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科尔担任路德维希港地区基民盟主席，又进入莱茵兰一普法尔茨一萨尔州化工协会工作。

1960年10月，科尔当选为路德维希港市议会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主席。

1963年，科尔当选为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议会议会党团主席。

1966年，科尔被选为莱茵兰—普法尔茨基民盟主席。之后，他被确定为州长彼得·阿尔特迈尔的继任者。但在州选举结束后，结果彼得·阿尔特迈尔被再次选为州长。为取得上升空间，科尔对内利用自己在莱法州党内的地位剥夺老州长的发言权，对外则以改革派形象要求抛弃旧习惯旧机制，争取青年人的支持。最终，科尔在1969年击败阿尔特迈尔，成为当时西德最年轻的州长。

1969年5月19日，科尔上任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长。任州长一年后，科尔当选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

1971年，科尔开始竞选基民盟主席，但败给了赖讷·巴泽尔。

1973年6月12日，在基督教民主联盟波恩特别代表大会上，科尔被正式推举为联盟主席，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主席。

1976年，在联邦大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总书记库特·比登科普夫提名科尔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同联邦总理、社会民主党人施密特争夺总理。科尔制定了竞选战略，并制定了竞选口号：“热爱祖国”和“用自由代替社会主义”。科尔这次竞选虽未成功，却提高了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中的威信。但大选失败后，基社盟决定取消与基民盟的联盟政策，科尔反对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进行这项措施。1976年底，科尔辞去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州长职位。

1977年3月，科尔当选为基督教民主联盟联邦主席。

1980年，在联邦德国大选中，科尔没有推荐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科尔仍留任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大选之后，联盟党议会党团会议一致推举科尔连任议会党团主席，制定了联盟党基本纲领，明确了工作方向。

1982年，社会自由联盟内部因为经济政策分歧发生了分裂，科尔取得了介入的机会。9月17日，由于自民党内部一份新自由主义计划草案，自由民主党与施密特政府产生了分裂，并在9月20日与基联盟组成新的联盟。10月1日，三党共同在联邦议会发起了的不信任动议弹劾了施密特，提名科尔为联邦总理。由于科尔当选总理不是联邦议会正式选举的产物，科尔上任引发了左翼媒体的共同谴责。为了平息舆论，科尔利用了议会程序将自己的政府总理身份彻底合法化：他预计新的政府联盟代表们会在1982年10月16日的会议中通过《1983年联邦预算案》，于是安排在预算通过第2天进行针对他的信任案投票。在反对派抵制信任案后，曾任基民盟主席的卡尔·卡斯滕斯决定于1983年1月解散联邦议会并在3月6日进行联邦大选。科尔率领的联盟在新大选中获得了联邦议会的多数席位。

1982年10月1曰，科尔在联邦德国联邦议院下院宣誓就任总理。第一年的总理任期中，科尔排除了一切阻力，坚决实施了施密特政府确定的《北约革新决议》。

1987年3月11日，联邦德国议院再次选举科尔为联邦总理，并由他组成中右联合政府。3月12日，科尔主持内阁宣誓，第二届科尔内阁自此开始执政。3月18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了他的第二届施政纲领《保护宇宙一赢得未来》。

1990年12月2日，德国举行10月3日完成统一后的首次全德大选，并在1990年联邦议会大选，科尔所属的基民盟大获全胜，击败当年的社民党候选人萨尔州州长奥斯卡·拉方丹，这是他第三次当选德国总理。

1991年1月17日，科尔组成全德大选后的第一届内阁，并出任总理。

1994年，在联邦议会大选后，科尔以微弱优势又一次当选联邦总理，这一次他战胜了时任莱茵—普法尔茨州州长的社民党候选人鲁道夫·沙尔平。

1998年，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随着社民党赢得大选，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格哈特·施罗德当选为新一任联邦总理。10月26日，联邦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将科尔从总理的位置上解聘。10月27日，科尔的总理职位由格哈德·施罗德接任。

2010年5月5日，德国官方在科尔的家乡路德维希港为科尔的80大寿举行了庆祝仪式，包括时任德国联邦总统克勒、总理默克尔在内的近800名各界人士参加了当天的庆祝活动。

