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氏对中医古典文献涉猎甚广，其中于仲景学说、易州张氏学说与温病学说研究尤深。对前人论著凡于理可通、其法可行者不问其派别、专长均掬为己有而发扬之。其学术特点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理法全面、方药无偏。他在终年手不释卷、勤求历代典籍密切联系临床中提出不少学术见解，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金氏认为中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着的学问，我们当代要比古人高明，决不能妄自菲薄，如现在编的《中医学基础》尽管还有不少缺点，但它从《内经》基础上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和阐明。每个老中医都有一技之长、独特经验，不能以为这算不了什么，小看这些经验，应把自己的直接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集涓滴之细流，可以汇成江河”。对古人的经验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有真正的心得体会，古人的书切忌死读，要引导学生懂得把书本知识到实践中去检验，看看是否真有道理，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金氏说认为中医只会辨证、不会辨病实在是一种误解。中医是讲辨病的，有许多疾病中医与西医的认识基本一致，病名也相同，如感冒、中暑、痢疾、疟疾等；有的病名不同而内容是一致的，如西医的神经官能症中医称“百合病”、“脏躁”，西医的白塞氏综合征仲景早已称之谓“狐惑病”；有些病名为中医所特有，如痰饮、伤寒、温病、血痹、虚劳等，都有其病因、发病机理、发展规律、治疗原则。“××病脉证并治”就是说明要在识病的基础上来辨证施治。以为中医只讲辨证施治，只要辨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气滞、血瘀等证就可异病同治，是把中医看得太简单了。辨证只能解释疾病过程中出现某些证候的病理，而不能认识到某一个病的全部病理。“有是证用是药”是指在见证确切的情况下应放胆使用而说，并不是说治病可以毫无原则地“随证变法”。在临床上，暂时不能判明属于何病，只能辨证施治，这是特殊情况，不能认为异病同治，更不能因此认为可以不要辨病。但强调辨病，并不是说不要辨证，不能认为辨病既确，治法就可千篇一律。如果不通过辨证，辨病是无从入手的。只是辨证要有全局观点，不能仅着眼于当前的见症，要通常达变。另外，强调中医的病，决不能以辨中医的病为满足，而必须与辨西医的病结合起来，不断总结经验，使中西医学真正从理论上做到融汇贯通而有所创新。

关于伤寒温病　

金氏强调学习《伤寒论》及温病学说的原著。认为《伤寒论》是对《素问·热论》的发展，是一部夹叙夹议、有方有论的好教材。《伤寒论》对于疾病的认识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伤寒论》的112方大多是行之有效的，不仅可用于各种热病，也常广泛用于杂病。学习《伤寒论》首先要依次序从白文（即原文）上领会辨证论治精神，要先从有字处着眼，读得精、读得细，一句一字不能放过，到一定程度，可由约到博，看历代注解，与从无字处着眼结合起来，举一反三，再由博返约，用各种方法去整理。温病方号称时方，为常用而有效之法。《温热经纬》、《温病条辨》等都要学习原著为主。金氏认为这些原著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是中医最好教材，能为学者提供较完整的学术经验。

关于《金匮要略》　

金氏认为《金匮要略》中的中风、疟疾、血痹、虚劳、肺痿、肺痈、胸痹、寒疝、积聚、痰饮、消渴、水气、肠痈、蛔虫等都是病名。既称为病，就有一定的发病原因，有其发展过程与传变规律，有其一定治疗原则，有专方甚至还有专药。全书各篇，先讲辨病，后讲辨证，“××病脉证并治”就是要在识病基础上辨证施治。如咳嗽一症，不仅要辨虚实寒热，而且将其分列于《肺痿》、《肺痈》与《痰饮》病篇之中。《金匮要略》从理论到方药对常见病症的鉴别诊断是其重要内容之一。重视鉴别诊断其目的一是辨病，如风病与痹病作鉴别、女劳疸与水气病作鉴别等；二是辨证，不但要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还要辨标本、辨主次、辨进退、测预后。

金氏认为河间学说是进步的学说，河间着重五运六气，但他所论的运气与一般所讲的运气学说内容有所不同，河间只承认有小运，有主气，论及为病，但举五脏六腑之应六气，与统岁加临全不相干。河间所讲亢害承制，与《内经》的更胜而相平不同，是指六气病变在亢盛到一定程度时所出现的一种假象，其本质还是一种亢害。金氏认为河间主火论是有实践作为根据的，河间用药则并不专主寒凉，治疗上主养肾水而胜退心火，河间认为人身中有太乙天真主气，非阴非阳，著名的河间地黄饮子，补肾精以交水火，用意就是如此。金氏认为河间在热病提倡表里双解、养阴退阳等治法是一个很大转折点，为开温病治法的先河，其学术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创造革新。因而金氏强调重视继承河间的理法方药加以整理提高。但金氏也指出他受时代局限，只能用“比物立象”方法说明病机，难免牵强附会，立论只能明其一义，少及其他，矫枉而又过其正。

