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就要准备付出代价！——邵淳

邵淳就读于北京四十七中学，他酷爱画画，尤其喜欢雕塑。四十七中的艺术教育很出名，按惯例每年至少要为中央美院雕塑系输送一个学生，邵淳的志向也在此，他主动送过去的雕塑也得到了美术学院教授的欣赏，似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可老天却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三年的自然灾害给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1962年国家暂时停止了艺术院校的招生。此时距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邵淳当机立断，毅然选择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经过两个月的刻苦奋战，邵淳顺利地进入了中财，踏上了一条给他带来新的人生体验和人生高度的道路。

邵淳不光读书，偶尔也在写作上牛刀小试。上大一时，他写了一篇“很讲政治”的散文《喜鹊娃子》，寄到人民日报一周后，便变成了铅字，着实让他高兴了一番。当时的校风和学风都是很严格的，教师们对工作非常负责，对于这个在老师眼里“专业思想不稳定”的邵淳，老师们自然希望他能够把精力放在专业的学习上。谈到这段往事，邵淳直爽的说：“其实当时我在大学期间的计划还是有的，就是仍然要从事艺术事业，真没打算投身金融。”不过，这位“专业思想不稳定”的学生对付考试可是有一套高招，“总结一条，中财的课总是可以考及格的，像国民经济计划、财政学等，不管出什么考试题目，只要拿‘有计划，按比例’这6个字一发挥，肯定能及格。”

邵淳上学期间参加了“四清运动”，这对其一生产生了影响。“四清运动”占去了一年的时间，实习又占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屈指算来，他真正的学习时间只有两年多。即便如此，邵淳还是从母校学到了一辈子受之不尽的东西。他动情地说：“母校给的第一点便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只有正确的方法作为指引，做事情才能事半功倍；第二点则是认真、不怕吃苦、严谨实干的精神。据我观察，中财的学生都有这个特点，这点也是中财培养学生最大的特色。我们的同学不论是做官还是经商，都是实干家。”

四年的学习生活，让邵淳慢慢地接受了金融这个当时还十分冷清的专业。当时全国只有一家银行，所有的贷款和计划都是事先确定好的，没有资本市场，没有金融中介，银行的存在似乎就是为国有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由于社会上没有需求，邵淳一毕业便面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毕业之后，广大的农村地区才是他们大展身手的地方。

1968年8月，邵淳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报到，随后被分到村子里，与另外6名大学生一道耕田种地。春节时，因为没钱回家，邵淳便同其他大学生一起，向村里申请了10块钱，买了必需的纸笔，办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展览，算是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由于邵淳自身的美术和文学功底，他便负责了其中关键的画画、策划和讲解词的撰写工作。六个年轻人的热情和才气，最终使得这个展览大获成功，在整个县里都引起轰动，而这次尝试则为他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门。

1970年，因为画画、搞宣传比较突出，邵淳被调到故城县文化馆，主要搞版画，这可让仍醉心于艺术的他如鱼得水。他也在文化馆一呆就是10年，颇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在文化馆10年里，他的精力大都投在画画上，不仅自己成为中国美术协会会员，并且带徒传艺，培养的学生后来考上了中央美院的研究生，也算是圆了自己中央美院的艺术之梦。

在“让知识分子归队”的号召下，1980年国家成立农业银行，河北省里开始寻找金融专业毕业生，省委组织部将在文化馆仍是一般人员的邵淳调到了省农行，在辗转了10多年之后，邵淳终于回归了金融领域。到省农行后，他做办公室秘书，负责写各种材料，为行长讲话准备稿件。由于扎实的文学功底，他做起这项工作来游刃有余，也在工作中将金融的专业知识重新拾了起来。三年后，中央倡导干部年轻化，邵淳被派往张家口，挂职农行副行长，在工作中他坚持不会就得学习的精神，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银行的业务转入正轨。

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邵淳被调到工商银行总行计划部。半年之后，便由处级升到副主任，负责总体计划的分配和执行。在工行，邵淳的创新精神屡有体现，他主导设计了中国第一个贴水债券，第一个累进利息债券，这在当时的金融环境里确实是敢为天下先。

