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俺答屡屡用兵获胜，兼并了大量人口、牧地和物资，因此在蒙古已是首屈一指的力量。俺答的长兄衮必里克虽有济农之尊，却与所俘虏的代州娼妓淫乱，以致疾病缠身，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去世。其长子诺延达喇（又译能言大儿，明人称之为吉能）继承济农之位，但其能力和威望远逊俺答。这样，俺答不仅统率土默特诸部，也以兄长地位指挥自己的诸弟，并将衮必里克遗下的9子（包括济农）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成了右翼三万户的实际领袖。蒙古的宗主大汗卜赤面对俺答的强大实力，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俺答从青海归来后，便在八白室赠予俺答“土谢图彻辰汗”（意为可依靠的睿智之汗）之号。俺答开创了除蒙古大汗以外的万户首领拥有汗号之先例。

俺答在蒙古诸部纵横驰骋之际，也需要通过与明朝的贸易来增加自己实力。然而自弘治末年以来，明蒙交恶，互市断绝。嘉靖十一年（1532年）春，俺答、吉囊在延绥“求通贡”。所谓“通贡”，就是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但明朝并未应允。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派石天爵和肯切两人至大同阳和塞要求“通贡”，称自己的父亲“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并提出一旦“通贡”，就“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但明廷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扣留了肯切，又高价悬赏，称有能杀吉囊、俺答者封为都督，赏千金。俺答兄弟闻讯大怒，相率挥兵南下，攻击明朝山西的朔州、石州一带，大掠三关而去。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闰五月，俺答再遣石天爵、满受秃、满客汉（肯切之子）至大同，再次提出“通贡”的要求，让使者“持令箭二枝、牌一面为信誓，请贡市，一请不得则再请，再请不得则三请”，并明言相告，三请不得，则以三十万众分两路攻击明山西诸镇。明大同巡抚龙大有诱捕石天爵，擒杀满受秃和满客汉。明廷将石天爵和肯切凌迟于闹市，并传首九边。俺答一如事先所言，自六月起大举进攻山西，入太原，兵至晋南。仅两个月，就“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掳男女三十余万、牛羊豕畜二百万，衣袱金钱称是，焚公私庐舍八万区，蹂田禾数十万顷”。明廷将俺答的赏格提高到万金。此后数年俺答求贡不得，接连发兵袭击明延绥、大同和宣府等地，使明朝损兵折将，损失惨重，俺答有时也遭到明朝军民的有力抵抗而蒙受损失。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五月，俺答又派出堡儿塞等三人至大同左卫传递蒙文书信，表示自己按照蒙古最隆重的礼节，挑选了白骆驼九头、白马九匹、白牛九只及金银锅各一个来“进贡讲和”，并约定“自后民种田塞内，虏牧马塞外，各守信誓，不许出入行窃”。结果三位使者又被大同总兵的巡边家丁董宝等杀害。明宣大总督翁万达痛斥这种做法“大失夷心，横挑巨衅”，并上疏强调“王者之待夷狄，来则勿拒”，应接纳俺答的贡使。但明廷依然不许。边臣只好巧为周旋，私下“以好言答之”。俺答等便认为“既通好中国，遂散处其众，不复设备，遇哨探卒亦不杀”。同年秋，俺答又派使臣至边塞请求入贡，翁万达再次上疏，又被明廷拒绝。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以后，俺答数十次派人要求“通贡”，而且“词颇恭顺”。然而明世宗不仅拒绝了俺答的要求，还严厉斥责边臣说：“乃敢听信求贡诡言，辄骋浮词代为奏闻，殊为渎罔。”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俺答等率兵至宣府，与明军激战，并要求入贡。为避免使者被扣杀，令军士束书于矢端，射入明军营。为表明诚意，归还所掠人丁，并称“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最后警告明朝，如不答应入贡，“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明世宗依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率10余万铁骑围北京三日，明主将仇鸾采取坚壁之策，任凭俺答劫掠京郊，俺答在饱掠之后扬长而去（参见词条庚戌之变）。

