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8 16:38
钱智修（1883--1947）浙江嵊县人。字经宇。中国著名国学大家，博古文学家，东方学派思想家。1903年进新式学堂读书，1904年入爱国学社。不久进上海震旦学院，学习法文。后来，因为学生风潮而转入复旦公学求学，与史学家陈寅恪同班，后获文学士学位。
在学时，他就以“国学国文湛深，文章洛阳纸贵”赢得尊敬，并被上海多家进步报馆争揽为特约撰稿人。1911年毕业后，应编译所长高梦旦之聘，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0年7月接任杜亚泉，任《东方杂志》主编，长达12年，是该杂志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主编。1925年他还曾主编和出版 [东方杂志“五卅事件”增刊]。他还参与编辑《辞源》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担任商务办的国文函授学校的主任，离开商务以后，1931年任监察院秘书长。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日寇大火烧毁后，钱智修应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邀，赴南京任监察院秘书；1937年抗战爆发，从南京撤退、途经安徽宣城、抵达重庆，同行的有他的妻子谢阿娥和一子一女，及远房亲戚——我的父亲许如辉（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作曲）；1942年钱智修在重庆继续在歇马场附近监察院任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监察委员兼秘书长。1945年随监察院迁回南京；1947年元月在上海病逝。
钱智修在宣扬西方学术思想之余，捍卫东方传统价值，提倡中西文化调和，写过《功利主义与学术》《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消极道德论》《倭伊铿与欧根》《布洛逊哲学之批评》《近代社会主义》等重要著述。他在《东方杂志》发文总计207篇。钱智修还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西学东渐后，他是最早以编译形式，将“林肯、拿破仑、达尔文、苏格拉蒂”等西方伟人，以及“柏格森、倭伊铿”这两位西方生命哲学家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他也是第一位把西方心理学家佛洛依德学说引进中国的编译家，时1914年。其他著译有：《美共和政鉴》《宇宙与物质》《近代社会主义》等。
钱智修发表五十多篇时论关注当时的政治问题，对政治运动做了有益的探索，主张国民自治和民间政治，提倡贤人政治。通过时论表达了其对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认同，希望在中国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制度，表现出自由主义的倾向。同时也认识到这种政治制度的实行要根据中国国情，渐进的、自下而上的开展，对固有传统中有价值的政治理念，如士流阶层的牺牲精神和贤人政治等也要坚守。总而言之，钱智修这一时期的思想是文化上保守态度和政治上自由倾向的统一，保守的态度中也存在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对西方文化的借鉴；自由倾向的同时又有对中国国情的看重和对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些价值理念和政治操守的弘扬，是一种“组合型”思想模式。
钱智修参加了当时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主张学术不应受功利主义的影响，要独立，做学问要讲求“因革说”，在批判当时学界流行的三种文化态度（全盘西化论、东方文化说及东西文化调和论）的基础上提出“互助的文化观”，认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在于“第四种文化”，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发扬，呈现保守主义的态度。同时他还看到文化的发展应在中西文化互动中创造新文明，注意到了文化的承续与革新。
批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一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那种急功近利式的创作意图和创作实践基本上一直贯穿全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这自然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但迄今为止，尽管有不少研究者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多次给予批评，却并未得到学术界和文学创作界足够的重视和回应，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本身恐怕正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在中国文学走向新世纪之时，如果我们依然对此表现得有些麻木，那么其后果将在下个世纪表现得更加突出。如果只是一厢情愿地希冀中国文学的繁荣和走向世界，却无视这种实用主义的创作方式和急功近利的文学观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严重危害，将导致中国文学即使在下个世纪也很难真正出现高峰并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其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存在的过于追求功利性的弱点以及对中国历代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影响，早在新文学发生之初就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例如发生在五四时期的有关该话题的两次对话。不知为什么，对于这两次对话学术界似乎并不陌生，甚至有不少人多次引用过，却一直得不到真正的回应。因此，有必要再介绍一次。首先是1919年五四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发生在大洋彼岸的陈寅恪与吴宓的对话。当时陈吴二人均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早于他们二人赴美的胡适，其时已经先期回国，与陈独秀等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出于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关注，陈吴二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即表示了对中国文化体系所存在弱点的担忧和对新文化运动领导者无视此弱点的不满：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