1990年，华能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希望工商银行总行推荐干部，时任工总行计划部副主任的邵淳便被调过去负责财务公司。他仔细分析了当时财务公司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了财务公司必须将集团的资金集中使用，为集团的有效资金利用提供条件。于是他大胆改革，把集团公司分散于各个金融机构的资金统一上收到财务公司，保证了集团公司的资金需求。现在来看，他的做法无疑具有先见之明。

邵淳在各个岗位上都做得有声有色，显示了非凡的才华，很是令人佩服。除却他自身的才能之外，他更加看重的是一种精神：“做事情遇到困难很正常，关键是不能退缩，要千方百计地解决问题。并且一定要自己钻研问题，解决问题，对于同一个问题，要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要有主导和备选之分，利弊要陈述清楚。做事情是要向领导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向领导请示解决方案，这主动和被动之间，就显示了一个人做事情的态度和能力。”话锋一转，邵淳很欣慰地接着说：“中财学生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兄弟院校则很难望中财项背，中财的特色就在这里，特色千万不能丢！”

1993年华夏证券公司成立，因为工商银行和华能集团均为华夏的大股东，经两家协商后，将邵淳调过去做总经理，1996年晋升为华夏证券的董事长。

证券公司在当时还算是一个新兴事物，无论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都存在不少问题，邵淳当年的一句名言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证券业的实情，“中国证券就像中国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已经过了湘江，正在向遵义前进。”显而易见，在这个行业里面对的是更大的风险，需要的是更大的勇气。邵淳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三年的时间就把华夏的投行业务带到了行业顶峰。1997年，又把华夏的综合业绩做到了业内之首，成为中国证券业当之无愧的老大。此时的他意气风发，做事情时不仅大胆，而且带着豪迈侠气。1996年底的一次义务秘密救市则是他至今仍引以自豪的漂亮的一仗。

1996年12月16号人民日报的社论批评了股市的一些现象，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股市大崩盘。当天所有的股票都跌停，第二天所有的股票也都齐刷刷下跌10%，又是一个跌停。邵淳早上亲自到各营业部看过，屏幕就像一个绿的竹帘一样挂在那里，股民们不知所措，一种绝望的气息弥漫在整个营业厅内，让人压抑和恐慌。理性告诉邵淳，当时经济并无大问题，投资者只是畏惧社论的威力，因此恢复投资者信心极端重要。正义人物的奉献精神和为国为民的人生理想同时敲打着邵淳的心灵，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他责无旁贷！救市，决不能来第三个跌停！邵淳从情感上出发就做出了这个决定，而且毫不犹豫。

审慎考虑之后，他决定拿出8个亿，在沪深两市同时进行救市。问到当时的心情，邵淳用一种曾经沧海的口吻娓娓道来：“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成功的可能性大一点，即便失败，凭借当年的利润我们还是可以保持盈利。但是说实话，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谁也不知道能否成功。第二天我是亲自指挥，就在屏幕旁边看着指令一条条发出去，资金不断的入市，结果一上午过去了，三个亿资金进入，还是全面跌停，当时确实有点紧张起来，害怕资金打了水漂。但既然已经做了，就要做到底，下午我们继续投入，明显地调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我们做的股票最后涨停了，其他的股票也跟着翻红，大盘跌停的趋势终于扭转过来。投资者的资金可以保住了，这时才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回顾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邵淳的语气却波澜不惊。酷爱读金庸的小说的他，也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英雄气概是最好的注脚。

1999年，邵淳离开了凝结了他爱恨情仇的证券业，开始了新的生活。6年的证券业从业经历，他塑造了若干个第一，带出了一支队伍，做出了很多前瞻性的工作，为自己和行业都带来了新的高度。

离开证券业的邵淳，在人生路上继续前行。这时他对于名利看得淡了，却对项目的社会价值更加看重，关注的多是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项目，舍小我，为大我，无怨无悔。他曾经参与过海水淡化技术以及设备生产工作，大力支持技术产业化，力劝当时的天津市长戴相龙在天津设立生产化基地进行海水淡化的产业化。邵淳解释说：“参与其他的项目，一百个都顶不了一个海水淡化项目。中国是个严重缺水的国家，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尤其如此。如果能够试验成功、投入生产，那么天津不仅可以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海水淡化产业基地，而且可以源源不断地支持北京的用水问题，彻底解决首都发展的瓶颈问题。”

