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中南海会见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郑海泉先生一行。

2007年，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立，郑海泉出任该行的董事长。

2008年2月，他获委任为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09年7月，他获委任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2009年9月，他获委任为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同年10月24日就任。

2009年9月25日，汇丰银行宣布郑海泉将卸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亚太区主席，但仍然担任执行董事、汇丰中国董事长兼汇丰台湾区主席。

2011年2月25日，汇丰银行宣布郑海泉于同年5月退休。 2011年5月28日，郑海泉正式退任执行董事职务。

2015年10月，香港政府刊宪公布，郑海泉再度获委任为中大校董，任期半年，由当月24日生效。

2022年8月28日晚，汇丰银行前亚太区主席郑海泉离世，终年74岁。8月29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对郑海泉逝世表示哀悼。

郑海泉1948年出生于一个6口之家，是家中长子，父母为水果小贩；3岁时因不幸患小儿麻痹，屡医无效，父母经常担心他未来找不到工作。他明白若不努力一生只能靠人怜悯过活，遂努力求学。因为小学会考成绩不理想，郑海泉中学读的是“实用中学”，学习电工、木工、绘图等技能，放学后还要帮父亲卖水果。因为觉得“蓝领”没什么出息，所以他一边打工一边读夜校，还报考会计、电脑等专业证书的考试。

20世纪70年代，郑海泉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经济学系，成为其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72年，郑海泉出任中大学生会副会长，大学时代的郑海泉活跃于学生运动，曾以大学领袖身份为弱势社群争权益，并为“保钓”、为争取中文的法定地位与警方抗争，甚至被港英政府政治部列为“危险人物”，进入“防左”的黑名单里。

大学毕业后，郑海泉在盲人辅导会里做过两年的社工，此后赴新西兰继续修读经济学。在新西兰深造时，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郑海泉口袋里的钱只够交学费和两星期的房租。他便一家餐馆一家餐馆地敲门，问他们请不请人。但由于腿脚不灵便，不适合端盘子，他只能6个小时一刻不停地刷碗。“没有当年刷碗的经历，就没有今天的我。”郑海泉从不避讳谈到自己那段艰辛的时光，并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留学回港后，郑海泉于1978年加入汇丰银行财务部，此后又在汇丰策划部工作。在1986年成为汇丰银行首席经济研究员，1994年担任“汇丰”财务总监，1995年任汇丰银行总经理，获委任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执行董事，是首位出任该职位的华人，1998年调任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2005年5月，郑海泉接替退休的艾尔敦，出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亚太区主席，成为汇丰集团创立139年来，首位担任此职务的华人。2008年2月，他获委任为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郑海泉除了在商界举足轻重外，在政界同样出名。他曾于1991年至1995年被港督委任为立法局议员；1994年至1997年被中国政府委任为港事顾问；1995年至1997年获委任为行政局议员。

在郑海泉掌管恒生银行的7年间，他同时完成了两项“突破”。其一是率领恒生从一个高度依赖按揭贷款的香港银行转型为以个人理财、贸易融资和企业贷款为核心业务的亚洲银行。其二是通过接连不断的国内布局与适时并购，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算重量级银行的恒生已经成为在内地最为活跃者之一，其内地贷款比重已由零上升到5%。恒生银行的成绩单。2004年，恒生的净利润率为19%，税后平均股东资金回报率高达27.6%，银行员工的平均利润为170万元人民币，在高度发达的香港银行业，这些数字均属领先。恒生银行的股价也由他入主时最低的31元升至百元以上。

过去十年间，像郑海泉一样意识到中国机会的海外金融家大有人在，但多数人的热情很快被冲淡，甚至有人将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称为“waiting game”（等待进行时的游戏）。

当汇丰对外宣布郑海泉的升职，人们不难对此进行读解：当中国市场的意义越发重要，即使是汇丰银行也不得不任用一张黄色脸孔要职。虽然无论郑本人还是汇丰银行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邵铭高（Michael Smith）均承认中国市场对汇丰富有战略价值，但在各种场合，郑海泉也均否认自己仅因为中国市场而获得此职位：“我的职权范围不止内地一处，还有日本、新西兰、台湾、印度……”在未来，郑与邵铭高将分别负责亚太与欧美，正因此，他认为简单将自己的升职归因于中国优势，失之片面。但是，“我对内地的兴趣是最大的”。

尽管身为普通话流利的香港人，郑海泉并不能比黄头发的欧美同行获得更多方便，他坦言“布局的过程相当艰难”。但身为华人，真正的优势在于，在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后，他能比多数外资银行更为坚定地寻求切入的机会，并找到最恰当的投资法门。

在镣铐下跳舞的规则是，保持灵敏与勤勉。灵敏之意为紧跟政策，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取得尽可能多的成果。勤勉之意就更好理解：多跑，多看，多到实地去了解。

上任伊始，郑就盘算好了恒生业务发展的重点，针对国内每年只能设立一家分行的规则，他明确了最基础的战略目标：集中将网点设立在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台商众多的福建等地。他甚至做好了另外一重盘算：逐步将香港的后勤业务迁往内地，即使暂时无法在内地市场取得丰厚回报，也能借此降低恒生银行的成本。

过去几年间，恒生在广州、深圳、福州、南京、上海五处设立了分行，无不是精心挑选的结果，但其考察范围远不止如此，北上至东北、内蒙古，南下到海南，郑均曾履足，“我的同事跑业务，我自己重点就是政府这边。”这种四方奔走、广结善缘的努力，让郑成为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会主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事顾问，进一步让其方便获得各种信息。

郑海泉在“恒生”的6年半来，“恒生”的业务一直稳步发展，股价由1998年的30多元，翻了两番至100多元。郑海泉的管理哲学是视雇员为老板，“恒生”在他的领导下，却没有裁过一个雇员，他不断地为雇员提供内部培训以适应新工作。