俺答尽管在“庚戌之变”中满载而归，但战利品“皆归于部曲，甚为创艾”，加上“畜产死，人民疫病”，人心惶恐不安。嘉靖三十年（1551年），俺答派义子脱脱（恰台吉）至塞上，投书于宣大总督苏佑，“钻刀为誓”，要求入贡并开放马市。明廷同意开放马市，命史道主持马市，开市于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口，后又增开延绥、宁夏等地马市。俺答为表示诚意并使马市继续下去，将从明朝叛逃的白莲教徒萧芹等三十余人械送明方处置。马市本来是蒙古用马来交换明朝的布帛，俺答则希望扩大范围，允许更多蒙古牧民以牛羊交换粟、米、麦等粮食。主持马市的史道认为可以同意，并报请明廷批准，被明廷拒绝，史道也被召还。嘉靖三十年（1551年）十二月，俺答又开始劫掠大同，明廷下令罢大同马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月，俺答派丫头智到大同要求开市，又被明朝擒杀，丫头智临死警告说：“杀我易耳，弟[第]恐中国自是无宁期矣！”九月，明朝又罢宣府马市，明朝九边战端重启。从嘉靖三十二年至四十五年（1553年—1566年），明方仅边关大将总兵、副总兵战死者就有10余人，军卒死伤更无从计数。军费每年增加，仅京师及长城各塞就需四五百万两，财政空虚，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明世宗甚至为之“终夜绕床，不能安寝”。

主词条：俺答封贡

俺答在掠夺明朝期间，也有大量明朝白莲教徒及贫困边民归顺俺答，俺答让他们在丰州滩经营农业，聚居地称板升。在投奔俺答的汉人中，白莲教徒赵全最受信任，先后被俺答封为把都儿哈、仪宾倘不浪，不断怂恿俺答攻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赵全为俺答修建宫殿，并欲尊俺答为“皇帝”，为其规划的战略是“据有云中、上谷，东封居庸，南塞雁门，独以一面”，进则占据山西，退则回到云中，与明王朝形成南北之势。但俺答忙于应付与明朝的战争，无暇顾及称帝之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明世宗驾崩，明穆宗继位，改元隆庆，高拱、张居正入阁辅政。他们切实加强边防，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调抗倭名将戚继光任蓟州镇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大力整顿边防，此外还有谭纶、王崇古、方逢时等良臣得到重用，使俺答再难以得手。明朝边防的巩固，又使俺答逐渐丧失优势，从胜多败少转为败多胜少。入边“虽尝抢掠些须，人马常被杀伤，近年各边时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自嘉靖末年起，丰州滩等地区连年发生水旱风雪灾害，农牧业遭受严重损失，连赵全、李自馨等汉人头目都暗中同明朝通款，企图获赦回国。俺答对明朝的优势不复存在，在明蒙关系中愈发被动。

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十三日，发生了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投明事件。把汉那吉是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黑台吉）之子，自幼丧父母，由俺答妻一克哈屯（莫伦哈屯，即“大娘子”）抚养成人，他已娶把汉比吉为妻，又纳兔扯金之女为妾，但此妾被俺答夺去，配与鄂尔多斯部，把汉那吉极为恼怒，于是携妻把汉比吉及奶公阿力哥等10余人至大同镇所属平虏卫败胡堡（今山西平鲁县境）叩关投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纳了他们，并报宣大总督王崇古。两人计议，认为可以作为筹码，挟制俺答，遂由王崇古上奏朝廷，主张对把汉那吉“宜给官爵，丰馆饩，饬舆马，以示俺答”，俺答如果要求放人，就让他交出赵全等人作为交换，如果俺答不交出赵全等人，就威胁杀死把汉那吉。如果俺答对孙子无动于衷，那就效法汉代在边境设置属国的故事，让把汉那吉招徕旧部，充当明朝守边属夷，等俺答死后再议其去向。在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的积极支持下，王崇古的建议得到明穆宗的采纳，遂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并给予优厚待遇，妥为安置。

