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特于1972年公开宣称埃及将会和以色列开战，并说埃及已经准备好“牺牲1百万名士兵”。1972年底以来，萨达特专注于建军备战，从苏联那里取得了MiG-23战机、SA-6防空飞弹、RPG-7反坦克榴弹、T-62坦克，尤其是AT-3反坦克导弹，并且改良了军事战术。在六日战争中造成军事失败的无能将领被有才能者取代。

超级大国的介入也是影响两场战争结果的主要因素。苏联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埃及军事上的弱点，美国与盟国支持以色列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攻击性武器，而苏联则只在相当不情愿的情况下提供埃及防卫性的武器。前任总统纳赛尔曾经造访莫斯科，纳塞尔极力恳求莫斯科高层，并且宣称如果苏联拒绝提供武器，他将会返回埃及向埃及人民宣布苏联已经遗弃了他们，并反过来向美国求取支持，如此美国将会在此地区占上风。由于苏联无法接受美国介入埃及，最后只好答应提供埃及防空导弹以防御边界。

事实上埃及在之前1968年所发动消耗战役（War of Attrition）的一个潜在目标便是为了逼迫苏联提供埃及更先进的武器军备，埃及感觉到能有说服苏联相信埃及军备落后不足的方法，便是将这些落后的武器投入实战中，对抗由美国提供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并以这些实战的落败来说服苏联提供更先进的军武。纳赛尔与苏联的关系在1967年的战争中产生冲突，苏联希望埃及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和以色列的冲突。苏联不计代价希望避免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免与美国展开进一步的对抗。美苏于奥斯陆的与会更进一步朝向保持现状，而这是埃及所无法接受的。由于担心准备战争的意图被苏联察觉，埃及开始驱逐当时停留在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团。1972年7月萨达特驱逐了几乎全部20,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并且在外交政策上开始向美国靠拢。

苏联认为萨达特不会有机会赢得战争，他们警告萨达特，任何跨越苏伊士运河的行动都会由于以色列严密的防御而死伤惨重。苏联当时正致力于缓和政策，因此极不乐见中东出现不稳定的情势。在1973年6月与尼克松的会面中，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建议以色列应该撤回1967年的边界，勃列日涅夫称如果以色列不这样做，“苏联将很难维持的和平状态”，暗示了当时苏联对萨达特发动战争的意图已经无能为力。在萨达特1973年4月9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访问时，他再次威胁向以色列发动战争。在1973年里，阿拉伯国家举行了数次大型的军事演习，每次都引起以色列军方提升到最高的警戒状态，而每次都在几天后回复平静。以色列的领导人相信，如果战争爆发，以色列空军能像以往一样很快的击溃敌人。

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在一次与军方高层的会议中，透露了他发起战争的意图，即使是在苏联并不支持的情况下。战争计划在极机密下拟定，即使军中的高阶指挥官也只在战争爆发前不到1个礼拜才被告知，而士兵们则在几个小时前才被告知。攻击计划代号为Operation Badr，也就是阿拉伯语里“满月”的意思。

以色列军的军事情报部（Aman）是以色列全国的情报判断中心，军事情报部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方法建立在几个假设上。首先，他们假设叙利亚不会与以色列开战，除非埃及也一起参战。第二，他们在埃及军方里有一名位阶极高的间谍（这名间谍的身份依然是机密，只被称为“消息来源”），借由间谍他们得知埃及希望夺回整个西奈半岛，同时埃及在取得苏联支持的轰炸机以瘫痪以色列空军、和飞毛腿飞弹以威胁以色列城市之前将不会发动战争。由于苏联还未提供轰炸机，而飞毛腿飞弹也才刚于8月运达埃及，要花费4个月进行训练，因此军事情报部认定战争将不会在短期内爆发。由于这些带有偏见的错误假设，导致他们忽略了其它显示战争逼近的情报。

埃及军进一步的刻意制造这种误解，以色列和美国都以为埃及驱逐苏联军事顾问的举动已经严重损害了埃及军的战力。埃及继续制造各种假情报和讯息，像是埃及军在后勤上出了问题以及缺乏足够的专业人员操作先进武器。埃及也不断的制造缺乏备用零件的讯息。萨达特长期以来施行的边缘政策更多次故意扬言发动战争，直到其它国家开始减低对于战争爆发的危机意识。在1973年的5月和8月，埃及军两次在边界动员的演习，使以色列军方为了提升警戒状态而额外花费了1千万元。

在赎罪日（Yom Kippur）的前一个礼拜，埃及军指定将在苏伊士运河进行为期1个礼拜的训练演习。以色列军事情报部侦测到埃及军在运河周遭有大规模集结行动，却判定是埃及军的另一次演习。同时叙利亚军队在边界也开始大规模集结，然而军事情报部却认为这也不构成威胁—因为依据他们的假设，叙利亚只有在埃及也加入的情况下才会参战，而埃及只有在苏联武器到达的情况下才会开战。

之所以选在犹太人的假日赎罪日这天发动战争，是因为以色列在这天处于全国放假状态。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这天包括虔诚的犹太教徒和一般现世的犹太教徒都会实行禁食，同时会避免使用武器、电子器材、引擎、通讯设施等等，道路交通也会停止。许多士兵在这天离开岗位返家过节，以色列正处于一年中最战备最脆弱的状态，尤其难以进行全国军人的紧急复员。

