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苏银霞儿子，因母亲被催债人羞辱而刺死催债人杜志浩。

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连同一名职工，被带到公司接待室限制人身自由，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了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让于欢的姑妈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此案一审由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1月21日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指控被告人于欢故意伤害罪。聊城中院于2016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对该案进行了合并审理。

聊城中院随后做出判决：被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聊城中院认为，被告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的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致一名被害人死亡、二名被害人重伤、一名被害人轻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于欢故意伤害罪成立。被告人于欢所犯故意伤害罪后果严重，应当承担与犯罪结果相当的法律责任，鉴于本案系在被害人一方纠集多人，采取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秩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谩骂他人的不当方式讨债引发，被害人具有过错，且被告人于欢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东省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高度重视，已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对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第一时间成立由反渎等部门组成的专门调查组，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现场证人、调取分析处警现场视听资料、调取110接处警记录、查阅卷宗材料、提审在押人员、询问处警人员等，依法对于欢案处警民警是否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开展调查。2017年5月26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于欢案处警民警调查结果。经调查，2016年4月14日晚10时许，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接报警电话后，民警朱秀明（女，26岁）带领两名辅警携带执法记录仪迅速赶到冠县源大工贸公司现场，对现场十余名讨债人员采取口头制止和警告措施，针对现场人员众多、警力不足的情况，及时拨打电话请求增援，在离开接待室中心现场后，继续在厂区听取知情人员反映情况，于欢伤害行为发生后及时收缴作案工具、收集固定证据。朱秀明等人在处警过程当中也存在对案发中心现场未能有效控制、对现场双方人员未能分开隔离等处警不够规范问题，但上述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决定对朱秀明等人不予刑事立案。

山东省检通报后，2017年5月26日当天，聊城市冠县纪委、监察局官方网站发布处分决定称，经查，2016年4月13日，冠县崇文派出所副所长郭增金带领民警王斌、张宪超、辅警赵一鸣在处置苏银霞警情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苏银霞的人身安全；2016年4月14日，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民警朱秀明带领辅警宋长冉、郭起志在处置源大工贸公司警情时，在多名讨债人员限制苏银霞、于欢母子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对现场局势稳控不力。冠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正科级侦查员刘晓林对分管联系的崇文派出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工作指导不到位，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所长杨军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经研究并报冠县县委、县政府批准，决定给予刘晓林行政记过处分；给予杨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崇文派出所所长栗彦峰诫勉谈话；给予郭增金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朱秀明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分别给予王斌、张宪超警告处分。冠县公安局决定对赵一鸣通报批评，对宋长冉、郭起志予以辞退。

2017年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法庭审理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请简要介绍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于欢案件的调查工作情况。

答：山东聊城于欢故意伤害案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曹建明检察长、孙谦副检察长立即作出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山东开展调查工作，并向社会作出回应。

自3月26日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组会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专案组，先后赴冠县、聊城、济南等地，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工作。一是听取了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和聊城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汇报，审阅了全部卷宗材料。二是实地查看案发现场。通过测量现场距离、绘制现场示意图、访问在场人员等方式,尽可能还原案发时当事人所处位置，为准确认定事实、界定责任奠定基础。三是复核主要证据。围绕案件事实和舆论关注焦点，提审上诉人于欢2次、复核主要证人19人、调取重要书证50余份。进一步查清了案件事实。四是核查关联案件。对舆论同时关注的吴学占等人涉黑、苏银霞等人涉嫌集资诈骗和杜志浩涉嫌交通肇事等案件，工作组听取了办案单位的汇报，查阅了相关卷宗材料，并已责成山东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认真调查，依法处理。五是组织专家论证。最高人民检察院两次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于欢案涉及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论证，听取意见和建议。

记者：在庭审中检察机关是如何认定于欢行为性质的?