一旦做下一个决定，就争分夺秒去实现。郑略为自得的表示，自政府宣布将取消外资银行在同一个城市开设分行需等待一年的限制，并把最低资本要求从人民币6亿元降低到5亿元之后，恒生迅速在一个分行刚刚开设后就开始进行下一个分行的申请准备工作。

即使如此，现有速度显然还不能满足郑的胃口。郑愿意拿600万人口的香港的157家分行与内地孤零零的五家做对比，在香港，业务已经细分到分行专门做企业贷的，支行则是专业的个人理财银行。当他听福州分行负责人介绍福建GDP已经达到6000亿元人民币，但是恒生取得的贷款仅有8个亿，即斩钉截铁地表示：“8个亿太少，100个亿也可以做到！”

将恒生的灵敏与勤勉体现至极的，是当内地允许外资银行参股本地银行，郑海泉立即开始寻求合作伙伴，期间历经Sars和周正毅事件，恒生仍只用9个月时间就以17亿元人民币入股兴业银行，获得15.98%的股份，成为兴业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真正显现诚意的，是双方在价格上的果断协定。根据行业规律，银行业收购通常以价格/净资产(P/B)的比值进行定价，而这也是业内比较的最重要标准。近年来，亚洲银行类并购P/B值平均在1.3倍左右，如2003年4月花旗入主浦发即为1.45倍，而香港一些并购的P/B则可低至0.9倍。而恒生参股兴业的P/B值为1.8倍，一个遭到争议的数字：恒生的投资者认为这一数字偏高，而兴业的股东则可选择上市获得远高于此的回报。关键时刻，双方的核心考量只有一个：不可贻误战机。时至今日，郑海泉仍坚定表示：“这个价格是合适的。”

2004年1月，随着恒生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新加坡政府的进入，兴业的股东结构变成了福建省财政厅占25%，三家外资分别占15.98%、4%、5%——控股方仅比三家境外股东的股权加起来高了0.02%。

不乏分析人士认为，兴业上市后，若发行25%的新股，则它的控股股东福建省财政厅的股权比例将下降到18%左右。这就为恒生提供了控股的可能性：它既不用超越银监会关于单家外资股东入股不超过20%的政策界限，也将不受外资股东持股超过25%需重新登记成合资银行的限制。

虽然希望能获得良好成绩，但郑也深知中国经济中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民营企业财务机制极不健全，用户的风险意识普遍较差。正因此，他也不停“控制”恒生的发展。“我们在内地一直是很小心的”，郑表示，考虑到客户对于风险普遍缺乏意识，又不熟悉金融衍生业务，他不愿将国内的产品线复杂化。

而在放贷时，他也要求手下不能一时图快而不讲求贷款质量，他经常在各种场合指出民营经济财务机制极不健全，不能仅因为民营企业高速增长就无视其他。 “只有在好的企业前提下，才能有好的银行。”郑企盼着内地企业财务更加透明以及公司治理的优化，他的目标是长远：“不能把客户关系搞坏，不能把银行招牌搞坏。”

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即将来临：恒生将把北京代表处升级为分行。但令郑海泉深感遗憾的是，到时，新分行开业的主持工作，已经由接任其职务的柯清辉负责。而到那时，郑很可能在唱卡拉OK——在最近一次香港记者会上，他半开玩笑的承诺，准备邀请记者前往古老的汇丰大楼唱歌，据说嗓音颇为不错的郑最喜欢唱的是李克勤的《红日》。

2000年及2001年获浙江大学及深圳大学委任为客座教授

2000年获委为中国西南财经大学荣誉教授。

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成员（1989年-1991年）；立法局委任议员（1991年-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港事顾问（1994年-1997年）；行政局议员（1995年-1997年）；恒生商学书院校董会主席（1998年-200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薪津独立委员会成员（2002年-2006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咨询委员会主席；香港工商专业联会副主席；香港芭蕾舞团董事；创新科技委员会成员；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工业及科技发展局成员；香港红十字会顾问团委员。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董（1998年-）；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受托人委员会主席（200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薪津独立委员会主席（2006年-）； 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程序覆检委员会主席；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之程序覆检委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首长级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委员；香港银行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香港金融管理局土地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长远房屋策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选举委员会（金融界别分组）委员会成员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中央政策组策略发展委员会成员；香港复康会名誉副会长；海港商界论坛发言人。

2008年8月，在郑海泉的积极努力下，汇丰银行向北京大学捐赠1.5亿元人民币，支持北大建设商学院，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因此更名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这项捐赠在当时创造了多个纪录：国内单项教育捐款额最大，汇丰基金单项捐款额最多，汇丰第一次准许另外一个机构使用其名称。

此后，郑海泉与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共同担任汇丰商学院首届理事会联合主席，继续对学院的办学方向、研究重点、发展建设、财务管理等提供咨询和指导意见，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太平绅士（JP）；英帝国官佐勋章（OBE，1994年）；香港董事学会颁发“杰出董事奖”（2004年）；金紫荆星章（GBS，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院士（2002年）；香港公开大学颁授荣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2005年）。

郑海泉是杰出银行家，多年来推动香港银行业稳健发展，备受业界敬重。他致力于贡献社会，积极参与公益事务，对香港的文化体育、保护文物以及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贡献良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评）

郑海泉博士对香港中文大学的贡献殊深，横跨数十年。作为中大资深校友及校董会前主席，郑博士多年来身体力行，热心服务母校。郑博士留下的恩泽将遍及校园，流芳百世。（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教授评）

郑海泉先生是热心公益的楷模，是帮助北大汇丰发展的功臣。（北大原副校长、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教授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