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汉书·艺文志》：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以柔弱因循为道的作用，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因为对道和无为的理解不同，所以内部又划分为不同派别，不同的学派之间思想重心也不同，或偏于治国，或偏于治身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每篇每个学派各不相同，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与特点。

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论体系，与《易传》所提出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类。老子认为是三生万物；孔子认为是阴阳、四象（老阴老阳、少阴少阳）生万物。

以《道德经》的问世为标志，道家思想已经完全成型。关于老子的身份、生平与《老子》一书的作者到底是谁的问题，虽然长期存在争议，但通常的说法都是以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倾向性看法为依据，即认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战国时期，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其中以黄老派最盛，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秦国统一中国之前，吕不韦组织人员编撰《吕氏春秋》，此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显然，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后不久焚书坑儒，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汉朝建立后，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在反思秦统治思想的基础上，开始选择道家作为治国思想，并造就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阚泽记载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汉武帝执政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崇尚儒术”，道家的发展暂时受到压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谈玄之风兴起，道家思想重新复活，不过这一次的重点不是黄老，而是对老庄的重新阐释，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魏晋玄学。此后老庄成为道家正统，一直延续至今。魏晋南北朝后，道家思想成为士大夫失意之后的精神寄托。唐宋时期道家又发展至鼎盛，故学者言唐之佛教思想、宋之佛儒思想均处“伟大时期”，但其间道家实力也不容小觑。晚清，随着西方的冲击，儒家统治秩序受到强烈冲击，再加上道家与西方自由民主等观念多有相合之处，故道家思想再次复兴。1991年，董光壁先生首先精炼提出了当代新道家的概念，并得到陈鼓应等人热烈响应，此后有唯道论、道商、天道自由主义、自化论等新的理论出现，其中像道商这样的理论还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应用和推广。

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来说，是由儒家、道家和佛家三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组成的。在当代，儒家思想作为构成中华文化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主体，其理论内涵正在经历着变迁和更新；佛家思想也在不断地被赋予一种现代诠释，继续填补着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的信仰的空间。现代新儒学和现代佛学认真严肃地探索着这些问题。在道家最早的、也是经典的著作《老子》《庄子》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十分清晰的儒家思想观念背景，这的确可以表明道家是在儒家之后兴起的一种思潮或哲学思想体系。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源头和它的理论构成上看，道家思想开启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新的理论方向，与儒家思想共同建构了一个比较周延的哲学境界和人生境界。老子之后，道家内部形成派别林立、错综复杂的学术思想局面。《汉志》著录道家37家，仅此可见其繁盛。但《汉志》实以人系书，以书分家，并不能反映道家思想的根本分际，也无法据之确定各派的文化功能。今人大多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如何从根本上精神上理解各家的理论意旨，确定其思想类型及价值，仍有待于深入研究和讨论。若着眼于此，可把先秦道家划分为黄老学、老庄学、杨朱学三系，这三系分属于知识型、精神自由型、感性自由型的学问，稷下道家、庄子、杨朱分别为这三种思想类型的代表。

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在老子看来，万物的生成是由道和某种物质相互配合形成的，道支配着万物的生长和发展。老子主张通过以道治国、推行无为政治来实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当他发现治国理想无法实现时，便选择了退隐，主张守柔不争以保身、修身。

与黄老学派的价值观相比，庄子更为理想，他向往的是“至德之世”，主张通过“任其性命之情”以实现这一理想。而庄子后学着重发挥无为政治的现实意涵，承认仁义礼法在国家治理中的现实作用，主张对仁义礼法等治国之具进行改造，在批评儒家所提倡的功利性的仁义观的同时，提出“至仁”“至礼”等观点。尽管庄子及其后学对如何实现理想社会做出了种种探讨，但他们更着力考虑的是：如何通过“齐物”“心斋”“坐忘”等修养方法，以此忘记尘世的苦难，自由逍遥于内在的精神家园。其实，无论是从李姓起源的时间与由来、先秦称人名书之例以及《老子传》中所载李耳与孔子后裔代表的差距来看，还是从先秦主要典籍中都无有关李耳的记载，更无老子、李耳互见的文献，由此来看，可以肯定，老子并不是李耳。

