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云家中出来，陈希愈等人十分激动，决心以此为指导思想，打开利用外资的突破口。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

除此之外，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陈希愈也对文革以来延缓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补救，这对于恢复工农业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1973年5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办法《农村人民公社贷款办法（施行草案）》，对贷款的原则、对象、种类、期限、利息和管理等作了规定。6月15日，商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印发<中国人民商业贷款办法>的通知》。《中国人民商业贷款办法》对商业贷款的任务、种类、贷款掌握、账户和管理做了具体规定。

8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认真做好收回到期农业贷款工作的通知》，其中强调，各地银行要认真帮助社队做好效益分配，不把国家的农业贷款（包括信用社贷款）和预购金作为可分配的收入，分配给社员，做到既增加社员收入，又增加公共积累，归还到期贷款。文件还指出：收贷要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注意政策；加强调查研究，做到还款时间、金额、资金来源三落实。

三天后，央行再次发出《关于工业结算贷款问题的通知》，规定：国营工业企业的发出商品，凡是采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在发货后三天（特殊情况最长七天）之内办理托收的，都可以向银行申请结算贷款。从1973年第四季度起，各地发放的结算贷款，不再包括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业贷款指标之内。

1974年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结束对1961年以前农业贷款豁免工作的通知》，决定对1961年以前农业贷款豁免工作截至1973年年底结束。

197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财贸工作会议，会上印发了财政部起草的《关于整顿财政金融的几个问题（草案）》，其中关于改进信贷管理体制，文件指出：从1976年起，人民银行的业务继续执行集中统一的方针，实行总行和地方双重的领导，以总行领导为主。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国民经济秩序逐渐恢复，作为央行行长的陈希愈身上的担子依然不减，此时面对新时期的新任务，央行也在积极寻求变革。

1976年10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沈阳召开全国银行工作碰头会，提出在研究改革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时必须坚持三项原则：一是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二是全国要统一计划、综合平衡；三是要坚持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口管理。

1977年11月2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以确保货币发行权的集中统一，保障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信贷管理、工资基金管理、金银外汇管理、金库条例、会计制度等一整套基本制度的贯彻执行。二十天后的10月24日和28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发出《中国人民银行财务管理制度》和《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自1978年1月1日起试行。

1977年12月31日，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作为国务院部委一级单位，与财政部分社的决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与财政部分社的通知》，决定于1978年1月1日起开始分开办公。同时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的银行机构，也在1978年以内完成与财政部的分社工作。

1978年1月1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分开办公。半个月后的1月15日，中共中央任命李葆华为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行长，陈希愈为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