2017年6月17日，科尔逝世，享年87岁。

科尔在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长任上时立志改革，政治上趋于成熟。他接近群众，以身作则，实行州长定期公开接待日，亲自接待来访者。1972年，他推行“市民代表制”，效仿瑞典，设立专门机构，聘请市民代表调解纠纷。1974年，他重新划分州内行政区，使联邦政府的各项计划能很快地在各地方贯彻。同时，科尔任命霍尔肯布林克担任经济部长，协助他推进经济改革。科尔着力抓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和新修公路，制定地区结构政策，对贫困地区进行财政资助，创造新的劳动岗位，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将近一倍，由此跃居联邦德国全国首位。科尔还非常注意教育改革，他修改教育法，决定取消教会学校，确定基督教综合学校为标准学校。不久又通过幼儿园法，创办了师范学校和综合性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被分裂为东西德，德国统一的愿望埋进了科尔的心中。从1969年出任州长到担任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科尔多次公开表示“尽快结束祖国的分裂”。科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一贯坚持东西德是“一个民族”，“互不为外国”，主张在欧洲统一的前提下通过自决的方式实现德国统一。1989年末，东欧剧变，尤其是当东德的局势越来越显示出恶化以及柏林墙在1989年11月9日倒塌，在未与任何联盟成员和西方盟国成员提前商议的情况下，1989年11月赫尔穆特·科尔在联邦议会上提出了关于破除目前处于分裂中的德国、欧洲的《十点计划》。这一举措将两德统一的构想带入实际操作阶段。为了给两德统一去除外部阻力，科尔一方面利用并鼓动东德民众要求统一的情绪，另一方面积极在英法美苏中斡旋，争取他们对德国统一的首肯。

在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大选的过程中，科尔首先于3月1日宣布成立由其担任主席的“德国统一内阁委员会”，随后又成立了由各党议会党团领袖组成的“议会统一委员会”，以利听取各方意见，实际是要对民主德国全面开展统一攻势。更为突出的是，从1990年2月初到3月中旬民主德国大选，科尔曾六次进入民主德国发表讲话，支持民主德国的“德国联盟”在大选中获胜，最终科尔如愿以偿。从此，民主德国新政府按照科尔政府的意图把统一作为它存在的唯一目标，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

1990年10月2日晚，科尔向两德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几个小时后，一个梦将变成现实。在经过40年痛苦的分裂岁月之后，德国，我们的祖国就要重新统一，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次日，两德宣告统一。

上台伊始，面对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的局面， 科尔指出政府将把整顿国家预算工作放在首位，达成的节约措施将被列入1982年10月底内阁提出的附加预算案。科尔呼吁德国人民不要坐等国家的救济，不要靠别人生活，要靠勤俭、勇敢、自立和创新的传统美德来恢复国家的繁荣。他推动振兴经济计划，刺激私人和公共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农业结构，减轻中产阶层的税务负担，提高增值税以及促进住房建设等。

在第一个任期的经济生活中，面对前任施密特政府经济严重滞涨、债台高筑的形势，坚持通货稳定，实行预算平衡，控制货币增加，抑制物价上涨的办法。施密特政府靠借债弥补财政赤字，1977—1981年国债从3.169亿马克剧增至6.956亿马克。科尔政府上台后，采取紧急措施，缩小财政赤字。财政收支状况逐步好转，为稳定物价提供了有利条件。科尔的另一措施是控制货币发行，抽紧银根。科尔上台后摒弃施密特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严格控制货币的增长。1982年联邦银行货币增长约6％，1983年货币增长率为4—6％，1984年为4—5％，1985—1986年为3—5％。货币的增发指标逐步缩减。联邦银行调节利率等货币政策的杠杆，使货币量的增速既照顾物价稳定，又能满足对外经济平衡及适度经济增长的需要。

