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发表长篇小说《丁庄梦》，开始扬名海外。

2008年，发表长篇小说《风雅颂》，引起广泛争议。

201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四书》因被大陆十几家出版社拒绝，只能在港台地区出版。

2013年，获提名国际布克文学奖，获得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以及“影响中国2013年度文化人物”

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炸裂志》。

2014年，凭借捷克语版的《四书》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2015年，小说《受活》日文版获得日本twitter文学奖。

2016年，凭借英文版的长篇小说《四书》第二次提名国际布克文学奖

2016年，出版长篇小说《日熄》；

2016年7月19日，凭借《日熄》获得第六届红楼梦奖。

2017年，凭借英文版长篇小说《炸裂志》第三次提名国际布克文学奖；

2017年11月17日，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第25届学位颁授典礼上，获颁文学荣誉博士。

2018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20年6月，出版散文集《她们》；

2020年10月，获得第七届纽曼华语文学奖。

2021年3月10日下午，第七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颁奖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举行，阎连科被授予纽曼华语文学奖纪念奖章

2021年3月，长篇小说《中原》发表于《花城》2021年第2期，用丈夫、妻子、儿子三元关系的个人口述故事，切入一个中原家庭异乎寻常、近乎荒诞的爱与恨，剖析价值观扭曲的家庭伦理关系，追问家的本原；

2021年11月，获得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这是该奖项首次颁发，阎连科也由此成为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

2023年10月，上榜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第七位。

（参考资料：）

重返乡土家园

阎连科作一个为土生土长的乡土农民作家，对于土地资源输出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人们生活的贫困和命运的不可掌控有着最为深切的体会，因此，如何逃离土地成为了贯穿阎连科长篇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显然不仅与阎连科的农民出身和童年记忆相互关联，也与改革开放经济潮流的迅猛发展与西方文明的涌入密切相关，阎连科曾说到写作是为了逃离土地。因此“向城而生”成为了阎连科小说里耙耧山民的价值判断与人生选择，为了摆脱贫困而纷纷涌向城市。然而在经历了城市生活的种种洗礼之后，逃离故土的失望和伤痛以及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使得这种逃离都以绝望和迷茫而告终，于是“重返乡土家园”成为了逃离之子命运中注定的归宿。

苦难主题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从《情感狱》到《日熄》始终以多灾多难的“耙耧山脉”作为叙述背景，在阎连科的笔下，“粑耧山脉”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环境贫瘠又偏僻，现实的秩序腐朽又粗鄙以及传统的伦理道德积厚而又充满沉郁的僵固状态，在这里天灾与人祸从未停止，无论是漫长的大饥饿时期，还是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和无法抗争的权力，耙耧山民始终经受着身体和精神苦难的双重压抑和折磨。阎连科长篇乡土小说对于苦难的书写，是从个人奋斗无望的苦难到整个村庄所面临的求生求富而不得的苦难史。这种苦难直接与粑耧山脉中每个人的生命相连，因此，摆脱苦难就是求得生存，就是远离死亡，这种用生命作为代价的求生进一步深化了阎连科笔下苦难主题的现实意义。

死亡主题

阎连科小说中的死亡主题可以从历史境遇中的死亡惨象与现实维度中的死亡群像两个方面进行关照。首先，阎连科在死亡的叙述中常常以历史事件作为写作背景，在重新映照历史真实的同时，达到一种极致化的死亡叙写，进而展现作者对于历史现实与生命原初意义的思考和审视。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中最为典型的是对大饥荒和的书写，历史的灾难对于原本就苦难不堪的耙耧山民来说是一种更为致命的存在。同时，作者也常常把人物的死亡归咎于诸如疾病、梦游、权力等现实中的因素，这些导致死亡的现实因素又被作者以寓言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人物的死亡又多表现为一种“非正常的死亡”。

