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6 12:30
吐蕃赞普（806—841）。号热巴坚，赤德松赞之子。816年，赤德松赞去世，立为赞普，年号彝泰，故又称彝泰赞普。在位期间休武兴文，崇信佛教，授权僧人制定教规与国法，并主动与唐修好。建立《唐蕃会盟碑》。
唐元和元年（藏历“火空海”纪元183年，公元806年），赤祖德赞出生。具体出生地不详。汉文史籍称可黎可足，又作彝泰赞普。其父亲名赤德松赞，是吐蕃第40代赞普。他有4个哥哥，长兄臧玛，信奉佛法出家为僧；次兄拉结，中夭；三兄伦珠幼殇；少兄达玛是个“嗜酒喜肉，凶悖少恩”的人。
唐元和十年（815年），赤祖德赞继赞普位，他秉承父亲遗志，大力推崇佛教，师事两位钵阐布，任用他们辅佐朝政，为了缓和吐蕃从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乘唐朝“安史之乱”、边备空虚的机会而穷兵黩武所导致的内财耗损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鉴于藏汉人民厌恶战争的情绪及和好要求，多次遣使臣赴唐请求和盟，建议实行偃武修文的政策，“极力主张和唐朝保持互不侵扰，开展双方正常贸易的友好关系。”于是，大蕃彝泰七年至八年（唐长庆元年至二年，公元821～822年），派专使礼部尚书论讷罗（当为论悉诺热）到长安，与唐朝，宰相崔植、王播等17人于长安西郊兴唐寺（又作西谢桑寺或石羊寺）会盟。盟毕，唐以大理卿刘元鼎与讷罗入吐蕃．亦与其宰相以下会盟。次年五月，与钵阐布云丹、元帅尚绮心儿等吐蕃臣僚盟于拉萨东郊，史称这两次会盟为“长庆会盟”，亦称“甥舅会盟”。
长庆三年（823年），唐蕃各于京师及青海赤岭（今明山附近）树碑三通纪念，碑文分藏汉文两种，内容涉及当时双方政治、军事、地界、通商互市、通婚、人名、地名、历法、语言文字以及石雕艺术等等方面，价值颇高。此外，吐蕃当时树碑于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公主柳下的“唐蕃会盟碑”（又称“长庆舅甥和盟碑”），以藏汉两种文字勒石，迄今屹于大昭寺门前。从此唐蕃纷争基本结束，边境安定。唐蕃之间“金玉绮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上这些是赤祖德赞重用钵阐布掌政力主和议的结果，由于赤祖德赞能够在人民获得休养生息的有利形势卜。大力支持佛教在全境传播，后人遂将他与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并列，尊称他为吐蕃王朝的第三位“法王”。
长庆四年（824年），赤祖德赞派使臣进求大唐辖区内的佛教圣地五台山图，并献上牦牛及金杯，银铸犀牛、羊、鹿等物品及财物，进一步表示了与汉地修好的诚意。以后，赤祖德赞在唐蕃和好的有利形势下．增订法律条例，制定了最小单位至升、两、钱的度量衡制度，旨在稳定和维护正常的社会及商贸经济秩序。
从吐蕃第37代赞普赤松德赞至赤祖德赞执政时的后期（公元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在这100年间，藏传佛教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其主要标志之一是进行了藏文文字的规范化运动。
藏文文字规范化的要求，首先是从翻译佛经的需要提出来的。赤松德赞起，主要是从梵文翻译藏文，少量的是从汉文或者其它文字译成藏文。内容上以大乘显宗为主，对翻译密宗经典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在译经过程中，经常出现翻译名词不一致的现象，就势必引起一些混乱。主要的原因是佛经传入吐蕃是从中原汉地、西域于阗、天竺、克什米尔、尼婆罗等国家和地区，多途径而来的。因此，各地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也就造成了他们所译出来的佛经的不同风格、不同解释；加之由于长期同部族间、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译经事业的发展，增加了许多新词和新语；另外，当时的藏文词汇和语法个别处也难于表达佛教中一些比较抽象复杂的概念。因此就很有必要对藏语文进行一番统一的改革。赤祖德赞派人到天竺请来了枳那弥遮、苏热遮菩提、达那希拉等多位班智达和译师，把以往历代所译的经典、因各种原因而未能统一的地方，削繁就简均以梵文为本，进行厘定，而后统一起来。改革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对文字形式和语音的改革，适应语音变化的情况，删去一些不起作用的因素，并对拼写规则进行了统一规定。这样把部分文字的结构简化了，同时语音也有所改变（这些被改变的古音，有的仍残留在安多藏语的方言中）。
二、改进藏文文法。改革前，藏文30个声母后面都有阿（音译）字拼音，改革后规定不写阿（音译）出字，但仍保持着各个声母与阿（音译）字拼成的音韵。在文法应用上，也作了一些规定，使藏文文法构造的形式趋于简化了。