现在的邵淳则集中精力于风力发电领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都不可限量的领域。世界领先的技术、世界领先的产量、世界领先的思维，就是他的奋斗目标。“人类最终要依靠可再生能源。中国要发展，能源是保证，但是现实令人担忧。”邵淳忧虑地说：“我国的单位产值耗能过高，对资源和环境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且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也很被动。只有开发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中国的能源制约才会有出路，而风力发电是其中有前途的领域之一，我们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为国家、人民尽绵薄之力。”邵淳说到了，也做到了。2006年以前，中国兆瓦级的风力发电设备都是依靠进口，每千瓦价格为9000元，价格畸高，严重影响了国内风力发电的发展。邵淳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决心致力于高端风力发电设备的国产化。2006年下半年，他的努力终有回报，中国第一台兆瓦级的风力发电设备国产化成功，每千瓦价格仅有5800元，打破了外资在此领域的垄断，促进了国内风力发电的大规模开发。2007年底，他所在的公司兆瓦级风力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全国第一，超过了国际级品牌在中国的占有率；而邵淳并不满足于此，他计划在2011年使公司的装机容量进入世界前三位，到国际市场上展示中国人的实力。

八亿资金，秘密救市。他在冰与火之间拉了中国股市一把。

我们没有叫救市，华夏内部的说法不叫救市，我们的叫法叫第三线保卫战。一份自查文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我们公司资金一下子增加了三十亿，就是都回到保证金里了。原来是分散在各分支机构。十年回首，他认为中国股市转折在望。如果举个例子，不妨可以看成中国证券，就像中国红军从井冈山下来 已经过了湘江，正在向遵义前进，我觉得现在正处在这种状况。

如今的邵淳，喜欢养养猫，拍拍照，闲时给企业做做顾问，生活平静而悠闲。但如果把时间往回拨几年，却是另外一种情景：作为中国最早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之一——华夏证券的第二任总裁、第二任董事长，一路上的惊涛骇浪，他见了不少，也经历了许多，他的历程不仅复原了一段华夏的历史，甚至复原了中国证券业早年的一段历史。邵淳在北京土生土长，早年醉心艺术，精于木雕，但阴差阳错，1962年，进入中央财经大学，就读金融系，先后就职北京工商总行，华能集团，连同审计长李金华、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凤举等人，被誉为中央财金“黄浦军团”中的一员。

不过，在1993年成为华夏证券总裁之前，邵淳并不熟悉股票。

邵总 您是从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股票的？

我第一次接触股票，那应该是90年，还是91年？有一次到深圳出差，坐火车回去。在火车站被人拉住了说 ：先生，您要不要股票？当时我说不要。谁要那个东西，当时在我头脑里头股票还是从矛盾《子夜》看来的。那个好象都是买空卖空，都是那些投机倒把，资本家的投机行为。所以我说谁要那个东西！但是没想到，后来过了两年多吧，两三年，自己就干起这行来了，没想到！

不懂行的邵淳只好到申银证券请来外援，给华夏员工讲企业改制，讲发行，边学习边摸索。邵淳证券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是在江苏，当时几大券商碰在一起，为了春兰股份、海尔、宁沪高速等项目激战起来，这场争夺战，最后以邵淳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个时候，您到了江苏，亲自到了江苏，然后去怎么把这些项目又拉回来的？

我们就跟人家说，就是不会影响你项目的进程，无论是在时间上，在质量上，都不会有任何影响，我们照样会完成这个项目，保质保量。那人家提出来：你给我的方案咱们要接着谈，我们也想接着谈，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哪些地方我们不满意。现场，每天谈完了晚上就加班修改。我就在旁边看着，修改处理稿我看，看能不能体现人家客户的意思。如果说能，好，那咱们睡觉，第二天把这交过去再讨论。如果不能，我们自己再修改，尽量把它修改完善，然后这样大概是二十多天吧。