把汉那吉投明时，俺答正苦于连年饥荒，拟西掠藏区，途中闻报，忙率兵东返，约诸部南下，想以武力夺回孙子。赵全等也极力唆使俺答诉诸武力，迫使明朝归还把汉那吉。一克哈屯朝夕哭泣，眼睛都肿了，听闻赵全之谋，骂俺答说：“老悖！不遄死，信汉叛儿（指赵全）反覆，乃欲侵汉，汉士马强，安能必得志？是速杀吾孙也！”俺答一面遣其子黄台吉为先锋，挥兵南下，攻入明塞，打算俘虏一名明将来交换把汉那吉，但此时正逢冬天，草枯马饥，俺答部众厌战，前锋受挫。俺答又担心双方战争危及孙子性命，这时，方逢时派先前与俺答部众熟识的译者鲍崇德前往俺答营中，劝俺答息兵，交出赵全等，以换取把汉那吉。俺答也派使臣前往明营探视把汉那吉，使臣回来后报告称把汉那吉所受待遇很好。方逢时又将赵全、李自馨等人的投降禀揭交付鲍崇德，鲍崇德再至俺答营，屏退左右，将此些禀揭告诉俺答，俺答大惊，说：“有是乎！太师（王崇古）诚爱我也。”于是决定交出赵全等人。方逢时为表明诚意，将守备苑宗儒的儿子和两个弟弟作人质，送入俺答营中，使俺答大受感动。俺答召还黄台吉军，该军撤出张家口时，遭到宣府明兵的阻截，黄台吉令部属不予还击，惟恐破坏双方的和谈。十一月十九日，俺答依约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张彦文、刘四等9人（周元闻变饮鸩死）械送大同左卫，并表示：“我从未发动战争，战争都是赵全他们挑起的。我孙子投降汉人，这是上天要让汉人和蒙古人和好。如果大明天子能封我为王，我借助天子威灵在称雄于北方首领中，谁敢不听？我发誓永守北边，不敢再生边患。即使不幸死去，我孙子袭封王爵，他的衣食都来自中原，怎么忍心背叛呢？”派使者随鲍崇德至明，要求封号并开展互市。十一月二十日，方逢时奉旨盛宴招待把汉那吉等，与之饯行，明穆宗赐彩币四表里、布一百匹，并派人护送。临行，方逢时对俺答使者嘱咐，不要加害阿力哥。把汉那吉夫妻恋恋不舍，哭泣而去。俺答亲至河边迎接，祖孙见面，相拥而哭，随后派中军打儿汉等至明营致谢，表示“愿世为外臣，贡方物”。

隆庆五年（1571年）二月，宣大总督王崇古将俺答的“封贡”要求上奏朝廷，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8条建议：议封官号、定贡额、议贡期贡道、立互市、议抚赏、议归降、审经权、戒狡师。三月初，明穆宗命廷臣进行审议，经几次反复议论，“廷臣言（封贡）利者十三，害者十七，相持不决”。这时，高拱和张居正出面，力排众议，全力支持王崇古的建议。明穆宗同意了高拱、张居正和王崇古等人的意见。双方使臣持书信进行协商，俺答回信承诺信守约定。三月二十八日，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此外封俺答弟昆都力哈（老把都）和长子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其余子侄和部下六十三人分别为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官，授俺答以镀金银印，其余颁给敕书，按官秩分等级给予丰厚赏赐。俺答等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每次不超过五百匹，贡使人数不超过一百五十人，其中60人准予进京，其余留在长城关口，由朝廷给予马价，另加赏赐，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后增陕西、宁夏两地）的长城附近开设互市市场。五月二十一日，俺答在大同得胜堡塞外的晾马台召集土默特、永谢布和鄂尔多斯右翼三万户诸台吉、官员及部众大会，在明朝官员参加下，举行受封仪式，他对天发誓说，八十万汉人，四十万，“你们都听着，听我传说法度”，我地“新生孩子长成大汉，马驹长成大马，永不犯中国”，当众宣布了“规矩条约”十三条（参见俺答汗受封规矩条约），又派使臣带着贡品向明朝上《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双方各自对促进和议的有功人员作了升赏，俺答给部下有力人员授予“宰桑”或“岱达尔罕”名号；明穆宗也擢升王崇古为兵部尚书、方逢时为兵部右侍郎。