当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无法实现自我的时候，道家有独到的发挥。老子道家理论的核心是本性自然的“道”。道性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的理论框架虽然是“自然”，但其着眼点却并没有离开过“人”。老子道家对人的地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肯定，只是道家对人性的看法及在人的实现问题上，走的是与儒家不同的道路。儒家重视人的社会性，道家重视人的自然性。在实现“人”的途径上，儒家讲入世有为而“成圣”，故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一套理论；道家讲避世无为而“归真”，想挣脱社会伦理的束缚，通过效法自然的无为来实现人生。

《道德经》、《道家易》、《太一生水》、《文子》、《庄子》、 《列子》、 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经》、《道原经》)、《物则有形图》、《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鬻子》、《恒先》、《彭祖》、《三德》、《用曰》、《太公》、《辛甲》、《周训》、《凡物流形》、《尹文子》、《慎子》、《素书》、《守白论》、《鹖冠子》、《尸子》、《行气玉佩铭》、《关尹子》、《子华子》、《淮南子》、《老子指归》、《老子河上公章句》、《苻子》、《天随子》、《宗玄先生文集》、《化书》、《玄真子》 、《无能子》、《伯牙琴》、《逍遥咏二百首》、《须溪先生全集》、《道家佚书辑本十七种》、《庄元臣文集》、《傅山全书》、《老藏（《老子集成》）》、《各道家诸子典籍注疏》等等。

然而道家典籍浩如烟海，除上述所列主要典籍外，还有众多经典著作，留有华夏文化热爱复兴者去翻看学习。

注：

各《道家典籍注疏》是解释道家经典的参考资料。

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

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道家思想主要表现在这些注疏中。

道家思想作为一个复杂的学说，自上古至今，已历数千余年，中间自然会经过许多发展的阶段，出现许多不同的名称，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它的较早时期，按地域与时间则有郑道家、晋道家、秦道家、楚道家、齐道家、战国道家、先秦道家、原始道家等种种称谓。按方向则有北方道家与南方道家。从战国末至秦汉是一大阶段，当时人称“刑 ( 形 ) 名法术之学”或“黄老道德之术”。各阶段之道家虽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但又都带有自己的特点。道家思想，“皆仰取诸象于天，俯查诸度于地。”效仿天地而为，行为方式则是“处为无之事，行不言之教”。“与时迁变，应物变化”。后因侧重点不同，而分化为不同派别，形成了多种派别。仅据《汉书．艺文志》载班固所推崇的史官道家流，就有37家，共993篇。然多经秦火，汉火，衣冠南渡亡佚。道家现存学派：

老庄派为老学、庄学的合称。以自然为本，天性为尊，法天心而无心弗志而为，以清静而使人退欲消妄，以己之虚无澄他人之妄心而为。主张清虚自守，齐物而侍。以致“不为物累逍遥天下。”因其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精神家园。在汉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老子》“无为”思想为主旨的“黄老”思想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但时过境迁，儒学独尊后，道家成为在野之学。道家社会角色的变化使《庄子》的政治异端思想抬头，并和《老子》的自然观宇宙论结合，形成“老庄”思想。从此，以老庄为主流思想的道家以异端的姿态，从天道观、人生观和政治论诸方面向经学提出挑战，并给魏晋的思想界以深刻的影响。老庄学对社会政治异化及文化偏向的批判精神普遍存在于历代异端学者的思想言行之中，被他们引为同调，并成为他们批判不合理现实的精神武器。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王弼、郭象、嵇康、阮籍、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吴筠、傅山等。代表作：《老子》、《庄子》、《嵇康文集》、《阮籍文集》、《天随子》、《宗玄先生文集》、《傅山全书》、《各道家诸子典籍注疏》等等。