抢项目的时候最激烈的是哪个项目？

最激烈的那就属春兰，很激烈。当时有几家争这个项目。好多家，好多家，至少有四五家。应该说他这么好的公司啊，几乎所有的投行，就比较强的公司都盯着他包括万国，包括申银，包括南方，还包括新成立的君安都盯它。

春兰项目最后落入华夏证券囊中，据说是因为春兰老总陶建幸和邵淳两人都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由此打开了僵局，经过深入了解，发现双方都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语言，最后春兰项目给了华夏也就水到渠成了。

您是第一代券商，当时就是这一代人，应该都是很有激情的一代，他们再创业阶段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呢，确实是很有激情，所以要是说概括说，让我回忆当初的那段时光，我觉得就像那个电影里边的名字一样，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时大家都是怎么干呢？都希望，当时大家有一个想法，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把华夏建立成为一流的证券公司， 而且争取在十年到十五年办成像摩根士丹利 美林那样在世界上一流的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应该是和他们能够抗衡的。当时大家抱着这样一个目标理想，那时候真是拼命地干活。

我记得我们有的搞投行的同志，出去给企业办项目，一出去四五个月不回家。有的爱人在家里生小孩，都回不来，回来的时候小孩在家已经三个半月了。

那华夏最辉煌的时候 投行项目情况？最多的时候做过多少个项目？

最多的一年做了有二十几个项目吧，（那是哪一年）95年 ，二十几个可能连主承销带做副主承销。一个不懂股票的外行，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就把华夏的投行带到了行业顶峰。此时的邵淳应该是意气风发，做事情时不仅大胆，而且带着一些侠气。96年底的一次秘密救市或可成为最好的注解。

我们没有叫救市，我们华夏内部的说法不叫救市，我们的叫法叫第三线保卫战。

情况是这样，96年底12月16号，15号晚上广播的，16日早上登的报，人民日报社论呢。就针对在此之前的一段，股市不断不断地上升，而且呢当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是效益好的公司还是不好的公司，只要是股票就一路地往上冲。股价大概从95年开始吧，一路冲上来。后来可能上面觉得风险积累，越积累越高吧。然后就发了一篇社论，说鸡犬升天是不对的，这里面有很多违规行为，其中还点了我们的名 。因为，我们确实在石油大明里面 我们的投行 ，是有一些失误 ，在那里边也被点了。然后，社论出来以后，没想到社论一出，当天所有的股票没有一个例外，都是跌停 10% ，跌10% 。第二天继续又是一个全面10% ，这很不正常，因为社论写的是比较严厉。

对，就所有人都看空。这个很奇怪，于是早上一出现就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见过呀， 一看那个屏幕啊 ，就像一个绿的竹帘一样 ，挂到底儿。 哎呀！ 我说这是怎么了 ，我就到底下各个营业部去看 一看， 那个那些股民 ，一看楞在那儿 ，傻在那儿 ，瞪着屏幕不知道怎么着好 ，全都楞了。 下午再去看， 有人在那儿哇哇哭 。哎呀， 有的在那儿撞墙 ，头撞墙 ，都有 。情绪很激动， 而且是到了第二天还是那样 ，反正一种很绝望的气息 ，目光全都呆滞了， 瞪着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 ，人还是满满的 ，在那营业部里面 。我们一看 ，这可不好 ！

然后这时候呢，证监会就头一天就要求我们两小时一报情况，你那个华夏在全国各地有机构啊、各地营业部的情况报到总公司，总公司报到证监会，其他公司也都要报的，两小时一报，两小时一报，因为证监会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也应该比较着急。

上海市场就是选的是长虹（当时的长虹是龙头股，是吧），是龙头股，对大盘影响比较大。当时的市盈率也并不高，相对来说市盈率不算高。深圳是深发展了，当时还是不错的。

1996年12月18日，在这天早上，在弥漫这恐慌性抛盘的气氛中，邵淳做了最后的准备。

您是亲自指挥的吗？

我在那看着，因为这种事都是应该他指挥，但我就坐那。我记得当时我坐在桌子上那看，非常紧张，然后他就在这发指令发指令，但是就看见屏幕没有动静，一直上午都过了一个多钟头，一个半钟头 。那时候砸进去多少资金啊！一上午就三个亿吧 ，三个亿就进去了，是我们很平均，市场资金分配很平均， 因为我们想让两个市场，同时摆脱全面跌停，然后剩四个亿呢，是准备第二天，第二天用的，结果三个亿出去了。一上午也快结束了，还是全面跌停。这个时候都觉得，这时候，心里就有点打鼓了，我说怎么还没有动静啊，还是跌停啊！