尽管已经拒绝参加，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在两周前曾与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会面。尽管萨达特和阿萨德皆不信任约旦而不太可能告知战争的详细计划，但他们很可能在谈话中企图试探约旦参战的可能性。”侯赛因国王秘密的飞往特拉维夫以警告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叙利亚即将发动战争。“‘叙利亚会在没有埃及参加的情况下开启战端’，梅厄夫人问道，侯赛因国王则说他不认为：‘我认为他们（埃及）会一起行动’”（Rabinovich, 50）。让人吃惊的是，这样明确的警告都没有被以色列所重视。以色列的军事情报部认为约旦国王所说的都是他们已知的情报。“以色列的摩萨德（Mossad）情报局在9月里经过可靠的情报来源接获了高达11次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但摩萨德情报局的局长兹维·扎米尔（Zvi Zamir）依然坚持阿拉伯国家没有能力发动战争。即使是约旦国王的警告也没有被重视。”。

最后，兹维·扎米尔亲自前往欧洲与“消息来源”会面（那位埃及的高阶间谍），时间是10月5日—6日的午夜，在会面中，间谍告知他埃及和叙利亚即将发动战争。这次的警告获得了重视，加上其它众多显示战争逼近的情报，终于迫使以色列高层展开行动。就在攻击开始前一个小时，军方下令开始紧急动员后备军人。很讽刺的，这次动员比以往简单的多，因为大多数的军人都待在犹太教堂或是家里过节。

以色列军方所奉行的战略是，如果发现战争即将逼近，以色列将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这个战略是假设在以色列的情报机关能于战争爆发前至少48小时察觉危机逼近。

总理果尔达·梅厄、国防部长莫夏·达扬（Moshe Dayan）和以色列将军大卫·埃拉扎尔（David Elazar）于赎罪节的早上8:05会面，当时距离攻击展开只剩下6小时了。戴扬依然坚持战争不一定会爆发。而埃拉札尔则极力主张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并计划在夜间攻击叙利亚的机场、在下午3:00攻击叙利亚的飞弹基地，并在下午5:00攻击叙利亚地面部队。“当会面结束时，总理仍然犹豫不决，但她决定将不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以色列非常仰赖美国的支持，并担心主动发起攻击会被视为是以色列开启战端的。她说：‘如果我们先发起攻击，我们会在国际上站不住脚，而且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持。’”。当时欧洲国家由于遭受阿拉伯国家威胁石油禁运和贸易杯葛，早已停止供应以色列武器和军需品。因此以色列完全仰赖美国支持军需品，也因此非常顾忌任何会危及两国外交关系的行动。

如今回顾起来，决定放弃先发制人的攻击或许是个明智的选择。在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进行的五分钱救援行动（Operation Nickel Grass），为以色列补充了大量宝贵的军火武器。依据亨利·基辛格的说法，如果是以色列先展开了攻击，“他们或许就不会获得那么多援助了”。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主要对以色列作战的就是埃及和叙利亚，除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以外，其他阿拉伯国家也牵扯上这场战争，提供各种军火和筹措资金，这些支援的总数仍然无法确定。

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提供了金融上的支援并也派出了象征性的少量部队参战。摩洛哥派出了1个旅的部队前往前线支援，巴勒斯坦人也派出部队支援。巴基斯坦则派了16名飞行员助战。

从1971年到1973年，利比亚的卡扎菲派了些幻影Ⅲ战斗机前往埃及并且提供了约10亿元的援助。阿尔及利亚派遣了1个中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1个坦克旅、几十辆坦克支援埃及。突尼斯派遣超过1000名士兵前往埃及，苏丹也派遣了3500名士兵。

乌干达的电台宣称伊迪·阿明也派遣了乌干达士兵前往作战。古巴也派遣了大约1500名士兵和坦克及直升机部队前往支援，据报道还曾和以色列空军交战过。

以色列虽然是自己独立作战，然而这样却使得它的效率比阿拉伯国家更高。美国给以色列的军援也是苏联给阿拉伯国家绝对不可比较的，因为苏联只给阿拉伯国家成品武器，美国给以色列的可不光是武器，还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技术。

阿拉伯国家配备的绝大多数是苏联制的武器，而以色列则大多是西方国家制的武器。

阿拉伯国家军队

坦克：T-54、T-55、T-62、T-34和PT-76

飞机：MiG-21、MiG-19、MiG-17、Su-7B、Tu-16、Il-28、Il-18、Il-14、An-12

直升机：Mi6、Mi8

以色列国防军

坦克：M4谢尔曼坦克（Sherman tank）、M60巴顿坦克（Patton tank）、百夫长坦克（Centurion tank）、AMX，以及其他约200辆之前战争中俘获的T-54、T-55和PT-76坦克

飞机：A-4天鹰式攻击机（A-4 Skyhawk）、F-4幽灵战斗机、幻影Ⅲ战斗机（Dassault Mirage III）、神秘4战斗机（Dassault Mystère IV）、IAI Nesher、Sud Aviation Vautour

直升机：Super Frelon、CH-53、S-58、AB-205、MD500 Defender

埃及空军与防空指挥

埃及空军在开战前有210架各式米格21战斗机，100架米格17战斗机，80架苏7B攻击机，5架伊尔28轰炸机与25架图16轰炸机。埃及空军在消耗战结束之后积极扩充空军的规模与提升飞行员的素质。飞行员需要通过两年半的学科与基础飞行训练，然后是80小时的中级课程与170小时高级训练课程。毕业之后还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在作战训练单位针对未来使用的机种进行最终的飞行训练。不过埃及在开打前始终无法解决飞行员数量短缺的问题。

埃及的防空指挥系统独立于陆军之外，麾下共有75000人，是埃及空军的3倍规模。当消耗战结束之后，埃及持续扩充SA-2与SA-3防空飞弹部署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阵地数量，这些阵地也利用水泥与砂石加强防御能力。1970年的一份报道指称埃及在该地区共有45个营的防空飞弹阵地。