黄老派主张身国同治，以两相自然为本，事因之而循之，物因之而动之，法天地之使万物自然，甚至不得不然而为，以无为谓之使物我自然，以使物我共逍遥，善于行不言之教，使人自化。

主张“不贵治人贵治己”，因俗简礼，与时迁变，除衍存简，休养生息，成了历次大乱后政府的治世急救包，同时也与中国古代盛世关系密切。代表人物为老子、文子、列子、田骈、宋钘、尹文、鹖冠子、刘安、严遵等等。

代表作：《老子》、《文子》、《列子》、《庄子》、《慎子》、《鹖冠子》、《淮南子》等等。

杨朱、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等。春秋战国后，因不容于世，后湮灭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盘继承。代表作：著作多亡佚。大体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新道家，主要指的是当代新道家，它是董光壁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在他的文章中，新道家指的是那些受道家思想启发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后来，陈鼓应、胡孚琛、孔令宏、许抗生、张京华、宫哲兵等人把新道家的概念进行拓展，把它定义为一切从事道家道教研究的专家学者；凡是认同道，继承道家传统，在新条件下建立新体系并使之得到运用的人，都可称为新道家。还有民间人士认为，凡是愿意按自己的天性生活，也不反对别人按自己的天性生活的现代人，都是新道家。代表人物陈鼓应、胡孚琛、许抗生、孔令宏、张京华等人，代表作：《道家的人文精神》、《论道》、《当代新道家》、《道家文化研究》等等。

注：

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认为，道教就是道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旁支，它继承并膨胀了道家学说的某些思想成分，但却失去了道家学说的哲学本色而演变为宗教神学。到隋唐以后，道家作为学术流派已经不复存在，即已经与道教混为一体，两者密不可分，一些排斥道家学说的学者，其所排的“道”或“老”，一般都是道教和道家兼指的。比如《老子想尔注》名义上是对《老子》的注解，实则“托遘”《老子》达到“以训初回”和“济众大航”的目的。它通过增删、篡改、曲解等手段系统地改造了《老子》，将“道”神格化，突出其“布道诫”的训示意义，引导人们追求长生成仙的道教理想。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道家与法家的关系主要是黄老派与法家的关系，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法家学派非常重视道的规律性，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道家思想有继承和改造。而他们重点阐述的所谓法术势，都是黄老道家首先提出来的。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所以许多人认为，黄老道家和法家一样都是“人君南面之术”。另外，黄老道家主张兼采百家，这也是新起的汉朝要用黄老思想拨乱反正恢复经济的重要原因。

道家和儒家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有互相学习的一面，也有互相对立的一面。汉武帝执政后，儒家成了胜利者，而道家被压制，直到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道家重新复活，儒道之争也重新开始。在儒、道关系问题上，王弼则认为老子不是圣人而是贤人。王弼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魏晋之后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内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内施黄老”。在许多朝代立国初期，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互为表里，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宋明儒者以抵制佛老为己任，石介《中国论》称“有庞眉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苏轼《议学校贡举状》认为“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 鬻书于市者， 非庄老之书不售也， 读其文， 浩然无当而不可穷， 观其貌， 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在苏轼看来， 任凭老庄之学流传， 空谈之风蔓延， 于国家危害极大。朱熹则说老子之心最毒，老子只以保全自身为念， 而不肯承担社会责任，为保证自身利益， 老子又创造了许多阴谋权术。王夫之将老子之道视为阴谋机诈之术，老子可谓“笑嘻嘻退一步占便宜底人”（朱熹语），老子之学流害于后世，申韩之苛酷，孙吴之机诈，皆是老子的一个方面。庄子之学出于老子而胜于老子，老子之心阴险难测，而庄子则无机诈，无物无我，逍遥适性。宋明时期，也有许多学者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对道家持宽容态度。到了清代，诸子学兴起，许多儒家学者精研道家，成为儒道会通人士，这为以后道家复兴打下了基础。

