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07 14:21
达里冈爱（蒙古语：Дарьганга）一作达里冈厓牧场，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与外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之间，是清朝最大的皇家牧场，直隶于内务府上驷院，并非库伦办事大臣辖区。达里冈爱牧场被外蒙占领的时间并非《察哈尔通志》所载的民国八年(1919年)，更非我国台湾省著名历史学家李毓澍先生所云“一定是在民国八年以后”，而是1912年上半年。库伦当局在恰克图会议前后争取对该地的所有权，旨在使其事实上的占领合法化而已，并不能证明该地区当时仍由中国管辖。
清代的达里冈爱(又译达里冈崖、达里冈阿、达里甘加、达里甘戛等)牧场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与外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之间，南起察罕齐老山，北至济尔垓图，东起哈鲁勒陀罗海，西至额固特。南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哈纳尔右翼旗、阿巴噶右翼旗和苏尼特左翼旗，北部和西北分别与车臣汗部左翼后旗、中末右旗接界，东部与车臣汗部右翼后旗接壤，惟有西部一隅与土谢图汗部左翼中旗接界。面积约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大部分原属车臣汗部，少部分隶属土谢图汗部。
康熙三十年“多伦诺尔会盟”，清政府最终确立对漠北蒙古的直接统治。在此前后，车臣汗部和土谢图汗部将达里冈爱贡献给清廷，成为清代最大的皇家牧场。迄于清末，该牧场直隶 于内务府上驷院，由察哈尔商都(上都)牧场总管兼理达里冈爱牧场事务，一般由驻扎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兼任总管，既不属于内蒙古六盟，亦非库伦办事大臣辖区(该大臣掌管土谢图汗和车臣汗部事务)。根据1913年11月5日《中俄声明文件》的附件《声明另件》和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的规定，达里冈爱牧场应属于中国领土而非自治外蒙古区域，但却被外蒙方面占领，1943年改建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业最发达的“苏赫巴托尔省”。
至于达里冈爱被外蒙占领的确切时间，三十年代的日本学者吉村忠三曾有明确记载：”外蒙与锡林郭勒盟之间,有达里冈崖者。据该地代表于1924年宪法会议(指1924年11月制定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引者注)之报告，该地五旗，于1910年(原文如此 误———引者注)之蒙古独立同时合并于喀尔喀”，证实外蒙占领达里冈爱的确是在第一次独立的“同时”，只不过将外蒙首次独立的年代记作“1910年”有误而已。
1911年12月1日，库伦分裂集团宣布外蒙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而独立。12月7日，“飞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长,阿拉善(亲)王,达里冈爱、新巴尔虎、陈巴尔虎总管,及各盟旗总管”响应其分裂活动。12月29日(蒙历共戴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癸酉,俄历1911年12月16日)，外蒙古黄教最高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博克多格根在库伦登极为“额真汗”，组建“大蒙古国”。
1912年1月中旬、呼伦贝尔地区的额鲁特旗总管胜福、新巴尔虎右翼总管车和札、索伦旗总管成德等掀起叛乱，率先响应。“自呼伦倡变、内蒙各旗亦受影响”、长城以北的蒙古族聚集区陷入一片动荡。仅在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就有三十五旗宣布归附库伦当局、其中包括锡林郭勒盟所有十旗。处于该盟北面的达里冈爱即在此背景下投靠外蒙当局,“库伦当独立之始、聚兵不过数千人、皆非训练之师、然而遣兵内犯,声势甚张,内蒙各旗,多有闻风响应者，如科尔沁右翼前旗郡王乌泰，浩齐特左、右翼两旗郡王，达里冈爱马群、羊群总管、翼长，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皆先后附逆”。
1913年1月26日，袁世凯规劝哲布尊丹巴八世取消独立的电报也指出：“贵喇嘛以兵力扰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达里冈崖一带，致令人民惨受兵祸，王公或被擒掳，极悖人道，焚杀淫掠，甚于盗贼。民国重在保安秩序，岂能长此坐视”。可见，达里冈爱是在1912年被外蒙古占领的。
至于其具体时间，据美藉历史学家、英国利兹大学蒙古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乌尔干奇·奥农和德里克·普里查特说：”中国政府在劝说库伦当局取消独立无果的情况下。1912年7月，袁世凯再次致电库伦，要求蒙古人对他们业已占领的达里冈爱作出赔偿，倘若他们不同意，将以武力相威胁。然而，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