以色列空军

开战前以色列空军拥有127架F-4E战斗机与RF-4E侦察机，162架各式A-4攻击机，35架幻象IIIC战斗机，40架Nesher战斗机和15架超级神秘战斗轰炸机。以色列空军在当时比起其他国家空军拥有更充裕的各类空载电子干扰系统，包括ALT-27远距离干扰荚舱，ALQ-71噪音干扰荚舱与ALQ-87噪音干扰荚舱，同时许多战机上面装有雷达预警接收器与干扰丝和热焰弹释放器。但是许多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并不信任这些电子设备，加上埃及与叙利亚部署的防空飞弹密度超过以往，许多干扰设备无法有效的降低这些地面飞弹系统的效果。

此外，以色列空军还部署10个营的鹰式防空飞弹与超过400门40与20毫米防空炮。

在这次战争中，埃、叙经过周密准备对以实施突袭和两线夹击，首战告捷，使阿拉伯的民心士气为之大振。埃军渡河之役显示出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以军动员快速，先北后西，重点用兵，化被动为主动，尤其向运河西岸的大纵深突击，对于扭转被动局面发挥了作用。双方投入的坦克、火炮、飞机、导弹等数量很大，埃、以于14日一天内共展开1800辆坦克的大会战为战争史上所罕见。阿、以分别使用苏、美当时的先进武器装备和得到苏、美战略空运的及时补充并利用苏、美侦察卫星提供的情报。埃军由萨姆-2、萨姆-3、萨姆-6、萨姆-7型导弹为主组成的防空体系，在战争初期掌握了战场制空权，使以军飞机数日内不敢进入运河空域；以军则使用“响尾蛇”、“蜻蜓”等空空导弹和“加布里埃尔”舰舰导弹对付阿军的飞机、舰艇。大规模电子对抗的展开使战场情况更为复杂，作战损耗加大。双方飞机损失的约60%、舰艇损失的80%以上，大部被毁坦克均为各种导弹所击毁。在战略指导与作战上，广泛利用电子技术和使用各种战术导弹，是这次战争的突出特点。中东战争给中东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战争开始后埃及军队出动了200架飞机对以色列一方进行了空袭，随后埃及士兵一边口中呐喊：“真主万岁”，一边强渡运河。在进攻的前一晚上，埃及的蛙人将巴列夫防线埋藏的汽油管封死，使得埃及的渡船在苏伊士运河上畅通无阻。埃及军队到达对岸后，立即组织商讨如何穿越巴列夫防线，埃及指挥官听从了一位工兵军官的建议，使用高压水枪冲刷由沙子建成的防线，很快在以色列的防线制造了好几个缺口，随后埃及军队击破了几乎所有的巴列夫防线上的堡垒。埃及军继续前进了大约15公里，以2个军的兵力，进入了西奈半岛的沙漠地带。

因为预料到以色列装甲部队会进行反击，埃及军替担任第一波攻势的部队装备了空前数量的反装甲武器，包括单兵携带的RPG火箭推进榴弹（Rocket propelled grenades）以及更为先进的AT-3反坦克飞弹。平均3名埃及士兵便有1人装备反装甲武器。同时，在埃及那一边的运河斜坡被埃及军填高，比以色列那边运河足足高出两倍，给了埃及军广阔的视野和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使埃及军队能够轻易的射击任何逼近的以色列步兵和坦克。

自1975年以来，中国出版的各种有关资料文件和书刊中，大量介绍了许多涉及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文章，尤其是所谓“190装甲旅”被埃军伏击全歼的著述更是屡见不鲜。这些文章都采用相同的人物、部队番号、数量、战斗过程等基本素材进行了描述。然而，当时以军装甲部队在西奈半岛先后投入9个装甲旅，分别是第14、第460、第401、第164、第600、第217、第247、第431和约埃尔装甲旅。其战斗序列中不存在“190装甲旅”这个番号，而实际上它是第600装甲旅所属第190装甲营的讹传。笔者所见较早的误传资料是埃军第2步兵师萨达将军的描述：“……敌人以每小时40千米的速度发起进攻。以色列坦克刚一越过伪装的步兵堑壕，步兵便迅速跃出堑壕，向敌第190旅进攻。我们集中在该地区的坦克和所有反坦克武器向敌人开火并消灭了他们。以色列第190装甲旅在3分钟内被消灭了。旅长阿萨夫·雅果里和另外4名士兵做了俘虏。……”

随着雅果里在埃及电视节目中露面，各国相当多的媒体都相信并采用了萨达的“190装甲旅”说，“一人传虚，万人传实”，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以色列人赫佐格（曾任情报部部长）在他的书中点破了这一讹传，他写道：“……纳科部队（指第600装甲旅前进指挥所和190装甲营在费尔丹路以北的平行公路上向前疾进，突然发现，在离运河800码处，被数千名埃军步兵包围。有18辆坦克被击中摧毁，指挥进攻的营长阿萨夫·雅果里中校被震出坦克，当了俘虏。埃及宣传工具对此大肆宣扬。……他们把雅果里营说成是一个旅，而把雅果里说成是旅长）……”20多年来，以色列人的著述竟未引起广泛注意。许多文章在介绍有关“190装甲旅”战例时，由于采用的基本素材本身存在着错误，自然在具体细节的描述中就有了诸多失真。将“190装甲旅”称之为“王牌旅”、“王中王”，这是在有些书刊资料中见到的说法。事实上，“190旅”既然是一个营，所谓“王牌旅”也就随之失去其意义。以色列装甲兵确实有一个王牌旅。那就是1949年组建的赫赫有名的第7装甲旅。这个旅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戈兰高地战场上打了一场以少胜多的防御战。

