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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棐(1505- 1559),字汝忠,号文冈,河南开封府鄢陵县人,匠籍,国子生,治《礼记》,嘉靖九年(1530年)河南乡试第四十三名举人,十四年会试第八十二名进士,授中书舍人,二十一年任礼科给事中,二十三年陞右给事中,二十四年上疏除胡邪,正祀典,昭华夷大分,废黜了忽必烈的祭祀,陞户科左给事中,直谏敢言,不避权贵,因忤上旨,二十六年谪为大名府长垣县丞,历宁晋县知县、泽州知州,召还朝廷授刑部员外郎,陞刑部郎中,二十八年恤刑陕西,历山西提学副使、陕西按察使,三十六年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三十八年(1559年)以疾致政而还,九月末旬卒。著有《文冈集》二十卷,《八阵图说》二卷、《火车阵图考》一卷。
二十九日,奉圣旨“这所言说的是,礼部并会议来说”。
二月七日,奏疏通过,世宗曰“元本胡夷,又甚于五季者,帝王庙并墓祭俱黜罢。“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月二日,上疏陈河道事宜,除水患以祛民害,减河役以苏民困,皆报可。
二月二十日,给事中陈棐将朝觐官敕谕衍作官箴十章上之,得旨:“陈棐舞弄文墨,辄欲比并敕谕,风示在外臣工,甚为狂僣,令陈状棐引罪,命降一级,调外任用。谪为大名府长垣县丞,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陞泽州知州。居官清直,吏民不扰,贮书造士,升刑部员外郎。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二月十八日,遣刑部郎中陈棐恤刑陕西。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为山西提学副使。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六月一日,陞陕西按察使陈棐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十三日:巡抚甘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棐奏言:“甘肃一镇所设官皆武职,虽有监督通判,各卫首领率以年老,监生及杂职充之以无提调学校助宣教化,宜令今后通判员缺以科目出身者铨补,即各卫首领官亦宜选用通敏有学术者。”报可
嘉靖三十八年( 1559年)五月三日,上言御虏六事,一劾功罪,二纪重伤,三辨番汉,四留空堡,五施药毒,六行间谍,兵部议复,诏行其议。
以疾致政而还,九月末旬卒。
礼科右给事中臣陈棐谨题,为愤切丑虏横逆,恳乞宸断,除胡邪,正祀典,以昭华夷大分,以明万世纲常,弘圣作以预消虏患事。
臣惟天极尊于上,地维奠于下,圣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圣人于中国,是以函夏为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立华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区界之以风气,殊别之以语言,辨异之以衣服,乃二仪开辟之所建,而非人力之可溷也。
故内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僭华,如夜之不可为昼,履之不可加首,此万世之纲常,天地之大义也。故蛮夷猾夏,征诛必加,戎狄是膺,籍称厥功,《春秋》予夺,炳若日星也。
臣见近来北虏众强,稔恶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泽潞,昨年犯紫荆矣。而我边氓逋掠在彼导之攻劫,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白通事,昨年有王三矣。
夫北虏而犯我中国,是以夷猾夏也;我氓而附乎北虏,是以夏从夷也。履霜坚冰渐不可长,臣愚窃谓今日治安御攘之方,固欲群策之毕举,而第一莫大之务尤自于严内夏外夷之辨,以明万世之纲常,以正百代之典礼,如今日纲常典礼之极有关系者,胡元之鬼不可祀于我中国圣帝明王之列是也。
既当祀胡虏之君,又何以禁胡虏之侵?既当礼其神,又何以遏其人?此臣愚之所以昼度夜思,辗转而竟不可觧,腐心疾首,扼腕而不能平者也。臣按:帝王庙之建,所以崇德报功、昭极明统、奉上天以尊中国也。故自盘古以迄于今,上下数万千年,历数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汤、周武,曰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兹数君者,纯金美玉,无少疵议,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统相承,所谓“功德”者有功于中国,非谓强其本国也。所谓“大统”者,承帝王之正统,非但言其一统也。择之其严,取之甚精矣。夫何十数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称为世祖者厕于其间?