就在俺答受封顺义王的隆庆五年（1571年），格鲁派僧侣阿兴喇嘛来蒙古右翼地区传教，他利用佛教生死轮回的教义，迎合俺答欲称雄草原的心理，尊称俺答为“大汗”，说他之所以成为人间尊贵的君汗，是他世世修行的结果，是前世君汗（指忽必烈）的转世，只要在今生今世广兴佛教与经典，普度众生，积功德和利益，就能像“转轮圣王”那样征服四方，名扬天下。俺答对八思巴与忽必烈（薛禅汗）二人的交往早有耳闻并一心向往，便向阿兴喇嘛请教佛法。阿兴喇嘛一面讲解佛、法、僧三宝及八戒，一面要求俺答抛弃萨满教。于是俺答开始皈依藏传佛教，并向明朝请求佛经和喇嘛僧，明朝认为这是让俺答“放下屠刀”的好机会，便一一兑现。阿兴喇嘛接着向俺答指出，若想遵行忽必烈和八思巴二人所创立的政教二道并行之制，就应请迎佛于西藏拉萨地方，而在西藏由宗喀巴所建的庄严极乐之地（指哲蚌寺），住有一位识一切者索南嘉措，他执掌释迦牟尼之教，他是诸僧之师尊、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在他十几岁的时侯，就显示了与俺答会见的吉兆，预言清净的佛教将弘播于东方。那里还有无与伦比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尊贵的大汗要想仿效昔日之八思巴与忽必烈那样引导佛教，就应该派人向那里的佛像作供献，向诸僧作布施，迎请索南嘉措及《甘珠尔》《丹珠尔》诸经。等到佛教弘播、兴盛之时，大汗就能像转轮圣王那样名扬天下，获得佛荫而托生于极乐西天。

