，熟悉地方情况。因此，每当咸丰帝召对，他常讲，不要以满人、汉人为晋阶因素，任用官吏千万不要歧视汉人；同时，不要因资格、出身排斥有才之士。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文庆主张重用曾国藩。初期，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屡遭败绩，许多满臣主张撤免。文庆仍坚持对曾国藩的任用，有时大臣中唯文庆一人坚持曾国藩“终当建非常之功”。后来的局势发展证明了他的判断的正确性。文庆曾同胡林翼一起主持过乡试，深知他是有才、有学、有谋的人才。秘密向咸丰帝推荐，咸丰帝相信文庆，于是胡林翼从一名四品道员，只短短一年时间升至湖北巡抚，许多人不知是文庆推荐之功。他还推荐了袁甲三、骆秉章等一些难得的人才。建议对户部主事阎敬铭应予以重用。咸丰帝对他的荐议大多都予以采纳。

除了推荐人才，对一些无能的督抚大员，也密奏应予撤换。他疏奏，诸如庆端、福济、崇恩、瑛棨等人都不胜任督抚这样的大任，如不早撤换，将贻误大事。

文庆晚年时，咸丰帝信任宗室端华、肃顺等人，他们视文庆为挡路石，但又敬畏他的严肃正直，所以在很多事情上不敢放肆。

咸丰六年（1856年）十月，文庆病重，咸丰帝在十一月十一日晋升他为武英殿大学士，以示尊崇。同年十一月十七日（12月14日），文庆病逝，享年六十一岁。咸丰帝十分哀痛，说文庆“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达治理”，特下优诏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加赠太保，赐金以治丧；赐谥号“文端”。二十六日，咸丰帝亲临其家祭奠，见文庆遗孤年龄还小，特诏加恩将文庆入祀贤良祠，等他的孩子善联成人后引见于朝。

文庆为官三十余年，历仕两朝，屡蹶屡起，始终得到道光帝、咸丰帝的信任，在朝臣中亦有一定威望，其重用汉臣的思想尤为突出。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旗籍钦差大臣赛尚阿、讷尔经额皆因兵败受到惩处，清廷一片惊慌，不知所措，而对乘势崛起的湘军首领曾国藩等人仍心怀疑忌，不敢重用。文庆则认为：“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不像旗员官吏“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他“平时建白，常密请破除满汉藩篱，不拘资地以用人”。曾国藩初起作战，屡遭挫败，受到中外大臣的猜忌、攻击和排挤。文庆坚信其必获成功，时时予以支持。他对于胡林翼的才干谋略，尤为赏识。胡林翼在一年间由贵州道员擢为湖北巡抚，甚得文庆之力。其他汉大臣如骆秉章、袁甲三等得任封疆重寄，亦与文庆的援引有关。直至临终时，文庆还遗疏奏称各省督抚如福济、崇恩等皆难胜任，不早罢之，恐误封疆事。数年之后，这些旗员大臣亦渐为汉臣所取代。

文庆庇护胡林翼、曾国藩，为他们的发展处处提供便利，从而为曾国藩集团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契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南局势的发展。身为满洲亲贵，他的这些言行在弥合满汉矛盾、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等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虽然清政府内部的满汉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文庆重用汉人的思想还是被肃顺等人继承，成为清政府制定和推行以汉制汉政策的思想基础，最终延续了清王朝的统治。

爱新觉罗·奕詝：“大学士文庆，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达治体。渥承皇考宣宗成皇帝知遇，由翰林洊陟卿贰。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缘事罢职。旋即起用，擢任正卿。朕御极之初，复因案获咎，念其平日服官谨慎，特命督办昌西陵工程，悉臻妥协。擢授户部尚书，正值办理军务，筹画度支，克尽心力。上年秋，复命为军机大臣，旋授大学士，仍管理部旗事务。纶扉襄赞，夙夜宣劳，深资倚畀。”

佚名《咸同将相琐闻》：“（咸丰、同治之间）功名之路大开，贤才奋而国势张，盖文文端公之力为多。夫宰相以荐贤为职，荐一世之贤，平一世之难，其功固不浅。若所荐不仅一世之贤，而移数百年积重之风气，非具不世出之深识伟量，其孰能之？余故表而书之，谓中兴之先论相业者，必以公为首焉。”

赵尔巽等《清史稿》：“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庆倡言重用汉臣，俾曾国藩、胡林翼等得展经猷，以建中兴之业，其功甚伟。”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他（祁寯藻）在军机处的继承者文庆是一个颇有阅历的满人，此人自1853年以来一直担任户部尚书，并推荐过胡林翼为湖北省巡抚和骆秉章继续担任湖南省巡抚。”

咸丰二年（1852年），文庆曾主持修纂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至咸丰六年（1856年）完成。全书收录道光十六年（1836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四年间有关外交方面的上谕、奏折等文件，编年纪月，按日详载，共80卷。文庆还主持编撰有《国子监志》，亦在咸丰六年（1856年）告成。

清代文学家文康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中安公子一角的原型被认为是文庆。

《清实录》道光、咸丰朝部分

《清史稿》卷386《文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