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两堂两横式以上的民居，屋前往往有因取土做砖而形成的水塘和禾坪。这水塘、禾坪既是居民洗涤、晾晒物件的场所，又自然成了其继续朝前发展的势力范围。以两堂或三堂两横式房屋为基本单位组合，向前后左右不断扩建，可达数十百间，乃至形成一村一姓的大屋场。至今，赣南各地尚存不少古村落，就是这种民居的典型代表。

过去，赣南盛行风水观念，每做宅居，既请地理先生择基定向，还要选择吉日动土、奠基、安门和上梁。房屋宅地大多取南北座向，俗云：“坐北朝南，有食清闲(音han)；坐南朝北，神仙住呒得”。地理先生所操风水术讲究所谓龙、局、水，认为“龙主人丁，局主功名，水主财路”。所以每堪风水，首看龙之生旺死绝；水口在某字上，生山生水。看龙脉，又首看来龙之祖山，再看来龙，还有分龙、过龙等等。又说，龙要发脉雄壮，奔腾有势。为接应来龙，后龙山必树木成林，郁郁葱葱。局为总脉分出的支脉山峰，须重重环绕，似公堂格局，有旗有鼓，印案兼备，坐镇宅地，犹如元帅升帐一般气派。水即指前方水势，不得直来直去，冲走财源。为使水口回环，于是筑坝、植树等。所以，客家人的村落，一般都有水口和林木茂密的后龙山。

此外，赣南客家还盛行“门榜”风气，即在广大农村甚至一些城镇保留着这样一种习俗：在厅堂上方，画一匾额，书之四字（有的三字），称之曰“门榜”。这种现象尤以上犹等县为最。门榜的内容各姓氏家族有很大的不同，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昭示本姓氏家族的渊源。如黄姓的“江夏渊源”，昭示了黄姓的发祥地是古代的江夏郡；陈、钟、赖、邬、庾等姓的“颍川世第”，说的是以上几姓均望出颍川郡；罗姓的“豫章遗风”，昭示了罗姓望出豫章郡。二是显示本姓氏谱系的高贵家风或门第，如孔姓的“泥山流芳”，说的是春秋时期孔氏大思想家孔丘诞生于山东的曲阜尼山，其事迹和思想彪炳史册，流芳千古。钟姓的“越国家声”，说的是唐睿宗时期，钟绍京因助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爵封越国公的历史事实。张姓的“曲江风度”、“相国遗风”，说的均是张姓先人张九龄的故事。张九龄为唐时韶州曲江（今韶关）人，唐玄宗时迁中书令。此外，某些姓氏的“大夫第”、“司马第”等等，则是显示其高贵门第的。三是反映本姓氏谱系中名人先贤的事迹。如钟姓的“知音高风”、“飞鸿舞鹤”，前者记录下了春秋时期钟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佳话，后者记录了三国时期魏太傅钟繇的书法独树一帜，其书“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的事迹。刘姓的“校书世第”“禄阁光辉”指的都是西汉刘向奉汉成帝之命校正五经异同于天禄阁。张姓的“金鉴千秋”指的是唐相张九龄向玄宗上《千秋金鉴录》的史实。王姓的“三槐世德”叙述了这样的事实：宋朝王佑曾在庭院中植槐三棵，预言子孙必然显贵，后次子王旦果于太平兴国年间考中进士，后出任宰相。田姓的“紫荆传芳”说的是临潼有个田真，兄弟三人分家，财产均分后，尚剩屋前一株紫荆树未分，约定次日斫分为三，各得其一。谁知次日早上，树已枯萎待毙，田真对两个兄弟说：“树木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说完悲不自胜。兄弟相感，不再分家，屋前的紫荆又繁茂起来。四是显示本姓氏谱系先贤品格高尚。如黄姓的“叔度高风”，反映了东汉黄叔度的高尚品行，其品行：“汪洋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杨姓的“清白传家”叙述了东汉杨震为官清廉，一生清白。曾有人夜怀十金，向他行贿，杨震不接受。行贿人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回答说：“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谓无知？”终不受贿。

曾姓的“三省传家”取之于《论语·学而》中曾子所说的一句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以此垂诫后人要向曾子那样严格要求自己。五是显示门风纯朴、吉祥、兴盛。如书写“忠厚传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紫气东来”、“和为贵”、“得我所”、“安其居”以及“春秋鼎盛”、“风华正茂”、“桂馥兰馨”、“竹苞松茂”、“兰桂腾芳”等等。