另外一次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发生在陈独秀的《新青年》和杜亚泉、钱智修先后主编的《东方杂志》之间的公开论战。钱智修是继杜亚泉之后掌管《东方杂志》编辑大权者，曾经是陈寅恪在复旦公学的同学，其文化观与陈寅恪、杜亚泉有不少相似之处。当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进入高潮时，他曾经以本名和坚瓠的笔名发表论文，其立场自然是站在与陈独秀对立一面的，也自然引起新文化代表人物的反击。陈独秀所质问的《东方杂志》的三篇文章，均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它们是杜亚泉的《迷乱之现代人心》，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平佚编译的《中西文明之评判》。当时正是一次大战之后。
钱智修为杜亚泉在商务的同仁，他与陈寅恪曾在复旦公学陈独秀声闻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戴震之立书著说、发明绝学者乎?无有也。问有如俞樾、黄以周之久主书院、门弟子遍于东南者乎?无有也。问有如李善兰、华蘅芳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在挽词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难，撰《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副题是《〈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时间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月，杜亚泉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次年二月，陈独秀再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从此论战内容逐渐扩展，涉及的问题愈来愈多，参加者也愈来愈众，当时一些重要学人几乎无不参加，时间延续很长，直至一九二〇年杜亚泉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后，论战仍未消歇。这在我国现代思想史上是空前的。这场论战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以后文化研究中诸重大问题及对这些问题所持观点，几乎均可从这次论战中见其端倪。其思路之开阔，论点之坚实，见解之深邃，往往难为后人所超迈。翻阅当时资料，我颇觉惊讶，今天有关东西文化的研究，好像还在重复着这场论战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但是今天很少有人提及这场论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导致陈独秀对钱智修大加批驳的就是后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针对当时学术界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引进西方文化中出现的的一些偏颇现象，钱智修指出：
吾国自与西洋文明相触接，其最占势力者，厥维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之评判美恶，以适于实用与否为标准。故国人于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亦以适于实用与否为弃取。
功利主义之最害学术者，则以应用为学术之目的，而不以学术为学术之目的事业。吾国人富于现实思想，故旧学中本有通经致用之一派。所谓禹贡治水，春秋折狱，三百篇当谏书者，即此派思想之代表也。
钱智修并且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功利主义对于中国文化学术的危害：
第一，以应用为学术之目的﹔
第二，重普及而反高深﹔
第三，以最大多数说为标准﹔
第四，使学术界无领袖人才﹔
第五，崇欧美而败先儒，舍己从人。
可以看出，钱智修与陈寅恪的观点基本一致，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新文化在引进外来文化中出现的偏颇和偏激，这主要表现在过分否定传统文化和对外来文化的过分迷信方面，而且在引进外来文化时缺少分析和批判，更缺少对于外来文化的加工改造以及与本国文化的交流融合工作。而且，陈寅恪与钱智修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指出这种实用主义的和急功近利式的对中外文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倒恰恰是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对于杜亚泉和钱智修的意见，陈独秀曾经撰文进行反驳，可惜如王元化先生所言，反驳虽然咄咄逼人，却并非是一个层面的对话。这当然也不能怪罪陈独秀的剑走偏锋，因为时代的要求注定了他所要扮演的角色。
钱智修在其《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中把功利主义视为西方文化中对近代以来中国变革影响最大者也是危害最大者，这表现出他的深刻和独到之处。不过，他对于国人何以对功利主义情有独钟这一点，虽然指出了与近代以来引进的外来文化有关，与中国固有之传统文化有关，却缺少深入分析。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学术界还很少有人知道柏格森、倭伊铿等西方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而钱智修可能是最早向国人介绍生命哲学的中国学者。1913年、1914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10卷1 号）、《布格逊哲学说之批评》（11卷4 号）。在前文中，钱智修根据美国学者阿博德（Lyman Abbott）的文章向国人介绍了柏格森的进步哲学和倭伊铿的唯神哲学。在阐述柏格森的进步哲学时，作者着重解释了“时间”这个生命哲学中极重要的概念，批