三个亿进去了还没有动静，这东西，是有点出汗！这三个亿全进去了，是不是到上午截止，到上午休市。

还没有，没有全进去，上午反正三个亿万全进去了，到上午收盘的时候，稍微有点抬头，这股票，我记得好象稍微有点抬头。那决定下午还继续。那只能继续，你不能半途而废啊。然后下午，但是下午开盘之后，明显地感觉不止我们一家做了，肯定有别人，因为很快很快它就上去了，然后就涨停了。这两支股票涨停：长虹和深发展。

对，它两支涨停，在它们俩涨停的时候，其他下面的股票也开始翻红了。这种反映大概到了下午两点左右 。

当您看到大盘部分飘红了 您这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哎哟，这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一块石头落了地。看到大盘恢复生机，邵淳认为华夏证券稳定市场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获利出场。此后的1997 年，国家颁布了《证券法》，关于连续买卖股票，导致股价波动等等类似的市场行为界定为违法。这给当时券商人二级市场的操作出了一个难题。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和我们当时做的冲突太大了，因为原来的二级市场办法， 都是什么呢 ？普遍的都是这样子，一开始叫吸货， 然后洗盘，然后打压，然后集中筹码拉高出货。但是这每一个环节，用新的刑法和证券法来衡量 ，都是违法的。

在新的法律条件下，邵淳开始探索券商自营的出路。后来找着一个 ，就是福建的福耀玻璃 。当时的价格真不高， 四块多， 可它这个企业效益特别好 ，它是中亚的， 或者说亚洲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他是和法国圣戈班 ，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和他们合作的 ，而且有圣戈班的股份 ，圣戈班因为入了他的股 ，圣戈班不往东亚卖， 东亚这块就依靠福耀玻璃 。实际上日本的什么本田啦，日产、 本田 什么一汽的奥迪 、上海桑塔纳、 国产汽车，大部分都用了他的玻璃 ，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人人都知道。

每天（买的）量不大，几万股，几十万股，顶多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不搞洗盘，也不搞打压，也不做庄，我也不持很大比例。实际上和后来基金的做法差不多，时还没有基金。一年半后，在福耀玻璃这支股票上，华夏证获利颇丰，在当时采用价值发现的办法做自营，可以说是开了业界的先河。

后来华夏有没有继续沿用这一思路。因为后来华夏证券发生很多变化，我也离开了这个职务。当然人员变了，那么思路可能也变了，这也是必然的，后来可惜，没有继续下去。在执掌华夏证券七年之后，1999年底，邵淳不得不离开自己一手带大的华夏证券，他的离开，和华夏证券在94年初开始实业投资有关。

那我们实业投资总的金额是多少？

实业一块，债权债务一块。反正是这样，当初我们投了有三十六七个亿， 如果加上这些年的资金成本， 应该有一个 四十来个亿，应该是这个数，加成本。

和国内其他券商一样，华夏证券初期也进行了许多实业投资，从房地产到高速公路，从典当行到油井，几乎无所不包，这和当时的客观情况有关。我记得93年最低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加起来就两三亿的交易量，全国就没有什么交易， 有的时候这一天，你看那个指数啊， 就像死人的心电图是直的， 所以呢证券公司收入大受影响。然后93年底的时候三大证券公司成立一周年，人民银行就召集三大证券的董事长，开了一个会 就是交流一下情况。

