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天，郑苹如在上海法政学院毕业。二十岁的她正坠落在甜蜜的爱河之中，打算秋天与时任上海航空作战大队队长的未婚夫王汉勋到香港结婚。天有不测风云。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再度侵略上海，淞沪会战爆发。郑苹如积极支持抗战，除了捐钱捐物，还帮助未婚夫王汉勋的战友家属做事：一些航空战士在与敌机作战中牺牲，家属需要帮助与慰问，郑苹如就带上礼品一户一户登门探望与慰问。

1937年11月11日，晚6时左右，正在伏案撰写抗日话剧剧本的郑苹如忽然听到窗外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着她的名字，郑苹如打开门，来人是她的未婚夫王汉勋，他是来向郑苹如告别的。航空作战大队接到命令将于午夜西撤，王汉勋深知，这一别也许将永远天各一方，为了再见郑苹如一面特地赶来。王汉勋从衣袋里摸出了一张他新近拍的全身照，照片的背面写着：“亲爱的苹如，留念！永远爱你的汉勋。”王汉勋紧紧拥抱郑苹如，说：“等打完了日本鬼子我们再结婚！”随即驾着吉普车消失在夜幕中。

1937年11月12日深夜，驻守上海的最后一支中国军队西撤，上海沦陷，租界则成了“孤岛”。自淞沪会战爆发，上海社会各界开始组建抗日地下机构，郑钺被任命为最高法院上海特区法庭最高检察官转入地下参与抗日工作，并掌握着一台与重庆保持秘密联络的电台，对外则称辞职在家养病。与此同时，郑钺的老朋友、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掌握中统实权的陈果夫找过郑钺，与其商量郑苹如加入中统地下抗日组织之事并获同意。

陈果夫特邀郑苹如参加地下抗日组织，是因为郑苹如有日本血统，从小生长在日本，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家属中与日本高层人物有来往，了解日本人的各种习惯，加之她年轻、漂亮、有文化，是打入敌人心脏的最佳人选。1938年1月，陈果夫通过特别的途径把郑苹如介绍给本家亲属、时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调查统计室负责人陈宝骅，让其把郑苹如发展到抗日团体中来。一天下午，陈宝骅把郑苹如约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幢法式洋房内，这是中统抗日组织的秘密联络站，正式吸收郑苹如加入中统情报机关。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一边大肆捕杀抗日志士，一边四处搜罗汉奸爪牙。从1938年1月开始，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血腥诱降。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名单中，就有郑苹如的父亲郑钺。3月的一天下午，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持贵重礼品“拜访”郑钺，邀请郑钺担任正在筹建的伪司法部部长，被郑钺以患病为由拒绝。已加入抗日组织的郑苹如正寻机打入日伪内部，故自告奋勇地表明愿替父亲为他们“工作”。凭借从小生长在日本，加上一口流利的日语，使日本人对郑苹如有一种亲切感，凡与郑苹如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对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郑苹如在日本人社交圈里如鱼得水，有了获取情报来源的途径与渠道。

郑苹如先后结交了百名日本“朋友”，其中不少是日本军官、文职官员及高层人物。为了博得“日本朋友”的信任和好感，郑苹如时常主动寻找他们“聊天”，约他们在日本俱乐部喝咖啡、喝清酒，还常常邀请他们到家做客，听日本唱片，吃日本料理。郑苹如很快可以自由进出日本驻沪军事部门等机构。掌管日本海军情报的负责人小野寺信见郑苹如漂亮、聪明，邀请郑苹如做他的翻译，甚至把一些绝密资料交给她去翻译。日本军事报道部新闻检阅室还特聘郑苹如为日军新闻电台的播音员。驻沪日军特务机关长片山大佐对郑苹如更是关爱有加，时常在重要会议或场合中将郑苹如带进带出，许多日伪高层人物视郑苹如为片山大佐的私人秘书。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得到一份总部的密电：要她利用自己与日本方面的特殊关系，绑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的儿子近卫文隆，想以此通过外交谈判逼日本退兵。近卫文隆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长子。近卫文麿曾送他到美国留学，但近卫文隆在美国沉迷于吃喝玩乐，不思进取。无奈之下，近卫文麿只好又把他送到由日本人1900年开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还专派了一个在该院毕业的日本人中山优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近卫文隆来到中国后依旧是我行我素，赌博、嫖妓、看赛马，为所欲为。对日本驻沪的头目们来说，近卫文隆想不想读书并不重要，怕的是他的乱来和惹事会影响他的自身安全。尤其是近卫文麿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近卫文麿曾特别叮嘱他看管好近卫文隆。百般焦虑，早水亲重想到了郑苹如，想让郑苹如去“照顾”近卫文隆。

