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

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

政策和制度上的这种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调整，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放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和较为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据学界研究，当时明朝的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各国欢迎，而许多国家缺乏名优商品能满足明朝的国内需求，只好以白银支付所购明朝商品，引致白银大量流入明朝。隆庆开放和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明末海禁的废弛。这些政策对明朝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世纪，由于中外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和人民反清起义不断发生，统治者担心洋人和人民百姓会结合起来反对清朝。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根据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机构。公行是由官方允许的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外国人来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只准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

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条规还规定要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屡被重申。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的封建统治，防范西方殖民主义者。但这种自卫措施是非常被动的。

清朝统治者期望维护极权统治的心理观念是“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保障本地经济发展，免受外来力量的影响。清朝封建统治时期经济上自给自足，不依靠同时也很抵制外来商品。国防安全的出发，防止中外反清势力的联合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渗透，以免有间谍盗取本国资料。而且清朝政府对自己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过分盲目自大。

闭关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绝大陆人民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以后则着重防禁“民夷交错”，针对外国商人，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加限制对外贸易。

顺治初年，清廷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沿袭明朝成规，不许进入广州，只准于澳门交易。随后，由于东南海上郑成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清廷愈严出海之禁。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闽浙总督屯泰请于沿海省份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谋生无路，并严重地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以致沿海三十至五十里内，满目荒凉。

顺治至康熙初年，欧洲国家，首先是荷兰，接着是英、法、葡萄牙等国，相继与清朝建立贡市贸易关系。1656年，准荷兰“八年一次来朝”，1663年，“着二年来贸易一次”，1666年又定，“其二年贸易，永着停止”。英法等国的贡市贸易，1668年题准，“船不许过三只，每船不许过百人”，但无时间限制。1685年废止海禁后，与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次年议定：荷兰“应准五年一次，贸易处所止许在广东福建两省”。1684年，在厦门设立“洋行”，1686年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实有四五十家。分别经营进出口贸易，并代纳税银。英法等国商船，除以澳门为居留地外，1688年又在“定海（舟山）城外道头街西，建红毛馆一区”，作为商船停泊与中转贸易之地。清朝的海外贸易，输出品主要是生丝和丝织品，其次是茶叶、瓷器、药材、皮革、白糖、纸张、书籍等。清朝在海外贸易中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统计，从顺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间，日本外流金额为二百余万两，银额为三千七百多万两，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

康熙下诏粤闽两省：“凡出洋久留者，该督行文国外，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雍正下谕：“此等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任意去来……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愈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期不归是其人甘心流移他方，无可悯惜，朕意不许令其复回内地。”“其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

清朝禁海期间，沿海官民仍在进行走私贸易。康熙帝曾说：“向虽严海禁，其走私贸易，何尝断绝。”据统计，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间，赴日商船每年平均有三十艘左右。三藩之乱后，1681年春，福建巡抚吴兴祚，即奏请“应定西洋、东洋日本等国出洋贸易，以便收税”。当时派往广东处理三藩善后事宜的刑部侍郎宜昌阿，奏请留用原来为尚之信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沈尚达、周文远等130人。但在廷议时，满洲大学士明珠与内阁学士李光地等均持异议，以为“海舡不宜入大海”，“皇上富有四海，宁少此项银两，何用奸人重为地方之累”。康熙帝因“海寇未靖”，台湾郑氏尚未降附，暂停此议。

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次年七月，康熙帝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对奉差福建广东回京后的内阁学士席柱说：“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所何待。”又说：“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九月，康熙帝在给大学士等的诏谕中，曾对开海的目的有所说明。他说：“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民生有益，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

1684年，清朝对海上贸易先后作了若干具体规定：一、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与直隶省，听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预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名姓，取具保结，发给印票。二、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并征收税银。外国贡船所带货物不再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听所差部臣照例收税。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尽行停止。若有违禁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处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谕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广东通商。但是实际上，当时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特别是闽海关。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十八年（1783年）、五十一年（1786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四年（1809年），均有西班牙商人从南洋吕宋到厦门贸易。

在对外贸易中，清政府又实行商行制度，即广州十三行，以进行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

“一口通商”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五款，嘉庆十四年（1809年）和道光十五年（1835年）又分别颁布《民夷交易章程》和《防夷八条》。主要内容是：（1）不许夷人在广州过冬。（2）夷人在广州只能住在行商各馆，如行馆房屋不敷，由行商租赁房屋并拨人看守。毋许汉奸出入夷馆。毋令番厮人等出外闲行，如夷商有事必须出行，须由通事、行商随行约束。乾隆末年，始准每月三次到陈家花园（后改花地）和海幢寺二处游玩，但要洋行通事随行。（3）禁止内地民人借领外夷资本。（4）禁止夷人雇请内地之人为其传递信息。（5）派兵于洋船收泊进口处加强稽查，俟其出口后方能撤回。此还严禁夷人进入中国内地，夷人不得带番妇番、哨人等至省，夷商携带番厮不得过五名。不许携带凶械火器赴省，不得偷运枪炮，不得买卖违禁货物，不得乘轿，不得私雇中国人使役，限制商馆雇用民人数目，不许与行商以外的中国商人直接接触。