夫蒙古之元,其先则孛端义儿,其姓则奇渥温氏,其居则乌桓之北,其所谓“铁木真”而元人称为太祖者虽荼毒中原,犹未殄灭南统,迨忽必烈时力愈强而恶愈肆,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习中国以胡俗,言中国以胡语,译中国之书以胡字,官中国之正以胡人,浊我寰宇,斁我彝伦,始则以夷猾夏,既则变夏于夷。当是之时,吾天地所开之中土,吾万古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区域,尽沦胥而为夷狄矣,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于我中国帝王,实得罪于天地也。若以为功,是有功于夷狄,而非有功于中国也;若以承统,是得统于夷狄,而非得统于帝王也。
我太祖膺图抚运,起而驱之,神功圣烈,所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驱开辟以来中国所本无之夷狄,复开辟以来帝王所本有之中国。
胡元为中国之所当驱,是中国绝非胡元之所当居矣;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绝非中国之所当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后驱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顾不自察紊华夷之限,而无以深著圣祖驱胡之功耶?
臣尝捧诵我太祖《谕中原之檄》,首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猗与大哉!我圣祖森严数语,凛如秋霜,据斯言也,使圣祖兴于忽必烈之时则忽必烈亦首驱逐之夷狄,生既不可以居中国而治天下,死岂可以庙中国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圣人祖之本心也,是则当然也。
臣又谨考国初太祖高皇帝因礼部尚书牛谅奏:“三皇开天立极,大有功德于民,京都有庙,春秋享祀,宜令太常寺掌之。”上谕:“五帝三皇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独不言元君同祭帝王庙也。臣益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圣祖之原议也,是则当黜也。
臣又庄诵《大明会典》:“洪武六年议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于京师立庙,每岁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庙于京师。”止言汉、唐、宋,则无元可知矣。而下列位号乃及元世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臣益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圣祖之定制也,是则当黜也。
夫祀此胡君,既非我圣祖之本心原议定制也,而乃冒列祀典以至于今者何也?国初诸臣定礼仪制者成之也。诸臣多曾中元进士,受元爵禄,于此不过欲强假元以帝统,谬予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耳,顾胡国豢养之私恩而不念中国天地之大义。臣为国初诸臣深惜之也。
然圣祖不斥正之者何也?圣祖固见于诏谕者每曰“朕本淮右庶民”曰“朕本布衣”明非元臣也,圣祖之意祗以生于元世,不忍遽泯元迹,姑亦暂祀之耳。睿见渊衷,岂不谓一再传世,圣神子孙既与胡元渺无关涉,自有善继其志而黜之者。孰料寥寥百余祀,袭常踵旧,视若当然,因而不改。臣知太祖在天之灵亦必切望黜此胡鬼于冥漠之中矣。
夫礼乐必待百年而后兴,制作当俟千圣而不惑,此所以当黜祛更正,不能不望于今日也。
仰惟皇上,道合重玄,权操三重,郊庙群祀之典无不厘正精当,于太庙之配享者,曾去姚广孝矣,以其尝从胡教也;于孔庙之从祀者,曾去吴澄矣,以其尝仕胡朝也,而胡君之鬼顾可祀于帝王之庙而不去哉!
我皇上崇正黜邪,于胡佛之宫、之像、之骨屡辟除之。夫佛氏诚宜除之,然犹胡邪之无位者耳;乃若忽必烈以强有力干取大器,枭雄稔恶,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顾庙貌而神礼之,彼岂不阴助其党,以梗皇上圣神驱胡之妙用哉!
胡君之鬼绝不可崇祀于帝庙,如胡佛之鬼绝不可崇奉于中国也。胡佛不可以继道统,而胡君岂可以继帝统哉!自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汉、唐、宋,中国帝王之正统也;秦、晋、宋、齐、梁、陈、隋,中国帝王之变统也。胡元盗居中土,变统之变者也。此儒贤之定论,而我皇上明晰之素也。
今帝王庙所祀皆正统者,变统者皆弗祀矣,而变之变者顾可祀乎?秦、晋、隋,有元之一统,而非元之夷狄,而顾不可同元之祀,秦、晋、隋诸君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晋、隋不平之,而宋太祖尤深仇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于宋之子孙何如也?读史而至此,当为乾坤一堕泪,而宋祖以骨肉之恨,与忽必烈实不同戴天之仇也,而乃使之共座一室,共享一牢,臣知宋祖之心必不安也。
非惟宋祖之仇也,诸皇帝王实羞之,诸帝王咸以神明之胄居中国而驭四夷,岂意数千年后天翻地覆,有胡元一大变也。今使腥膻之鬼、披发左衽之裔,列之于一堂,臣知诸帝王之心必不安也,羞其与夷狄并列也。
非止羞其为夷狄也,羞其为禽兽也。何也?《大明一统志》,我朝钦修之信史也,内载元氏之祖实苍白狼所出,志载之言必有明征,若诚然也,是胡元兼夷狄而禽兽矣,而可与诸帝王同庙以秽精禋之享乎?