190装甲营被全歼，并不只是由于雅果里一个人的指挥失误造成的。以军在战争初期失败的最致命因素，就是包括雅果里在内的中高级挥官普遍存在的傲慢轻敌情绪。10月8日指挥反击作战的西奈战区司令什穆埃·戈南少将和第162师师长阿弗拉罕·阿丹少将，都是以色列坦克学校第1期毕业生，他们陶醉于以色列装甲兵“只有胜利的故事”的神话，过分低估埃及步兵的反坦克能力，错误的敌情判断，极为被动的指挥，分散使用兵力，致使阿丹师遭受重创。雅果里的顶头上司——第600装甲旅旅长纳科·巴拉姆上校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任营长，参战20多次，负过重伤。一条腿是假肢，上下坦克要人扶，他生性好战，狂妄自大，军中称其为“人狮”。他率领旅指挥所及第190装甲营实施反击作战，有恃无恐，丝毫没有遭敌伏击的心理准备，以致陷入困境，后见势不妙，仓皇地死里逃生。许多文章说，以军“190装甲旅”在费尔丹方向反击时，损失坦克120辆。这是一个明显夸大了的数字。由于被歼的“190装甲旅”实际上是1个营（编制坦克38辆～50辆），这就从逻辑上否定了120辆这种说法的准确性。

虽然“190装甲旅”实为装甲营的讹传，但10月8日的那次战斗，仍不失为一个典型的坦克兵遭步兵伏击被歼的战例，现将其作战经过略述如下：10月7日，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命令第162装甲师（坦克170辆），于8日从运河东北线由北向南实施反击，企图消灭运河东岸埃及第2集团军的部队。8日上午9时，该师第600装甲旅在坎塔拉与埃军步兵第18师展开战斗，损失不大；当日中午，第460装甲旅（从第252装甲师转隶而来的残部）在向费尔丹方向的埃军步兵第2师反击时失利，损失坦克12辆；下午2时，第600装甲旅旅长将1个营留在坎塔拉作战，亲自带领旅指挥所及第190装甲营，以40千米的时速直趋南下，疾进至费尔丹正面，与第460装甲旅残部协同行动，组织再次反击。由于以军装甲部队末按军区司令计划绕到埃军桥头阵地的北翼，结果，发起冲击时，不是由北向南卷击，而是由东向西正面进攻。第600装甲旅所属不足两个营的纯坦克分队冲击时，正好钻进了埃军第2步兵师预设的伏击陷阱。下面是赫佐格书中的一段描述：……当他们距苏伊士运河800码远时，一阵密集的反坦克火力袭来，随着烟幕的升起，纳科向四周望去，看到坦克在他左右爆炸。……他们必须撤走。在他们的进攻部队中，只有4辆坦克（包括他乘坐的1辆）能撤离恐怖的战场。当他们开始撤退时，布伦（即第162装甲师师长阿丹）通过无线电通信网责问他：“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撤？”纳科回答：“如果你再问下去，几分钟后就没人回答你了”。埃及军队首战全胜，但是他们却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他们开始巩固他们在据点，并未乘胜追击。

在以色列于8日灾难性的攻势后，双方都停顿了下来，开始巩固自身阵地并且期盼对方先发动攻击。埃拉扎尔取代了能力不足的葛农接掌指挥，葛农没有立即被撤职，因为这在战时可能对士气造成伤害。

在几天的对峙后，萨达特想要帮助缓和叙利亚战线的压力，下令再次发起攻击。埃及军离开防空火力阵地展开攻势，当埃军于投入1000辆坦克展开第2次大规模进攻时，以军投入800辆坦克，步、坦、炮协同作战，并使用武装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发射“小牛”、“百舌鸟”式空地导弹、“白星眼”式电视制导炸弹等，击毁埃坦克250辆，迫使埃军当日撤回进攻出发阵地。

隔天，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在这次代号勇敢壮士行动（Operation Stouthearted Men）的攻击中，以色列大幅改变一直以来依赖坦克和飞机支援的战术，运用步兵发起攻势，迅速穿透了埃及军的地对空飞弹基地和反坦克飞弹阵地，一个由沙龙所领导的师攻击埃及在大苦湖（Great Bitter Lake）北边伊斯梅利亚（Ismailiya）附近的阵地，进攻埃及军战线最脆弱的部分，也是北边的埃及第二军团和南边的第三军团交界处。在一座日本人经营的农场附近地区（一项在运河东方的灌溉计划，当时以军称其为中国农场）经历了整场战役中最残酷的战斗后，以色列终于凿穿了埃及军的战线来到苏伊士运河，将埃及军一分为二。紧接着一小批以军部队横渡运河来到对岸，迅速建立桥头堡。在24小时内，大量步兵借着轻型充气船渡河，尽管没有装甲部队的支援，他们大量配备了美制的M72 LAW反坦克火箭以对付埃及装甲部队。这批突击部队迅速清除了运河西岸一个又一个的埃及军防空和反坦克飞弹阵地，这些阵地清除后，以色列军队便重新获得了具压倒性优势的空军和装甲部队的支援。

开罗只剩下101公里了。

在戈兰高地，以色列军以2个装甲旅和11个火炮连的兵力，抵挡叙利亚5个师与188个连的入侵。在战役开始时，叙利亚坦克立即与以色列的坦克混战在一起。叙利亚的直升机空降突击队攻占了以色列位于赫尔蒙山（Hermon）上的最重要的看守堡垒Jabal al Shaikh。