金氏对张元素（洁古）、李杲（东垣）之学十分推崇，借鉴甚多。对易水学派（包括张元素、张璧、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等）极为赞尝。认为张洁古继承六经分证，又倡古今异治，不拘古法，自制新方，确得仲景、钱乙二人之传。张氏常于继承中求创造，加减古方而化裁，如小续命汤分六经加减、大青龙汤改用九味羌活汤等，皆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对易水学派以养胃气为本金氏尤为推荐，认为张氏枳术丸从金匮枳术汤颠倒枳术用量改汤为丸而成，李杲制补中益气、升阳益胃诸方又是从此方及清震汤等方脱胎而出，说东垣是阐明其师引而不发之理，发展为脾胃内伤学说。金氏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益气聪明汤、参苓白术散于慢性杂病，均以东垣升阳、补气、清火合用治脾胃不足之证为本。金氏对易水学派处方用药重气味说、苦欲补泻说、归经说、时令说、重升降浮沉说等分析甚细，认为其法多有可取之处，但不可拘泥。还认为张氏提出的初治之道法当猛峻、中治之道当宽猛相济、末治之道法当宽缓完全合理。

金氏对叶天士学术研究最深，认为温病学说是《伤寒论》的发展。由《素问·热论》至《伤寒论》到《温热论》一个比一个进步。认为《温热论》的价值在于继承性、独创性、总结性和灵活性，不少地方发前人所未发。卫气营血作为辨证纲领对于温病的论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用卫气营血四个层次更能明邪之浅深、正之强弱，按卫气营血辨证进行治疗，多能制止疾病发展。金氏曾对《温热论》详加注释，在《温热论新编》和《温病论治》中对卫气营血辨证规律和具体证治执简驭繁，理法精详，对叶氏温病学说有了较好发挥。金氏还强调指出，全部《温热论》精神一方面是透解外邪，一方面是扶正存津，防止向重症转变。认为当时用这套方药疗效还是比较高的，较之仅用《伤寒论》方为高，至于今天有些重症热病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可以大大提高自可不必受卫气营血辨证限制。金氏认为叶氏当时的主要不足是忌柴葛和热病中少用温药。主张邪留三焦可用小柴胡汤加减。温病伤阳要见微知著早用阳药。金氏还对叶氏的阳化内风说、以上损中损下损为经阴伤阳伤为纬的理虚大法、讲究奇经八脉善用血肉有情之品等极表赞赏，也为之作了很多发挥。

金氏重视实践研究，坚持不离临床细察得失。在上承仲景、洁古、东垣、天士之学基础上，积累有丰富经验，对众多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疗效卓著。

力求选药精当　

金氏认为选药是辨证施治过程中最后一个环节，极为重要。选药如奕棋，一着得当，满盘皆活，一味药用得好，这张方子就灵。指出选药不但要辨证，还要辨病。如夏应堂治一疟病系少阳证，改前医小柴胡汤中柴胡为青蒿，投剂即瘥。以青蒿清暑疗疟，适宜于血虚有热之人而无劫阴动肝阳之弊。金氏强调选药精当必须熟识药性，如黄连、黄芩、黄柏、大黄、知母、龙胆草、连翘、山栀、板蓝根、大青叶都是清热药，虽味有甘寒、咸寒、苦寒之别，功有清气凉血之分，但仍不够具体，需作进一步剖析。此类药性味寒凉能败胃，但黄连之弊较少，龙胆草、板蓝根、大青叶较多，可和以甘草。清肺与大肠之热多用黄芩，治心与小肠之热，黄连作用最强，凉血解毒，泻火清湿热，治疮疡，适应范围较广泛。知母、黄柏常同用，取其协同以泻相火，但有时只能单用，黄柏坚阴不宜于肠燥便秘，知母滑润不宜于遗泄。栀子、连翘常同用，但栀子清肝胆之火，故用于肝胆病，连翘清心火故用于疮疡之疾、失眠之症，栀子配豆豉有透发作用，连翘配银花既有透发作用也有解毒作用，栀子有滑泄之弊连翘则无比弊。大黄治疗范围可与黄连比拟，但一则通腑行一则厚肠胃，大黄还有化瘀作用。