三、制定标准译名，做到译名统一。首先确定词汇，用以修正、厘定以前由印度语、乌仗那语、尼婆罗语和汉语等语种所译的佛教显密经典，经过几次的集体研究，才子以确定，以求译名的准确和统一，然后作为标准读本，通令全国照行。并规定今后任何人不得私自创造新词汇。如果必须新立名词，须将理由和解释注明，呈请译经院和赞普批准，方能使用。虽然有了这个标准的译本，一经僧众发现问题，仍可提出研究解决，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民主的风气。其次，厘定的重点是把不易了解的音译部分改为意译。其生僻难懂不合梵文原意的部分及梵文音韵和散文交织的诗文相间体用语，藏文很难找出与原文相吻合的译语。因此，用意译的方法解决了这些问题。
四、编成译经书目。经过文字规范化、译经词汇厘定和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到赤祖德赞时完成编出三个书目，即丹噶、钦浦、旁塘目录。从此规定凡见于这三大目录的经典，不再重译。经付修订的三大目录的译本，作为规范。
总之，这次文字规范，化运动进行得比较彻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它不但把藏传佛教的经典修订统一起来，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创但苫了有利的条件。而且对藏语文改革的重要发展，对于吐蕃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后世藏文就是经过这一时期文字改革后规范化了的藏文。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和语文的改进．这一时期文学艺术有了相当的成就。在敦焊出土的古藏文书中反映了这一点，它给祖国文化宝库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此外，一些医药书籍的出现，如《四种医药疗术》、《五种占卜治病法》、《起阳二十八》、《起阴二十二》等，说明藏药学和藏医术也都有了发展。
赤祖德赞在改进语文、厘定词汇、修正经典的基础上，又开办了律仪学院（慧、净、贤律仪部门）、讲学学院（讲、辩、著的学术部门）和修行学院（闻、思、修的修行部门），并建立了三十法部喇嘛的学习组织（仿佛学系）。如此有组织、有纪律的宗教专门教育机构，比赤松德赞时藏传佛教的僧人教育又进了一步。
可以说，赤祖德赞是历代吐蕃赞普中最为笃信佛教的一人。为弘扬藏传佛教事业达到下登峰造极的地步。他除了大力支持译经、礼拜僧侣、用玉石修建佛寺之外，还把大小政事委之于僧侣，为表示他对僧人的尊敬，当喇嘛讲经时，他坐在中间，发编两辫，束以长绫，伸展两旁至喇嘛的座位上，令他们坐在上面。谓之“头顶二部僧伽”（另一种说法是他见到僧人时，脱下自己的头巾铺在地上，让僧人们用脚踏过去，然后再把头巾戴上），由此得名“热巴巾”（意为有辫子的人）。特别要提出的是，赤祖德赞建立了“七户养僧”的喇嘛供给制度，规定每7户平民负责供养一个不从事生产的僧人的生活，并要为之服劳役，从而加重了平民的负担。还规定：“凡以恶指指僧人者断指，以恶意视僧人者剜目。”他极力鼓动人们遣送自己的子女入寺为僧等等。所有上述举动，无疑使僧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迅速提高，藏传佛教也从此兴盛起来。
赤祖德赞的佞佛行为，当然耗费了社会财物，增加了属民负担，引起了平民们对他的极大愤怒和反对。部分贵族将领、地方势力头目，特别是信仰苯教的大臣表示了对他的不满。于是，他们积极策划消灭佛教势力，首先设计进谏其长兄臧玛虽然出家，但不守清规戒律，诱使赤祖德赞将臧玛流放；接着他们又造谣说实际掌管王权的钵阐布贝吉云丹与王妃私通，赤祖德赞信以为真，再次上当，将贝吉云丹处死，王妃也无奈自缢，在扫除这些灭佛障碍及赞普左右亲信后，唐会昌元年（841年）信仰苯教的大臣韦·甲多热等3人发动了一场政变，用绳子缢杀了赤祖德赞。赤祖德赞享年36岁。
赤祖德赞执政期间，秉承父志，对内继续大力推崇佛教，任命两位钵阐布参与吐蕃政事，执掌王朝政务。他进一步增加僧人的供养，规定七户养僧制，制定法律，维护僧人的权益和地位。广建寺院、神殿30余座。还从印度等地延请僧人、学者大量翻译佛教典籍，并对赤德松赞晚年汇编的词汇目录进行增补和修订。他还对文字形式和语音进行改革，改进藏文文法，制定标准译名，编写译经书目。赤祖德赞在改进语文、厘定词汇、修正经典的基础上，又开办了律仪学院、讲学学院和修行学院等宗教专门教育机构。
赤祖德赞多次派遣使臣赴唐朝请求和盟，终于在长庆元年、二年(821、822)分别在长安及逻些(拉萨)举行唐蕃会盟，史称“长庆会盟”。此后，唐蕃之间的纷争基本结束，边境安定。
赤祖德赞晚年，钵阐布权势显赫，极端的崇佛政策不仅加重了境内属民的负担，也引起贵族大臣们的极大不满，导致了吐蕃内部为争夺权力的再次内讧。会昌元年（841），在信仰苯教的大臣韦达纳坚等人发动的政变中被谋杀，赤祖德赞之弟朗达玛嗣为赞普。由于赤祖德赞执政期间采取一系列政策促进佛教在全境的传播，因此后世史籍将他与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并列，尊称他为吐蕃王朝的第三位法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