在戈兰高地的战斗被以色列高层列为第一优先。在西奈半岛的作战由于距离以色列本土相当遥远而不会有太大威胁，但戈兰高地一旦陷落叙利亚军便能长驱直入以色列。后备役军人被尽可能的以最快速度分派至戈兰高地，他们一到达兵站据点便直接驾驶分配的坦克开往前线，无须等待其余训练的成员、无须等待安装机关枪于坦克上、也无须等待测定坦克火炮口径的步骤（军方规定的一种旷日费时的目测检查）。

如同在西奈战线的埃及军，叙利亚军一直小心的只在己方防空飞弹的保护范围内行动。叙利亚也使用许多苏联制的反坦克武器（但由于戈兰高地地形崎岖而没有像在平坦的西奈半岛上如此有效）。叙利亚估计以色列的后备军人至少要24小时才能到达前线，事实上，以色列的后备军人在战争爆发后15个小时便开始陆续到达前线了。

在第一天战斗结束时，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军已经达成了一定规模的胜利，然而在超过4天的激战中，北边的以色列第7装甲旅终于守住了战线，得以守住位于以色列军总部所在地Nafah旁的崎岖山丘。由于一些仍然未知的原因，叙利亚几乎就要攻占Nafah，但却在那时停止了前进，使以色列得以重整战线。最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叙利亚已经事先估计了进攻的时间，而当时战场的指挥官不愿意改变计划。

在戈兰高地南边的战场，以色列的巴拉克装甲旅（Barak）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开始遭受大量的伤亡。装甲旅的指挥官Shoham上校在第二天的战斗中阵亡，留下副指挥官和其他军官指挥各自的坦克激战，叙利亚部队不顾一切的向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推进并涌向Nafah，这时巴拉克装甲旅已经四分五裂失去了组织功能，残存的坦克和乘员则各自为战。

戈兰高地的局势在以色列后备援军抵达后终于开始逆转，1973年10月8日，以色列军开始反击。不同于南边广大的西奈半岛，狭小的戈兰高地很难在战争中起缓冲作用，然而在战役中证明了戈兰高地在地理上是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而且是阻止叙利亚入侵以色列本土的关键。到了10月10日礼拜三，所有入侵的叙利亚部队都被击退回开战时的边界了。

以色列高层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要就此停战维持自1967年以来的边界，或是继续攻入叙利亚的领土。10月10日，以色列高层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整天的时间直到晚上，有些人主张就此停止前进，将多余的兵力调回西奈战线（史密尔·葛农在Hizayon战败才在2天前发生），其他人则主张继续进攻，攻向大马士革，彻底击败叙利亚，这样做也可以恢复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霸主的形象。总理梅厄最后决定继续进攻。

以色列部队攻进了叙利亚本土，在叙利亚的巴珊（Bashan）攻克了20平方公里的土地，从那里以色列得以用重型火炮开始炮轰大马士革的市郊，距离只有40公里。

由于阿拉伯国家的战况迅速恶化，约旦的侯赛因国王不得不派兵支援。为了避免直接和以色列开战会遭到以色列空军攻击，他派出了一支远征部队前往叙利亚。伊拉克也派出了远征部队前往戈兰高地，由30,000人、500台坦克、700台装甲车辆组成。伊拉克部队的出现让以色列相当吃惊，以色列原本预期伊拉克部队至少要24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前线。伊拉克部队突袭了以色列装甲部队攻势的突出部的南方侧翼，迫使以色列部队向后退却数公里，以避免遭到包围。

叙利亚加上约旦和伊拉克的部队发动反击以阻止以色列进一步的攻势，然而，他们也无法击退以色列部队位于巴珊的突出部。

以色列戈兰尼旅（Golani Brigade）突击队和总参谋部直属侦察营（Sayeret Matkal）特种部队重新占领了赫尔蒙山上的据点。由于山上防卫的叙利亚狙击手的攻击，两周前的进攻已经造成25人阵亡67人受伤，而这次的进攻又造成55人阵亡79人受伤，最后终于夺取了据点。1辆以色列的D9推土机和以色列步兵一同破坏了前往山顶的道路，以免日后又被叙利亚占领。同时一个以色列伞兵旅也占领了山上的其他据点。

埃及在西奈半岛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后，战术上就发生的极其重大的错误：他们没有乘胜追击，给了以色列一个得以喘息的机会。以色列接受了大量的美国军援，并集中兵力遏制住叙利亚的进攻，同时使用美国提供的卫星应用于战争，他们观察到了埃及的第二和第三集团军之间存在一个缺口，很快，以色列军队利用这个缝隙打入了苏伊士运河，导致了埃及军队（第三兵团）被围，战局被逆转。

以色列和叙利亚发生的拉塔基亚海战（Battle of Latakia），是一场具技术性革命的海战。以色列的胜利证明了，体积小而速度快、并且配备了电子反制设备的飞弹快艇的潜力。战斗发生在叙利亚的港口拉塔基亚外，在战斗中，以色列飞弹快艇引诱叙利亚快艇在最远的射程时就发射飞弹，接着以金属箔片和雷达干扰技术使这些飞弹全部落空，等叙利亚快艇射光了飞弹后，以色列快艇便追上去在适当的距离内发射飞弹，结果击沉了好几艘叙利亚快艇。

在这场海战和其他几场小型海战后，叙利亚和埃及海军就一直停留在他们位于地中海的港口内直到战争结束，使以色列得以掌握地中海的海运航道，这使得以色列得以取得大量由美国船只运载来的军火补给（其实以色列有96%的补给是经由这样的船运所取得的，而非经由空运）。