总之，“门榜”虽仅三四字，然其内容丰富，寓意深远。首先，每一块门榜都是一部“微型族谱”，其里面蕴涵着大量的历史信息，是客家人尊宗念祖、家族兴旺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研究家族史、客家迁徙史，民族史的珍贵史料。其次，“门榜”是客家崇祖意识的产物，而分支别居的客家人，在他们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祖居地以后，不免感到空虚和孤独。这时，门榜又起着激唤崇祖意识的作用，使分支别居的客家人感到自己的亲人就在身边，脚底下的这块新居地就是祖居地，于是，大大坚定了在新居地干一翻事业的决心和信心。第三，通过门榜来取得同宗群体的归属感，并提高分支别居者的社会地位。过去，“门榜”曾象一根红线，把同宗同谱人的思想感情联接在一起，不管分居多远，他们总是心心相印；也不管是否相识，只要看见“门榜”并能道出点“本家”的世系源流来，就会受到东道主的热情款待，胜若久久出门在外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而远方的宗族来访，东道主也倍感荣耀。来访的宗亲越多，说明他的家族势力越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这一点对分支别居者非常重要，因为那是一个土客矛盾、宗姓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代，家族势力大，也就意味着后盾强大，而不至于遭受土著或别的姓氏的欺凌。当然，在那种矛盾斗争中，成为牺牲品的总是各宗族的贫民百姓。

今天，旧社会那样的土客矛盾、宗姓矛盾和阶级矛盾已经消除，但是“门榜”作为联络同宗同谱系的人的思想感情这一个功能依然存在。第四，“门榜”具有教育后代的作用。如前所述，有些“门榜”是显示其品格高尚、门风纯朴、艰苦创业，用于垂训后代的，门榜的这种积极意义，各个姓氏宗族都很重视，它在造就一代又一代人的优秀品德中，也确实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我们可以将门榜的这种积极作用加以利用，把它纳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让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门榜”文化也是赣南客家民居的一大特色。

围屋，顾名思义，就是由厚厚的外墙包围着的屋子。这是赣南民居的一种特殊形式，又称“围子”或“土围子”。她与闽西土楼、粤东围龙屋一起，构成了客家民居的一大奇观。

分布状况

围屋主要分布在“三南”（定南、全南、龙南），以及寻乌、安远、信丰的南部，其中以龙南县最为集中；其它县份则呈零星分布。据万幼楠先生调查研究，龙南全县现有围屋200座以上，有些山谷村庄，往往一个自然村便有七八座围屋。形制上，除大量方形围屋外，还有半圆形的围垅屋式围屋、近圆形围屋，以及八卦形和不规则的村围；结构上，既有三合土和鹅卵石构筑的，也有青砖、条石垒砌的；体量上，既有赣南最大的围屋——关西新围，也有最小的围屋——里仁白围（俗称“猫柜围”，形容其小如养猫之笼）。定南县几乎各乡镇均有围屋，但较零散，精品少，多用生土夯筑墙体，故屋顶形式也多为悬山，此为别县所少见。全南县围屋基本上采用鹅卵石垒砌墙体，为了争取到多一层的射击高度，大部分围屋顶上四周砌有女儿墙和射击孔，以便必要时上屋顶作殊死抵抗。安远县围屋主要分布在以镇岗、孔田为中心的南部各乡镇，现存100余座。信丰县围屋较破残，今多存见于小江乡。寻乌县属珠江水系，一向受粤东文化影响，故这里南部乡镇多是正面两隅设炮楼的围龙屋式围屋。以上各县围屋，估计总数在600座以上。

结构

典型的围屋，平面为方形，四角构筑有朝外凸出1米左右的炮楼（碉堡），外墙厚0.8~1.5米。围屋立面高二至四层，四角炮楼又高出一层。外墙上一般不设窗，仅在顶层墙上设有一排排枪眼，有的还有炮孔。屋顶形式以硬山为主。围内设有一至两口水井。围门一般为一孔，大者则有两孔。围屋平面主要有“口”和“国”字形两种形式。前者即除四周围屋外，围内别无房屋，此数量较少，规模也较少；后者则在围屋内，还建有一座带祖堂的厅屋组合式主体建筑，小者或一明二暗，但更多的是三堂两横中轴线对称的厅屋组合式民居，大者面积近万平方米。围屋外墙体多采用俗称为“金包银”的砌法，即三分之一厚的外墙体用砖或石砌，三分之二厚的内墙体则用土坯或夯土垒筑；也有的外墙用三合土垒筑而成，即用石灰、黄泥和沙，或石灰、黄泥和鹅卵石相拌（有的还掺入桐油、红糖、糯米浆等粘性物）筑墙，此种围屋墙体的坚韧耐久性毫不逊色于钢筋混凝土墙。