道家和名家、墨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传说老子的弟子——文子曾问学于墨子。名墨两家的思想也对道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首先，庄子的学术思想就是在与名家代表人物——惠施（也许还包括公孙龙）的长期论战中形成的，而主张兼容并包的黄老道家更是积极吸取名墨两家有价值的思想，黄老道家著作《管子》《恒先》《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的名墨思想。道家学者宋钘、尹文因为大量采纳名墨思想，前者被人当成了墨家，后者则被人当成了名家。至于后来魏晋玄学的兴起，也与名家“辨名析理”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名墨两家中绝后，它们的一些观点和著作也有赖道家道教的保存，才能让我们一窥究竟。

李泽厚先生说：“《老子》确有多处直接讲兵。有些话好象就是《孙子兵法》的延伸”。其实，不仅是《老子》，道家的其他著作如《黄帝四经》《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兵家思想，甚至有些句子和兵家著作一模一样。另外，道家学者鹖冠子还曾为赵将庞煖之师，庞煖曾多次向他请教，并领兵打败燕国，《汉书·艺文志》也曾把许多道家著作列入兵家，又把许多兵家著作列入道家，这些都说明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并曾经相互影响。不过道家论兵，是其“经身理国”的副产品，与兵家单纯关注军事大有不同。

因为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所以在历史上经常被人当成杂家。反映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加以融会贯通而已。反映在文本上，就是不断出现精、精神、一、应、因、虚、静、时变、无形、无为等概念，和《晏子春秋》等纯粹的杂家有所不同。所以胡适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是通过比附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吸纳了老庄学说的儒家学派）来宣扬教义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魏晋玄学后期，老庄哲学受到玄学家乃至佛教僧人的推崇，直接影响到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趋势。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僧肇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理论家，自幼“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每以庄老为心要”，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熟悉。晋唐时期，《老子》诠释主要受到般若中观学的影响。宋代以后，《楞严经》深受僧人、文人、道士喜爱，并深刻地影响了宋明时期的《老子》诠释。佛教将老子、庄子阐释为略通佛祖之意又未达到佛祖境界的贤人，这对世人摆脱生命困境也是有帮助的。

第一个发现道家和自由主义关系的是晚清学者严复，他反复强调：“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治国宜顺自然，听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后来，许多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也开始推崇道家思想，并把道家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罗斯巴德和包雅士曾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1966年9月在东京演讲时，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曾引用《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和一般的西方民众相比，基督教接触道家文化很早，《道德经》最早就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去的。不过一开始，传教士们对道家文化基本上是排斥的，20世纪以后，随着认识的深入以及华人基督教徒的增加，这种情况才有了明显改变。今天的基督徒，一般对道家文化持有两种态度：

一是对道家思想全盘否定，这主要是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

二是以林语堂、袁步佳、尤利乌斯·格里尔等人为代表，认为基督教和道家思想可以并行不悖，无须把两者视作两极对立的生活方式来评价，所以他们致力于基督教和道家思想的沟通和融合；

道教是以中国古来的咒术信仰（鬼道）为基础，在其上部吸收了儒家的神道和祭祀的仪礼与思想，吸收了老庄道家的“玄”和“真”的形而上学，并吸收了佛教的教理和仪礼等，在隋唐时代大体上完成了作为宗教教团的组织、仪礼和神学，以同“道之不灭”合为一体作为最高理想的中国民族的土生土长的、传统的宗教。道教是综合自古以来的民间信仰、神仙说和老庄思想，模仿儒教的道德学说、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以及佛经、佛教教团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宗教。道教是适应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庶民阶层要求的宗教。

“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关键原因是它们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

第一，虽然道教吸收和兼容了儒家、民间巫术等各种传统思想以及佛教思想，但道家思想还是道教最根本的基础，如果没有道家思想作为基础，道教充其量就是一种民间信仰，不可能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