在战争中，以色列海军还对埃及港口发动了几次小型的袭击，以摧毁那些可能用于运载埃及突击队至以色列战线后方的埃及船只，不过这些行动对整场战争的影响并不大。

1973年10月22日，在美苏间的谈判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停火决议。下令以色列与埃及间的战斗立刻停止（但法律上来说不包括以色列和叙利亚间的战斗），停火命令于12个小时后的以色列时间下午6:52生效，但战斗直到夜晚才慢慢停止。事实上仅利用人造卫星的图片是不可能判断双方的前线位置的。

在下令停火时，以色列部队距离他们的目标只有几百公尺—最后一条连接开罗和苏伊士运河的道路。当天晚上，埃及军在许多地区违反了停火令，击毁了9台以色列坦克。为了报复，大卫·埃拉扎尔向高层请求继续向南方攻击，莫夏·戴扬同意了，以色列部队继续向南进攻，占领了最后一条道路，彻底包围了苏伊士运河东方的埃及第三军团。

隔天早晨，引发了一阵外交上的慌乱。苏联的侦查飞机证实了以色列部队正在朝向南方推进，于是苏联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令。在电话中，基辛格质问梅厄夫人：“我们怎么知道在沙漠中停火线到底在哪里？”梅厄夫人回答：“我们终究会知道的。”稍后基辛格才知道埃及的第三军团已经被包围了。

因此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不希望以色列摧毁埃及第三军团，甚至威胁将支持联合国要求以色列退回战线的决议，于是以色列只好答应提供受困的埃及第三军团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食物及清水）。在与以色列大使Simcha Dinitz的电话中，基辛格告诉以色列大使，想彻底摧毁第三军团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选择”。

在北部戈兰高地的战线，叙利亚军已经准备好发起另一次大型的反击。除了叙利亚的5个师外，还有伊拉克的2个师，以及其他小规模的包括约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部队。苏联的支援也补充了之前在戈兰高地的损失。

然而，在攻势展开的前一天，联合国发布了停火令（只及于埃及和以色列），“埃及于星期一（10月22日）接受了停火令，使阿萨德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停火令并没有及于叙利亚，但连带的效力却不能被忽视。一些叙利亚将军主张维持攻击计划，并认为这样埃及将会感激叙利亚并也会继续战斗……其他人则认为继续战争将会让以色列有借口彻底摧毁埃及第三军团，到时埃及无法继续作战，以色列就能将军队主力北调全力对付叙利亚，甚至进攻大马士革。”（Rabinovich, 464-465）

最后，阿萨德决定取消攻势，宣布叙利亚接受停火令，而伊拉克政府也下令伊拉克部队返国。

有组织的战斗到1973年10月26日全都结束了。不过战线上仍偶尔会发生冲突，同时仍然维持军事紧绷的局面。受困的埃及第三军团被切断了所有补给，因此成了以色列的人质筹码。

埃及的国家安全顾问Hafez Ismail传递消息给基辛格—只要以色列同意让第三军团获得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食物及清水）并彻底停火，埃及愿意直接和以色列进行对话。

最后，基辛格拿了一份谈判出的提议给萨达特，萨达特几乎没有任何争论便签署了。以色列的检查哨将被联合国接管，允许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通过，并且会开始交换战俘。接着在日内瓦展开了会议，最后各方都签署了休战协议。在1月18日，以色列签署协议将部队撤回运河以东，直到1974年3月5日撤回了所有的以色列部队。

基辛格的穿梭外交终于在1974年5月31日达成了脱离战争状态的协议，双方互相交换战俘，并且由联合国在边界设立缓冲地带，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UN Disengagement and Observer Force）创立并驻扎在戈兰高地以维护停火协定。

阿拉伯联军与以色列在两个战线的激烈作战与损失，让双方的装备与储备弹药都下降至危险的程度。作为各方的主要支援国家，美国与苏联分别展开大规模的运补行动。

苏联在埃及与叙利亚的要求下分别对两国展开军援的行动。苏联除了以运输机将装备与物资输送到这两个国家以外，也自部分东欧国家调动装备支援阿拉伯联军的作战。

最早被以色列与美国注意到的苏联运输机群分别前往大马士革与开罗，显示苏联可能在运送最后一批增援物资。根据战后的公开资料，这些飞机其实是在两国政府的通知下，将苏联在当地的技术人员以及家属送回国内。

实质上苏联对两国的运补，大多数的物资运往叙利亚，以补充他们在战场上蒙受的重大损失。

埃及和叙利亚在初期的攻势使以色列军遭受大量战损，以色列急需补给军火武器，否则战局将面临崩溃。除开装备的受损以及需要补充的零件以外，以色列全国弹药储备量也下降到非常危险的层次。以色列历经多次战争，对于需要的弹药储存量有很好的经验，可是这一次的战斗的消耗量远远高于过去的任何一场战斗，而且以色列使用的多种火炮弹药在当时尚未具备生产能力，导致弹药的供应会面临断炊的危机。在美国运输展开前，以色列全国的105毫米弹药储存量一度下降到只能够维持48小时。除此之外，开战当时的状况，超过预期的消耗量所衍生的心理压力和恐慌，也是促使以色列积极要求美国协助的原因之一。

梅厄总理向国际呼吁恳求援助，欧洲国家全都拒绝，只有美国总统尼克松答应支援以色列—尤其是苏联也开始支援阿拉伯国家军火的情况下。美国向许多商务航空公司接触，希望帮忙运载军火至以色列，但航空公司都害怕战后遭阿拉伯国家抵制，因此全都拒绝了，只有以色列航空（El Al）愿意协助。然而EI AI的那些客运飞机根本没有足够的运载能量将所需的大量军火及时运达。此外，这些民航机无法运送大型装备，譬如火炮或者是坦克。在装卸的效率上也远不如军用运输机，尽管如此，这些运输还是勉强的为以色列的作战多争取的一点时间。

