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陆相地层找油探索

与国外所云的“贫油”论调相反，中国老一辈地质学家以扎实的地质理论基础结合多年石油勘探经验，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石油可办。”（李四光，1928年）。从20—30年代，以谢家荣、潘钟祥、黄汲清、孙健初等为代表的地质学家先后到陕北高原、河西走廊、四川盆地及天山南北进行油气地质调查，分别于1937年和1939年在陆相盆地中找到了新疆独山子油田和甘肃玉门老君庙油田。1936年，孙健初三出嘉峪关，对玉门老君庙和石油沟进行了地质和石油资源的详细勘察。1938年冬，他与严爽、靳锡庚等一行9人骑着骆驼，顶沙冒雪到达玉门老君庙，次年陆续钻浅井6口，发现了老君庙油田。老一辈石油地质学家正是以坚持实践第一的工作作风，以及对大自然奥秘不断求索的精神，拉开了中国陆相生油理论诞生的序幕。

中国陆相生油理论提出与早期实践

1941年，《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陆相生油》这篇放射光芒的划时代论文首次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会议上宣读。“中国陆相生油”，这一崭新的命题，出自当时正在美国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一位中国青年——潘钟祥。1931年，潘钟祥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4次到陕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并在四川等地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他指出：陕北的石油产自陆相三叠系及侏罗系，四川产天然气的自流井无疑也是陆相地层。赴美求学后，他在浩翰的文献中也发现了诸如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北部泡德瓦斯油田的原油产于陆相第三系的例证。

“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为在中国陆相盆地中找到大量石油提供了依据。40年代中期，中国地质工作者在玉门油田所开展的古生物研究工作，又为证实“陆相地层”生油提供了新的佐证。从1955年开始，人们在新疆准噶尔盆地找到了克拉玛依油田，并陆续在酒泉、柴达木、塔里木、四川、鄂尔多斯等盆地找到了油气田，这一切充分展示了陆相地层的含油气远景。

至50年代末，地质学界还在分析世界各地发现的陆相地层产出的原油，尽管存在不同的来源与成因解释，但已孕育着陆相生油理论，它将作为石油地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冲击着唯海相成油理论的绝对主导地位。但应当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外学者虽承认陆相石油生成和聚集的存在，却还不能证明具有较大规模的有机质堆集、转化、运移，并形成较大型油气田的事实。

50年代中期，我国石油勘探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进行了找油重点战略东移。至50年代末，松辽盆地发现了特大型油田——大庆油田，原油产自白垩系陆相储层，油源岩也由陆相湖泊沉积物形成，厚度达1000米以上，油田规模约1000平方公里。大庆油田从规模开发以后，年产量稳定在5000万吨达几十年。这一重大突破不仅是勘探实践上的重大进展，更重要的是对石油地质学的极大丰富和完善。大庆油田的发现雄辩地证明了陆相油气藏的形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存在很大规模的油气聚集，形成大中型乃至特大型油田。这不仅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而且表明了依靠对陆相地层的研究可以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

从60年代以后，中国相继开发了渤海湾（包括大港与辽河油田）、江汉、南襄、苏北、北部湾、二连等油气盆地和地区，它们都是在陆相含油气盆地中形成的油气藏。尽管陆相盆地的石油地质条件相对海相盆地要复杂得多，但油气储量是丰富的。例如，在渤海湾盆地发现的一系列陆相油田，具有大中型规模，有的单井日产量可达千吨以上。陆相石油地质研究在短时期内从勘探实践到确立理论取得如此明显而巨大的进展，的确使世界石油地质界的一部分科学家难以理解和接受。直到1966年，仍有一些国外著名地质学家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人在渤海湾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陆相生油论”是“不可能的，是耸人听闻的说法”。

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世界陆相盆地中又有一重大发现，人们在澳大利亚的吉普斯兰盆地和库珀盆地找到了一系列由陆相沉积所形成的大中型油气田。

中国在进入70年代以后，先后在湖北江汉盆地、陕甘宁地区以及苏北和豫西南等地区发现了一批油气田。1975年末，河北任丘的古潜油田的发现开拓了石油勘探的新领域。陆相石油地质理论也经历了从背斜油田、断块油田到复式油气聚集带等不同的认识论发展阶段。

随着中国、澳大利亚等国石油地质专家对一些陆相盆地的深入了解和研究，陆相成油理论已被越来越多的石油地质学家、地球化学家所接受。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一些著名学者也发表了不少关于陆相生油的论述。当然，不容置疑的是中国石油地质学家、地球化学家对陆相生油及油气藏形成理论作出的极其卓越的贡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质系主任A.D.马洛尔教授在了解了中国陆相含油气盆地的情况后，著文说：“中国油气藏普遍形成于陆相沉积。作为陆相沉积盆地专家，我从那里（中国）学到了许多有关盆地的知识。”

陆相石油地质理论是石油地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将提高石油地质学的整体水平。陆相石油地质理论也将不断吸收海相石油地质的理论，以促进世界石油与天然气勘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