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省份的高考状元产地往往向几所名校集中，这些学校不仅能“批量”生产状元，而且这些学校还会囊括全省的高分考生，同时，这些学校进入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学生人数也非常多。教育界内部把那些“高考成绩十分优秀”“高分学生集中”“考入名校人数较多”的学校称为“超级中学”。“超级中学”大多集中于省会或大城市，其生源的一部分来自本市，另一部分从周边地区吸引而来。这类中学数量不多，却几乎垄断该地区的优秀生源和教师。

在不少省份，北大清华招生名额的一半都被少数几所高中占据，名校竞争呈现明显的“超级中学支配格局”。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目前有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和西安高新第一中学两所“超级中学”，均位于省会西安。2008至2010年，西工大附中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占全省的比例分别为32.4%、39.6%、36.1%；高新一中分别为20.2%、22.5%、26.1%。2010年两校各有83人和60人考入北大清华，合计占全省名额的62.2%。在过去7年产生的15位文理科状元中，也有11位出自这两所学校。

自主招生和保送制度使高校选拔制度更加多元，但由于中学声誉和往届生源质量等因素，高校的推荐名额往往由“超级中学”占据。比如，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都被西安的“五大名校”（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西安高新第一中学、西安市铁一中学、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垄断，其中西工大附中一所学校的保送、自招名额就占到全省的五成左右。“超级中学”通常有较丰富的课外活动，学生的综合素质高，能很快适应大学生活。普通中学由于条件限制和升学压力，很少有机会去搞“英语辩论”“艺术节”等活动。

“超级中学”的优势还体现在信息上。高考结束后，“超级中学”吸引了清华、北大、复旦、上交、人大、南大、南开、浙大等众多一流高校前来召开咨询会。某所著名大学只能占据他们教学楼的一个拐角，“超级中学”的咨询会上，各高校以现场签约承诺录取的方式吸引高分考生。普通中学的考生则难以享受这样的待遇，往往不得不跑到“超级中学”“蹭场”，以获取录取信息。

“超级中学”对国内排名靠前高校的垄断优势依然强大。各省（区、市）公示的保送生数据显示，2013年河南、山东等都出现了一所中学垄断全省近一半保送生的状况。湖南保送至北大、清华的学生一共72名，除3人外，其余全部来自湖南省四大中学名校。

从全国范围看，与东部相比，中西部教育资源集中程度更高。以2010年各省考入清华大学人数最多的两所中学（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和西安高新第一中学）为例，计算两校占本省清华录取名额的比重，西部的新疆、陕西、宁夏、青海分别占43.2%、59.6%、55.6%、59.1%，而东部的浙江、山东、江苏、广东分别只占19.3%、9.0%、17.0%、15.3%。这说明在西部“超级”二字更加名副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教育资源丰富，而西部地区教育欠发达，从而导致教育资源更为集中。

学者王莉华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差异》一文显示，1992年、1995年和1999年清华大学本科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分别是18.3%、20.1%和19.0%，始终徘徊在20%左右。

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则分别是22.3%、20.9%和16.3%，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以2010年入学的清华新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2010级学生的人数，大致以1/6的比例发放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表示自己户籍在农村的学生比例仅为17.0%。而同年全国高考考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高达62%。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有相当多的农村户籍学生，已经进入城市生活、学习并参加高考。若单纯计算农村地区的学生，在一流大学中所占比例会更低。

城乡差距首先体现在中学的教育环境上。2008年，有5918所普通高中位于城市，7526所位于县镇，位于农村的仅有1762所。农村学校的硬件、师资、生源无法与城市同日而语。尽管自主招生、特长生、保送生等制度拓宽了高校选拔渠道，但农村考生却难以从中“分一杯羹”，因为农村学生获得艺术、体育、奥赛等“补偿教育”的机会不多，自招试题的城市化特色和高昂的考试成本，也让很多农村家庭的学生望而却步。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在基础教育层面则是逐渐摆脱“农村包围城市”，资源向城市倾斜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超级中学”现象，在屡创应试神话的同时，更加剧了资源失衡和教育不公。因而在落后地区眼中，“超级中学”被形容为一个个超级“黑洞”。