美国政府本身没有立即展开运输作业的主要原因在于高层的政治冲突。尼克松总统当时为了水门事件而无法分身，因此将协调的作业全部交给国务卿基辛格负责。基辛格除了穿梭各国展开外交折冲之外，为了争取日后的政治筹码，在运输作业上该由谁负责等政治责任与功劳方面与国防部长詹姆斯·罗德尼·施莱辛格发生拉锯战。双方的立场都相当坚定，毫不相让，即使以色列已经发出多次紧急请求下，僵持的局面也无法打开。连日应付各方政治与舆论压力的尼克松总统也未能适时介入，解开这些冲突。

美国空军面临最大的技术问题是所有现役的运输机都没有空中加油设备，这表示除非找到中途降落加油与更换组员的机场，美国空军将无法担任空中运补的工作，而经由海上运输的提议是无法让以色列接受的。由于政治上害怕阿拉伯国家抵制的问题还未解决，欧洲的盟国都拒绝让这些运输飞机中途降落加油，甚至拒绝让这些飞机飞过他们的领空。最后只有葡萄牙愿意协助，因此葡萄牙的拉日什机场（Lajes Field）成了整个运输行动的基地。由于其他欧洲国家的要求，原本就停留在这些国家的运输机也得飞回拉日什，很快的每天便有超过30架飞机通过拉日什，为了容纳这些飞机行动，机场迅速扩建到能容纳1300人住宿，甚至连在二战时建立的兵营也派上用场。

最早的规划是由美国空军的运输机将物资送到拉日什机场，然后由以色列自己将物资送回去，以避免美国介入或者是其他的政治问题。这个规划在运输行动尚未开始前就被认为行不通而放弃，因此所有的运输机会在拉日什停留之后，遵循非常严格规划的航线飞往以色列。

尼克松决定援助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下令美国空军“把所有能飞的玩意都飞往以色列”。这项名为五分钱救援行动（Operation Nickel Grass）的任务于是展开，接下来9个小时里，大量C-141和C-5运输机已经开始飞往以色列。

在葡萄牙至以色列的航线上，运输机沿着极度精确的航线飞行穿过地中海，航线的南边有敌方的阿拉伯国家、北边则是拒绝开放领空的欧洲国家，任何偏离的飞机，尤其是进入埃及领空，都无法保证会不会被击落，因此护航是必要的，美军第六舰队与以色列的战斗机共同担任护航的工作，直到运输机平安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Ben Gurion International Airport）为止。虽然与阿拉伯国家战斗机的接触报告很多，不过直到战争结束前，没有任何一架运输机受到骚扰。

到达以色列的军火很快被卸载并直接送往前线，有些弹药在发射出去的时候，甚至还是冰冷的。美国方面很担心任何运输机在地面的时候或者是军火在机场范围内受到任何攻击而引发无法估计的损失，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并没有预期中的攻击发生，也没有运输机受到攻击而损失。

并非所有军火都是以运输机送到以色列的。在开战的头几天里，以色列空军损失了大量战机，被阿拉伯国家所部署的各种地对空飞弹击落或击伤。因此以色列向美国买下36架F-4幽灵战斗机，这些战斗机本来隶属美军，在涂掉美军标志换上以色列空军的标志后，由美军飞行员直接飞往以色列，并马上投入战场。

除了补充以色列消耗的装备与弹药以外，美国还提供以色列一些新装备：小牛飞弹、百舌鸟飞弹与托式飞弹，其中百舌鸟飞弹的使用被埃及指责有美国空军的飞行员直接介入战争。

直到战争结束为止，这项行动让以色列在战争的紧要关头，能够迅速补充初期损失的装备，因此这项行动有时也被称为“救了以色列一命的行动”。

也因为美国的这项行动，严重激怒了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联合对美国实行彻底的石油禁运，造成美国油价暴涨，导致1973年石油危机。

从1973年10月9日苏联开始空中运补到10月24日之间，美国与苏联所提供的援助分别是：

苏联：共飞行935架次，提供16000吨物资与装备，以及206架军用机。

美国：共飞行565架次，提供22400吨物资与装备，以及56架军用机。

此外，以色列的航空公司共飞行250架次，运送5500吨物资与装备。

虽然苏联比美国早大约5天进行运输作业，运输机需要涵盖的距离也远短于美国空军跨越的部分，无论是在总运输量和装备的可用程度上都远不及美国对以色列提供的效果。

主要的原因包括：

1．苏联的军用运输机的载重量不如美国空军使用的机型。

2．苏联在运输作业前段的规划与整合作业非常不理想。苏联的装备往往送到的时候还需要组装，或者是弹药，燃料与武器是分开运输或者是放置，导致接收到装备的国家需要额外的时间将需要的部分整合起来才能送往前线。全部苏联运送到的坦克，只有从东德来的一小部分是可以直接从飞机上下来之后进入战斗。

3．阿拉伯国家的机场装卸作业效率不佳，相较于美国与以色列的机场装卸效果，这方面也导致苏联军援的效果不佳。

原本希望借由战争夺回西奈半岛的萨达特，则对和平的进展缓慢而感到洩气；在1977年11月，他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前往以色列访问，成为了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这同时也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萨达特的访问加速了和平运动的进展，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邀请萨达特和贝京前往戴维营（Camp David，美国总统的行宫）与会，会议从1978年9月5日—17日，最后谈判成功，以色列与埃及在1979年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Israel-Egypt Peace Treaty）。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所有军队和殖民者，以交换与埃及的正常关系与长久的和平。