抗争主题

阎连科小说中呈现出的对于绝望的抗争精神。首先，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民生来就面临着疾病、死亡、苦难以及权力摧残之下的种种悲剧命运，面临种种宿命式的不可抗拒的灾难，耙耧山民虽然常常表现出一种认识上的无知，但是他们又从未放弃对于健康、生存、富裕的本能渴望，因此，不懈的抗争成为了人们不断寻找希望的动力，无论是面对缠绕身体的种种疾病，还是艰苦的饥荒岁月，亦或是疯狂的权力压榨，耙耧山民都表现出了自己顽强坚韧的生命力和求生的欲望。其次，在阎连科的写作中，始终隐含着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和乡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峙。而阎连科对于现代文明进程的焦灼和抗争就是在这种对峙中呈现出来的。

神实主义

阎连科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地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入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过真实和现实的手法和渠道。神”即神秘、神奇，具体到。创作中就是荒诞、寓言、魔幻等技巧，是达到“实”的“桥梁”；“实”即存在彼岸的新的现实和新的真实。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创作总是描写特定人群在特定环境下的现实生活，他的许多作品都会介入历史和现实，通过“神”探求“实”，由故事内容的荒诞性和寓言性揭示现实的生活真实；“神实主义”借鉴和吸收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夸张、荒诞、寓言等手法，将小说情节夸张到极致。

荒诞化叙事

在阎连科小说中，复杂的现实图景和阎连科奇妙的想象力构成荒诞叙事的基础。各种荒诞离奇、超越现实的故事情节使他的小说呈现出明显的荒诞化色彩，小说情节、人物亦真亦幻，通过描述或夸大匪夷所思的故事，达到荒谬离奇、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从而真实而深刻地表现荒诞背后的现实世界。在特定的小说世界里，阎连科描写了各种荒诞故事和人物，但是，这些荒诞不是无迹可寻的，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是阎连科加以变形、夸张的写实。在阎连科不断求新求变的创作实践中，荒诞化逐渐成为他在作品中显而易见的要素和标志性风格，表达故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叙事结构

阎连科小说中运用“索源体”的叙事结构。如《日光流年》中，第一卷《注释天意》讲述了中年司马蓝即将面对死亡，为了生存带领全村人凿灵隐渠饮水，采取一切措施反抗喉堵症但最终失败的过程：第二卷《落叶与时间》讲述司马蓝当上村长后的奋斗经历；第三卷《褐黄民谣》叙说青年司马蓝为了当上村长的努力过程；第四卷《奶与蜜》退回到司马蓝的少年经历，成为同龄人的领袖；第五卷《家园诗》则回溯到司马蓝的童年生活和他从母亲子宫里的出生过程。小说完全颠倒时间顺序，先写最后的结局，然后依次逐步回溯过去直至最初降临到世界的事情。

阎连科小说中还运用特的结构形式“絮言体”，采用絮言来参与叙事，并且成为文本的主干结构的语言组织形式。絮言既是附在正文之后对前文内容的解释，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又作为独立的章节而存在，它的大量使用对正文内容构成了完整的补充，支撑着文本的结构框架。如《受活》中，全书八卷三十七章，其中有九章是直接用絮言分别独立成章，既是对正文的注释，注释小说中出现的方言词语，如：受活、热雪、处地儿等等；又讲述了与该词相关的事件，展示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相关事件的前因后果，如：作者用了三页多的篇幅介绍受活庄的历史，用了大篇幅介绍受活庄入社前过的“天堂日子”和入社后遭受的“铁灾”、“黑灾”、“红难”等；同时，絮言也是独立的与文本相关的故事内容，展示受活庄的历史和相关人物的生活经历，为小说引出了更加广阔的时空背景，与正文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小说的主干结构。