答：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认为，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情节不全面，对于案件起因、双方矛盾激化过程和讨债人员的具体侵害行为，一审认定有遗漏；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对此均未予认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应当通过第二审程序依法予以纠正。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案，检察官在法庭上充分阐述了检察机关的意见，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组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的共同意见。

1.从防卫意图看，于欢的捅刺行为是为了保护本人及其母亲合法的权益而实施的。为了保护合法的权益，这是正当防卫的目的性条件。合法的权益，并不限于生命健康，还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其他合法权益。本案中，于欢在认识到自己和母亲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不法侵害、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持刀捅刺杜志浩等人的行为，正是为了保护自己和母亲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而实施的。一审判决书认为，“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派出所已经出警、其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这一法律评价虽关注到生命健康权，但忽视了对于欢及其母亲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对正当防卫保护对象的错误理解。

2.从防卫起因看,本案存在持续性、复合性、严重性的现实不法侵害。针对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防卫，这是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这里的不法侵害，既可以是犯罪行为，也可以是一般违法行为，包括对非法拘禁，公民可以进行防卫。本案中，杜志浩等人并不是苏银霞高利贷借款的直接债权人，而是被赵荣荣纠集前去违法讨债。对讨债一方的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整体把握。在案证据证实,讨债方存在持续进行的严重不法侵害行为,按时间顺序可分三个阶段:一是2016年4月1日赵荣荣等人非法侵入于欢家住宅、4月13日擅自将于欢住宅家电等物品搬运至源大公司堆放，吴学占将苏银霞头部强行按入马桶;二是2016年4月14日下午至当晚民警处警,讨债方采取盯守、围困等行为限制剥夺于欢、苏银霞人身自由,实施辱骂、脱裤暴露下体在苏银霞面前摆动侮辱等严重侵害于欢、苏银霞人格尊严的行为,采用扇拍于欢面颊、揪抓于欢头发、按压于欢不准起身等行为侵害于欢人身权利,收走于欢、苏银霞的手机,阻断其与外界的联系,在源大公司办公楼门厅前烧烤饮酒扰乱企业生产秩序；三是从处警民警离开接待室至于欢持刀捅刺之前,讨债方持续阻止于欢、苏银霞离开接待室,强迫于欢坐下，并将于欢推搡至接待室东南角。这三个阶段的多种不法侵害行为,具有持续性且不断升级，已经涉嫌非法拘禁违法犯罪和对人身的侵害行为。面对这些严重的不法侵害行为，于欢为了制止这些不法侵害，反击围在其身边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加害人，完全具有防卫的前提。聊城市检察院起诉书没有认定作为防卫起因,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书认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是错误的。

3.从防卫时间看,于欢的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的。防卫适时,是正当防卫的时间性条件。本案中,出警民警离开接待室是案件的转折点。民警出警本应使事态缓和,不法侵害得到有效制止。但在案证据证实,杜志浩一方对于欢的不法侵害行为,没有因为民警出警得到控制和停止,相反又进一步升级。在苏银霞、于欢急于随民警离开接待室时,杜志浩一方为不让于欢离开,对于欢又实施了勒脖子、按肩膀等强制行为,并将于欢强制推搡到接待室的东南角,使于欢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状态。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人时,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性不仅存在,而且不断累积升高,于欢面对的境况更加危险。如果他不持刀制止杜志浩一方的不法侵害,他遭受的侵害行为将会更加严重。于欢在持刀发出警告无效后,捅刺了围在身边的人。一审判决书认定“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显然是对矛盾激化的原因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也是在认定事实不全面情况下得出的错误认定。

4.从防卫对象看,于欢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的反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防卫行为,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性条件。这里的不法侵害人本人,是指不法侵害的实施者和共犯。本案中,于欢持刀捅刺的对象,包括了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四人。在案证据证实,这四人均属于参与违法讨债、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的共同行为人,杜志浩还在非法拘禁过程中实施了污秽语言辱骂和暴露阴部、扇拍于欢面部等严重侮辱行为。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实严建军、郭彦刚、程学贺三人对于欢母子有言语侮辱和暴力殴打行为,但他们围挡在于欢身边且在杜志浩被捅刺后仍然没有走开,同样限制了于欢的人身自由,于欢为制止不法侵害而捅刺的四人,均是不法侵害人。