第二，道教的信仰和崇拜对象，除了民间固有的神灵之外，许多是“道家”理念和人物的神化（如太上老君等）；

第三，如果道家在汉朝儒道之争后没有演变为道教，没有信仰的力量，道家可能像墨家、名家等学派一样，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中；

第四，道教以道家思想为旗帜，吸引仰慕老庄的慕道者，诱使大量崇尚道家的文人入道。许多道教人士对道家理论的传承和创新有过卓越的贡献，如成玄英的重玄学说等。重玄学派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

道家和道教虽然存在多方面的联系，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第一，道家是先秦时期创立的思想流派，而道教是东汉末年逐渐形成（道教神学认为是源自元始天尊）。

第二，道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崇尚大道，主张“惟道是从、道法自然”，主要从事的是学术活动和其他政治文化活动，奉《道德经》《庄子》《黄帝四经》等为经典。而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将道家人物神化以提高其知名度，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与活动，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其主要典籍是《道藏》。

第三，道家重视不言之教，没有严格的组织和师承关系，但道教却非常讲究师承关系，有教徒与组织，其主要派别的传承是大致清楚的。

第四，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虽然提倡兼容百家，但都是以道家为主，融会贯通而成，而在道教那里，更多的却是“以丹为主解道”、“以儒为主解道”甚至“以佛为主解道”，传统民间信仰的意味很浓。

第五，道家分为老庄派、黄老派和杨朱派，除了老庄派有一些隐世思想外，黄老派和杨朱派都是积极用世的，但道教受到佛教影响，极力宣扬出世思想。因此，虽然道教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为元始天尊徒孙，但是二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

1.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道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道家黄老派的理论和实践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理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兼采百家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从道家治国的实践来看，不管是齐威王治下的齐国还是吕不韦执政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另外道家老庄派和杨朱派对中国传统政治也有影响，他们代表着政治上的隐逸和出世倾向。同时，老庄派桃花源的理想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2.对传统法律制度的影响。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支柱之一，曾以黄老道家的形式在先秦和西汉初期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后世有人用道法家称呼黄老道家。儒家独尊后，中国法律制度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格局，但道家思想所倡导的法之原则与精神，还是间接隐性地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3.对传统军事思想的影响。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在致力于治身治国的同时，也对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战争给予了高度关注。所以《老子》《黄帝四经》《鹖冠子》《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中均包括大量的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反战论；第二，不得已而战；第三，以奇用兵；第四，柔弱胜刚强。另外黄老道家普遍还有出“义兵”（即正义军队）的思想，而这些观点和思想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有很大影响，以至于后世许多人将《老子》《鹖冠子》当兵书看待。

4.对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中国的传统科学范式，始终在追求事物内在的道，而在道的追求中形成以道为核心，以天地人关系为主线，以自然为原则，以道、元气、阴阳、有无、自化等为基本概念的有机科学思想体系。道家不仅严格区分了普通知识与技术知识的区别，还通过道进乎技”“顺应自然”“以道驭术”“悟性思维”等思想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技术发展。道家思想和这种有机科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一方面抑制了名家墨家思想中蕴含的以逻辑分析为核心的机械科学思想的发展，让古代中国的科学理论水平远不如古希腊，并让中国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却使中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技术大国和技术强国，是“诸子百家

5.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家老庄派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许多近现代文学艺术大家，都曾受过道家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看作是“庄子的凯旋”。综合来看，道家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6.其他影响。道家对中医、传统养生学、中华武术、茶道等也有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黄老道家的典籍——《黄帝内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至于中华武术，在形成的过程中也曾深受道家的影响，国际功夫大师李小龙，就曾在他的毕业论文中讨论过道家思想与中华武术的紧密关系。具体来说，道家思想对中华武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在认识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家哲学思想关于宇宙本源的“道论”“气论”及“天人合一”的观点来解释武术的本质。在方法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家“物极必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师法自然”等思想，作为武术技击思想的指导原则，并追求一种“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李小龙语）的境界。