科尔十分重视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科尔上台前，当时正处于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的阶段，1979—1981年国际收支连续3年逆差，1982年前3个季度仍有363亿马克的逆差。而20世纪80年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都回升，世界贸易量迅速增加。此外，在1985年春季以后美元贬值，以及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石油价格下跌的形势下，科尔政府利用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而国际市场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下降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扩大出口，增加了外贸顺差，于是德国1982年第四季度实现了122.93亿马克的顺差，其后几年均为顺差。

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逐渐扩大的同时，联邦德国资本外流也逐年增加。1982年44.33亿马克，1983年162.51亿马克，1984年增至291.90亿马克。这是联邦德国国际收支上出现的新情况，为此，科尔及时调整对美元的汇率，稳定马克的国际价值。1973年以来，马克对美元实行浮动汇率制，1972—1980年马克对美元的汇率趋向上浮。1980—1985年春季马克对美元的汇率趋向下跌。科尔注意控制联邦德国资本流向美国，联邦银行于1984年10月宣布取消利息税。1984年，再把贴现率从4％提高到4.5％，以减少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利差。在大幅度调整马克对美元汇率的同时，仍注意保持马克国际价值的稳定。

科尔执政期间另一大功绩是推动欧洲一体化。任德总理期间，科尔多次强调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性。他说：“只有真正统一的欧洲才能保证给我们的后代带来和平、自由和富有。” “从长远来看，实现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对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如同建国初期决定采用新马克和奉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一样重要。”科尔还强调，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建成只是通向欧洲联盟道路上的一个“中间站”，因而还必须向欧洲货币联盟的目标前进。为建立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科尔不仅多方论证，而且努力实践。仅在1988年，科尔为在1992年底前建成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这一宏伟目标，曾与有关人土频繁活动于欧共体各国首都，进行多方协调和磋商，力促有关国家弥合分歧或求同存异。有时，科尔甚至不顾联邦德国国内的反对，在财政上作出牺牲，从而使协议达成，加速了欧洲一体化的步伐。

1988年1月6日，联邦德国任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主席。在此期间，欧共体在科尔的主持和努力下颇有建树。1988年2月11—12日，在联邦德国主持下，在布鲁塞尔举行了欧共体12国首脑会议。12位国家和政府首脑决心争取把共同体的复杂财政开支建立在牢固合理的基础上，从而解决了一个关键性问题。1988年6月27日和28日，在汉诺威召开的理事会执行主席高级会议上，又向共同的内部市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科尔强调欧洲统一货币的重要性。他说，只有在欧洲创立一种共同货币和一个欧洲中央银行，欧洲的政治联盟才能实现。此外，在1988年6月13日，欧洲共同体财政部长理事会就1990年实现资金流通自由化问题也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样一个欧共体内部统一大市场拆除了各国非关税壁垒，取消了在产品、人员、资金、劳务等自由流通道路上一切人为的障碍，把几个分散的市场连成一片。

1991年12月，欧洲联盟前身欧共体12个成员国首脑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条约要求在欧洲联盟区域内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打造欧洲统一市场，发行统一货币。德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之一，其态度对统一货币的前途至关重要。德国货币马克曾是仅次于美元的硬通货之一，也代表着德国实力和地位。当时德国国内大部分民众反对欧元。他们对马克不舍，对欧元的未来缺乏信心，同时也担心更换货币会使德国付出沉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但科尔坚定支持欧元，大力宣传欧元的好处。在执政党的坚持下，一些以前反对欧元的政党也加入支持欧元的阵营。最终，德国联邦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德国加入经济货币联盟的议案。

科尔坚持联邦德国同西方世界的结盟。他强调指出，加入北约和同美国的友谊是德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基石。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忠实于西方联盟，加强同美国的友谊，同苏联实现真正的缓和，实现欧洲的联合。但科尔也保持德国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同美国发生了一些争执与分歧。

1987年，科尔连任德国总理之后，进一步加强了与法国的合作。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外交往来非常活跃，两国之间的合作全面推进，德法之间的特殊关系引起了包括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内的一些欧洲盟国国家政要的怀疑。反复强调，波恩和巴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不具有排他性。他说，德法的合作是“推动欧洲联合的发动机”。两国一再对盟国表示，他们无意建立一个支配欧洲政策的“轴心”或“指导机构”，相反地，他们意在欧洲建立一个坚固的防务“支柱”来加强大西洋两岸的总的伙伴关系。