看南方人家搞得挺红火的，人家还能有收入，咱们也搞一点。就这样华夏证券也开始了实业投资，并且差点卷入上世纪初的海南房地产投资热潮，即使是胆识过人的邵淳，现在回想起来，他仍然感觉有点后怕。哎哟，差一点儿，差一点儿，也是我看怎么说呢，真的差一点儿，差一点儿。我们有一个项目，三十平公里，叫月亮湾。当时海南这边，也是政府吧，他向我们推荐的项目，希望我们做，也给了很多优惠政策，非常优惠，而且人家很诚恳，我们确实也真的心动了，就到那也去考察。春节期间到那去考察，风景确实好，风景极好。确实如果要搞，从长远来看，有潜力的地方，我们也确实心动了，差一点儿做。但是后来犹豫来犹豫去，最后来还是觉得它如果小一点，我们就做了，假如三平方公里，可能我们真的就做了。但是后来，真的太大了，这样开发得要多少钱啦！可能承担不了，就是犹豫了很多次，再看看，再研究研究，最后还是不行，算了，放弃了。

当时国内的券商哪些还有在海南地产有投资？

当时不少，反正万国是太阳湾是给了万国了，南方是星星湾吧，给我们留的是月亮湾，月亮湾。还有些个其他的，当时在海南搞地产的真是多。也很庆幸，真是一念之差的事情。那我们实业投资的资金来源呢？资金来源当时是这样，一个呢，当时的资本金还有富余。然后就是从银行借钱 那时候借钱也容易 拆借钱来搞项目。

还有没有少量的客户保证金？

这个不好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人们并没有一个保证金，不能够动，要单独摆起来，没有这个观念，证监会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都没有，这个是哪年提出来的啊，就是挪用保证金的说法 ，大概是不早于97年，可能97年，还是98年才用的这个说法。也就在华夏逐渐走向颠峰的1996年，华夏证券的领导层开始意识到，实业投资其实并没有原先预想的乐观，华夏证券开始进行全系统的风险控制。

94年开始搞，它96年并没有如期地产生效益。另外有些项目，下面项目出了问题，赶紧报给总公司。出问题之前我们不知道，对没有风险控制机制，后来就讲不行。96年实际上我们的前任的董事长是黄玉俊，他首先提出来，这个事情可能有风险，要注意风险。他首先提出这个来，当时我还没意识到，然后后来看，对。董事长说的有道理。 然后从97年开始就96年开始提出来要开始刹车，要开始注意风险，要控制，要摸清底数。然后97年，我们就全面停止 。把原来的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这个政策就宣布停止。 今后总公司也不搞， 各分支机构谁也不许再搞。

在此之后，邵淳深感总部对分公司控制力太弱，于是开始收权。 1998年，当邵淳把华夏和实力相当的申银万国进行对比的时候，发现华夏这个行业龙头老大的股民保证金竟然比申银万国少30多亿元，这令邵淳很不安。终于在1998年7月10日，华夏证券总部突击自查，查出了隐匿在分公司的巨额保证金，同时引发了一场风暴，邵淳也在此后黯然离去。

98年当时查出的结果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公司资金一下子增加了三十亿，就是都回到保证金里了，原来是分散在各分支机构。自查呢，可能会涉及一些人的利益。当时听说有人写了匿名信，给您列了九大罪状，有这事吗？告状的事情，也有，告的什么内容我不知道，后来也来确实是查过，查过最后结论，就是前些年搞这个，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这个应该属于你的失误，这个我承认，我说那确实是。

如果这件事情要追究责任的话，我一个人承担。与中国其他早期的券商一样，实业投资、自营、委托理财、挪用保证金都是共有的，哪些是悠关于华夏衰败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人把问题归结于华夏前任领导的实业投资。

那您走的时候，给华夏留下的家底有多厚？

家底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就说呢，有一种说法，是就是说留了多少亿的窟窿，留了多少亿的亏损，多少亿保证金窟窿，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准确。在利润上，当初华夏没有那么多债务啊。当初可能，公司的负债也就十来个亿啊。十来个亿，正常的经常有的，我们债权经常也有十来个亿，债务也是在这个范围内，这是一个很轻松的，这么一个状况，还有一些利润储备。

还想请您就您在任期间那个实业投资做一个功过的评价。我们从96年开始刹车，97年全部停止。开始清理。到来98年，就是把这个数就全部都清理出来了。那么到99年的时候， 数字都已经全清楚了， 然后经过这几年的继续清理收回。 我们有些项目呢也比如说该处理的都处理了，有的项目实现效益了。 这么加起来算， 现在我们总的也收回了四十来个亿。