教育界内部对于“超级学校”却多有批评，这些学校虽然创造了很多高考神话，却破坏了当地的教育生态平衡，其很多做法也违反教育规律。

“超级中学”之所以出现，与地方发展教育的“锦标主义”功利思想及教育利益有关。这不但导致当地高中畸形发展，也加剧义务教育不均衡。

“超级中学”的存在，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也是背道而驰的。办少数几所“超级中学”，不是中国教育的出路，这只会人为堵死我国教育发展的道路，加剧应试教育竞争，也妨碍义务教育均衡，更滋生教育腐败、败坏教育形象，为此，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鼓励高中多元发展、平等竞争出发，我国应叫停“超级中学”的建设，否则，任由这一现象泛滥，将对中国教育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超级中学”的形成，是教育领域“马太效应”的结果。从学校看，“超级中学”有着更多的经济、社会和声誉资源，自然能在更高起点上发展。从社会看，哪个父母不希望子女进个重点学校，有个可以预期的未来？供需关系决定了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重点中学聚拢。而从政府看，升学率高的明星学校，是当地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绩工程”，难免被重点照顾，不断“上台阶、上水平”——不仅是在教育质量上，也是在教育的硬件建设上。

对于某一所具体学校，拥有更多优质资源是一件好事。然而，目光放到整个教育领域，这种“超级中学”的出现，却是有害无益。

教育资源有限，向“超级中学”倾斜了，必然会从普通中学“找补”。现实中，少数中学的学生在教育、升学等方面，也确实更有优势。“马太效应”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使孩子受教育权利不平等、受教育机会不同一，无疑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跑线”。当“拼爹现象”、“萝卜”招聘等网络新词折射社会同场竞技中不同“二代”的不同境遇时，教育的公平依然是调节这种起点不公的底线。如果任由“马太效应”在教育领域蔓延，打破的将不仅仅是教育资源的均衡。

实际上，为了遏制“马太效应”，已经有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比如初中招生的“就近入学”、取消义务教育“择校费”等。非义务教育的高中、大学间“马太效应”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这样的情况，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增加教育经费，加大调整国家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格局的力度。而社会管理者，也要以更长远的眼光关注教育，而不是仅仅盯住一时一地的升学率，说到底，树人，是比树木更需要“久久为功”的政绩。

教育决定一个社会的未来。教育公平的促进、教育理念的更新，是比一人一校一时的发展更重要的方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地方政府是“超级中学”现象的始作俑者，许多地方领导以辖区内拥有“超级中学”为荣。有的教育行政部门甚至给中学校长下达升学率指标，完不成指标就一票否决了。“超级中学”现象根子不在学校，在政府。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银川糖徕回族中学教师吕新萍说，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为什么“超级中学”现象却很突出，主要原因是教育经费投入缺乏监管，一些地方喜欢搞“花架子”，要求学校合并组合成“超级中学”给政府撑面子。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超级中学”，对于教学理论、人才培养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多数由政府行政命令捏成的“超级中学”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加大了农村与城市的断裂。以前，农村学生可以凭借自己勤奋来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在强烈希望改变命运的激励下，他们的勤奋远非城市学生可比。但是，师资力量、信息资源、教学设施对于成绩的影响越来越大，单纯依靠勤奋改变命运的机会不断减少。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史贻云说，应该建立科学的分配机制，有效保障落后地区中学教育经费。从师生比例、在校生人数、占地规模等多个方面对“超级中学”加以约束。同时，严厉禁止利用行政手段以任何名义和借口推进中学兼并重组，禁止“超级中学”用建立分校、连锁学校、挂名学校等手段扩大招生变相敛财。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泰安民族中学副校长宋文新说，保障落后地区中学教育经费，规定不少，落实的不多。“超级中学”规模过大带来的安全隐患、卫生隐患，媒体报道过，地方政府官员也都知道，他们只是没有改变的动力。

