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政治改革和民主法制的关系时，任仲夷说：“我最近的谈话说中国的民主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但是要借鉴西方经验。民主也有共同本质，如三权分立，我们不好照套他们的制度，但三个方面的互相制衡机制还是要的。”

“现代民主是与法治和现代法制结合一起的，没有人民民主，不可能有人民的法制，没有现代法制，也就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报纸上常说以法治国，应是依法治国，不能只是政府以法治民，而是共同守法，政府首先要依法。说以德治国就更不通了，道德的功能是教育，是自觉遵守，应该是依法治国，以德育民。”

“要实现民主与法治，必须反对封建专制，我们的同志（包括本人）都存在多多少少的封建思想，就不能说当今中国社会封建专制仅仅是个残余，中国特色就是专制。”

“改革要靠体制内，也要靠体制外；要靠群众，更要靠上层领导的决心和智慧。总之，是要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我们老人应当发生作用，但关键还是青年。广大青年起来推动改革更有效。”

2005年4月3日，任仲夷再次到广州南沙开发区，参加学会以“构建和谐广东”为题的研讨会。学会同志率先发言，表达了对中国社会和谐问题的基本观点。任仲夷说：“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清除导致社会不和谐的因素。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思想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消除各种妨碍和谐的思想观念和错误的理论。我们现在的民主自由有了很大进步，比‘四人帮’时期言论自由多了，但仍要继续进步。现在谈到言论自由，就担心产生自由化，什么是自由化呢？毛主席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自由就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为所欲为，这只有皇帝才能做到，一般人没有这个条件。据我所知，自由化先是苏联人提出的，一九五六年毛主席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苏联就说毛主席搞自由化，后来，我们把这个提法接过来，加上资产阶级的定语，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呢？定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怎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法律上不易界定，所以，自由化不是一个科学概念。我在参加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时都讲过，自由化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再说西化，中国特色，这些概念也要弄清楚。我们穿衣饮食以及玩乐，篮球排球桌球保龄球高尔夫球都是欧美来的，没人反对。我们的许多新技术也是欧美来的，也没有反对。为何一些文化，一些体制学习了欧美，就称之为西化，非反对不可呢？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科学或不科学，是文明还是落后。而不是哪个领域可以，哪个领域就不行。科学的东西，文明进步的东西是全球性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论发源在东方或西方，都应由各国共享。无论哪个国家都要欢迎，也必然要学习和吸纳，不然就停滞落后愚昧。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欧洲人接受过去，大大促进科技进步。西欧人还学习了中国的科举制度，政府对官员的管理制度。他们并没有说这是东化而加以拒绝。新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的发明。

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也是一样，比如说商品货币，市场贸易，这是人类社会必经之路。怎么说市场经济就是西方的呢，中国的商品货币和贸易市场的出现形成，要比西方早得多，在司马迁之前就有了。土地买卖，雇工，早就有了。我们中国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有所贡献的，只是后来落后了。怎么人家学我们的可以，我们学习人家的就不行，那么多清规戒律呢？

“说到中国特色，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必然有自己的特点、特色。但用全面观点看问题，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包含着共性。我们讲中国特色不能脱离世界共同的普遍规律，或通俗一点说，要合乎世界潮流。不承认这一点，离开科学，离开共同的客观规律，搞特色，至少成了画蛇添足，甚至是不科学的，违反客观规律的。对经济，政治，文化都应该这样认识。”

在谈及反封建时，任仲夷强调： “中国最大的特色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时间太长，流毒太深，稍有不慎就有反复，决不能放松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表面上看封建没了，但是在意识形态，特别是思想理论、政治、文化这些方面，属于政治领域、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法律，以及道德观念上，这种封建决非残余。特别是上层建筑领域的封建思想还是很顽固的。在某些公民权利的行使方面，我看进步不大。”

在谈及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时，任仲夷指出： “列宁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曾经讲过：我这一代人共产主义是看不到了。你们这一代不仅可以看到，而且可以参加建设共产主义。列宁估计得太简单了……赫鲁晓夫认为已经是发达的社会主义了，再过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赫鲁晓夫估计过快了。毛主席也有过类似失误，想比苏联还快，十年赶英国，十五年超美国，说进了共产主义，我们先不要宣布，让他宣布。所以，放了很多假卫星，他没有批判，认为好。他提出，我们粮食多了怎么办？他也认为是可能的嘛！对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困难，革命领导者们都估计不足。”

在谈到需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构建和谐社会方面，任仲夷认为：“构建和谐社会，需从当前社会实际出发，要顺应世界潮流。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就是要顺应世界发展的主流方向，现在如果有世界潮流的话，这就是人权、自由和民主。民主和自由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把民主法制作为和谐社会的第一内涵，把民主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位。我们应该高举民主的旗帜，不然，这个旗帜就给布什举了，他成了民主的代表。”