1938年秋末的一天，日本驻沪领事馆举行日中和平联谊会，郑苹如作为嘉宾和翻译出席。早水把郑苹如介绍给近卫文隆，让他俩交朋友。郑苹如的美丽和高雅让近卫文隆倾慕不已，经常打电话约会郑苹如。一来二去，近卫文隆视郑苹如为“未婚妻”，对她口无遮拦，时常无意间说出自己听到或得到的重要消息。“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近卫文隆成了郑苹如重要情报的来源之一。

一个周末的下午，郑苹如把近卫文隆约到巴拿马夜总会“谈情说爱”，借机把他灌醉后，带到一家酒店客房软禁。再由地下组织派人，通过水路把近卫文隆带出上海。没想到，总部收到郑苹如的“得手”电报后，却复电马上“放人”。原因是绑架其子未必能达到逼日本退兵的目的，反而会引起日军在上海进行大搜捕和大屠杀，会导致更多潜伏人员的处境危急。那天，日本方面得知近卫文隆“失踪”后，沪西日本宪兵队紧急出动，封锁所有交通要道，特务机构也派出人员在租界内乱窜，四处打探。直到郑苹如与近卫文隆手挽着手回家，并得知他俩在客房过夜，日特头目们才放下心来，认为是虚惊一场。

1938年8月底，一个星期六晚上，日本驻沪总领事在领事馆的草坪上举办纳凉舞会，这是一个小范围、高规格的舞会，参加舞会的都是日本在沪的政界和军界要人。郑苹如应早水亲重之邀赴会。在舞会上，郑苹如成了日本大人物眼中的艳丽“樱花”，一个个抢着要与她共舞，郑苹如则有请必跳。在这次舞会上，早水亲重不无得意地向郑苹如吐露了一件机密：日本方面秘密派去重庆的人已经同中国国民党的“二号”接触了，“二号”表示愿意同日本人合作。翌日上午，郑苹如将二号人物汪精卫即将叛变的情报迅即密报重庆。然而，这一重要情报并没有引起上峰的注意。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再次从日本驻沪高层人物处得到可靠情报：汪精卫已同日本人谈妥事宜，准备离开重庆变节投敌。郑苹如再次发出绝密加急电报：“获悉大二号已与日本方面勾搭，近日将有异动，务必采取行动加以阻止。”但是，这份绝密急电，依然没有引起重庆方面注意。但就在郑苹如的这份密电发出后的第三天，汪精卫突然失踪，去向不明。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公开发表投降日本的“艳电”，沦为汉奸。

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遭到全国军民的一致声讨和谴责。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处处长的丁默邨和原中统特务李士群在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引领下，拜见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呈上了他们组织伪特务机构的《上海特工计划》。该计划很快获得日本方面的全力支持，并成立了特务工作机构，地址在极司菲尔路76号，丁默邨和李士群把一批地痞流氓、乌合之众网罗到一起，组成了一支汉奸队伍。

1939年5月汪精卫来到上海，和土肥原贤二、丁默邨进行了秘密会谈：承认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务组织为汪伪政府的秘密警察，同意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汪精卫任命丁默邨和李士群为即将成立的伪政府内政部长、江苏省主席。从此，丁默邨、李士群特务组织成了日本侵略者与汪伪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暗杀抗日志士和残害抗日群众。铲除丁逆默邨成了当务之急。郑苹如接到中统命令，要她想尽一切办法除掉丁默邨，以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郑苹如深感责任重大，她明白，想除掉丁默邨必须了解他的行踪、生活规律与爱好，要掌握这一切就必须接近他。好在郑苹如时常出入各种重要社交场合，早已引起了好色的丁默邨的注意。