功能

围屋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它的外墙厚1至3米，高三、四层约10至15米，四角向外凸出建有炮楼；炮楼和四周围墙均设有瞭望孔和射击孔。围屋一层作厨房、柴草间、牛猪栏；二、三层为贮藏室和寝室；四楼即顶层楼是战略用房，既不住人也不置放杂物，且间间有门连通；其走马楼上下环行四通八达。一座围屋一般只有一扇外门供进出（个别大围如龙南关西围有两扇外门）。此门是整个围屋的安危所在，故门墙特别加厚，门框亦为巨石制成，并备有横竖栅栏杆，以防不测。厚实的门板包以铁皮，有粗实门杆。板门后大多还有一道闸门，闸门之后还有一重便门。为防火攻，门顶上还设有水漏。如门一旦被攻破，可从两侧和炮楼予以夹击，还可以在通往围屋内一道道巷门窄路途中阻击。围屋中还掘有水井，设有专门囤积粮草的仓库，其它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一旦有事，紧闭外门，可以坚守1～2个月之久。下面说两个关于围屋的故事：

发生于上宝土围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赣闽粤湘边区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当初，赣南河西片的于都、兴国、会昌、瑞金、宁都、石城等县的土围子多被土豪劣绅和反动势力所占据。于是，红军发动了攻打“土围子”的系列战斗。

当时，上宝土围是红军攻打的一个重要据点。上宝土围位于于都县马安乡，建于清咸丰年间，墙高围宽，占地0.75平方公里，易守难攻。围内盘踞着钟楷瑞的靖卫团和一些土豪劣绅，存有大量武器弹药。1931年12月26日，红三军七师和九师包围了上宝土围，并展开攻围战斗，遇顽强抵抗。于是，红军采取挖地道炸围墙的办法，组织大批赤卫队员挖地洞。可是，当地洞挖近围墙时，不料却与围的护濠接通，大水将地洞冲淹，许多赤卫队员淹在洞里，幸未死人，结果只好又放弃坑道爆破的进攻方式，改用长困久围的办法。

围攻上宝土围期间，在南昌的于都旅省同乡会曾电请蒋介石飞机空援。但飞机4次空投弹药物品，大部分落于围外为红军所获。1932年1月22日，在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围攻，土围才终于被攻破，俘靖卫团400人，土豪劣绅170余人，缴获枪支400余支，救出被裹胁的群众5000余人。

发生于尊三围的故事

尊三围位于安远县镇岗乡，20世纪30年代，该围是当时的乡苏维埃政府驻地。1933年7月初，国民党军陈济棠部对安远一带的苏维埃政权进行围剿，以为尊三围内驻着红军主力，于是用两个团的兵力，实施重重包围。时围内只有赤卫队员六七十人，居民百余人，他们依托坚固的围屋，用少量步枪和土枪土炮，进行顽强抵抗达44天之久。国军在机枪大炮久攻不克的情况下，又派来飞机助战，也未能凑效。后国军收集四乡稻草浸湿后，捆成大草垛，滚推前进才接近并攻入围屋。8月14日，围破之日，恼羞成怒的国军官兵，将围屋夷为平地，围内除1小孩逃生外，其余男女老少，全部虐杀。现在安远县镇岗乡尊三围遗址处还留有一片断壁残垣，仿佛向人们诉说着那悲惨的一幕。

通过以上两个故事，亦可见围屋防御功能之一斑。

万幼楠先生研究认为，赣南现存最早且有可靠年考的围屋，均建于明末；查文献，作为民居的“围”，最早亦见于明末。康熙以后，攻围的记载渐多。因此，围屋的出现，应始于明代中期。围屋在赣南大量出现，并开始形成规模和特色是在清代中晚期。现存围屋约70%都是道光以后的。进入民国后，围屋便少建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围屋这样的民居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宗族发展及其经济实力的增强