就在各省状元纷纷出炉之时，中国校友会网发布最新《中国校友会网2013中国顶尖中学排行榜》，依照1977年～2012年各省状元的分布情况对中学进行了排名。这份榜单上的不少学校2013年又一次成为状元产地。

在这张排行榜上，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排名第一，报告显示其共产生了35名状元。2013年，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仍然风光无限，该省文理两科状元均出自该校。银川一中历史上共产生了14个状元也居榜单前列，201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文科状元便出自该校。

西安高新一中以及衡水中学也都因历史上分别产生了9名和8名高考状元而上榜，2013年这两所学校也分别囊括了两省的文理状元。襄阳五中虽然在这份榜单上排名靠后，但是2013年却包揽了湖北省的两名状元，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该校几乎年年都能产生状元。

2000年前，高考状元比较分散。比如，河北省2004年的两名高考状元分别来自正定中学和石家庄一中，2005年分别来自邯郸一中和石家庄二中。陕西2004年的两名状元分别来自西工大附中和镇安中学，2005年来自西安博迪学校和西工大附中。

从中国校友会发布的榜单上看，重庆市第一中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分别以出产过12名和10名状元而排在榜单靠前的位置，2013年重庆市的状元又是出在这两所学校。

翻看两所学校的资料发现，重庆一中和重庆南开中学每年高考升学率几乎都达到100%。重庆一中每年有近30名学生考入北大和清华，同时还会有七八名学生保送入北大、清华。2010年北大清华在重庆南开中学录取了56人：当年清华在重庆的招生计划为23人，北大的招生计划大约为60多人。可以说，重庆市进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很大部分出自这两所学校。

虽然在官方的表述中状元不能给学校带来什么，但是在民间，状元就是一所学校的“金字招牌”。有了“金字招牌”自然会引来更多优秀生源以及择校费。

不少教育界人士表示，状元集中在这些“超级中学”并不奇怪，这类学校通常是面向全省招生的，一些学校为了招到优秀的学生，在中考之前就已经锁定了目标，有些学校为了笼络好学生不惜许出万元奖金。因此，不少“超级中学”笼络了全省的尖子生，再加上优秀师资的集中，这些学校不出状元都难。另外，因为优秀的高考成绩，这些学校的“集聚效应”极强，众多学生想尽办法涌入该类学校，不少学校仅一个年级就有上千名学生。

为了保住学校的“金字招牌”，这些学校学生的学习压力也是巨大的。

在百度衡水中学贴吧里，有一篇题为《家有宝贝在衡中》的帖子，上面透露的一些信息可以一窥这类名校的情况：比如，学生上两周课才能放一天假，每月都有月考；作业考试化，每天可能都有一科在测试，只要测试就排名，出结果就直接挂在教室后面；作业分必做、选做和自助，如果哪科作业被学生全写完了，就是教学事故。“超级中学”无疑成了高考的最大赢家。

仔细翻看这几年出产状元的学校名录，还有一个发现：县中风光不再。大概2000前，中国教育界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即“县中现象”。一些县级中学高考升学率超越城市学校，引起人们关注，大量的城市学生涌入县中读书。

截至发稿时，记者共收集到了2013年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理科46名状元的资料。从这些状元毕业的学校看，20个状元来自地级市的高中，占所统计状元的43.5%；17个状元来自省会城市的高中，占所统计状元的37.0%；来自直辖市高中的状元有4名；出自县及县级市高中的状元有4名；另外来自计划单列市高中的状元有一名。