“自由有什么可过敏的？民主有什么可过敏的？民主没有什么错，自由也没有什么错，不自由莫如死嘛。不自由能有民主吗？不民主能有自由吗？这是不可分的嘛。人权有什么不对的？这都成了过敏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正本清源。”

“我们讲了几十年的政治，何为政治？过去我们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斗得狠就是政治性强，就是与中央保持一致。孙中山有个解释，政，就是大家的事，治，就是治理和处理，政治就是管理和处理大家的事。我们老是强调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都是‘服从’啊，你不服从不行啊，你不服从就不和谐啊。我认为少说了两个服从：光服从党中央不行，党中央要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要服从谁呢？”说到这里，任仲夷斩钉截铁、一字一顿地说：“党代会要服从全国人民！要讲六个‘服从’。党代会开后，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认可，那也不行啊。党员才六千多万，人民十三亿，少数服从多数嘛。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整理。”任仲夷话音刚落，会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谈及“主权在民”时，任仲夷的话更是掷地有声： ‘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还应该加上：权为民所授”。 在谈到社会启蒙和公民意识时，任仲夷说：“社会的发展和建设要靠政府，要靠民众，必须重新启蒙，提高公民意识，让老百姓都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公仆，不能公仆变成主人。

最后，任仲夷总结道：“中国还是要搞新启蒙运动，为什么叫启蒙运动呢？过去搞过启蒙运动，但是蒙没有启开，现在没有真正彻底启开，还要启蒙，不仅对人民启蒙，不要光说人民的素质低，文盲多，启蒙是包括愚昧的要启蒙，当干部的要启蒙，当官的也要启蒙，大家都有很多的问题没搞清楚。实质是认识错误了，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真理，例如说公民，我小时候都受过公民教育，到后来国民党搞党国教育，不搞公民教育了。现在老百姓有知道自己是公民的吗？都说我是老百姓。有时候领导干部，当官的，访贫问苦，为贫苦的老百姓送点红包，米面，慰问贫民，实际上那是拿的老百姓的钱买的。但是老百姓认为包青天啊，青天大老爷啊，感恩戴德，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实际上群众还是靠皇帝靠大救星的思想。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我看这个国际歌是对的。”

戊戌变法是怎样性质的运动？近年来颇有争论。有人认为是改良主义运动；有人则认为不是。持“不能称之为改良主义运动”的论者，认为列宁对改良主义进行过批判，而戊戌变法则有进步作用，说它是政治改良运动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不妥。认为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改革”，但不能叫“改良主义”；认为改良与改良主义不能混为一谈，改良是相对革命而言的，改良主义则是“革命的绊脚石”，它“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不能把任何条件下的任何改良统统称之为改良主义”。究竟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运动？

一 列宁对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作过多次论述，根据列宁的教导，戊戌变法是可以称之为改良主义运动的。

列宁指出：“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个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在一切历史问题的推断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这个界线不是一条死的界线，而是一条活的、可变动的界线，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个界线”（《列宁全集》第17卷，第97—98页。）。列宁在这里指出“改革”和“革命”两个概念是相对立的，同时也指出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据我理解，在哲学社会科学语词中，当改革或改良用来作为同革命相对立的概念时，改革或改良一般指事物运动的渐变、量变过程，或相对和平发展中的变化；革命的概念一般指事物运动的突变、质变过程，即显著变化的状态。而有些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一系列的改良、改革，也可达到革命的结果。至于社会革命中的改良道路，则一般指自上而下的、比较和平的变更；革命的道路则一般指被压迫群众自下而上的暴力活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方法的改良、改革，则一般指为争取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而进行斗争的结果，这种改良、改革只能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量的变化；而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则是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因此争取改良的斗争必须服从于革命根本任务的解决，改良或改革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辅助方法。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改良，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为争取日常的改良而进行斗争。

至于改良主义，列宁曾经说过：“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479页。）。这是对改良主义特点的概括说法。

在近现代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有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改良主义，有右翼社会党人用来反对马克思社会革命论的社会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当然是极其反动的，所以列宁多次批判，如说：在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来代替它”（《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5页。）。

人们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显然不是说它属于列宁批判过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的“改良主义”；当然更不属于列宁讲过的，在一个国家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历史条件下，需要实行“革命的改良主义”，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革命的“改良主义”。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形成，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国家独立，要求保护工商业，要求清政府作某些民主改革，这显然也是一种改良主义。它也有防止农民革命的反动企图，但其主要斗争锋芒是针对当时的封建顽固派的。这种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潮流，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就其“变更”的性质来看，却是改良主义。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戊戌变法时期“旧有统治的主要基础”。康有为等不提土地问题，提倡的正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他们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走的正是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这些都说明康、梁确实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封建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看成是最终目的”，就称不起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就不会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就和当时的洋务派没有区别。至于戊戌变法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就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成为“革命的绊脚石”了。