叙述视角

阎连科善于在他的小说中运用不同的叙事视角来向读者讲故事和透露自己的思想，他的小说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和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视角。同时，他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小说中大量运用诡谲的亡灵叙事视角。运用亡灵叙事视角，不仅能知晓世间的所有事情，而且能探寻人物内心，可以回望过去，也叙说现在，使整部作品时刻处于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叉和切换之中。亡灵叙事视角是一种全知视角，叙述者无所不知，既具有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真实性的优点，又具有全知全能灵活叙述的优点。作家在叙述故事时非常自由，时问和空间随意跳转，过去与现在、人间与阴间、现实与虚幻，在笔下自由变换，方便故事的展开。

知识分子形象

在阎连科笔下，知识分子是精神的虚无与无从安置的文化寓言者。如《风雅颂》中的主人公杨科是一个带着与生俱来的自卑与后天知识分子的强烈自尊的双重人格分裂者。在遭遇高校体制的腐败之后，内心的怯弱使得杨科选择了一种夹缝中苟且偷生的生存方式。其后，杨科因带领着学生抗击了一夜的沙尘暴的无知行为而被集体投票送进了学校附属的精神病院之中，在医院里，患者死鱼一样的目光让杨科倍感绝望，因此杨科逃离了医院和学校回到了耙耧山脉。在乡村中，杨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得到了强烈的满足，乡亲们都希望杨科可以摸一下自家孩子的头来提高学习成绩，于是，杨科一个一个地摸着孩子们的头，这种阿Q式的自我慰藉成为了杨科在天堂街放纵自我的精神支撑。至此，杨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内我”已经完全消失殆尽。其性格中被压抑的暴力因子在得知初恋情人玲珍的死亡消息之后终于一步步展现了出来。

女性形象

在阎连科笔下，女性代表着主体意识覆灭的寓言，常常容易被忽略的，其原因就在于女性的主体意识往往都被淹没在了苦难的现实与男性权力的声音之中。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多灾多难的封闭空间之中，一方面，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和觉醒所需要的时间被无尽的拉长，另一方面，苦难和死亡的不经意降临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在忙于求生求福，因此，当女性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存在的意义时，也会被现实的苦难消耗殆尽以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在阎连科的小说写作中，女性的存在仿佛预先被安排了命运，只能听从权力，听从男性的意志去进行生育，甚至必要时候可以卖肉卖身来取得共同生存的权力。但这并不能说明阎连科对于女性存在着什么偏见，恰恰相反，作者对于女性始终保持着一种敬畏和怜悯，其笔下的女性往往都表现出了一种“贤妻良母”式的自我奉献的精神，因此，阎连科对于女性悲惨命运的书写更多的则是来自于一种文本预设的需求。

权力者形象

阎连科长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个极致怪诞的政治狂人形象，这些乡土权力的执行者对于权力都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渴望，他们知道如何获取权力，在得到权力之后又毫无人性可言。如《受活》中的柳鹰雀，从其想要购买列宁遗体，为自己修建水晶棺的宏伟构想中，展示了其惊人的权力控制欲，一切为了权力，为了权力可以做任何事，他的极具荒诞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隐喻了乡土权力的畸形运作形态以及对人们造成的权力的压制和迫害。

（参考资料：）

中国作家阎连科跻身于大文豪的圣坛绰绰有余。没有人像他那样以小说的形式高屋建瓴地把握社会，其作品具有惊人的震撼力，作品中呈现出摧枯拉朽有时令人绝望的幽默。（法国《世界报》评）

阎连科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很像赫拉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都对社会进行内部观察，在官方的灰色地带中徘徊。无论从文学还是经历，阎连科都实至名归。他有着犀利的讽刺和对现实的观察能力，最重要的是他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这和卡夫卡的创作精神一样。（弗兰兹·卡夫卡协会评）

阎连科对人性深刻的揭示，他的隐喻的深度，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思考，以及他的独特的想象力和结构虚构能力，都对日本人形成一种冲击力。（日本国立东北大学教师、诗人田原评）

阎连科近年写了不少反映变形社会、怪诞人生的作品，与卡夫卡气质很相近。（中国当代作家方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