公元2世纪至10世纪，越南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所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对普通人来说，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他们的处世方法；对文人来说，年轻得志时学习孔孟，遇到乱世或未得到重视时就隐居起来研究老庄，是很自然的事情；此外，越南历代统治者也多按照老子“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来治国安邦。但到了近代，这种影响力却日益下降，不值得一提。与此相反，由于韩国古代统治者长期崇儒贬道，所以道家的影响乏善可陈，但到了20世纪，道家对韩国的影响力逐渐加强，不但研究道家思想的韩国学者层出不穷，而且道家思想开始对韩国社会产生实质上的影响。长期研究道家思想的学者金溶沃，2001年在韩国教育电视台连续做了56次的长篇演讲，以老庄思想阐释韩国当代社会问题，引起极大的轰动，被称为“金容沃之风”。韩国外交家官潘基文201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时，也曾引用老子的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表达自己的工作理念。

道家，诸子百家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形成了道家完整系统的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比起越南和韩国，道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要大得多，道家思想在日本长期传播和沉淀，已经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著名学者福永光司甚至认为：“国学（指日本本国文化，非儒学）和老庄哲学具有共通性。”有资料表明，早在6世纪中叶，老庄思想就和汉译的佛教经典一起传入日本。江户时代道家思想开始在日本普及，不但产生了一批有关老庄思想的注释及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有关老庄思想的通俗读物。如今的日本，对道家思想的热情不减，许多日本学者对道家思想有精深的研究，日本企业家充分借鉴道家上善若水的思想，创立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柔性管理学说，而号称日本当代“老子”的加岛祥造先生在2007年出版的《不求人》中，用亲切的语言，叙说自己对道家思想的亲身感受，首发两个月，各大书店纷纷脱销，竟然成为同类专著的佼佼者。

西方人迷恋道家思想，也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爱。如冯·布兰切勒的《老子〈道德经〉：美德之道》一书说老子如同基督教的上帝，具有博爱与宽容的精神；德国人萨冯·施特劳的《老子》注释本则按照严密的德国唯心主义的逻辑体系重构五千言的结构图式；另有德国学者用格式塔心理学的模型来解读《老子》；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从《老子》的“当其无，有有之用”抽绎出建筑学上的空间与砖瓦匠同等重要的原则；美国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也指出西方近代物理学与《老子》的东方神秘主义有着相似性。著名科学史家、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热爱道家，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家的学说十分倾心。而道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对性问题涉及最多、最直接的学说。对于道家的房中术及有关问题，李约瑟长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哈佛知名讲师泰勒用《道德经》诠释“幸福学”。此外，还有《老子》中的“雌”“母”的隐喻，也引起了西方女权运动者的兴趣，练气功或柔道的人、传统医学的从业者、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从《老子》寻找经营理念的商人以及要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宣称从《老子》那里找到了精神养料与灵感源泉。A．N．怀特海是环境哲学的先驱之一，也是对东方智慧豁然贯通的先驱者之一，其著作里面就含蕴有中国哲学里极其美妙的天道观念”。甚至连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用他那“对恶不抵抗”的学说来诠释《老子》的无为思想，把老子当成自己的同调；而前苏联的杨兴顺则认为《老子》的“无”不是“无物”而是“无有”，即穷人、无产者，他把《老子》说成是革命宣言。许多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对老子和天道思想十分推崇，认为道家思想是人类自由大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总统里根曾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来阐明自己的执政理念。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对道家思想情有独钟，《道德经》不但是他处理国内事务时的重要参考，而且他还建议国际社会遵老子教诲应对199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而纪伯伦、奥克塔维奥·帕斯等文学巨匠则从《庄子》中汲取文学灵感和素养，同时《庄子》对梭罗等人的公民不服从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代英国汉学家和哲学家克拉克的《西方人的道——道家思想的西方化》一书将此归结为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三个变化：希望过更好的生活，但要从传统宗教教条式信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透过克服身心二元论达到一种身心完整的生活；需要从更广的范围看待当代各种思想潮流。其次，道家的道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所以能给人多方面的启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老子》的精神特质系反对文明的异化，它的自然无为、去伪存真、知足不争和贵柔守雌等理念，在文明高度发展因而其负面问题愈发显现的西方社会，自然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同。由于“道”具有“无”的特点，没有固定的形态，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信仰“道”就不是信仰一个固定的、统一的、外在的他者，而是把不确定和变化本身接纳于其中。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将有限的东西当成信仰对象往往带来灾难和冲突。