判以时间为现在生活为固定的观点，他说：“时间之全部，即以过去与未来构成。所谓现在，不过划分过去与未来极微之一瞬，人自过去以达未来之限阈。”并以地球的形成、人类躯体的进化、历史人物思想的变动和国家、政体的变迁说明“即其生活也其变更，其变更也其发育，其发育也其不绝之创造，自然界中，无完成之事物，各种事物在进行之途中，时间永无现在，生活日趋进步是也。”应该说作者基本上把握了柏格森哲学的根本特点。
虽然钱智修、章士钊等人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作了一些介绍和宣传，而且他们也并非无名之辈，但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民主与科学思潮方兴未艾，因而所谓研究生命哲学的提倡未能在学界激起波澜。但不可否认的是已有少数时代感极强的学者开始瞩目于生命哲学了。
1908年冬天，由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推出了《少年丛书》，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它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人物类普通教育辅导丛书。《少年丛书》的首任编辑和作者是林万里，第二任编辑是孙毓修。孙毓修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后期加盟写作的骨干还有钱智修。
继林万里编写外国名人传记的有钱智修。他先后写有《林肯》《苏格拉底》《拿破仑》和《达尔文》。他们也都是西学东渐后为中国人崇仰的世界级名人。
鉴于编写者独有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热点，他所选择的名人传记，尤以为少年介绍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生物学家达尔文为这套《少年丛书》增色，使传记写作突破了以往政治、军事题材走进了哲学和科学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钱智修秉承严复所主张的信达雅写法，特别讲究传记所含的真实性。他所抒发、张扬的传主虽然都被列为人们仿效的楷模，却不做作，不更改史实，不做后来某些为少年儿童写的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名人传记。此类传记，因须塑造传主高大形象，凡所涉及的传主，必从小立有大志，确立坚定的奋斗目标；更有甚者，凡出身穷苦之家者，也必自幼怀有阶级仇、民族恨，这种模式使传记失去了应有的真实性。
只有真实的传记，才有可读性和持久的文化价值。它要求编写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创作思维，不人云亦云、趋炎附势，制作御用传记或泡沫传记。
如何作传？钱智修在《苏格拉底》中说，论者称之为西洋孔子，尊之为道德哲学之开山，“诚以苏格拉底心目中，唯知有所信之真理，彼以实行真理，完成其为人之法则，则膺世俗之诋毁之缪辱，在彼视之，皆属分内事，而非傥来之祸福也，此则尤足为浮浇软弱之士针砭，而少年有志于道德者所不可不勉者也，作《苏格拉底传》。”
在谈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之不可免，而优胜劣败之由于自改也”时，他说：“达尔文之学说，亦在明生物界中有此竞争之事实而已，至于竞争而或优或劣或胜或败，则视吾人所以自处者何如，而于达尔文无与也。且人生之大患莫过于祸临眉睫，而不知警觉，使人人知生存竞争之祸之烈，而各励其能力以应之，则达尔文之学说固吾人之续命汤也，作《达尔文传》。”
这两部传记都可视作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比较成功的采用西方传记写作方法的典范之作，它与林万里所写的外国传记作法大致相近，唯在第一章绪论中特意抒发己之传记宗旨。全篇谈及读书之术、治学之道，与传主行事作一一点评。此外有诸家与传主的言论，更有编译者自己的批评，致使其故事并不突出，而评述良多。此种做法，实乃开二十世纪评传的滥觞。为评价传主生平事绩得失与否，在正文中多以史带论，而非以论带史，如《达尔文》全书分十章：绪论、学识、求学、航海、隐居、物种由来成书、天演学说、杂著、晚年、轶事。此间虽仍循生平演释，但为窥传主全豹，特将轶事集聚于后，又是一种作法。另部《苏格拉底》类同，多是详述他们的学说和思想，且在“批评”处更见强化。
钱智修对《林肯》尤为青睐。林肯是平民总统，全仗自己努力成才成器，与民众尤为贴近。编者写林肯，只是据实而行，正如他说：“林肯才德兼茂，既充其量以成古今不世出之伟人矣。即天才不及林肯者，但能以林肯之心为心，则虽不能为事业上之伟人，亦庶几不失德业上之善人焉。此诚从平实处做起之英雄，学之似难而实易者也。然则谓为少年最适之模范，不亦宜哉，作林肯传。”为此钱智修提倡青少年要细读《林肯》：“读林肯传，应知境遇不足以困人，但在人之有志。读林肯传，应知其处处不失民主国政治家之风范。读林肯传，应知其南北战争之功业，有解放黑奴统一国家之两大鸪的，为其功业之真精神。故足不朽，与穷兵黩武者不同。读林肯传，应知林肯之功业，全由德性中流出。吾辈欲希望林肯之功业，应先修养林肯之德性。”《林肯》的编写是有特色的。除了史料翔实，还注重于“批评”文字的精采，思想活跃，自由奔放，从中且大量引用了中华传统经史和名流学者，用中国本土文化语言作解读。
《拿破仑》（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19）
《苏格拉底》（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0）
《克林威尔》（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18, 1922四版,1933国难后1版）
《达尔文 CHARLES DARWIN》（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19）
《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议演说》（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19）
《林肯》（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7）
《美政客舞弊之巨案》
《世界婚制考》
《爱尔兰自治案之近状》
《世界财政观》
《云南锡矿之调查》
《笑之研究》
《雷铤及其效用》
《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