从唐宋以来迁入的客家族姓，至明代中叶，在赣闽粤边区定居已历六、七百年，繁衍数十余代。他们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发展，宗族的经济基础也不断扩大。由于此时新经济因素的萌芽，客家人除了从事传统的农业兼营家庭手工业外，有部分人从事专门商业活动或外出以手工业谋生。不少宗族的经济实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如：上犹营前蔡氏，于南宋末从吉水迁来营前定居。因其祖宋时世代为官，为显族，故迁居营前后，也很快成为地方名绅。有明一朝，蔡氏的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无论是其政治势力还是经济实力，都堪称大族。以致明洪武间，六世祖本太公富于赀，“捐米一千二百石赈济江南，奉敕旌表”。其孙朝权公又于景泰间捐谷一千五百石赈饥，亦奉敕建坊旌仪。七世祖仲智，好善乐施，出巨资重修本里妙乐寺大佛殿，备极壮丽。

同邑陈氏，于南宋绍兴三年（1192年）由泰和迁居营前，宗支繁衍，至第七世（约当元朝后期），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遂开始建宗祠，旋又建分祠。明初又开始修族谱。明朝中后期，陈氏的宗族实力进一步增强，此时，不仅人丁兴旺，而且“游庠食饩贡雍饮于乡者共数十人”，（《陈氏支谱·营前陈氏祠堂记》）已经有财力来兴办公益事业。于是，明天启四年（1624年），为培文明而障水口，在上犹县令龙文光的倡仪下，陈氏合本里蔡氏共建文峰塔（后为纪念龙文光而改名叫龙公塔）于营前东面桃岭之侧峰的水口旁。两姓绅士联为文会，共捐塔会租田一百零五石，以为奖励后进向学求功名之学田。

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才有可能兴建象围屋这样的大型民居。

兵燹和盗乱的频繁

围屋是以强调防御功能为特点的民居，其发生发展显然与兵燹和盗乱有密切关系。赣南处赣、闽、粤、湘四省之相交地带，“山僻俗悍，……是以奸宄不测之徒，时时乘间窃发”。因此，宋元以来，这里就不断有山民暴乱或起义。进入明中叶以后，其势愈炽。如，据清同治十三年版《赣州府志·经政·武事》统计：自明正德元年（1506年）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见于记载的兵燹便有148起。这还不包括赣南当时所属的南安府和宁都直隶州所领县地的兵祸数。在这148起中，起源或波及“三南”、安远、寻乌一带的兵火，就有92起，平均每四年就有一起。而在这一带边界山区盘踞出没的“小股盗匪”，则还不知凡几。这种动乱的形势，是围屋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

在对围屋的调查中，当问及围屋居民他们的祖先为何建围屋时，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防匪盗”、“防乱兵”。翻检有关围屋的姓氏族谱，也多有建围起因的类似记载。如，于都马安乡的宝溪围，据《宝溪钟氏八修族谱》中的《宝溪围序》载：“况迩年来，贼盗蜂起，举境仓皇，或匿迹于深山穷谷，或寄食于别邑他乡，受尽风霜，备历险阻；迨寇退返舍，则室如悬磬，糗粮尽为贼赍，衣物皆为匪攫，连年遇寇，累岁不安。于是，学琚始思固族之谋，讲求御侮之法。”围屋修成后，“从此日上竿无惊，白发高眠长乐，一坊永保青山无恙矣”。

城堡、山寨、村围的影响

赣南围屋之形成，与赣南历史上的城堡、山寨、村围等官民建筑有渊源关系。

官民城堡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官府为了对付“三南”、安远一带屡治不平的“盗贼”，采取的措施是设“巡检司城”（由武将充任，隶属州县指挥，专司镇压反抗力量的军事机构）和增设新县城。自明嘉靖年间始，先后在安远、龙南、会昌县分别设置了黄乡司城、下坜司城、羊角水堡司城。以后又增设了定南、长宁（今寻乌）和全南县。又在这些县属下设置了高沙堡土城、新坪司城、观音阁城等。这些司城以方形为主，或土筑或砖砌石垒，一般只设一或两孔城门。如黄乡司城“周围一百二十五丈、高一丈五尺，雉堞二百有零，门曰：镇定”。其周长仅略大于关西新围和东生围。观音阁城“周围二百二十五丈，高一丈五尺，宽阔九尺，辟门二，城楼二座”，也只一般村围大小。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筑城堡是为了更有效地镇防“盗贼”。而对于民间来说，这种动荡的局面，也给一些大户之家提出了聚族自保的客观要求。于是，官行民效，于是，一些大姓宗族纷纷建起了防御性的“城”、“寨”等建筑。如：