善握攻补两法　

金氏对适当择用攻补两法很有心得，认为“攻”要选择最有利时机，在病邪还在萌芽状态轻而易举，当邪势盛大就不能硬拼，硬拼只会伤正气达不到祛邪目的，需等到正气已具备充足的抗邪能力始可攻之。还认为攻法与补法相辅相成，在多数情况下或相兼并用或先后分别使用。认为病邪初袭可汗则汗，如早用寒凉看似直接清热消炎，实则药过病所每多淹延时日；气热烁津，过早用滋阴，看似扶正实则反致滋腻留邪。

金寿山著作

重视保护阳气　

金氏认为无论健康人还是有慢性病的人都要刻刻注意保护阳气，主要在于“动”而不在吃补药。至于用药保护阳气须在有病时用之，治疗重危病症就应该首先考虑保护阳气。在用药方面认为有升阳、温阳、通阳、养阴、潜阳之别。认为升阳药应该与补脾胃药结合起来运用，单用升阳不补脾胃便是无根之升，只能外散而不能升阳。金氏在临床上曾用升阳散火汤加减治疗干燥综合征获得良效，常用益气聪明汤加减治疗眩晕等病症获满意疗效。认为温阳主要用于回阳救逆，非参、附、姜、草莫属，通阳与温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通阳药多少带点温性，但目的不是“温”而是“通”，作用一是通心阳二是化痰饮三是利小便，温阳用附为主，通阳则用桂。认为养阳用于虚劳，慢性病见阳虚之证不能长期把桂附等药当作补药，养阳之药宜柔如苁蓉、枸杞子、覆盆子、菟丝子、仙茅、仙灵脾、巴戟天等。还认为血肉有情之品如龟版、鹿茸、鹿角胶、河车、坎（无灬）qi，既可填精亦能养阳。认为潜阳针对亢阳无制用金石介类重镇之品，也可与升阳药同用，一方面升其清阳一方面潜其邪阳，可以并行不悖。

细别治肺八法　

金氏认为治肺有宣肺、肃肺、清肺、泻肺、温肺、润肺、补肺、敛肺八法。前四法属于祛邪，温肺、润肺有祛邪一面又有扶正一面，补肺、敛肺属扶正，临床上对各法既强调细于区别又重视数法合用。认为宣肺是宣通肺气之fen郁，宣者布也散也，麻黄为宣肺之代表药。肃是清除的意思，肃肺不就是降气，在于肃清痰火水饮。先宣肺后肃肺是先表后里之大法，宣肃并行则属表里双解。又认为化水饮药物多温性属温肺，肃肺药多平和，甚至偏凉，如枇杷叶、马兜铃、紫菀、款冬花、百部等即是。认为清肺属清法范畴，常用药有桑叶、石膏、茅根、竹茹、鱼腥草、野荞麦根、黄芩等。泻肺是泻肺中痰火和水湿，与肃肺有轻重缓急之别，药性峻猛，葶苈子为代表药。温肺是温化肺中寒饮之法，甘草干姜汤、小青龙汤等属温肺范畴。润肺，针对肺燥，代表方是沙参麦冬汤、清燥救肺汤，润肺药有川贝母、瓜蒌、知母、芦根、天花粉、阿胶、沙参、西洋参、麦冬、石斛、玉竹等。认为补肺主要指补肺气，于一般补气药中择其温而不燥者，如人参、黄芪、甘草等即是。敛肺在于收敛肺气之耗散，如五味子等，敛肺药必须与补肺药同用。

谢×，女，9岁。

1971年10月诊：高热7天（39℃以上），未得畅汗，每天用抗菌素而热不退，咳嗽少痰，大便不畅，脉数，舌干红，苔微黄，风温夹湿，邪留少阳，治当清解。

柴胡9g黄芩15g桑白皮9g焦山栀9g银花9g连翘9g川黄连3g桔梗1g半夏4.5g陈皮6g甘露消毒丹30g（包）鲜芦根1支

夏×，女，22岁。

1976年7月4日诊：发热3天（38℃以上），无汗，头痛偏右，饮食如常，便秘已经六天，咽痛，舌红，苔薄黄而糙，脉弦数，患者有结核性脑膜炎病史，且有后遗症癫痫。阴虚内热之体，风邪外袭，虑其化热生风，引动宿疾，急当表里双解。