另外现在我们还剩下一块资产， 剩下这块资产呢， 应该剩20十个亿的各种资产吧， 但是这里面我还能至少还能收回一半。虽然我们在上面也做了， 虽然没有亏， 现在我不认为我做那个是对的， 认为它是个弯路， 现在算起来这方面没亏损， 我是侥幸。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88号，是华夏证券总部的所在地，如同北京傍晚的阳光，华夏证券的光芒正渐渐地淡去。这里的最高领导人几经更迭，恰好印证了华夏证券的多事之秋，门前威风凛凛的青铜兽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华夏证券一路风雨，门前的车流飞驰，朝着它们想去的方向，那华夏呢？华夏的命运如何？

纯粹从客观立场说，我觉得她的出路是在重组。可以具体的说现在中信不是在也在积极地，他也想，如果这个事成了，那么对华夏绝对是好事情，对中信也是个好事，我希望他成功。

但是我觉得即使合并，也是一个将来的事情。我说的是中信证券和华夏证券的合并，这个在目前来说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重组不会是中信证券和华夏之间重组，它会是中信集团过来和华夏重组，然后把华夏证券整理一番，整理一番之后具备一定条件才会再和华夏证券合，我的看法是这样。

关于中国证券，如今的邵淳有说不尽的话题，令他最为骄傲的一件事是，1998年他作为中国证券代表团团长出访温哥华，参加当年国际证券业协会年会的一段经历。

那次会通过一条决议叫什么呢？就是国际证券业协会通过决议，要求所有的成员国，都要施行T+3 ，结果这个协会一讨论，很多国家哇哇叫，结果我一看这个局面，我等着，我不发言，让他们都说完。

当时，即使在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也只是施行T+3，有不少成员国还在施行T+4甚至T+5。我说我们早就实现T+1了实际上我们还施行了两年，T+0 只是由于我们自己出于控制投机的需要，要抑制投机吗？我们才主动把T+0改成T+1。

结果这一发言，好多国家直瞪眼，真的吗？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欢迎你们到中国去看。

那一次我特别自豪。转折在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阶段，我认为在这个行业，我所能够做的我都已经尽力做了，再往后的发展，不一定是我力所能及的。

“买瓦良格号的钱是我垫的 ”---中国华夏证券前董事长邵淳（2013年02月06日）。 这个瓦良格号呢，现在都认为是个好东西，因为已经建成了，而且现在也有航母编队了，飞机也起降了在上面，但是当初都认为是个坏东西，是不好的事儿。因为在咱们部分是军方也好，还是高层也好，原来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说这种东西都是好的，因为美国人一有了事儿，都说，我们的航母在哪里？但另一种观点呢，是接受了赫鲁晓夫的观点，就说航母没有用，它是个海上活棺材。所以咱们中国一直没有上航母，就跟这种争论一直没有得出结果一样，争论了几十年。那么就在1998年的时候，也是个而偶然的机遇，这条船就跟我们发生了关系。