皇上抱千古独出之见,正百王未备之章,能决去此胡无疑难也。失今不去,后鲜能去之者,臣不忍令天下后世谓中国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庙之初建,修撰姚涞已尝奏称元世祖不当与祀,当时礼官不能集议一洗前讹,而谬引“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之陋说,竟使涞之正奏沮格未行,迨及流患。
夫《春秋》谨华夷之辨,故韩愈氏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明指诸侯而夷行者,如春秋荆吴之类耳;“进于中国”谓慕义秉命,臣于中国也,如是则中国之焉,非谓窃中国之统、盗中国之土、如胡元之真夷者而可中国之也。礼官引此语以宽假胡元而不识夷字,遂至背盩圣经,诬民惑世,是谓邪说甚于洪水猛兽之灾,启夷狄侵乱之祸者也。
如曰“待胜国当厚”,臣谓:太祖于元之末主,纵之北遁,封其孙为崇礼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优厚已过矣。夫彼原为胡地之人,没有胡地之依,亦奚赖于我土之庙?而顾以堂堂中国,强祀一漠北胡鬼以示厚哉?
如曰“在祀典已久”,臣谓:制度礼乐因时损益,但当论其理之可否,不当论其祀之久近,我皇上登极以来所厘正者,孰非国初之典秩耶?胡元窃据中夏百六十年,非不久也,太祖一旦起而驱之漠外,无遗蔓焉。是我太祖之驱胡君,不因其久居而存之;而皇上之驱胡鬼,顾可因其久祀而留之耶?
惟我皇上乾断,奋然议黜其祀,是圣祖驱胡元在世之君,皇上驱胡元既没之鬼,扫荡廓清之功,皇上当与圣祖一也。臣谓帝王庙祀当议黜胡君者若此。
臣因此尤有大惑者焉:
国朝于历代帝王陵寝之祭,传制令官,各有岁时,甚重典也。臣考方舆图志,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处俱实有陵墓;惟顺天府所祭元世祖陵,臣遍考府志,绝无陵所,不知何凭祭之?
臣闻胡元没皆返葬漠北之谷,不加筑为陵,不知去我朝边圉之外几千百里也。今遇每祭,但权于府西庙址扫堦席幄以毕事。
夫既曰“祭陵”而祭实无其陵,既非祭地而祭于空地,以禁阙之旁而望空祀一旧尝窃据之胡鬼,其谁曰宜乎?况陵墓无望祭之礼,而华夷天限,隔阂封疆,其何所望乎?