5.从防卫结果看,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是正当防卫的适度性条件,也是区分防卫适当与防卫过当的重要标准。衡量必要限度时必须结合不法侵害的行为性质、行为强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进行综合考量,既不能简单以结果论,也不能一出现死伤结果就认定是防卫过当。本案中,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采取的反制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且造成了伤亡后果,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首先,于欢不具备特殊防卫的前提条件。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特殊防卫，其适用前提是防卫人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加害人而实施防卫行为。本案中,虽然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权遭受限制乃至剥夺、人格尊严权遭受言行侮辱侵犯、身体健康权遭受轻微暴力侵犯,但直至民警出警后均未遭遇任何针对生命权严重不法侵害，因而不具有实施特殊防卫的前提。其所采取的防卫行为是否正当,不得适用特殊防卫阻却刑事责任的法定评判标准。其次,本案属于违法逼债激发的防卫案件。本案中，杜志浩等人的目的就是把钱要回,手段相对克制,没有暴力殴打于欢母子的意思和行为;讨债一方(李忠)对杜志浩脱裤暴露下体的行为给予了制止；当于欢捅刺杜志浩、程学贺后,严建军、郭彦刚、么传行等人围站在于欢身边,也没有明显的暴力攻击。最后，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比明显不相适应。本案中,于欢为了制止不法侵害,摆脱困境,使用致命性工具刺向加害人，造成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后果,其行为结果明显属于“重大损害”。从不法侵害行为看,虽然加害人人数众多但未使用工具，未进行严重暴力攻击，于欢身上伤情甚至未达到轻微伤程度;从防卫紧迫性看,出警民警已到场,虽然离开接待室,但仍在源大公司院内寻找报警人、了解情况，从接待室可以清晰看到门前警车及警灯闪烁;从防卫行为保护的法益与造成结果体现的法益衡量看，要保护的是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造成结果体现的法益是生命健康，两者相比不相适应。从防卫行为使用的工具、致伤部位、捅刺强度及后果综合衡量看，于欢使用的是长26厘米的单刃刀，致伤部位为杜志浩身体的要害部位(肝脏)，捅刺强度深达15厘米,造成1死2重伤1轻伤的严重后果,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记者：检察机关为什么不在庭审前公布本案的具体意见?

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通过深入细致、全面客观的调查、审查和广泛听取意见,形成了检察机关的出庭意见,这个意见是依据调查和审查认定的事实、证据依法慎重作出的。不提前公布,主要是考虑到本案已经进入二审程序,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二审庭审过程中，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官需要结合庭审举证、质证情况,当庭发表意见,这体现了依法按程序办事的基本要求。二审法院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程序,依法作出公正判决，使二审庭审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

记者：山东省人民检察院5月26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于欢案处警民警调查结果。检察机关为什么认定案发当晚处警民警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答：这是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我们调查工作的重点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组会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专案组先后询问了所有处警人员和主要的在场证人，提取了执法记录仪、处警记录等重要物证、书证,反复查看了案发地——源大公司的厂区监控录像;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也对案发当晚处警民警是否存在失职渎职犯罪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经过调查,我们的结论是,案发当晚处警民警并不涉嫌渎职犯罪。

检察机关调查认定的事实是：2016年4月14日晚22点07分许,山东源大工贸公司员工报警称“有人打架”。22点17分许,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女民警朱秀明带辅警2人到达现场。处警民警联系报警人,电话未能接通。民警发现公司办公楼一层接待室聚集多人，遂进入接待室进行询问。室内双方均表示没有报警并各执一词，民警警告在场人员不准打架。于欢的母亲苏银霞提出可能是外面员工报的警,民警于是准备出去寻找报警人。苏银霞母子打算与民警一同离开接待室，被讨债人员阻拦,民警再次警告不准动手。22点22分许，处警人员走出房间,源大公司员工(非报警人)上前向民警反映情况,民警听取情况并给副班民警打电话，通报“现场很多要账的，双方说的不一样，挺乱的”，通话记录和电话回声录音证实，副班民警表示马上开车过来增援。民警再次安排辅警“给里面的人说不能打架”。22点23分许,处警民警进入警车商量要不要给领导打电话,商量的结果是先不打，约40秒后处警人员下车往室内走,源大公司两名员工(仍不是报警人)继续向民警反映情况。22点25分许，接待室突然传出吵闹声,民警闻讯跑进室内,发现有人受伤、于欢手里拿着刀，民警立刻将刀收缴、将于欢控制住,同时安排打120电话,伤者同伴表示开他们自己车去医院更快。民警随后对现场及证据做了保护和固定。22点35分许,副班民警带2名辅警赶到现场。副班民警是从家中赶过来,大约在接到电话12分钟左右,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另外，公司厂区监控录像显示,警车到达现场后未再有任何移动。