对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也有严格的管理措施。如要求出海商民登记、取具保结、领取船引（票、照）和腰牌，注明船只丈尺、客商姓名、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出海情由、载何货物、往某处贸易、往返日期等。要求已出洋的商船商民按期返回，对未能及时回国者施加惩罚或限制归国。

鸦片战争前美国和英国两个航海大国的船舶总吨位的总和一度逊于清朝，当时中国沿海商船总数约在9000至将近10000艘之间，约有150万吨。加上其他种类的船舶，全国总有大小江海船舶20多万艘，共计400多万吨。而在1814年，英国全国有大小21500多艘船，共240万吨；美国在1809年全国有船舶135万吨。

鸦片战争的起因：一、受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和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影响，英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严重的逆差，不利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资金积累。二、英国商人借助鸦片贸易取得大量利润，而伤害中国的财政和社会稳定，清政府不得不派林则徐去禁烟。三、长期中英就贸易问题交涉未果，一些英国商人不断地对政府施加压力，鼓吹对中国采取武装侵略政策。四、林则徐禁烟过程中，清帝下令把英国商船全部驱逐出境，断绝中英贸易关系。这个做法激化了中英矛盾，给英国殖民者入侵中国提供了借口。鸦片战争给中国历史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战争的失败归咎于落后的体制、腐败的清朝统治、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和错误的战争对策。战争的结果使中国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被迫向西方打开大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一、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仍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外国商品依然难以进入中国。二、清政府仍然坚持闭关政策的做法。三、列强以修约为名，要求开放中国沿海各口岸及内地各城市，准许外国人自由出入进行贸易，以及准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对此清政府无法接受。外敌入侵不仅威胁到中国领土完整和经济利益，而且直接伤害了大清统治者的尊严。所以，咸丰皇帝总想把外国人拒之京都之外，越远越好。另一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统治者害怕列强，尽量避免得罪洋人。这种双重性导致其政策上的机会主义和最终的失败。《北京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清政府闭关政策的破产。

参考词条：江户时代、岛原起义、锁国令

1612年开始，德川家康颁布禁教令。1616年，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采取了进一步禁教措施。主要内容是：1.进一步取缔天主教，特别是彻底根除农民中的天主教徒；2.一切外国船只均不得在大名领地通商，只能在崎和平户从事贸易活动；3.中国船只不受此规定之限制。同时，加强了对朱印船贸易的管制，禁止西部大名拥有载重500石以上的大船，朱印状只发给与将军关系密切的京都一些少数豪商。即使这样，西部一些大名仍然在私下与西方商人经商，以求壮大经济实力，得到先进武器，幕府非常不安。1623年，幕府下令禁止西班牙船只来日本。紧接着，从1633年2月到1639年7月，德川幕府连续五次颁布了所谓的“锁国令”。其中主要内容是：1.禁止日本船出海贸易和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偷渡者要处以死刑；2.取缔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对潜入日本的传教士应该予以告发和逮捕，以防止天主教在日本的蔓延；3.对驶抵日本的外国船只实行严密的监视，贸易活动也由幕府进行严格的管制。这样，日本的“锁国体制”最终确立起来了。

1639年，幕府下令断绝同葡萄牙的贸易往来。而在这之前，英国商人因同荷兰人的竞争中失败，在1623年自动撤出了日本。荷兰是一个新教国家，没有在日本进行传教活动，得到了幕府的赞许，而且荷兰商人还曾经支持幕府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因此，幕府许同荷兰进行贸易活动。此外，日本传统的对外贸易国家中国和朝鲜也仍然可以同日本通商。但是，荷兰、中国和朝鲜同日本的贸易活动也受到严格的管制，并且只能在长崎一地进行贸易。因为长崎是幕府将军的直属领地，易于管制，而且，幕府也不愿意藩国的大名享有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而壮大力量。从此，日本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这成为德川幕府统治之下的日本的一个重要特征。

朝鲜王朝在17世纪被清军打败后自我封闭，开始闭关锁国，与外界仅进行少量交往。到19世纪后被迫重新开国。

尼泊尔于拉纳家族专政时实施锁国，只与印度或中国往来。

从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限制了猖獗的海上走私以及海盗行为。

对沿海地区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

这一政策的长期推行，阻碍了中外联系，影响了中国吸收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致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使得中国和世界脱轨，慢慢地落后于世界。

文化上、经济上、科学上无法和世界接轨，各种先进技术思想难以发展，整体上呈现帝国黄昏现象，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减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阻碍本国的经济发展，彻底丧失对外贸易主动权。阻隔与外国的科技文化交流，以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造成国际冲突。影响社会科技发展。限制了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