在阿兴喇嘛的诱导和切尽黄台吉的敦促下，俺答召集右翼三万户领主共同议定，派使臣进藏邀请索南嘉措；同时，为迎请索南嘉措，俺答命其子丙兔在青海察卜齐雅勒地方（即恰卜恰，在今青海湖东南之共和）建立寺庙。万历二年（1574年），俺答派思达陇囊素、威静宰桑、达云恰（恰台吉）、本宝善丁等人为使者，携带俺答的书信、金银珍宝等供献、大批布施，前往西藏礼佛，谒见索南嘉措，历十余月之长途跋涉，到达拉萨，在释迦牟尼佛前敬献供品，大行布施，然后诚恳地邀请索南嘉措驾临蒙古。当时西藏处于噶举派的藏巴汗政权的统治下，格鲁派受到压制。索南嘉措试图借助蒙古力量来对抗藏巴汗，便借佛旨予以允诺，并让俺答于牛年（1577年）在察卜齐雅勒庙来见他。达云恰和思达陇囊素二人得到索南嘉措的明确允诺之后，于万历四年（1576年）五月偕索南嘉措的专使、哲蚌寺的戒师尊追桑波返回蒙古。俺答再次召集右翼三万户的领主们聚会，决定按照索南嘉措安排的日期，于牛年（1577年）动身赴青海察卜齐雅勒庙隆重迎接索南嘉措的驾临。同时决定派出第二批使者进藏迎接索南嘉措。他们于万历四年（1576年）十一月出发，次年六月抵达拉萨，敦请索南嘉措前往察卜齐雅勒庙，索南嘉措应允，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启程。同年，察卜齐雅勒庙落成，在俺答请求下，明廷赐名“仰华寺”。俺答在会见索南嘉措前先出征瓦剌，但被击败，然后致书明朝甘肃守臣，要求借道甘肃入青海，明方同意他过境，遂于万历六年（1578年）初夏进入青海。与此同时，索南嘉措也到了青海。五月十五日，双方在仰华寺正式会晤，举行了大法会。在会上，以俺答为首的蒙古右翼大小领主及部属抛弃萨满教，皈依藏传佛教，并当场有上千人受戒，大量贵族子弟出家为僧。同时，还约定改革殉葬等旧俗，制定戒律。最重要的是确立索南嘉措和俺答的施供关系，索南嘉措赠俺答以“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又作“梵天大力咱克喇瓦尔第诺们汗”，意为“梵天大力转轮法王”）之号，“咱克喇瓦尔第”是“转轮王”之意，象征极有威力的君长；“彻辰汗”即元代译法之“薛禅汗”，意为“聪睿汗王”，也是忽必烈的汗号。俺答则授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圣识一切为索南嘉措原有称号，瓦齐尔达喇为梵语执金刚之意，达赖为蒙语大海之意，喇嘛为葬于上师之所。从此哲蚌寺的转世系统就被称为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就是三世达赖（根敦朱巴和根敦嘉措为追认的一、二世达赖）。

在索南嘉措的劝告下，俺答于万历七年（1579年）七月东返，十二月回到大板升（归化城），并修了座寺庙（大召寺），明廷赐名弘慈寺。其后，俺答患上重病，右翼一群贵族商量：“这佛法有什么益处？既然不能有益于这位合罕的黄金性命，那么今后又能对别的事有益吗？这是喇嘛们的骗人行径。现在就除掉这些僧人吧！”俺答予以制止，表示自己寿数已尽，如同释迦摩尼涅槃。其后又召来切尽黄台吉说服这些人不得再产生废佛杀僧的念头。

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1582年1月13日），俺答去世，享年74周岁。遗孀三娘子和儿子黄台吉派使者高榜实等向明朝三边总督郑洛告丧，郑洛立即上奏朝廷。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明神宗下旨以王礼赐祭七坛，赏彩缎十二表里、布百匹，以示优恤。俺答死后，先土葬于哈尔古纳山阳（即大青山南面）。万历十五年（1587年）三月二十六日由其曾孙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为他举行火化仪式。

16世纪中叶，蒙古地区社会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大批汉族人进入漠南地区，旧的习惯法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俺答为了维护封建领主的利益和社会秩序，处理各种刑事犯罪和民族、民事纠纷，俺答召集所属各部领主，修改原有的习惯法。他先听从汉人建议，采用《大明律》，接着制订了《俺答汗法典》，并于万历九年（1581年）正式公布。由前言和刑律“十三法”两大部分组成。今人将其刑律划分为十二章或十三章一百一十五条。前言中肯定了佛教和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俺答汗的权力和法典的效力。刑法包括人命案、伤残案、盗窃案、叛逃案、夫妻家庭纠纷、主奴纠纷、尸体及传染病案、同使臣和公差有关的案件和处罚条款，也有关于抗灾保畜、保护野生动物、扶助救济他人的奖惩规定。其中除了奴仆致他人死亡兼犯盗窃罪者处以死刑外，其他一律以罚取数量不等的牲畜、“杖责”和“顶替”(赔偿受害者丧失的劳动力)处治。其中亦有保护妇女、家庭的法规。与原有的习惯法比较，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为俺答汗统治时期最为完整和系统的法令和法规，是研究蒙古当时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和蒙古法制史的珍贵文献。