淡豆豉9g薄荷9g（后下）生大黄4.5g（后下）玄明粉4.5g（冲）焦山栀9g连翘9g炒黄芩9g生甘草3g桔梗4.5g2帖

服药1帖后便通而未畅，2帖后大便畅通，得汗热退病除，癫痫亦未发。

金自按：“此症却不可用柴胡，用之有升肝阳、劫肝阴之弊。”

陆××，女，51岁。

初诊：1978年9月7日。于今年6月切除咽喉部鳞状上皮癌后，每天有低热（37.5℃～38℃），夜间退而次日复作。伴恶心呕吐，咽痛，经抗菌素治疗不效。7月份患过“尿感”。7月30日感胸闷、心悸，心电图示心肌损害、窦性心动过速，他院确诊为“冠心病”。血压130～140/90毫米汞柱。经多方治疗，诸症不解。现症：低热不退，畏风怕冷，有汗不畅，夜间盗汗、失眠，纳差，小便如常，大便不爽，咽喉肿痛，口干，痰多白沫，常嗳气，脉弦细不扬，苔薄黄中心剥。表邪失于汗解，致成三阳合病。

柴胡4.5g炒黄芩10g太子参10g炙甘草3g天花粉10g桂枝4.5g炒白芍10g生石膏15g知母10g甘露消毒丹30g（包）姜半夏6g4帖

二诊：9月12日。低热微退，汗出甚畅，咳嗽，咽痛，痰白沫状，大便不爽，脉沉弦而细，苔中心剥已缩小，咽喉肿痛现象减退。治从原法出入。

前方去柴胡、半夏，加银柴胡3g半贝丸10g（包）3帖

三诊：9月14日。低热渐退，汗出已减，咳嗽亦缓，咽喉肿痛亦大为好转，大便不爽，胸尚闷，脉不沉而弦细，苔中心剥更为缩小。前方去阳明经药，加阳明腑药

9月7日方去石膏、知母、柴胡、半夏；加银柴胡3g半贝丸10g（包）制大黄10g炒枳壳10g。7帖

四诊：9月21日。低热已退，咽痛已好，齿浮头痛，大便不爽，吐白沫痰，胃纳不佳，脉弦细，舌根黄中心剥未尽除。治当从祛邪转入扶正矣。

银柴胡2g炒黄芩10g太子参12g炙甘草3g天花粉10g炒枳壳10g白芍12g生石膏12g知母10g半贝丸10g（包）升麻6g生黄芪9g谷芽10g麦芽10g7帖

药后诸证均减，续用益气升阳、辛开苦降之法调治而愈，以后未再复发。

按：金氏谓内伤病人也可患外感，一般当治其新病（外感）。因失于汗解，热度之低为受抗菌素遏制而邪仍未彻也。所幸未成坏病，所见各症，细加推敲，少阳、阳明都有涉及，故断为三阳合病。盗汗不尽属内伤，外感证亦有之，《伤寒论》有明文，半夏、桂枝正所以治咽痛，亦属《伤寒论》法。至于苔剥确属阴伤，但祛邪退热，正所以存阴，方中略以照顾阴液可矣。《伤寒论》219条三阳合病用白虎汤，本例虽亦属三阳合病，但见证与219条不尽相同，临床当灵活处理，不能囿于书本理论。金氏以其见证有三经并重之象，故不专用白虎而择小柴胡、桂枝、白虎汤之主药，复以花粉养阴，甘露消毒丹清热解毒。二诊、三诊皆随症略加出入，至四诊低热退、咽痛除，嗣后转用调中益气等法以巩固疗效。

组成：生黄芪12～30g太子参12～15g蔓荆子10g，赤芍、白芍（各）10g升麻5g黄柏6g葛根12～15g炙甘草5g

主治：中气不足，清阳不升，眩晕，头痛，头脑不清，神疲乏力，记忆力减退或注意力不集中等。

加减：纳少者，去黄柏，加香谷芽15克；便溏、面色萎黄者，去黄柏，加白术10克；畏寒或腹中冷痛者，去黄柏，加干姜3～6g甚则肢冷者更加附子3～10g；兼有痰饮苔腻脉滑而恶心呕吐者，去黄柏，加泽泻15g白术10g姜半夏10g；兼心神不宁，夜寐不安者，炙甘草加至6g加淮小麦30g大枣10～15克，或更加枣仁粉6g（吞）；兼月经紊乱、烘热烦躁见于更年期者，加仙茅12g仙灵脾12g当归10g知母6g。