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上，科尔强调联邦德国政府在已缔结的条约和欧安会最后文件的基础上，继续为实现真正的缓和、对话和合作作出努力。政府关注、并将尽力维持和进一步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其中经济关系将居于重要地位。同时，联邦政府不会无视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苏联的军备问题。

1990年2月9日，科尔访问苏联，劝说苏联改变对德国统一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取得苏联在德国统一的方式、时间、速度和条件等问题应由德国人自己决定的承诺，最终说服戈尔巴乔夫“最终打开了通向德国统一的道路”。7月15日和16日，科尔、外长根舍和财政部长魏格尔一行访问苏联。举行两国首脑的会晤。15日科尔同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进行一轮会谈后，即一同乘专机去戈尔巴乔夫的家乡北高加索列茨诺沃茨克城。经过几小时的紧张会谈，双方就德国统一后的军事政治地位、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限额、以及不把北约的军事结构扩展到民主德国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从而为德国统一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条件。

科尔同戈尔巴乔夫达成了八点协议：一、德国统一后的领土范围包括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和柏林；二、一旦统一实现，四大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德国承担的责任和权利就此停止。统一后的德国立即取得完全的、不加限制的主权；三、统一的德国在履行其完全主权时可以自主决定它将属于哪个联盟；四、苏联驻民主德国的军队将在统一后3至4年撤出德国；五、苏联军队撤出之前，北约机构不向现今民主德国领土上扩展。但联邦国防军的本土防御部队可在统一实现后进驻民主德国和柏林；六、苏军留驻民主德国期间，美、英、法三国军队继续留在西柏林；七、德国统一后的3至4年内将其军队裁减到37万人；裁军将在维也纳谈判签定第一个条约时开始进行；八、统一后的德国将放弃生产和拥有核武器和生产生物、化学武器。

1974年9月，已经成为基民盟主席的科尔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进行了会谈。他认为：“中国作为潜在的超级大国，对国际政治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对西欧联合和德国统一的支持非常重要。”

科尔很早就将中国看作德国在世界舞台上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相信中国改革开放对德国和世界的重要作用，并努力通过发展经贸关系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科尔任总理时期的多次访华，也大都围绕经贸主题进行。1984年10月，科尔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中国。他回国表示中国与联邦德国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并强调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科尔此行提升了两国之间的经贸与人文交流。他见证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签字仪式。10月13日，科尔访问同济大学，希望同济大学成为沟通两国的桥梁。

1987年7月，科尔再次来华。由于当时中国缺乏外汇，联邦德国对华出口受到了很大限制。为此，科尔加大了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力度，以促进对华出口增长，并向中国出口了列车和电力设备。此行中，科尔与中方领导人达成协议，双方将专门设立一个专家小组。在科尔的努力下，两国贸易迅速增长到1988年的49.18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科尔将中国视作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国家，大力同中国加强经贸交往。1993年11月，科尔不仅与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进行了谈话，还签订了29.27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合同。1995年11月，科尔最后一次访华。中德关系尤其是双边经贸技术关系成长壮大。

1999年8月25日，科尔作为前总理再次访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科尔说，德中关系有着非常好的基础，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关系能够不断加强与发展。“我虽然已经卸任，但将继续竭尽全力，为推动德中关系作出努力。”

20世纪80年代，科尔支持北约和华约这两个军事集团进行裁军减备。与和平运动提出的“不使用武器缔造和平”的口号不同的是，他提出了 “用越来越少的武器来缔造和平”，在军事力量均衡的基础上把军备降到一个尽可能低的水平上。科尔指出应尽可能低水平的军备取得具体、均衡和可核查的谈判结果，从而在军事上实现并巩固必要的均势。科尔表示，联邦政府毫无保留地信守1979年北约组织的双重决议，该决议提出就减少和限制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器系统进行谈判。