畜牧业是蒙古族传统的经济产业。俺答讨伐瓦剌、兀良哈等部，迫使察哈尔东迁，并将势力延伸至青海，就是为了获得大量水草丰美的新牧场。同时，他还加强对畜牧业生产的管理。为了避免畜群过于集中而牧场不足，他采取分散牧养的办法，将其子孙、侄子、女婿等分散到各地，各有领地和牧场，形成“三枝十二部”，既是军事、行政单位，也是分散牧养的经济群体。领主的大批牲畜采取两种方式放牧，一种是由领主们的奴隶放牧，或由承担赋役的“阿勒巴图”以服役的形式专门为领主放牧；另一种是领主将牲畜交给属民牧养，属民可以分得少量孳生的幼畜以及乳、羊毛等畜产品。后一种是初级的“放苏鲁克”制度，无畜或少畜的属民从中得到一些利益，因此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也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这种制度不仅施行于本部属民，也使用于来投靠本部的无产业蒙古人和汉人。为了保护冬季牧场，俺答在夏季往往率领部众翻山越岭到远离土默川的地方去放牧。值得注意的是在土默特地区已经有了棚养和圈养等方式，这对于抵御自然灾害和防治疫病是积极的措施，使牲畜得以稳定发展，也保护了当地刚刚兴起的农业。在《阿达汗法典》中，也制定了10条关于抗灾保畜的事项，在暴风雪、遭狼袭击、火灾、沼泽地救出畜群者，都要得到相应奖赏，如“救出牛群者，奖给牛一头”“救出马、牛者，奖给山羊一只”“救出马群者，奖给马一匹”“救出绵羊群者，奖给尚好绵羊二只”，“从沼泽地救出骆驼者，每峰骆驼奖给马一匹”等。相反，如果造成牲畜死亡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开玩笑致牲畜死于水中者，罚牲畜二九”。俺答发展畜牧业收到很大成效，拥有马四十万匹，骆驼、牛、羊百万只。

俺答在蒙古传统的畜牧业之外，又另辟蹊径，发展农业，以改善单一游牧经济的窘况。而他发展农业主要是利用被他俘虏或来投奔他的汉人。汉人聚居地被蒙古人称为“板升”（源于汉语“百姓”），而这些“板升”就以经营农业为主。俺答对来投的汉人，不仅给牛羊，也专门给土地，让他们耕种，甚至掠夺汉族人口，令其种田纳租。经过蒙汉族人民多年的开发，丰州滩地区的农业得到高速发展，垦荒万顷农耕地，耕具有牛有犁，种有麦、谷、豆、黍等谷物，还有瓜、瓠、芥、葱、韭等蔬菜。如无较大灾害，则粮食逐年增加，仅赵全就有积谷二万余斛。他们提交蒙古封建主的粮食就更多，以至成为蒙古人的主要口粮之一。在农业兴起之前，蒙古领主出征令战士杀羊一只，牵马二匹，或以革囊盛干酪为粮。至万历年间，俺答汗遣妻子三娘子与恰台吉作战，“令人治羊驼各一头，马五匹，米三斗”。

随着经济的发展，俺答开始在丰州滩营建城市。他最初建立的城市是大板升城地点在丰州滩西部，大约在今土默特右旗一带。早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汗在兴办农业的同时，就到大同塞下，要求明朝给予“木工、画工、铁工，往丰州盖城”，由于遭到明朝的拒绝，这一宏图暂时搁置了。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随着大批汉人进入土默特地区，丘仝等为俺答“造起楼房三区”。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在俺答汗主持下，起造五塔和八座大板升，这就是初修的大板升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明大同总兵刘汉率三千骑兵，袭击丰州，将俺答所建之城烧毁殆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赵全、李自馨等为俺答汗重建大板升城，并创起长朝殿九重，因大风，殿梁折断。翌年，赵全等又大规模地重修和扩建了大板升城的宫殿。隆庆和议后，俺答汗把大板升城授予其把汉那吉主管，作为他的领地，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把汉那吉的势力和地位。为了便于同明朝的和平交往，也为了便于控制漠南蒙古各部，俺答另谋更靠近明朝大同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筑新的城堡，也希望把新建的城镇作为蒙汉贸易的中心，隆庆六年（1572年），俺答模仿北京城（蒙古人仍以元朝习惯称为“大都”），在大青山之南兴建库库河屯（意为“青色的城”，即今呼和浩特旧城）。万历三年（1575年），该城竣工，俺答报请明廷赐名，明廷遂赐名“归化”。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又在归化城外兴建罗城二十里，奠定了今日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基础。