是否称戊戌变法“是一次失败了的资产阶级改革”，就比改良主义好一点呢？也不见得。人们称戊戌变法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或改革运动，同样说明它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如果康、梁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戊戌变法中的改革，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改革。康、梁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确有一整套反映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愿望，和具有当时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思想特色的理论体系。他们害怕革命，但积极要求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具有资产阶级性的改良，称之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区别于稍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争取改善劳动者境况的斗争，尽管这种改善仍然不触动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权。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反对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用改良来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自由派资产阶级总是一只手搞改良，另一只手又收回这些改良，使之化为乌有，利用这些改良来奴役工人，把工人分成一个个集团，使劳动者永远当雇佣奴隶。因此，改良主义，即使是非常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国经验证明，工人相信改良主义者，总是上当受骗。

相反，如果工人掌握了马克思的学说，即认识到只要资本的统治地位保持不变，雇佣奴隶制就不可避免，那么他们就不会上资产阶级任何改良的当。工人们懂得了在保持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改良既不可能是牢靠的，也不可能是认真的，他们就会为争取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斗争，并且利用这种改善来继续为反对雇佣奴隶制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改良主义者竭力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放弃他们的阶级斗争。工人们认识了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就会利用改良来发展和扩大自己的阶级斗争。

改良主义者对工人影响愈厉害，工人就愈软弱无力，就愈依附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愈容易利用各种诡计把改良化为乌有。工人运动愈独立愈深入，目标愈广泛，愈摆脱改良主义狭隘性的束缚，工人巩固和利用某些改善就愈有成效。

改良主义者各国都有，因为资产阶级到处都在想方设法腐蚀工人，使他们甘心当奴隶，不想消灭奴隶制。在俄国，改良主义者就是取消派，他们否定我们的过去，以便用关于新的、公开的、合法的党的幻想来麻痹工人。不久前，迫于《北方真理报》的压力，彼得堡的取消派不得不出来为他们搞改良主义作辩解。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弄个一清二楚，应该把他们的议论仔细剖析一下。

彼得堡的取消派写道：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因为我们没有说过改良就是一切，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这样的话；我们是说，运动在朝着最终目的发展；我们是说，通过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实现提出的任务。

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辩解是否符合真实情况。

第一个事实：取消派分子谢多夫综合了所有取消派分子的意见，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三条鲸鱼”中，有两条目前不宜用来鼓动。他保留了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条，因为这一条从理论上讲是可以作为一项改良实现的。他取消或弃置一旁的恰恰是超出改良范围的东西。可见，他堕入了最明显的机会主义，执行的恰恰是以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这一公式为内容的政策。把“最终目的”(虽然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弃置一旁，使之远离鼓动工作，这就是改良主义。

第二个事实：取消派轰动一时的八月代表会议也是把非改良主义的要求弃置一旁，使之远离(视为特殊情况)而不是靠近鼓动工作，处于鼓动工作的正中心。

第三个事实：取消派否定和轻视“原有的东西”，不要原有的东西，因此只限于搞改良主义。当前，改良主义同背弃“原有的东西”有明显的联系。

第四个事实：工人的经济运动只要同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口号一挂钩，就会使取消派发火，就会遭到他们的攻击(什么“狂热”、“白费劲”等等)。

那么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取消派口头上否认原则上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却全面实行改良主义。他们一方面要我们相信，改良对他们来说决不就是一切，而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取消派不是进行攻击，就是加以藐视。

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各个领域的事态都向我们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在实际利用改良和为争取改良而进行的斗争中，不但没有落在后面，反而明显地走在前列。就拿工人选民团的杜马选举──代表们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工人报纸的创办、保险改革的利用、最大的工会冶金工会的建立等等来说，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在鼓动、组织、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这一直接的、当前的和“日常的”工作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都胜过取消派。

马克思主义者不倦地进行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同时，无论在宣传、鼓动，还是在群众经济活动等等方面，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他们都不横加指责，而是予以支持，关切地加以发展。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取消派，却攻击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存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纪律，宣扬改良主义，宣扬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这只能瓦解工人运动。

此外，不要忘记，在俄国，改良主义还有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就是把现代俄国和现代欧洲的政治形势的根本条件混为一谈。在自由派看来，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自由派相信并宣扬“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自由派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坚决认为10月17日以后，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民主措施，都是丧失理智、犯罪、作恶的行为，等等。

但是，中国取消派实际上坚持的正是这些资产阶级阶级观点，他们不断系统地把“公开的党”和“争取合法性的斗争”等等“搬到”(以书面形式)俄国。换句话说，他们同自由派一样，也鼓吹把欧洲宪制搬到俄国而不经过那条曾经使西欧确立宪制并使之经过几代人有时甚至经过几个世纪得到巩固的独特道路。取消派和自由派就像俗话所说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在欧洲，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取消派的改良主义不仅有这种表现，它还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拒绝实现工人阶级的民主任务而代之以自由派的工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