臣以为祭元世祖陵,义亦无据,通罢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之绝当除,此祀典之决当正,既而承乏言官,兼窃礼省职司,如彼其专也。遂叨连任已几三年筹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畏难前却,不敢建明,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念是辄不量力,审势献一得于圣明之前,以求不负于心,不负于所学,不负于中国帝王。
伏望皇上,俯赐察纳,行令该部会议,备考太祖檄谕并诸革元之旨,质以《春秋》内夏外夷谨微之大义,将帝王庙所祀忽必烈及木华黎、博尔忽等五臣并行黜祀,毁其木主,送之塞外,永绝根本。仍敕该部详查所谓“元世祖陵”委实在何地方,考经据理,较之伏羲以下帝王见有诸陵应同否致祭,如果顺天府原无此陵,或远出国家舆图之外,既议罢祀。
然后皇上以黜胡尊夏、厘正祀典之大义诏谕海内,必有以发舒华夏之气,震警旃裘之心,续议重委本兵,严责总督将帅,练军阅武,招亡行间,募勇设奇,以为必可胜敌之计,是大义既明则士气自奋,气既奋则兵威自扬,斯可以繋不孩之颈,枭台吉之头,致之阙下,以奠中国万万年磐石之安,诚大圣之作,为旷世之事业也。
臣鄙见如斯,胡鬼有知,当先自愧遁;或能殃咎,宜加臣身。臣愤切衷怀,不自觉其词之过激,惟冀皇上优容体悉,虚听勇行。臣不胜干冒,战越之至。缘系愤切丑虏横逆,乞宸断,除胡邪,以预消虏患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题二十日,奉圣旨“该部看了来说”
礼科右给事中臣陈棐谨题,为以闰月明闰位,申论胡祀当黜之极,以仰禆圣明裁断事。
臣窃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夫二者之系于国家,其大实相等,而其事亦实相须也。故臣于昨者具题谓圣天子欲振灭胡之策,当先革祀胡之典。伏蒙皇上俯纳臣言,下部看议。臣但当跧伏下风,以俟观圣天子作新礼度之正,亦复何言?但臣作疏秖历推圣祖革元之心,并发明圣人贱夷之义,而于胡元之非统者犹未详论。臣谨再披沥以献。
臣惟天帝运四时以成岁功,人帝参三极以立世治,故天帝运于上而岁统以禅,人帝立于下而世统相承,是岁统之与世统交相明者也。故世统之有闰位,如岁统之有闰月,既闰月之日不可以建庙,则知闰位之胡不可以祀庙矣。盖正月者,四时之首也,大居乎正,复端于始,君位之象也,故《春秋》书“春王正月”所以重五始之要,大一统之治也。
夫既曰正月宜乎无闰矣,而于此有闰焉。《周书·周月解》曰:“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乃附月之余分也。故胡元虽窃居中夏,不过闰位,如此闰月而已。闰月为天之余分而非正候,如闰位为国之变纪而非正统。
我皇上抚五辰而凝庶绩,齐七政以授人时,故举大事不用闰月,如今日钦天监拟闰正月为太庙上梁之吉,皇上神志天聪,摈而不用,改卜二月之中。
夫闰月之余分不可以竖太庙,而闰位之胡裔岂可以祀帝王庙乎?故以胡元而使常祀帝王之庙,固非所以重帝王之祀,亦非所以重帝王之统矣。
胡元窃帝王之统,自有书契以来所未有之变也;惟其变为书契所未有,故其统亦书契所未论;惟论之当自我明始,故论亦当自我明定。臣试举我朝二三儒臣之正论,以定胡元之是非,惟圣明裁焉。
臣谨按国朝儒臣方氏所著《统论》有曰:“正统之说立而后人君之位尊;变统之名立而后正统之说明。有天下而不可比于正统者三,其一夷狄也,彼夷狄者,先王以禽兽蓄之,不与中国之人齿,亟举而加诸中国之人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夫犬马一旦据人之位,虽三尺之童皆能愤怒号呼,持挺而逐之;士大夫诵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为之辞,其亦可悲矣乎!”臣据此言,谓胡元决不可予之以统也。
又按我朝儒臣丘氏之言有曰:“鞑靼远在朔漠不毛之地,一旦恣其虎狼之毒,据我帝王所自立之地,彼自称曰皇帝,吾亦从而皇帝之。生其时者,在其刀锯之下,亦无如之何矣。后世之史臣,背吾孔子之家法,而忘我圣人《春秋》之大戒,世道之责,将奚赖焉。”臣据此言,谓胡元决不可予之以帝也。
又按我朝儒臣蒋氏之言有曰:“元乃夷狄耳,不足以承宋之正统也明矣。当以我太祖高皇帝神功圣德取天下于群雄之手,直接宋传,故接三代之正统者如汉、如唐、如宋、如我皇明也。秦、晋、六朝、隋、五代之与胡元,俱以变统书之,此古今之通义,万世不易之公论也。”臣据此言,谓我朝统当直接乎三代汉唐宋而不承乎胡元也。
夫我太祖高皇帝虽未亲承宋统而其正统自相传继,况宋之恭帝实没于胡元吞灭壬申之间,而我太祖继帝位于大明戊戌之岁,相去止三十余年,计我圣祖挺生之始尚当宋帝在生之时,是其大意天统自有默相授受者,当胡元纯阴之世,如晦冥之夜,宋之日虽沦薄于虞渊蒙谷之际,而我而我大明之升,阳精赫炽,已潜旋环转于坤舆之表,灵耀光晔,徐勃勃于扶桑旸谷之间,直与宋日相接矣,胡元岂能干之哉!臣所以决谓胡元不可承中国帝王之正统者,明我太祖得国甚正,得统甚正,自不承乎胡统也。
炎汉之兴,在于秦并六国之后,似乎汉承秦纪也,然汉儒之论谓秦为闰位,而直以汉接周之正统,是则我明之正统岂不直接乎宋哉!胡元得比于秦亦已幸矣,而能乱中国之正统哉!今日胡君之祭不祭,胡君之拜不拜,关系胡君之统不统也。一祭拜之间,而天下万世之大义在是,又岂可轻耶!