5月末的一天下午，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举办了一次高级别的“中日亲善，东亚共荣”联欢会。联欢会结束后举行了晚宴，郑苹如被安排在贵宾席包房，与丁默邨等日伪特务头子觥筹交错一番之后，丁默邨对郑苹如立时有了“好感”。临别，丁默邨主动提出送郑苹如回家。丁默邨没有直接把郑苹如送回家，而是带她到了霞飞路上的一家咖啡馆。交谈中，郑苹如得知丁默邨曾是她在民光中学上学时的校长，而当丁默邨得知郑苹如曾是民光中学学生时，就对郑苹如特别“亲切”，由此开始了交往。丁默邨隔三差五约郑苹如跳舞，喝咖啡，吃西餐。然而，丁默邨每次带郑苹如去的地方都是一些保安十分严密的场所，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入，要行刺他非常困难。有时说好去巴拿马舞厅跳舞，最后去的却是大华舞厅。有一次，郑苹如约丁默邨到一家他喜欢的咖啡馆喝咖啡。可车刚到咖啡馆门口，丁默邨马上让司机驾车离去，郑苹如问他为什么，丁默邨说，他发现咖啡店附近有三个神情不定的人站着，按他的职业习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要想在公共场所行刺丁默邨显非易事，想来想去，郑苹如等人决定，在郑苹如家门口行刺丁默邨。

8月14日丁默邨约会郑苹如，郑苹如随即安排人员潜伏在郑家附近。晚上10时左右，天空突然雷声隆隆，狂风四起，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风雨中，一辆黑色雪铁龙轿车停在了万宜坊弄口，这是丁默邨送郑苹如回家的轿车。郑苹如下车后对丁默邨说家里没人，希望丁默邨送她到家里，丁默邨一听，深感这是一个“良机”。但正当丁默邨打算下车时，忽然透过车窗看到有几个黑影向汽车走来，狡猾的丁默邨马上命令司机开车。轿车在风雨中迅速启动，快速离去。埋伏在附近的除奸人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丁默邨的汽车消失在风雨交加的夜幕中。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约郑苹如去虹口一个朋友家聚餐，郑苹如马上把消息告诉上峰，上峰决定让郑苹如以要丁默邨送圣诞礼物为由，骗丁默邨到静安寺的西伯利亚皮货行买皮大衣，从而寻找机会暗杀丁默邨。那天吃完午餐，丁默邨陪着郑苹如来到西伯利亚皮货行。然而丁默邨进入商店不久，突然对郑苹如说道：“你自己挑选吧！”丁默邨将一叠钱朝郑苹如手里一塞，慌忙跑出商店奔上轿车。紧接着，埋伏在店外的中统上海区区长陈彬等人拔出枪来，一阵枪响，子弹打在丁默邨乘坐的防弹车窗上，丁默邨再次逃过一劫。这次暗杀行动的失败，引起了丁默邨对郑苹如的怀疑。

1939年12月25日是圣诞节，英法租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郑苹如家里却是冷冷清清，一夜没有睡好的郑苹如在房内精心打扮着自己，因为晚上要赴丁默邨的“约会”，她要单枪匹马去执行刺杀丁默邨的任务。下午5点钟，郑苹如身穿一套深蓝色的套装，脚蹬一双黑色靴子，外披一件红色长大衣，腰夹一只白色小皮包，梳一个长波浪发型，脸上施着胭脂口红，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走出家门。出门时，郑苹如留恋地看了看自家的这幢房子，表情中流露出一种依依不舍的神态，随后朝弄口走去。

郑苹如走到弄口，丁默邨的黑色轿车已经停在了弄口侧面马路旁，一见郑苹如，丁默邨马上露出一副殷勤的谀态，郑苹如刚跨上车，发现后座上已坐着两个打扮时髦而妖艳的女郎，郑苹如惊讶了一下，很快明白过来，她知道，自己被绑架了。轿车刚停在沪西舞厅大门前，二十几个特务急忙围住车，丁默邨下车就挽着郑苹如朝舞厅走，这帮人簇拥着他俩走进舞厅。在丁默邨预订的席位上，已有一位时髦女郎坐在那里。