见主词条：瓦良格号航母

因为苏联解体，当时苏联的那个尼古拉夫黑海造船厂，这个厂里面有三条航母。第一条就是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它完工率已经达到了98%，还有剩2%没有完成。第二条是瓦良格号，它的完工率是67.3%，作为一个船，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个船体都造好了，但是他的电子设备以及火控设备飞机起降设备没有安装，另外电缆还差百分之十几没完成。第三条叫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这是俄罗斯的第10条航母，是个核动力的航母。当时的完成率只有17%，就船体刚合同合拢，机器没装。这几条船，后来都有不同的命运。第一条，库兹涅左夫号，就在苏联解体的前期，还没有完全完工，但是它能开了。那么俄罗斯海军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把它开回了俄罗斯。第二条船和第三条船，因为开不动，就留在乌克兰。然后当时乌克兰的经济非常的差，差到我们现在想不出的那个地步。那么也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非常厉害，原来一个卢布值1.6美元，到苏联解体以后，3千5百个卢布才合1美元。所以当时，买一张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票，用美元买一美元就够了还是软卧。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就很惨了，就忽然冒出来一个挪威的公司。挪威的公司说，我要在你那个船厂订四条大吨位油轮。船台都是满的，你得给我船台。然后交了一点定金。乌克兰赶紧就说，那我这个船我就得把它卖了，把这个船台腾出来。之后来了一个挪威公司要买这艘航母交了少量定金，就把这个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一条没完成的核动力航母在船台上解体了。变成了一块一块的钢，堆在码头上。然后这家挪威的公司拿走了一块钢，消失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用这个方式消灭了这个前苏联的一个战略资源。那么说的瓦良格号，苏联一解体，咱们国家的军方就注意到这条船。因为这条船留在乌克兰，乌克兰就是黑海沿岸的国家，基本上用不着什么海军，更用不着什么航空母舰。当时咱们的军方一直想把它弄过来，从91年开始做调研，然后从92年底开始派人做乌克兰方面的工作，到96年的时候终于工作做下来了，因为乌克兰用不着，它可以把这船卖给中国，所以同意了。但是要卖，必须要通过招标的手续，这个手续要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的军援军贸办公室，正式向国家打了报告要求立项。要求立项。但是他们报告打上去以后，并没有批下来，因为在高层关于航母的争论，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然后他们又打报告，还没有批下来。就在这种情况下海军，军贸办，他们就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拖不起，当时有6个国家都想要买这个船，咱们中国是一家。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时间的原因等不起这个批示，后来就想别的办法，就找了香港的一个公司，他们一开始找爱国港商，想先让港商先办了这个事儿。找了香港创律公司的老板徐增平，他一开始还不敢干。最后做工作同意了，然后徐增平代表军方的军贸办，到乌克兰去投标。想了一个理由，说我们这个船拉回来以后，要做个赌船。因为你不能说用于军事，就以这个名义投标中了。实际上6个国家，中国这一方啊，是金额最小，用2千万美元买下来了。可是徐增平交了一点保证金，然后香港爆发金融危机，徐增平破产了。

破产了怎么办呢？总参出一个人，再加上他，到国内来找钱。最先找的是当时任海南人民银行行长的马蔚华，这个人民银行当时也没有钱，马蔚华就把各个金融机构，召集在一块儿说，能不能凑出2千万美元来？他还不能说是军方的事，说有这么个生意，有个赌船非常的便宜，2千万美元。可是海南当时的金融机构都很惨淡，而且这个东西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就没弄成。后来又找了几家，最后也没弄成，然后才找到我。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我说一个航母2千万美元，不可能的，你就是没完工的也不可能。结果后来给我看文件。我说你们跟乌克兰签协议，因为找到我的时候它已经投了标了投中了。付款期还差一个多月就过期了。然后过了期还得重新招标。我看那个文件应该是真的很规范，后来我说光你们说不行，你们还得给我红头文件。结果红头文件拿不出来，后来他们说领导面谈行不行？我说什么领导？他说海军副司令。

就是后来贺鹏飞（音）出来跟我谈的，他承认，第一，这个船是可以用的。第二，这个船是海军要的。为什么海军不能直接出面？为什么国家现在拿不出钱来？他没有和我详细说，但是我了解这意思了，我说那行吧，既然是国家的事儿，我就出了。因为当时证券公司底下也有公司，我就用一个实业公司，让它去融资把钱给了。没想到这个事情后来惹出麻烦来了，后来不知朱镕基怎么知道了。朱镕基就说一个证券公司，它买什么航空母舰，他肯定个人有好处，10%这是国际惯例啊。然后就派了6个部委联合调查组调查。查了一阵子，当时还批了16个字的批示，叫胆大妄为，严肃查出，以敬国法，以敬效尤。镇国法是要掉脑袋的。查到底，因为我这个钱数还比较多，一共没几笔，最后调查结果出来了，确实个人没有什么问题，一分钱没有拿。他说你为什么要办这个事儿？我说因为这个军队的事儿，有那么个机会让我帮帮忙，我也可以帮。而且是航空母舰这个东西，就贺鹏飞（音）的话了，这个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

因为以前不会有人卖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这是唯一的机会，如果错过，我就连自己都不会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