检察机关调查认为,案发当晚处警民警按照公安机关相关工作程序迅速开展了处置工作,但民警朱秀明等人在处警过程中也存在对案发中心现场未能有效控制、对现场双方人员未能分开隔离等处警不够规范的问题。根据调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案发当晚处警民警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山东省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对朱秀明等人不予刑事立案。聊城市冠县纪委、监察局已对相关处警民警作出了党政纪处分。

于欢案引发广泛舆论关注，始于媒体报道,体现了舆论对司法的监督。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和真诚欢迎新闻媒体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更加自觉地接受舆论监督，把舆论监督转化为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的动力，不断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

2017年3月26日下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表示，将在该案二审程序中依法履行出庭和监督职责。对社会公众关注的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等，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成立由反渎、公诉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等问题，依法调查处理。

2017年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院第22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经过一天的庭审，参加诉讼各方充分发表意见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2017年5月27日8时20分许，当事人近亲属、媒体记者及社会各界代表等旁听人员进入法庭。审判长吴靖宣布开庭。吴靖介绍称，对吴学占等人涉黑、苏银霞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害人杜志浩的亲属是否干预办案、处警民警是否存在不作为等事项，已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不作为二审开庭审理的重点。

二审庭审重点围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及各方提交的新证据等进行法庭调查。于欢之母苏银霞、被害人杜志浩邻居杜建岗等作为证人，就与案件相关的诸多细节，以及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出庭作证。

法庭辩论阶段，检察员、上诉人、辩护人、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均充分发表了意见。法庭辩论结束后，于欢做了最后陈述。随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案件将择期宣判。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采取微博直播的方式通报庭审相关信息。

2017年6月23日，于欢案二审宣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5年。

2020年11月18日上午，山东冠县“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减刑出狱。

2021年5月31日上午9时30分左右，当事人于欢的父亲于西明刑满释放，从山东省监狱出狱。

让于欢案成为全民法治共享的良好开端。

舆情是舆情，法律是法律。两者之间不能混淆，但两者之间并非天然对立，民意执念的朴素正义，应该在法律管道内有正常的吸纳空间。

在公众一边倒地同情“辱母杀人案”的时候，我们期待足以令人信服的正义理据，或者做出正义的修订。

——澎湃新闻《社论·辱母案：期待“正义的理据或修订”》

捍卫公平正义，公检法都有责在身。办案者也只有让民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经得起法治考验、时间检验。而该案引发舆情一边倒，说明公众从中感受出来的公平正义分量，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仍有不短的距离。

就此案而言，判决时如能给正常的人伦情理留下必要空间，能考虑到当面凌辱自己母亲导致的精神痛苦，那判决势必会被更多人认同。如今于欢已提出上诉，期待山东高院的判决能传递人伦情理的温度。

——新京报《“刀刺辱母者案”：司法要给人伦留空间》

警察来了直接进接待室，我以为和往常一样，跟他们说说就不再闹了。我看到警察离开，就在车头拦住车，说你们不能走，你们走了十几个人侮辱他们两个，要是出了人命怎么办？这时我抓了一个女警官一下，她把我胳膊甩掉说：“别告诉我，告诉我干什么”，有一个司机已经上车了，下面这一个人就说下来吧，去看看，我和警察一起进大厅，刚到大厅台阶，一个人出来，就听着说“开车开车，小子来精神了，挠了我了（刺到我了）”……

“警察一进接待室，于欢和他妈妈都站起来了，一看警察又要走，就急着往外冲，要跟着警察出去。但是这时那些人就把他们堵在屋里，截住他，把于欢按到沙发上揍了一顿。”

——《华西都市报》头版《“刺死辱母者”姑妈：未看见刺杀场面，因正在阻拦警察离开》

律师殷清利介绍，2月于欢被判无期后，他的母亲和姐姐到处诉求，但因“非法集资”问题，两人都被抓了。后来于欢的姑姑找到了他，“当时他家人已经完全慌了，不知道该干什么”。殷清利决定，二审将为于欢做无罪辩护。不过他也说，因为一审辩护律师不让他复印材料，他为稳妥起见，在上诉状中写了防卫过当，“但在二审中我肯定会坚持正当防卫辩护，对方人多势众，于欢他们就一对母子，之前对方连续侮辱、殴打、限制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这种行为随时面临升级，危害到于欢母子的生命安全。”此外，据殷清利介绍，案发当天参与讨债的人因为涉黑被专案侦查。