科尔在1982年11月19日接见驻波恩外交使团时，表达对裁军会谈寄予很大希望，特别是希望在日内瓦进行的中远程核武器谈判取得进展。1983年4月16日，科尔表示他愿意当美苏核谈判的中间人，来促进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对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最新的武器建议作出有利的反应。他希望克里姆林宫能快些采取行动，减少它部署在欧洲的核导弹。4月15日，科尔和里根进行了两小时会晤，会后他对记者说：“现在要看苏联了。苏联负有重大责任，应对这项倡议作出建设性的反应和为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廓清道路。”

1987年，美苏两国就削减欧洲核武器的谈判达成协议后，科尔主张加强欧洲国家在防务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德法之间的合作。于是，德法防务合作的步骤加快了。1987年6月19日，科尔向法国建议：建立一支5000人的德法陆军联合旅，由两国军官轮流担任指挥。这项建议立即得到法国官方积极的反应，法国总统密特朗和总理希拉克都表示支持。科尔认为德法“联合旅”部队是两国命运共同体的一个象征，将对共同防御作出贡献。7月中旬，德法两国国防部长就科尔建议进行磋商，一致同意加速它的实现，并宣布两项决议：①着手建立一个“军事合作混合小组”，以研究落实组建联合旅的有关事宜；②联合研制新型作战直升飞机。1987年9月17日至24日，联邦德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的巴登一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勇敢的麻雀”的联合军事演习。随后，两国宣布成立“法德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两国的“共同战略”、“裁军和控制军备的共同政策以及对东方采取的共同态度。”

1982年11月25日，科尔曾谈到在联邦德国部署核导弹问题，他说中程核武器是我们安全政策中最现实的问题。联邦政府像上届政府一样，坚持双重决议的两个部分，因为它真正和强烈地希望日内瓦谈判取得成功。他指出：谁要是真正希望拆除苏联中程导弹SS—20，谁要是不愿意在欧洲进行相应的追补军备，那么他就必须支持双重决议的政策。

1983年11月21—22日，科尔与反对派在联邦议院就是否要在联邦德国部署中程核导弹问题，进行了长达26小时的辩论，最后以286票对226票通过了部署导弹的决议。科尔和外长根舍都在会上作了发言。科尔强调，中程导弹的部署与否，已不单纯涉及军备的限制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方向问题。科尔还回顾了近年来的军备形势，他说：“在近20年中，美国在战略核武器上失去优势，已给我们欧洲人和德国人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后果。面对华约在常规武器上的优势和苏联在核武器上的威胁，北约至今还不拥有地面中程导弹，也不具有在各个层次上都能保持威慑的手段。实际上，在欧洲已不存在什么均势。”他指责苏联试图压联邦德国放弃部署的决定，并说他绝不会向威胁屈服。到1983年11月23日，美国将首批潘兴Ⅰ导弹和巡航导弹运到西欧部署。

20世纪80年代，德国劳工成本居高不下。为了对付德国当时的经济困难。科尔认为，法律的威严是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所以他一上台，就着手完善法律。为保障人民的就业机会，解决失业问题，科尔颁布了一系列的有效法律，主要有：1、《促进就业法》，采用非全日工作制的办法，多安排了3万个工作岗位；2、《帮助回归法》，采取一些措施使30万外籍工人返回各自的家，从而增加了联邦德国人民的就业机会；3、《提前退休法》，这项法律使大约30万人提前退休，从而增加了青年人的就业机会；4、《促进劳动就业法》，该法颁布后，联邦德国新政府组织46万人接受各种职业培训，其中2/3以上是失业青年。

在社会救助方面，科尔把资金集中用于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并鼓励支持重新进入职业生活，并规定：凡拒绝接受介绍工作的将强制减少社会救助；1982年之后三年内，社会救助增长率不得超过在职人员的纯工资增长率，在职人员中的低工资者收入与获得社会救助的人员收入之间应保持适当差距，鼓励参加劳动和自立等等。