郑苹如注意到，舞厅内走来走去的各类人员中，有不少人都用眼角注视着她，每条走道、每扇门旁都站着一些行踪怪异、神态高度紧张的陌生人，更让郑苹如感到惊讶而异常的是：她是沪西舞厅的常客，而今天舞厅内的男女服务员好像特别多，其中不少都是生面孔，他们只是在舞厅内走动，根本不为客人端茶倒水，这一奇异的场景，更让郑苹如感到了丁默邨是早有布置。在这种严密的监控下，郑苹如深感很难下手，任何一个小小的举动都会露出破绽。郑苹如心里有些着急与不安，手枪放在小白包里，一动包就会引来身旁那些女郎们的警觉。郑苹如灵机一动，提着小白包朝洗手间走去，两个时髦女郎忙亲热地跟着郑苹如一同进入洗手间，郑苹如关上洗手间的门，迅速从包中取出手枪藏入靴子边沿内，随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上。

舞会开始了，优美的乐曲声中，丁默邨邀请郑苹如跳舞，故意把郑苹如带到离座位较远的舞厅大柱边，使郑苹如看不到自己座位上放着的包，跳舞过程中，两个女郎紧紧围绕在丁默邨与郑苹如的身旁。一曲舞毕，郑苹如回到座位，假装要补妆，打开包发现自己包内隔层的拉链被动过，知道已被坐在身边的女郎检查过。

为了使丁默邨放松警惕，郑苹如利用跳舞间隙频频向他敬酒，想乘他放松警惕的一刹那干掉他。但老谋深算的丁默邨每次都是礼节性地略微抿一口。一招不行，郑苹如又生一计。当丁默邨抱着郑苹如跳到舞厅一处大柱后时，郑苹如乘丁默邨向前迈步时故意脚步往后慢移，丁默邨的脚正好踩在了郑苹如的右脚背上，郑苹如马上“哎呦”一声，随即蹲下揉脚，想趁机从靴子内取枪。然而丁默邨马上紧紧握住了郑苹如的双手。就在这时，围着丁默邨跳舞的两个女郎迅即快步过来，把弯腰的郑苹如抱住，在郑苹如的腰间摸索，寻找证据。

郑苹如回到座位，依旧同丁默邨说笑，一副若无其事、轻松而又矜持的样子，但内心却非常的不安，深知在今天这种场合除掉丁默邨几乎没有可能。为了不留下物证，郑苹如又以去洗手间为掩护，迅速从衣袋里拿出一块大手绢，将手枪包在里面，特意在地上弄脏后从洗手间的窗口扔到外面。

郑苹如回到座位片刻，伪76号特工总部第三行动大队队长林之江匆匆走进舞厅，把丁默邨叫到舞厅大门口耳语了一番。随后，丁默邨又微笑着走到郑苹如身旁坐下，并与郑苹如干杯。舞会结束，郑苹如上了丁默邨的车，后座上，仍旧是两个时髦女郎把郑苹如夹在中间。车在夜幕中快速奔驰，路上冷冷清清，不见行人，丁默邨的车后紧跟着两辆吉普车。

当汽车开进忆定盘路37号“和平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停下时，郑苹如一切都明白了。十天后，郑苹如又被押入76号特务机关，这是上海人都知道的杀人魔窟，等待着郑苹如的是灭绝人性的刑讯逼供与摧残。起初被关入76号特务机关时，郑苹如的待遇尚好，还允许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但一天，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邀请汪伪汉奸的太太们在家吃午饭。期间，聊天的话题自然就提到了被关押在76号的郑苹如。这些太太们都出于好奇，去监狱里观摩过这个施展美人计的女特工，惊艳之余，不免产生嫉恨之情，蔑称郑苹如气质妖艳，一致认为该打，并决定对郑苹如只打屁股不打脸。其中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和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等人对郑苹如尤为恨之入骨，下令将郑苹如按在刑凳上趴好，用绳子将郑苹如的手脚捆绑在刑凳上，随即用三层牛皮厚的皮带对准郑苹如的臀部和大腿等不致命的部位狠命抽打，直打到臀部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方才罢手。周佛海得知此事后，下令今后暂停刑讯郑苹如。