上犹营前蔡氏，因其之富声名扬于外，而营前又处于地接遂川、崇义及湖南郴州、桂东的偏远山区；加之明中叶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交壤区常有饥民作乱，因而，蔡氏不得不考虑如何来保卫本宗族的生命财产问题。于是，明正德年间，九世祖岁贡元宝、元湘、元环等“因（营邑）地接郴桂，山深林密，易以藏奸，建议提督军门行县设立城池。爰纠族得银六千有奇，建筑外城。”（光绪十九年《上犹县志》艺文《营前蔡氏城记》）城初称蔡家城，因建于太傅营前，后习称营前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广东寇民李文彪等攻掠营前，知县吴镐又与生员蔡朝佾、朝璜等议保障之策，旋敛族得银七千余两重筑内城。城高一丈四尺五寸，女垣二百八十七，周围三百四十四丈，自东抵西径一百一十三丈，南北如之。真是蔚为壮观，俨然一座大城堡！此时的蔡氏宗族，“同居营前城，庐舍鳞次，烟火千万家；丙夜书声彻闾里”（《蔡氏初届联修族谱·起渭公源流考》，）一派兴旺发达之景象。

上述官府的“司城”和民间的“城堡”，必然会对后来的围屋发生影响。从围屋的状貌看，大围两门、小围一门，这与司城也是一致的。变城楼为围屋角堡，变城墙和雉堞为围屋房间和枪眼，这也是作为民居的围屋考虑经济实用、便于生活的结果。

山寨、村围的影响　赣南古代属边远山区，“山深林菁，易于藏奸”。自宋代以来，这里就有山寨、村围建筑。如南宋陈三枪义，据“松梓山寨”与官府对抗。于都县银坑镇的“岳飞寨”，为南宋岳飞奉朝命率军赴虔州镇压周十隆起义时所垒，现为县文物保护单位。百姓为了避“寇乱”，也往往在村子附近山头垒寨。寇至举家避寨中，寇去则返村。至今赣南一些偏远乡村，尚能见到许多废弃的山寨。后来，为了更有利于保护生命财产，便出现了就村边砌墙垣的“村围”。所谓村围，即将整个村庄都包裹在内的围子，它与围屋的区别在于：围屋一般是由某一地主或富商独立设计建造的，因此，构造较精工，整体性能好，围内居民都是他的后裔。村围则往往是先已有一个同宗（也有不同宗姓的）的自然村，后因安全的需要，而聚众捐资出力做起的环村之围。因此，它的面积一般较大，平面多呈不规则形，围内建筑大多杂乱无章，炮楼、门楼根据需要而定。这种村围赣南几乎各县都有，盛行围屋的地方，同样也盛行村围，有的围屋还是在村围之内。较早的村围，如于都县葛坳乡澄江村围，其村围设东、西、南、北四门楼，现县博物馆将其西、南、北三门的门额铭石收藏，其中“北门”题名落款是宋末文天祥。

总之，围屋与赣南历史上的城堡、山寨和村围均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从山寨、村围、围屋三者的外形看，围屋显然脱胎于山寨、村围；而从安全便利来看，围屋显然优于村围，村围又优于山寨；从围屋的防御功能看，围屋又受到城堡建筑的强烈影响。

围屋虽是以防卫为主要特征的民居，但因建围者均是富商巨室或地方名绅，所以，他们在建围时除考虑如何将围屋建得坚固、易守难攻外，还着意于如何将围屋建得气派和富丽堂皇。因此，在围屋的构造艺术上，往往竭尽精巧之能事，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艺术珍品。

围屋的细部艺术，主要表现在围内，尤其是“国”字形围的厅堂建筑中。因厅堂的好差或档次的高低，往往代表着一围或一姓一房的脸面或地位。因此，祖堂或厅堂中的梁架垫木、门窗额枋、柱联柱础、天花铺地等，都会尽其资产之所及、毕其工艺之所能，精益求精地进行装饰。如祠堂大门门面，一般为仿木构牌楼线脚装饰或雕刻，额书堂号或其他标榜门第出处的文字。厅堂内均铺砖，天井阶沿皆用巨条石打制。祖堂或正厅一般不设楼层，祖位所在，其上按传统是不敢置物住人的，因此，大多为彻上露明。梁架制作精美，下厅或前厅多用天花板，上绘民俗彩画，高级的还设有藻井；朝厅堂开设的门，绦环板上均雕刻人物故事或花卉祥兽，风格近徽雕；天井两侧的厢房，则用六或八扇格扇门，窗棂多为各种拐子纹与雕花棂相结合使用。厅堂内用柱不多，有木质和石质之分，石质的往往四面题刻对联，柱础都有雕饰，且形式多样。此外，围内用卵石拼铺的室外铺地花样，以及悬挑的走马楼也颇有艺术特色。