——北京青年报《“刺死辱母者”二审代理律师：案发当天讨债人因涉黑被侦查》

在很多人看来，于欢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更是一个伦理行为。而对于判决是否合理的检视，也正显示出在法律调节之下的行为和在伦理要求之下行为或许会存在的冲突，显示出法的道理与人心常情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罅隙。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人心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

——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树常青”。同样，法律也是冰冷的，但法律精神是有温度的。任何执法不当与裁判不公，都是对法律精神的背叛与戕害。目前，被告人已经上诉，期待在即将到来的二审中，司法机关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秉持法律精神公正裁判，实现排除社会危害性与阻止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彰显法律之正义。

——中青评论《刺死辱母者被判无期：请给公民战胜邪恶的法律正义》

讨债者杜志浩当着儿子面淫亵母亲的做法，高利贷高到可怕的利息，还有相关执法人员的出警处置措施，会成为舆论炮火对准的靶心，也是因为，这些突破底线之举是跟践踏尊严连在一起的，并合成了我们生活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激起了我们的切身痛感。

都说“法律不可远离‘看得见的人情’”，而那些公共发声，正是法律的庭院外看得见的人情民意。

这并不是说，法律就该迁就和盲从民意，看舆论“脸色”行事，而是指司法在保持独立公正的同时，也要接受舆论监督，经得起法治和民意的考量。如果某个判决在“法律公正”“人本关怀”等指针上与普遍的民意脱节，那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是不是有些环节出了问题。

——新华每日电讯《“刀刺辱母案”评论上亿条，请珍惜民意》

近日，备受社会关注的于欢故意伤害案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法庭采用全程微博直播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庭审实况，成为近年来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的又一案例。

于欢案引发舆论关注，源于媒体的一篇报道。两个多月前，于欢案进入公众视野，由于信息不够充分，事件迅速引起巨大争议，以至于有人说，“评论太多了，事实不够用了”。的确，缺乏事实支撑的舆论轰鸣，只能让原本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变得模糊起来，让真真假假的说法乃至猜测满天飞。而查明事实真相，法庭庭审才是最好的平台。随着二审法庭调查的深入，于欢案的来龙去脉和事实真相逐渐呈现在公众面前，有些细节第一次为公众知悉，此前各种缺乏凭据的猜测得以平息，人们的情绪也趋向客观、理性。

事实上，对于欢案二审的全程微博直播，是近年来一系列热点案件司法公开的延续。对包括于欢案在内的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司法机关一直以审慎的态度予以对待，通过司法公开回应社会关切，体现了司法与舆论的良性互动。

在司法领域，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最好的稳压器。通过最大限度的司法公开，可以消弭各种误解和猜忌。于欢案的公开二审再次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全程公开，打消了公众对“暗箱操作”的忧虑，使一些偏离正轨的公众舆论回归理性。同时，把案件放在社会聚光灯下，也是司法担当的体现：案件办得对，就是一次普法教育；案件办错了，能够敢于担当、改正错误，也能扶正公平正义的天平。

——人民日报每日电讯《人民日报谈辱母案：不要怕把案件放在社会聚光灯下》

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看来，民营企业由于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难度加大，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银行对风险变得敏感，钢铁本来就是产能过剩行业，源大工贸又是民营企业，在银行看来，违约风险比较高。”刘胜军说，因此，苏银霞除了选择高利贷，没有更好的办法。

刘胜军说，企业通过高利贷融资，无异于“饮鸩止渴”。“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不借钱不行，但借了钱又因为利息太高，没能力偿还，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一方面借款人往往存在乐观的预期，“过段时间就把钱还上”，但这种预期往往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当出现违约时，“大部分人都不会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民间借贷年利率在24%以内，受法律保护，如果超过36%，超过部分利息约定无效。24%-36%部分，如果是借款人自愿，且没有损害其他人利益，也受法律保护。”成都一位律师李女士告诉记者，苏银霞向吴学占借款月利率10%，已经远超出合理范围。

但刘胜军表示，司法解释只存在于理论上，现实中，债权人习惯用非正规手段催债。“即便申请企业破产，也不能消除这种暴力催债，反而会被认为是逃债、跑路。”刘胜军说。

“要想避免类似悲剧，最重要的还是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给中小企业提供普惠的金融环境，从根本上消除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刘胜军认为。