臣闻郑众之在汉也,为给事中而决不肯拜单于,乃其言曰:“诚不忍持节以拜毡裘。”胡铨之在宋也,上封事而论不可拜金虏,乃其言曰:“诚不可相率而拜犬豕。”臣愚任同郑众给事之官职,有胡铨封事之责,诚不忍见行拜胡之礼于庙庭之中,为二臣之所羞也。况郑众所处之位,小臣也;胡铨所处之时,弱国也,而犹知拜虏之为非,则夫际全盛之朝,列通显之秩者,又当何如此耶?臣之所以切有望于今日也。
臣之所论止胡之渠魁而已,犹未及其党也,□□□□□□□□□乎贤者,则凡仕元朝而饰元史者,皆不能恕□□□以胡人而仕于胡元之朝,尚可恕也,以吾中国之人而仕于胡元之朝,忍心事仇,未可尽恕也。以元史而称胡元为帝尚可通也,修吾中国之史而称胡虏为帝,曲笔叛经,未可尽通也,此皆臣欲次第论之者,如许衡诸人是也。
然犹未敢遽论也,何也?治盗者当先讨其首恶而已,其被贼胁从与夫为贼出脱者,其罪稍有等差,故未敢遽论也,此非臣之过说而必欲以贼加之也。《书》曰:“蛮夷猾夏,寇贼奸究。”以夷狄犹寇贼同也。《诗》曰:“戎狄是膺。”孟子曰:“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以戎狄与猛兽乱贼同也。书传圣贤之论已如是也,孰谓盗贼猛兽之流而可祀哉!
或谓“忽必烈入我中国,亦必渐用我中国之礼乐文物矣。”臣以为此未考之甚也,志载之言且未悉数,臣有易见而明征者矣,都城内金城坊别有忽必烈旧庙称为元世祖庙者,春秋顺天府官每于此祭,三年传制遣太常生祭陵亦如此祭其庙,收有忽必烈旧像则取其像设之,臣尝□观见其□□椎髻□衣□袋,帽则胡帽,靴则胡靴,斯则忽必烈之真形也,公然一鞑子也。观此则忽必烈之在当时,虽僭窃尊号而依旧全用其夷俗,岂可以吾皇朝鼎建景德崇圣之殿而崇祀若此之胡鬼,使惑天下而辱帝王哉!
夫尽言论事,愚臣之职也;据经守礼,陈之于一时者也;议礼制度,圣主之权也;立极昭范,垂之于万世者也;不遗葑菲者,明之精也;谋及乡士者,圣之公也。伏望皇上采臣一时之言,重□万世之则,不为葑菲之遗,而考乡士之谋,敕下礼部,将臣所言及诸儒臣论说与臣前奏通行详议,并查忽必烈旧像系何等形貌冠服,实悉具奏,庶验臣言合乎天下之同情而非一己之肤说,然后皇上奋九五位龙德之刚明,以去百十年胡君之冒祀,不为天下万世一大快事哉!
臣不胜惓惓,恳祈待命之至,缘系以闰月明闰位,申论胡祀当黜之极,以仰禆圣明裁断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题二十九日,奉圣旨“这所言说的是,礼部并会议来说”
又奉圣旨:“元本胡夷,又甚于五季者,着帝王庙并墓祭都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