许多阿拉伯国家对此非常不满，埃及被从阿拉伯国家联盟里驱逐。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埃及还一直被当成“阿拉伯国家里的领导者”。

第四次中东战争最大的影响便是，在战争结束时签署的和平协议是自1948年的战争以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首次公开进行对话。

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尤其是埃及），从六日战争以来一直承受的战败感得以克服，并让他们能平等的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然而，战争中埃及只在西奈战线获得一小部分土地，以色列却在戈兰高地以及运河西岸获得更多的土地，这场战争使阿拉伯国家了解到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击败以色列，也因此使以阿间的和平得以展开。

这场战争震惊了整个以色列，之前六日战争的大胜让以色列军过度自信，一直以为以色列在中东拥有优势军事实力。而战争初期的挫败造成以色列国内心理上的恐慌。以色列承受了比例极高的人员伤亡。

为了报复美国支援以色列，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里的阿拉伯国家，由沙特阿拉伯领导，在10月17日决定每个月减低石油产量5%，并威胁彻底禁运。然而尼克松还是在10月18日向美国国会请求提供了以色列超过15亿美元的军火。到10月20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其他阿拉伯产油国紧接着加入，并且扩大到对荷兰以及其他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禁运，造成了1973年石油危机。虽然禁运是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有证据显示萨达特早在8月已秘密前往沙特阿拉伯以组织这次禁运。

以色列群众对以色列政府的抗议活动在战后4个月展开。抗议由Motti Ashkenazi所领导，他是“布达佩斯堡垒”的指挥官——也就是那个死守到最后未被埃及军攻克的巴列夫防线上最北边的堡垒（Rabinovich, 499），愤怒的群众非常不满以色列政府在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针对摩西·达扬）。以色列最高法院为此展开了调查，调查为何战争爆发前未能及时备战，和战争开头几天内的挫败。

特别委员会在1974年4月2日发布了初步的调查报告，六个人必须为战争前期的挫败负责：

·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David Elazar）被提议免职，委员会认定他必须承担“对战争前的准备工作和战争情势发展的责任”。

·情报机关首长Eli Zeira和他的副手Aryeh Shalev被提议免职。

·Amam军事情报部的埃及情报工作小组负责人Bandman中校、和南方地区情报首长Gedelia中校，被提议调离情报机关。

·南方战线的指挥官史密尔·葛农（Shmuel Gonen），被提议除役现役（Rabinovich, 502）。他被迫在报告发布后的1975年1月30日离开军队。报告中指责他“他无法达成他应履行的职务，并应对我军在战役中的危险处境负责”。

与公众的不满不同的是，这份报告“因为受到压力，报告调查的是主要是执行者的责任，而不是政府高层的责任，然而那已经超出他们能力所及”。然而梅厄总理和摩西·达扬显然必须负起责任，公众要求他们辞职（尤其是达扬）的声浪越来越大（Rabinovich, 502）。

最后，在1974年4月11日，梅厄总理辞职了。她的内阁也一起总辞职，包括已经请辞两次而被梅厄挽留的达扬在内。原本担任埃拉扎尔的顾问的伊扎克·拉宾，在6月继位成了新政府的总理。

这次战争的结果是阿拉伯国家赶上了以色列，扭转了过去接连失败的状态，使双方在战略上恢复了平衡。这一结果的形成是有着历史必然性的，经过三次中东战争，中东地区民族觉醒的进程加快，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的失败使中东国家对殖民者保护中东的幻想破灭，也是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起因，埃及革命胜利和收复苏伊士运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失败，结果是美苏大国卷入中东取代英法，但是美苏干涉中东同样不能保证中东各民族的利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中的失败让中东人民意识到要获得胜利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埃及萨达特总统对苏联的态度从过去的附从，转变成为合作，增强了民族自主权，把苏联操纵的装备收归埃及使用也加强了独立的地位。自行制定军事发展政策，防止出现六五战争被苏联抛弃的局面。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的经过也体现了萨达特政策的进步，他首先团结了阿拉伯国家，建立了统一战线，在战争中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支持和参战，并且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胜利，而且萨达特总统也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不仅使西欧各国保持中立，也得到了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使以色列陷入空前的孤立状态，几乎在这次中东战争中遭到失败。从军事角度看，这次战争没有彻底战胜以色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质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没有扎实、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不能自主生产战争物资，无力应对长期消耗战争；其次是在军事体制上，没有以色列那样完善的全民预备役动员体制，投入的军事武装力量多是雇佣职业兵，在最初的胜利后不能迅速扩大战果，让以色列紧急动员，使兵力优势迅速丧失；另外就是战术呆板，让以色列发现防御漏洞渡过运河西岸，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尽管这次战争最终依然以平局而结束，但是阿拉伯国家依然取得了成果。首先是打破了美苏共同发表的中东问题“冻结在冰箱二三十年”的立场，把解决中东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削弱了美苏主导中东的地位。交战双方脱离接触，在经过联合国等斡旋后，埃及收复了西奈半岛部分领土，叙利亚收复戈兰高地大部。随后萨达特主动与以色列友好，开启了土地换和平的政策，收复了全部失地，奠定了中东和平的基础。从国际环境看，当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无力长期支援远离自己的以色列同整个阿拉伯世界战争，以色列也无力长期在多条战线打消耗战；阿拉伯国家联合用石油禁运武器同西方斗争，也让西欧保持中立不支持以色列，萨达特奉行的自主、灵活的外交、军事战略，获得了国际社会多数拥护，他推行的土地换和平战略也得到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数人民拥护，符合中东地区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