我们查找了“县中现象”讨论最为激烈的2004年的高考资料，记者搜集到了16个省份的高考状元情况，其中有7名状元出自“县中”。“县中”当年的辉煌可见一斑。

除了状元以外，无论是高分段考生的人数还是一本录取率，县中已经远远被“超级中学”甩在了后面。

对于县中没落的原因，有教育界人士认为是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的结果。因为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强调综合素质培养，注重考查能力，而县中在教育教学上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学生的优异成绩主要归功于“题海战术”、“高强度模式化训练”和“死记硬背”。

不过，也有人认为，县中没落也是教育生态失衡的表现之一。“超级中学”大多位于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城乡的经济和教育差距使其在优秀师资和生源的“掐尖”大战中无往而不胜，没了好老师和尖子生的县中从此一蹶不振。

能考状元的学生，平常的学习一定是极好的，不过，2013年间不少状元在日常学习中并不是总考第一、第二，有些甚至都进不了年级前十名。因此，不少状元在知道自己的成绩后，第一反应是“没想到”。

据媒体报道，河北省文科状元于潇一直把香港中文大学视为奋斗目标，但是她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模拟考试的时候，在年级70名左右，而第三次模拟考试，在150名左右。

有业内人士发现：平常学习数一数二的学生，在高考中未必能考出数一数二的成绩。

教育专家们称，这正是高考顺应课程改革变化的结果，高考更多地要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考查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传统上那些死学知识的孩子就没有太多优势了。

确实，曾几何时，人们头脑中的状元多数是“呆头呆脑只会读书的怪人”。但是，最近几年的状元形象变了。

据媒体报道，北京公布成绩那天，北京的文科状元张韵凝正在剧院听音乐会。喜欢音乐的她不仅弹得一手好钢琴，而且喜欢烘焙，经常自己烤蛋糕与同学们分享。

2013年北京理科状元朱宸卓没少在媒体上曝光，在他的很多照片上都能看到手腕上的护腕，据说，高中三年朱宸卓几乎天天都带着它，即使是高三备考最紧张的时候，朱宸卓也坚持每周打两次球。而且，他从来不“加班加点”、“秉烛夜读”，他更愿意高效利用黄金时间，“我基本每天用两个小时来完成学习的剩余作业，然后可以自由地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朱宸卓虽然是理科生，但他的高考语文和英语也取得了142和145的高分。

虽然很多网友对高考状元们“从不上课外辅导班”、“不熬夜”的说法表示不相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高考状元的形象越来越丰满。

这些年，人们常常会谈到一个词：男孩危机，指的是男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全面溃败，无论是学业成绩还是综合素质都输给了女孩。

从北京的情况看，从2004年至2012年，北京高考文理科第一名共有21人，女生占了绝大多数，共有15位；除了2004年第一名全部为男生外，其余年份均有女生；其中还有4年文理头名皆为女生，没有男生。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高考状元是明显的“阳盛阴衰”，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男状元明显多于女状元。变化出现在高校扩招之后，有媒体报道，随着高校的扩招，女状元明显多了起来，从1999年的34.78%上升至2008年的60.00%。不过，从2013年的情况看，男生的劣势似乎有所缓解，从已经公布的状元名单看，男女生的比例已经基本持平。更有不少省份文理科状元都是男生。

有人分析，这种变化和高考命题改革有关。

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相关领导指出，课程标准规定了课程的主干知识，而围绕这些主干知识还有很多“枝枝叶叶”的知识，如果命题涉及这些“枝枝叶叶”，那么学生的学习就将“毫无边际”，这样既不利于学生们掌握主干知识和培养核心能力，同时，也不利于减轻学生负担。

高考指挥棒的这种变化，无疑使得那些死记硬背型的学生难拿高分了，而男生因为思维方式的原因，可能更加适应这种变化。

在临川一中，一个非“尖子生”的招生指标已经被炒到了数万元，而在一些“超级中学”比如安徽六安的毛坦厂中学，该校非“招生范围”的学生不仅入学要交数万甚至十万元左右的“入门费”，每年还要交数千元的高昂学费。有调查称，许多“超级中学”一年的择校费已经超过大学四年的学费，令人咋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