在医保体制的改革方面，科尔从增加医患双方的自我约束机制，压缩过度支出入手，在降低资金支出需求上下功夫。以1977年《医疗成本控制法》为标志，科尔以《医保改革法》为基础，分别于1988、1992和1996年开始进行三个阶段的全面改革，控制费用的矛头主要指向医务部门。其一、控制进入医保的签约医生人数，以对付供方剩余带来的医生诱导性支出；其二、制定药品的费用定额，同组药品中鼓励开低价处方，规定药品和辅料的品种范围，提高患者自付比例，降低补贴费用，改革医院筹资机制，通过按医生组预算每季度按治疗的病例数收费，压低医生报酬上涨；其三、提高预防，康复比重；其四、以投保者可自由选择基金会来增加竞争，提高配置效益，同时反复要求患者自付附加费，承担更多自我责任。

2004年3月4日，科尔推出了《回忆录》的第一部分，详细阐述了从1930年到他第一任总理任期开始前的事情。2005年11月3日出版的第二部分关于从1982年到1990年的执政期。2007年11月16日出版的内容是直到1994年的执政期。

2014年11月，科尔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了他的新著《忧心欧洲》。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所长郑春荣将此书翻译成中文，2015年9月，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著作的中译本。

1999年5月，科尔和大儿子瓦尔特·科尔共同出资3万欧元，在老家路德维希斯哈芬市创办了一家“政治和战略咨询公司”。另外，他还接受了瑞士信贷集团的聘请，成为他们的国际问题顾问。

科尔的父亲汉斯·科尔（1887年—1975年）出生于下弗兰肯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在维尔茨堡附近的格罗伊森海姆上过几年中学后，离开家到一家磨坊去打工。一战爆发后由于出色表现获得了嘉奖，被提升为少尉。1918年到巴伐利亚财政局作了一名财政秘书，之后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军团服役。

科尔的母亲采齐莉娅・施努尔（1890年—1979年）出生于洪斯吕克山区的一个教师世家，在科不伦次的阿伦堡上了三年的女子寄宿学校。1921年与汉斯·科尔结婚，汉斯跟随采齐莉娅来到路德维希港，在岳父家中定居下来。1922年生育女儿希尔德加德，1925年生育瓦尔特·科尔，1930年生育赫尔穆特·科尔。

科尔与汉娜洛蕾婚后拥有两个儿子瓦尔特·科尔（1963年出生）、皮特·科尔（1965年出生）。

2011年初，科尔之子瓦尔特·科尔出版了关于其父亲的自传，于书中指出其母亲晚年因患忧郁症而常有轻生念头，并多次强调科尔对于家庭的漠不关心，使得最终愤而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他在书中强调“他（科尔）真正的家是基民党，他娶的不是我妈而是党”。

在2007年的春天和秋天，科尔经历了两次大的膝盖手术，在手术中他被换上了人造关节。当他在2008年秋天在家中一次严重的摔伤事故造成颅脑外伤后，他仍处在恢复期。从此在公开场合出现时他都使用轮椅。

汉娜洛蕾1933年3月生于柏林一个工程师之家，两岁时全家迁到莱比锡。二战期间，汉娜洛蕾幼年经历了悲惨的逃亡经历。1948年，18岁的中学生科尔在在路德维希港一个饭馆的舞会上邂逅了15岁的汉娜洛蕾。据说科尔给汉娜洛蕾写了2000多封情书。汉娜洛蕾是个英、法语翻译，20岁起就在巴斯夫公司从事翻译工作。1960年她与科尔结婚，婚后放弃工作，专心照顾家庭。在科尔从州议长、州长到党主席、联邦总理步步高升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有汉娜洛蕾的功劳。在科尔刚刚当选德国总理的时候，为解决“统一两德”而采取的“十点纲领”，就是汉娜洛蕾听着丈夫的口述，用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科尔献金丑闻”爆发时，汉娜洛蕾始终陪伴在丈夫左右，给了科尔很大的精神安慰。2001年7月5日，汉娜洛蕾自杀身亡。科尔在柏林的办公室于下午向新闻界宣布，科尔夫人是由于长期患皮肤病且毫无好转希望而选择自尽身亡的。