高利贷就是一个很难填上的坑。问题在于融资渠道有限。大银行不给你贷，即使农村信用社（现在普遍改制为了农商行），12%的利息你也贷不出来。

“几乎所有的高利贷都涉黑，不涉黑怎么收回钱。经常会发生命案，但这次闹得动静特别大。” “高利贷这种东西，监管起来很难。往往是出了大事，抓了几个人，就会平息一段时间。但过去之后，还会再有人出来，再做这个事儿。熟悉山东聊城地下金融情况的相关人士表示。

2018年2月1日，案件入选“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同时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审判范例。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辱母伤人案”发生近4个月后，放贷方吴学占因涉黑被聊城警方控制。而案件中失血性休克死亡的杜志浩则是吴学占涉黑组织成员之一，被刺前涉嫌曾驾车撞死一名14岁女学生并逃逸。

2017年4月28日，山东聊城市公安局发布三道通缉令，通缉令内容显示，2016年8月，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分局打掉冠县吴学占犯罪集团。面向广大群众征集线索，并督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争取从轻或减轻处理机会。

具体信息如下：

杜建岗：男，汉族，34岁，身份证号：372526198302041039，冠县东古城镇东馆陶村494号。

马保雷：男，汉族，24岁，身份证号：371525199311151050，冠县东古城镇马庄村人。

李忠：男，汉族，29岁，身份证号：371525198805301018，冠县东古城镇南童庄村人。

2017年5月26日，聊城市公安局通报，吴学占等人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现已查明该团伙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拘禁，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侵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等犯罪。现吴学占团伙涉案的18名成员除杜志浩死亡外，其余17人全部落网。

山东聊城于欢案中的吴学占等人涉黑案已起诉至法院，法院已通知律师于12月中旬召开庭前会议。代理律师透露，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对吴学占等人涉黑案进行了补充起诉，增加了吴学占指使其他被告人对王某某进行非法拘禁罪的指控，还增加了其他一名被告人涉及强奸罪的指控。由此，吴学占等15人共被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拘禁罪等8个罪名，其中，前3个罪名所涉案情与苏银霞、于欢相关。

提起公诉

2017年8月3日，山东于欢案中的涉黑团伙吴学占等15人，已被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17年8月8日，于欢之母苏银霞委托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殷清利、王文广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请求，请求被告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支付精神抚慰金60万元，并返还13.4万元高息及被违法占有的一处房屋。

补充起诉

2017年11月，山东聊城于欢案中的吴学占等人涉黑案已起诉至法院，法院已通知律师于12月中旬召开庭前会议。代理律师表示，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对吴学占等人涉黑案进行了补充起诉，增加了吴学占指使其他被告人对王某某进行非法拘禁罪的指控，还增加了其他一名被告人涉及强奸罪的指控。由此，吴学占等15人共被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拘禁罪等8个罪名，其中，前3个罪名所涉案情与苏银霞、于欢相关。

开庭审理

2018年4月12日上午9时开庭，根据起诉书显示，吴学占涉黑团伙15人共涉9个罪名，分别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强迫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强制侮辱妇女罪、强奸罪。

一审宣判

2018年5月11日上午9点，于欢案”背后吴学占团伙涉黑案在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宣判。在之前庭审中，检方指控吴学占等15名被告人分别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拘禁罪等9项罪名。

二审宣判

2018年6月29日上午，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吴学占等15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于欢案”被报道后，“@济南公安”发布微博称“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这是正道！”，疑似回应此事；随后又发布了一张毛驴怼大巴的图片，疑似暗讽网友是驴。虽然“@济南公安”已经在事后删除相关微博，也向公众回应表示这两条微博是未经请示的个人行为、值班人员并非民警。但相关微博中不负责任的言论已经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谴责，“@济南公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已被严重伤害。

2019年2月1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于西明、于家乐、苏银霞、山东赛雅服饰有限公司、张振永、程笑、樊正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时间为1月31日。对该判决结果，于欢姑姑于秀荣表示不服，会持续申诉。

2021年2月2日，红星新闻记者从于欢处获悉，因“辱母杀人案”骤发，于欢一家欠下了部分员工数月工资。2日中午，于欢一家给这些员工暂时补发了一个月的工资，部分员工补发了两个月工资。记者同时从多名工人处证实了这一消息。于欢说，拖欠40多名员工几个月的工资，这一次大约补发了十五、六万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