按：益气聪明汤出《证治准绳》，原方为黄芪、人参（各）五钱，葛根、蔓荆子（各）三钱，白芍、黄柏（各）6g升麻钱半，炙甘草3g。治内障目昏、耳鸣、耳聋，乃据“五脏皆禀气于脾胃，以达于九窍”之理而设。金氏据脾胃内伤学说，认为许多头痛、眩晕、耳鸣等症皆为上气不足之证，而上气所以不足多由于中气不足、清气不升，于是将此方加以适当变化广泛运用于心脑血管、内分泌、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等疾病，取得显著疗效。方用太子参、黄芪、甘草以益气，升麻、葛根、蔓荆子升发清阳，芍药收敛，黄柏苦降以防升发太过。还认为上气不足之症益气药必须与升阳药同用，祗益气不升阳则气无从上达；祗升阳不益气则无气可升，反有造成虚阳上越之弊。

组成：黄连3g黄芩10g姜半夏10g太子参10～15g炙甘草3g干姜（或炮姜）3～5g

主治：胆病及胃，或上下交病，气机不畅，寒热错杂之证。或脘腹时痛，或胃脘痞满，或口舌糜烂，或腹泻便溏，或恶心呕吐，或嗳气口臭，或作酸嘈杂等症。

加减：神疲乏力者，加太子参12～15g便溏者，加白术10g茯苓10g；泄泻者，加煨葛根15g广木香6g；纳呆者，加陈皮6g；脘痛者，加甘松9g；口糜者，炙甘草改为生甘草、熟甘草各3g，改干姜为生姜1片，加黄柏10g，细辛6g；嗳气者，加旋覆花（包）10g代赭石18g；便艰者，加制川大黄9g全瓜蒌（打）12g。

按：仲景除大黄黄连泻心汤纯属泄热除痞治热痞外，余如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附子泻心汤皆为寒热并用，补泻兼施之剂。金氏认为叶天士于《临证指南医案》中所用泻心诸案是对《伤寒》、《金匮》的具体运用与发展，皆为可贵经验。认为我们当效仲景、叶氏之法而不泥于《伤寒论》、《临证指南》之方，当随时于补虚、开泄、苦泄、通下等法中或全面兼顾，或择有重点地制定适当处方，以适应复杂病情。金氏认为泻心法虽以痞证为中心但不限于痞证，不仅可经常应用于胃、肠、肝、胆之病，而且还可广泛地应用于呼吸、泌尿、心血管、内分泌、神经诸系统之病。或以其病变犯及胃肠，或以其兼夹有消化道诸证，或因湿热冲注三焦俱病。只要邪热里结而非纯属大实大满之证皆可随机变化施用。对泻心汤中的甘草，金氏认为不可等闲视之，甘草性味甘平，寒热温凉之药皆可配用，有“国老”之称，《伤寒论》用甘草者有72方决非仅为缓诸药之毒而用，更主要的是为了扶助正气。金氏还常以生炙甘草同用，于扶助正气中兼有清热解毒之效，既可助参以补虚，又能协诸黄而泻火，乃通盘之中又一妙着。

组成：炙甘草6g淮小麦30g大枣10g白石英（或紫石英）（先煎）12～15g炒白芍10～30g

主治：心神不安，肝阳化风。精神紧张、忧虑，情绪急躁，心悸、失眠等症。亦治拘挛、（目闰）动、抽搐等局部抽搐或全身阵发痉挛等症。

加减：失眠多梦者，加酸枣仁、茯神、炙远志、柏子仁、丹参、夜交藤、合欢皮等；心悸、怔忡或筋惕惊厥者，加龙骨、牡蛎、磁石等；拘挛、（目闰）shun动、抽搐者，重用白芍、甘草，并更加阿胶、甘枸杞子、女贞子、桑寄生、钩藤、夏枯草等；癫痫时发者，加半夏、陈皮、茯苓、枳壳、远志、石菖蒲、白金丸等。

按甘麦大枣汤出《金匮》，原方由甘草、小麦、大枣组成，治妇人脏躁啼笑无常、精神恍惚不能自主、常作呵欠、夜寐不安之症。金氏据“悲者心系急”、“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理，用原方甘草生津缓急、小麦养心气、大枣补虚润燥，更加石英重镇安神，白芍配甘草酸甘化阴、柔肝缓急，故其效更著。石英白者入气分，紫者入血分，属气为主者用白，属血为主者用紫，皆能潜阳定惊、镇心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