考古发现的道家文献

1900年，敦煌遗书出土，其中包括道家最重要的两部著作——《老子》和《庄子》（残卷）以及《鶡冠子》。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六韬》，其中包含很浓的黄老道家的味道，或许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太公》的一部分。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本，《老子》乙本，《老子》甲本卷后古书《九主》《老子》乙本卷前古书《黄帝四经》等。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竹简《六韬》和《文子》残篇。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竹简《庄子》书中《则阳》《外物》《让王》等残篇。

1987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庄子》中的《盗跖》残篇。

1988年 湖南省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管子·霸形》。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楚墓出土《老子》甲、乙、丙以及道家文献《太一生水》《语丛四》（《说之道》）。

1994年，一批战国楚竹书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随即被上海博物馆购回，后被人称为上博简，里面包括《恒先》《彭祖》《三德》《凡物流形》《用曰》等许多道家佚书，其中以《恒先》最著名，它用词古奥，哲理深刻，堪称《道德经》的姊妹篇。

2009年初，北京大学收藏一批从海外抢救回归的珍贵西汉竹书，总数达3300多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献是全本《老子

《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文献

《伊尹》五十一篇。

班固注：“汤相。”

《太公》二百三七十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班固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颜师古注：“父读曰甫也。”

《辛甲》二十九篇。

班固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

班固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颜师古注：“鬻音弋六反。”

《管子》八十六篇。

班固注：“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颜师古注：“筦读与管同。”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

班固注：“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

《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

班固注：“述老子学。”

《老子徐氏经说》六篇。

班固注：“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

刘向《说老子》四篇。

《文字》九篇。

班固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蜎子》十三篇。

班固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 颜师古注：“蜎，姓也，音一元反。”

《关尹子》九篇。

班固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庄子》五十二篇。

班固注：“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

班固注：“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长卢子》九篇。

班固注：“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

班固注：“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

《田子》二十五篇。

班固注：“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颜师古注：“骈音步田反。”

《老莱子》十六篇。

班固注：“楚人，与孔子同时。”

《黔娄子》四篇。

班固注：“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颜师古注：“黔音其炎反。下音胡稼反。”

《宫孙子》二篇。

颜师古注：“宫孙，姓也，不知名。”

《鹖冠子》一篇。

班固注：“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 颜师古注：“以鹖鸟羽为冠。”

《周训》十四篇。

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人间小书，其言俗薄。”

《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铭》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

班固注：“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

班固注：“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

班固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孙子》十六篇。

班固注：“六国时。”

《捷子》二篇。

班固注：“齐人，武帝时说。”

《曹羽》二篇。

班固注：“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

《郎中婴齐》十二篇。

班固注：“武帝时。” 颜师古注：“刘向云故待诏，不知其姓，数从游观，名能为文。”

《臣君子》二篇。

班固注：“蜀人。”

《郑长者》一篇。

班固注：“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 颜师古注：“《别录》云郑人，不知姓名。”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

班固注：“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司马迁指的是黄老道家，而班固这里指的是以老庄等道家为中心而略有后世神仙家的色彩的思想和实践性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