1940年2月，一天午夜时分，上海西南郊外一条通往荒凉刑场的泥路上，突然驶来了一辆囚车。囚车在刑场的一座小土坡前停下，十几个身穿黑色棉大衣的便衣特务匆匆打开车门跳下车，如临大敌般端起枪站在后车门的两旁。两个便衣特务把一个披着长发、两手被铐的女子押下了车，她就是郑苹如。

郑苹如被两个特务押到了土坡前，郑苹如身着金红色的羊毛内衣，外披红色的皮大衣，挂一根鸡心嵌有照片的黄金项链，手戴一枚钻石戒，天生丽质和漂亮的穿着，使她此刻站在黑夜的车灯前，如神话中的红衣天使，美丽动人。

郑苹如非常平静地站着，面部上仰，双眼定定地看着天空，眼角处滚出了几颗泪花，内心思绪万千；她舍不得离开自己年迈的父母、弟妹、恋人和朋友；她渴望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她盼望着抗日的早日胜利，能和心上人进入婚礼殿堂。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将要永远、永远地离她而去。

临刑前最后一分钟，郑苹如用手揉了揉吹散在脸上的头发，随后整了整衣服，又再次仰望天空。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震荡苍穹，郑苹如身中三枪，凄艳地倒在了血泊中，一个美丽的身躯在这恐怖、寒冷之夜香消玉殒，她永远地走了。这一年，郑苹如年仅22岁。

1939年12月，“日汪密约”即将签订，为吓阻汪精卫集团的汉奸活动，重庆中统总部给刚接任上海站工作的陈彬下达了制裁丁默邨的命令，意在杀一儆百。郑苹如与陈彬、温启民、嵇希宗、王应铮等随即组成了锄奸行动小组，由陈彬直接指挥。早在陈彬来沪之前，郑苹如已奉命打入76号特工总部，成为丁默邨的秘书，密切掌握着丁默邨的行踪。根据丁逆的活动规律，和已打入76号为秘书的郑苹如的暗号，1939年12月10日与21日，连续两次采取锄奸行动，均因丁逆对特工手段的熟悉与警觉以失败告终。

以下叙述出自中统局的档案资料，资料记载：丁默村和郑苹如进入“西比利亚”后，丁以其职业警觉发现情况有异，取出百元钞票，交给柜台。告诉店员，大衣做好后即送潘三省宅，交代完毕，丁随即匆匆窜入停于门前之保险汽车。中统预先埋伏在附近的指挥者陈彬，发觉丁迅速从皮草店走出，马上领导行动同志连发数枪，均击中车厢玻璃，未能将丁逆狙杀，是诚可惜。”

案发后，陈彬、嵇希宗曾多次与郑苹如商议善后对策。郑苹如在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案中，最后为完成制裁令的任务，而选择了冒死再找丁默邨的方案，不幸落入日伪圈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尽管刺杀丁默邨未遂，但也已经引起日伪极度恐慌，为防止重庆再次出手，日伪特务进行疯狂反扑。仅刺丁案发后，短短二三天内，中统又有80多人被捕。而锄奸组的指挥者陈彬更是日伪重点搜捕的对象。正是由于郑苹如烈士在狱中严守组织秘密，才保护了陈彬及行动组同志的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底到1941年底的4年时间里，国民政府的特工组织在上海的暗杀行动就有150余次，出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郑苹如是个不折不扣的白富美，当然她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中统”情报人员，不过当年郑苹如被捕后，一口咬定是“情杀”，直到被处决，她也没有承认自己是“重庆方面的人”，因此尽管当年的“刺丁案”轰动沪上，在坊间看来那也不过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直到《色·戒》上映后，郑苹如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人们发现在台湾的忠烈祠中，供奉着郑苹如的牌位，她当年的果敢卓绝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可歌可泣。（凤凰网评）

身材适中，面型丰满，穿着华贵而不刺眼，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个有教养的纯情女孩，难得的中华女儿。（作家郑振铎 评）

在上海滩时尚界眼中，郑苹如是一颗“明日之星”，直到好几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她是一个轰轰烈烈、献身抗日的爱国烈士。她的全名是郑苹如。（《良友画报》编辑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