俺答本来信奉萨满教，迷信巫术，铁背台吉夭亡时，其妻莫伦哈屯拟以一百童子和一百驼崽为之殉葬，他也听之任之，只是由于众人之强烈反对，杀至四十余幼儿时才被迫中止。后来不断有汉人白莲教徒投奔，也一度对白莲教感兴趣，并让教徒萧芹用“喝城”之术让城墙坍塌，但法术并未奏效，俺答便对白莲教失去兴趣。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俺答率右翼第四次出征青海时，将俘虏中一千名喇嘛释放，说明他对藏传佛教已有好感。隆庆五年（1571年），他在藏传佛教格鲁派阿兴喇嘛的劝说下皈依佛教，请明朝将佛经翻译成蒙古文后颁赐给他，并请送来藏僧。万历六年（1578年），他率蒙古右翼贵族在仰华寺会晤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授其“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俺答率先引进藏传佛教的目的使自己获得忽必烈转世的“转轮王”之地位，从而称雄草原，此外，也有利于他控制青海地区。

俺答还根据索南嘉措的建议，使蒙古人的思想、行动纳入黄教的规范。首先废除以人畜殉葬等野蛮习俗，如果杀人殉葬就处死，用家畜殉葬就没收家产，此外还革除旧的萨满教祭祀习俗，将原有的萨满偶像“翁衮”投入火中，改以守满月、新月及初八日三日之斋戒。同时鼓励出家，免僧人从征、从猎、服役、纳税之义务，如殴打喇嘛及僧伽，则毁其犯者之家产。随后，索南嘉措又将藏传佛教传播到察哈尔和漠北喀尔喀，进而远播卫拉特（瓦剌）。到17世纪时，藏传佛教已成为蒙古人共同的信仰。

隆庆和议以前，俺答曾听从丘富的建议，善待并招徕明朝儒士，吸引不少明朝人去投奔，丘富则负责测试这批人，是真儒士就命其统兵。不是的话就令其种田。隆庆和议以后，王崇古派通事丛文光将《忠经》《孝经》翻译成蒙文，讲解给俺答，俺答大喜，并命把汉那吉等学习汉字。

俺答率领右翼三万户南征北战，拥有十万以上的兵力，甚至有“控弦之士四十余万”的说法，总之，他积累了雄厚的军事实力。向北，他从嘉靖三年（1524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六次越过杭盖罕山（今狼山），打败兀良哈万户，使其远徙唐努乌梁海地区，再也无力南犯；向西，他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次越过星胡拉（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境内，一说贺兰山某山口），远征青海，驱逐了盘踞那里的异姓蒙古贵族亦不剌、卜儿孩，征服了畏兀特、撒里畏兀儿和一些藏族部落，留其子丙兔镇守青海，使青海成为土默特部领地；向南，连年掠夺明朝宣府、大同等地，并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蹂躏京畿，造成庚戌之变。向西北，他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后与侄孙切尽黄台吉五次讨伐瓦剌，前三次取得成功，迫使其西迁西域。万历二年（1574年）切尽黄台吉被击败，其后请俺答出征瓦剌，但明朝兵部尚书王崇古、宣大总督吴兑等向瓦剌泄露俺答出兵的消息，导致俺答在万历五年（1577年）最后一次出征中失败。