1994年——1998年间，迈克·里希特在总理府的经济部任职期间同时任德国总理科尔结识。在1998年格哈特·施罗德大选获胜后，里希特转为担任CDU的经济顾问。由于她曾经担任德国经济周刊的记者，科尔·里希特后来作为领导任职于德国联邦经济科技部地区经济政策、城市建设、管理处。二人随后在2004年邂逅，当年冬天两人曾在斯里兰卡度假，见证东南亚世纪大海啸，幸而双双逃过大难，之后决心在一起。2005年，二人正式确定关系。2008年5月8日，在海德堡大学医院的一间小礼堂，科尔同里希特结为夫妇。婚后迈克·里希特改名为科尔·里希特，并辞职专心照料科尔。

科尔说话带有浓重的莱茵河西岸地方口音，只讲本国语言。对日常生活无过高要求，喜欢吃各种汤食和葡萄干馅饼，不吃家禽，但喜欢吃北京烤鸭，喜欢喝优质白酒。科尔颇具德人土著习性，他烟酒不拒，菜品不拘，对于各类浓汤及坚果馅饼更是情有独钟。唯一的忌讳，就是因家乡以猪肉牛肉为主的饮食习惯而不近禽鸟之属。但就是这唯一的忌讳，也在1974作为州长首次访问中国后，因为对北京烤鸭的滋味惊为天人而果断破了戒，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此外，他还特别欣赏中国的高度白酒，对于茅台等优质名酒更是爱好有加。他吸烟斗，爱散步，爱听德国古典作曲家巴赫的音乐，爱收集各种形状的石头，并喜欢阅读传记文学和历史文学。

默克尔（德国第八任总理）：①科尔是一位伟大的德国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欧洲人，事实上科尔的遗产，决定了德国政治上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祖国的统一以及欧洲一体化。科尔明白两者是不可分割的。②科尔在他从政的60年中为德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人们应该感谢科尔，在他的努力下，德国重新获得了统一，也成为了欧盟和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强大的、可以信赖的伙伴。不仅仅是德国，整个欧洲和国际社会都应该对科尔的贡献表示感谢。在科尔的努力下，德国对到来的21世纪做好了充分准备。

奥拉夫·朔尔茨（德国第九任总理）：科尔带领国家，在关键时刻走向正确的道路。

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科尔是当代德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他在柏林墙倒塌一年之内使德国实现和平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帮助开创了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乔治·H·W·布什（美国前总统）：科尔是战后欧洲最伟大的国家领袖之一、一位真正的自由之友。

容克（欧盟委员会主席）：科尔为欧洲这座大厦注入了生命，这不仅因为他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桥梁，更因为他从未停止为欧洲的未来描绘更美好的蓝图。

日夫科夫（保加利亚共产党原第一书记）：赫尔穆特·科尔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是政治天穹上的一颗闪亮的星，是一位不仅在自己党内，而且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都有威望的人物。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聪明、有修养的政治家，他对当时的欧洲政治生活了解得极为清楚，他说话精练，很坦率，做出的评价十分明确。

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作为卓越的政治家，科尔先生为实现德国重新统一和推进欧洲一体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历史功绩将被世人铭记。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德、中欧对话和合作，为中德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对中国人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给予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位老朋友。

李克强（中国总理）科尔先生是德国的杰出领导人，也是中德关系的积极推动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促进中德两国的交流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不会忘记。

顾俊礼（中国德国研究会会长）：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死一兵一卒，不到一年即完成了统一。这是以科尔为代表的德国政治家的伟大历史性创举。科尔以他的睿智和果敢，把德国迅速推上了历史性的统一之路！

1993年10月18日，科尔在访问上海同济大学时被授予名誉教授的荣誉称号。

1998年10月24日，在珀尔沙赫的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欧洲理事会授予德国前总理科尔“荣誉欧洲公民”称号，以向他多年来为欧洲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如在建立欧元区统一货币等方面的贡献表示谢意。