围屋是“聚族而居”的民居。它集家、祠、堡于一体，住在围内的居民，都是某一个姓氏共同祖先的后裔，围内人相见，互以宗亲长幼相称。因此，围屋维持着极强的“血缘性”，保存着较为完好的“宗族文化”。

每一座围屋都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室内公共空间，这便是“祖堂”（或“祠堂”），祖堂是围屋居民的圣殿，必位于中轴线上，这是人们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公共场所，也是维持宗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每年都要定时在此举行隆重的敬宗祭祖活动。围内实行族长管理，统一管理围内诸如交通、卫生、排水、纠纷等事宜。围民们平时各为家政，祭祖行礼时，便是一个大家庭；遇到外敌入侵，则整个围民又是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

围屋的日常管理非常严格，这一点在许多围屋的族谱上均有所反映。因居围日久必致“生齿日繁、萃处稠密”，出现占有公用场地等现象。因此，许多大围都立有公约。如龙南武当乡田心围，在前厅侧墙上便嵌有一方禁碑，上书：“祖堂乃先公英灵栖所，永禁堆放竹木等项；天井、丹墀永禁浴身污秽；围内三层坪巷道，乃朝夕出入公共之路，永禁接檐截竖及砌结浴所、猪栏、鸡牺等项。围外门坪斗角周墙角，永禁架木笠厕，蔽塞外界。”此碑立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当然，为了维系和光大宗族，围屋除了有庄严肃穆的一面外，还有亲情融融的一面。如，每座围屋一般都设有“围门厅”，这是围民们最爱聚集和休闲的地方。因为门厅不仅光线好、通风好，且还是进出围门的哨口，因此，它成了围民日常感情交流的主要场所。门厅两边多固定设有长凳或树筒、石敦等以备坐，几乎任何时候走访围屋，尤其夏天，这里都会有人在谈天说地或闲坐；若遇客人，他们便会“笑问客从何处来”，笑脸相迎，盛情款待。

此外为了满足围民们信仰的需要，围屋内还设有“社官庙”，把“土地伯公”请进了围屋。社官庙一般设在围门内侧，每月的初一、十五，围内居民都要在这里祭祀“土地伯公”。即使在长困久围时，也不忘向神明祈祷保佑平安之事。

总之,每一座围屋都是民间文化的“宝库”！无怪乎2000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建筑系主任、著名学者片山和俊教授在考察了赣南围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大为感慨地说：赣南围屋的构造并不复杂，但它的大尺度、大空间、大容量集居住、城堡、宗教信仰、议事厅和中心广场于一体，如此宏伟多功能的民居为世之罕见，令人感到震撼！看了围屋，就像读了一本建筑教科书，从中学到很多知识和得到许多启发，这种感觉犹如日本人初看古罗马建筑一样。罗马建筑影响了整个欧美建筑，赣南围屋是“东方的罗马”。

1.组合扩展性

客家人是聚族而居的。从其最简单的一明两暗三间过，发展到两堂两横、三堂两横、直至九进十八厅那样的大房子，无不体现其成组向前、向左右不断扩展、延伸的特点。此模式在选址开基之时，就藏下了其发展的势头。客家人也常因宅基的拓展问题发生纠纷，乃至宗族械斗。这种扩展性反映了客家人希望子孙发达，开拓进取，不断向前的心愿。

2.主次分明，均衡布局

无论房屋发展到多大规模，始终是以正厅为中轴，以祖堂为核心，向前逐步延伸，向左右对称发展。正屋、正厅的体量规模、装饰档次，各横屋和次厅均不能逾越。横屋房门均朝正厅方向开，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凝聚力的向心力，也体现了这客家人因远离中原故土而怀“慎终追远”的心态。

3.注重防卫，构筑奇异

客家是汉族不断迁徙的产生，他们大多在边远山区从事艰苦的开拓性事业。因此，当他们又来到新的他乡开基立业时，往往不仅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而且还要同土著（先到居民）和匪盗作争夺生存空间的殊死斗争，于是谋求安全和良好的防卫功能，便成了客家人体现出的那种强烈的防御体系，就是这种斗争的反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