虽然他们并未对史料出处作出注释，但曾任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历史学家锡林迪布根据苏联中央军事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原始档案指出，1912年7月，袁世凯的确曾致电哲布尊丹巴八世，要求外蒙对欠中国商人的债务予以赔偿，“若不能履行这个要求，总统让蒙古五大臣(库伦政权设置有五个部门———引者注)全部到北京来，否则就派遣军队进行威胁”。显然,袁世凯对达里冈爱牧场的索赔要求即在该电报中提出。可见,达里冈爱归顺外蒙古当局的具体时间应在1912年上半年(以1912年初最为可能)。
外蒙古宣布独立后，为了建立梦寐以求的“泛蒙古帝国”，库伦当局大举兴兵内犯。1913年1月23日(蒙历共戴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命令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的盟长立即召集二千军队，向张家口、呼和浩特市方向集结。次日，又决定派遣五路大军南下。策划外蒙独立的首要人物内务部司官辅国公海山和蒙匪巴布扎布率领的第二路军进驻达里冈爱牧场。
后来投身于“蒙古人民革命”的著名人物苏米亚贝子（陈）1917年1月12日《驻扎库伦日记》译为“伊犁镇国公松木彦”，其当时的爵位待考。原为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察哈尔左翼营总管，1912年8月下旬率领三百多户察哈尔蒙古人超过库克他乌边界，途经俄国投奔库伦政权担任达里冈爱守备大臣，因在该牧场和锡林郭勒盟同中国政府军的作战中指挥出色，1913年秋，他被授予札萨克并世袭罔替。
1913年11月5日《中俄声明文件》和《声明另件》签订后，库伦当局被迫放弃了合并内蒙古的企图。尽管1914年6月14日袁世凯政府规定达里冈爱由察哈尔特别区管辖(1928年改为察哈尔省)，但外蒙古事实上一直占领着该地，始终没有将其归还中国，察哈尔政府也就从未履行过其应有的管辖权。
恰克图会议及其之前，库伦当局一直企图将对达里冈爱的占领合法化，终未如愿以偿。1915年6月7日的《中俄蒙协约》回避了达里冈爱的归属问题，一方面规定“自治外蒙区域……以前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接受了中国政府关于不得将达里冈爱划归自治外蒙古的要求。但同时又规定“其与中国界线……南与内蒙……接界之各旗为界”，又默认了外蒙古对达里冈爱事实上的占领。
1917年2月27日，陈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建议：“内外蒙及科布多、阿尔泰界务胶葛，积案甚多。按照恰克图协约，应于本年四月勘界，现已届期，或派员会勘，或与俄蒙商订展缓，似应由贵部商(国务)院，及时决定，以便与外蒙官府接洽”。但由于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划界工作始终未能进行。
1919年11月22日，自治外蒙古正式撤治后，中国政府恢复了对外蒙古的直接管辖。1921年2月初，白俄罗曼·费多罗维奇·温甘伦·冯·施特恩贝格(温甘伦)男爵率领的白卫军占领库伦，扶植哲布尊丹巴八世再次登基，外蒙古第二次宣布独立。1921年7月初，苏俄及其附属的远东共和国从维护自身周边安全的私利出发，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拒绝和抗议，出兵我国外蒙古，消灭温甘伦匪军，并扶持“蒙古人民党”(1925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组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哲布尊丹巴八世第三次登极为名义上的大汗。虽然苏联在1924年5月31日的《中俄解决悬案问题大纲》中表示承认外蒙古为中国完全领土之一部分，尊重中国政府在外蒙古的领土主权，但从1921年2月起，中国政府实际上永远地丧失了对外蒙古的管辖权。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达里冈爱牧场的归属问题也就不了了之，长期以来成为一桩历史悬案，以致于吉村忠三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不无疑惑地指出：尽管达里冈爱早在外蒙古第一次独立之初就已合并入外蒙古车臣汗部，惟据1915年之恰克图协定，已为中国领土。
然现在若就驻在该地之国境守备队一点来观察，似为喀尔喀所领”。这也是《察哈尔通志》对达里冈爱牧场“一个字都没有说”的原因所在。直到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之时，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互换照会，规定:“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从而使外蒙古多年来对达里冈爱事实上的占领最终合法化。
但由于时局所限，“换文没有对中蒙边界具体位置和走向作出规定，也没有附载任何划界地图，更未进行具体勘察。因此，中蒙两国之间并没有一条经过两国政府谈判并正式勘定、能为双方共同承认的边界线”。1962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睦佳·泽登巴尔在北京签订了《中蒙边界条约》，按照目前双方实际管辖情况,照顾双方边民利益和感情，根据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互谅互让的原则，妥善地解决了两国间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达里冈爱的归属问题最终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