认定中国清代前期实行了“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政策的观点，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其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马克思在1853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接受了这一观点。因此，这一观点于20世纪50年代纳入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并被学者们推至明代，写入了教科书。于是，在大多数大陆中国人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常识”：明清时代“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由先进转为落后，以至近代长期挨打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也无从说起，就是说了也立即被主流意识形态淹没。

“闭关锁国”体现为对海外贸易的各种限制性政策，其中最严重的是“海禁”，其次为“一口通商”，再次为其他限制性政策。

很多文章将“海禁”直接等同于“闭关锁国”。但“海禁”的定义并不是简单明了的。从各种文献看，判断海禁之有无的标准大不相同。有人以有无明文禁令为标准，有人据市舶司或海关的开闭来判断。

而且海禁有全面与部分之分，部分海禁又包括对特定港口、海域、航线（如东洋、南洋）或国家（如日本），及只针对部分特定主体（如本国商民、“红毛夷”、“倭人”）和客体（如某些商品、船只）的禁令。应该指出的是，只针对未经政府允许的走私贸易禁令不应算做海禁（在如此宽泛的定义下，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在实行海禁）。另外，禁令不一定能够有效实施，不同时期禁令实施的力度和效果有所不同，禁令的有无更不等于是否“闭关锁国”。总体上说，明清两代只在明前期、嘉靖倭乱时期和清初近乎全面海禁，时间跨度远短于开海或部分开海时期。

粗略地说，明代开海时期约占75%，禁海时期约占25%，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禁海时期约占15%，开海时期约占85%。

亦有学者指出闭关锁国实际上是西方侵略者强加在清朝头上的贬词，反映西方国家不顾事实反诬清朝排外，亦指出就算是当时的西方各国的口岸也只容许本国船只进出，本国的进口货物只容许本国船或原产国船装运，并称之为“保护政策”，但又强迫其他国家洞开国门，任由他们自由离去和垄断，是双重标准的做法。

乾隆年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曾经向清朝提出六项要求，当中包括：要求英国货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要求在北京设立商行；要求在珠舟山占一岛屿，以便英国人居住和收存货物；要求在广州城划一地方居住英国人，或者居住澳门之人出入自便；要求准许英商从广东内河航行澳门，货物不纳税或少纳税；要求确定关税条例。

乾隆帝随之覆书批驳英国使臣的要求，有学者认为虽然信中表现出妄自尊大的一面，但一些人往往断章独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句话证明清朝“闭关锁国”，对英国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及关税自主的六项要求避而不谈。另外，清廷限制英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是为了防止澳门被霸占的情况重演，一些国家仍然可到四口通商。

美国东亚史学家欧立德指出，乾隆不仅熟悉西方地理，同时也清楚欧洲法、俄两国内部的情势，他认为乾隆是故意展现他对远方的英国感到兴致缺缺，因为在当时清朝整体来说是一个和平且富有的国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没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清朝政府也认识到英国在印度与广州的势力，只是受限于不同语言的信息在中译上的整合有困难，以及清朝边疆政策较为分权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对英国的认识仍属有限，但并非如过去所想的对外界一无所知。

至于清朝广为诟病的对欧洲商人的各种限制措施，例如不准在广州长期居住、不准进入广州城自由活动、不准和十三行以外的中国商人交易等，其实都只停留在纸面上，从未真正得到过贯彻和实施。例如18世纪6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直接由临时性驻扎变成了长期性驻在机构。又比如一个长住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就承认：“……我们实际上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爱呆多久就呆多久，而且从不带通事（翻译）。”还有西方商人承认：“……然而禁令只是记录在案，事情仍然照常进行，我们仍然和那些以最低价格出售货物的中国商人进行贸易。”清政府对这些违反禁令的行为，基本上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并未认真采取什么惩罚措施。由此可见，英国商人们在广州过得其实是相当舒服和自由的。

闭关锁国并没有减弱清代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18世纪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要依赖白银的大量输入才得以正常运作，平均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约在180-768万两。这些白银主要来源于拉丁美洲，大量使用拉美白银使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经济。学者林满红指出，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引起全球白银供应减少。白银减产进而刺激了印度鸦片对中国的输入，加之中国茶叶、生丝等在世界市场的萧条，最终导致清朝爆发银贵钱贱的危机，并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促成“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清代航海事业的发展，意味着对外贸易又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一步。西方国家“海禁”真实原因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击垮国外势力，达成国内发展；然而，清政府“海禁”的实际原因是考虑到封建统治和自我保护。所以，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根源不是主动闭关锁国造成的，而是国家能力以及国家能力的力量来源出了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大清帝国的国情已经同自身政治使命和历史任务相互背离了，导致所谓的衰落。这一切不仅仅是一个封建王朝的衰落，也意味着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的国家体制的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