俺答对敌对的蒙古部落进行讨伐（参见“为政举措-军事”目录）。对于掌控察哈尔万户的蒙古宗主大汗（明朝称小王子），他往往桀骜不驯，“数失小王子贡约，亦相侵伐，同时也戒备察哈尔，侵扰明朝时一般“留兵以护家，防小王子”。”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卜赤汗去世，拥有强大的实力的俺答更加轻视新大汗打来孙（达赉逊）。在卜赤汗去世不久，双方便开始了“盗马仇杀”。权威衰落的打来孙既无力兴兵讨伐右翼，又不能防止右翼的侵夺，被迫率察哈尔部从锡林郭勒大草原向东迁徙到辽河套地区。打来孙率部东迁不久，曾约俺答等共同出兵进攻明辽东地区。俺答汗自然不希望察哈尔部在辽东坐大，不仅没有应征，而且派使者将打来孙的预谋告诉了明方，并要求明朝和自己一起击灭察哈尔部。由于明朝对俺答怀有戒备，没有接受俺答汗的建议，但俺答一直奉行这一方针，直至万历二年（1574年），他还向明朝通告察哈尔部的军事行动。

察哈尔部东迁后，其故地被俺答汗弟伯思哈儿、长子黄台吉占据。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左右，朵颜卫都督影克携带成吉思汗母亲诃额伦哈屯之宫帐投奔俺答，并与伯思哈儿、黄台吉联姻，成为黄金家族的塔布囊，形成了新的喀喇沁万户。

在隆庆和议以前，俺答屡屡掠夺明朝，俘虏大量汉人。俺答汗对汉人俘虏的处置前后有很大不同，开始是“老与壮者辄杀之，少者与妇女皆携去为奴婢”。后来“丁壮有艺能者亦掠，是渐知集众也”。对于内地的逃亡人口，俺答汗等也予以收留和安置。嘉靖三年（1524年）和嘉靖十二年（1533年），明朝大同镇两次发生兵变，失败后的士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嘉靖三十年（1551年）前后，内地一些遭到明官方搜捕的白莲教首领和教徒也逃入土默川。还有不少穷苦的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和士兵，为寻求生计，也纷纷进入漠南地区，与蒙古族杂居。到隆庆和议达成后不久，仅土默川地区就有十万汉人。对于众多的汉人，俺答汗等挑选其中的有领导能力的人作为统领，分别隶属于俺答汗等大小领主，最初由白莲教首丘富担任总头领，丘富死后，又由赵全、李自馨、周元等任大头领。赵全有众达万人，李自馨六千，其余王廷辅、张彦文等各千人。赵全等又将其众分割为大板升十一部，小板升三十二部，多者八九百人，少者六七百人，各有头领。隆庆和议期间，赵全等白莲教徒被交出，同时俺答与明朝的战争也宣告结束。此后，俺答以蒙古所盛产的马来换取汉地生产的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蒙古史籍形容其“打开了取之不尽的大仓之门”“年年月月不断供我所需，令人满足称心如意”。但其实像铁锅、农具的交涉一直在继续，明朝最终同意每年允许俺答买铁锅500口，而农具依旧不给。

俺答重新开启了元亡以后断绝的蒙古族与藏族的交往，他与藏族关系友好，皈依藏传佛教，并支持其中的格鲁派（参见“为政举措-文化”目录），为蒙古族和藏族关系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俺答汗被火化后，从中拣获无数五色珍珠般的舍利子，三娘子令尼泊尔工匠以宝石、金银制作了一座大型的舍利塔，将俺答汗的骨灰放入其中。在大召寺西侧建造了一座庄严的青色宫殿，供奉俺答汗的舍利塔，不过殿、塔已不存。今天的大召寺广场上有俺答铜像。

明代绘画《俺答汗进贡图长卷与表文》（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绘制了俺答使臣赴京贡马的沿途风光，图卷中的俺答及三娘子的图像应该是最接近本人长相的珍贵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