科尔在16年的政治生涯中，80次成为德国《明镜周刊》封面人物。还于1990年荣登《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联邦德国的所有政治家中，还没有一人像赫尔穆特·科尔这样多的在政治、非政治领域被讽刺、调侃过。这其中以德国讽刺类杂志Titanic所树立的讽刺角色最为长久，杂志形容总理“鸭梨”状的体型如同以前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一样，之后“鸭梨”一词成为了科尔的标志。媒体常常瞄准他一般的外语水平、特殊的身材和他来自的小城市出身。科尔的模仿者经常使用他带有普法尔茨色彩的口音，西德人打趣称，这位历史学出生的总理在介绍自己学历时总是把“历史”（Geschichte）说成“了史”（Gechichte），大家都听不懂他是什么专业毕业的，只好让他做没有专业要求的总理了。

撒切尔夫人没少讽刺科尔，她说科尔充其量只是“州一级的政客”。她还回忆了在科尔的家乡举行的一次见面会上，科尔给她端出了传统的猪肚拼盘。但入乡随俗，她也不好意思不吃。在返回英国的专机上，她恶心得要死，对她的顾问查尔斯·鲍威尔抱怨说：“这个家伙简直太德国了！”

相对于热爱音乐和艺术品的前任总理施密特，科尔既无精通的高雅特长也没有各类亮眼的资质证书。以至于他执政之后西德坊间流传起这样一个笑话：联邦总理科尔和一位流行歌手、一名网球明星一起过奥地利边境，三个人都忘带了自己的护照。海关官员要求他们拿出足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才肯放行，于是歌手拿出了吉他，官员让他过了海关。运动员拿出了网球拍，也被允许过了海关。科尔看见了着急嚷嚷：“可我什么也不会啊！”官员听到了，赶紧上来放行说：“你什么也不会？那你一定是科尔总理没错了。”

1993年11月9日，科尔率团访问广州市，与广州市政府商谈建设广州地铁一号线事宜。此前，德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曾告知科尔，称广州为中国美食之都，而在该市的泮溪酒家能吃到最正宗的广州美食。11月9日晚上，科尔推掉了原本为他安排的在五星级酒店内的晚宴，仅带上几名随从乘坐一辆中巴车就来到了泮溪酒家。由于当晚泮溪酒家安排了很多婚宴，泮溪酒家安排科尔来到接待外国领导人的贵宾包厢用餐。可是科尔对于这一安排显得相当不满：“我不坐贵宾包厢，我要和中国人坐在一起。”科尔和随行人员像普通客人一样走进坐满食客的碧波大厅，在找到座位后按照菜谱点了几道粤菜，同时向厨师表示自己想吃一道用水果、洋葱、辣椒、牛肉做成的带酸味的菜。于是，厨师们按科尔总理的要求，配出了甜酸口味的“咕噜牛柳”，科尔品尝以后，对这道菜赞不绝口，兴高采烈地再加了一份。用餐完毕后，科尔亲自走到柜台前结账，同时奉上小费，并且在留言本上写下“对你们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的字句。从这以后，许多广州市民对这道为科尔特制的菜感兴趣，纷纷来到泮溪酒家要求品尝。此后，泮溪酒家正式推出此菜，将其命名为“科尔牛柳”，竟风靡至今。据称科尔回国之后，依然时常造访中国使馆食堂及柏林各中餐馆，以一慰饥肠。

赫尔穆特·科尔身高1.93米，是联邦德国历届总理中个子最高的，体重在120公斤以上。1984年10月10日访华时，邓小平就借此打趣称“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我是小个子，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

2017年，科尔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欧洲和全球政界人士纷纷致哀。6月16日当天，德国总统府降半旗志哀，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总理默克尔纷纷哀悼他的离去，总理默克尔还对此发表了讲话；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为科尔降半旗志哀。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欧洲议会议长安东尼奥·塔亚尼等欧盟领导人，以及比利时首相米歇尔、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对科尔表示哀悼；7月1日，法国斯特拉斯堡，欧盟在欧洲议会所在地法国斯特拉斯堡为科尔举行了“欧盟葬礼”。

2017年6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德国前总理科尔逝世分别向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总理默克尔致唁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德国前总理科尔不幸逝世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并以个人的名义，对科尔逝世表示深切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