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幸运的 ，考上了大学、到机关上班、恋爱、 结婚、生子，生活舒适平坦，一帆风顺，但“我” 面对红豆悲惨的人生，却无能为力，为此“我”倍感痛苦，可“我”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对红豆的救赎。

性别角色的错位

红豆的悲剧命运，是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禁锢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小说最想表达的一点。红豆自小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孩子。小说开篇不久，毕飞宇就对红豆的性情特点做了一番描述，“少年红豆女孩子一样如花似玉。所以老师都喜欢这个爱脸红、爱忸怩的假丫头片子。”红豆曾为此苦闷。红豆的苦闷绝对不是男孩的骄傲受到了伤害的那种。恰恰相反，红豆非常喜欢或者说非常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子，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他拒绝了他的父亲为他特制的木质手枪、弹弓，以及一切具有原始意味的进攻性武器。他身为男儿身，性情却偏向女性化。当然，纵观整篇小说我们可以发现，红豆其实并不是心理变态，他是正常、健康的青年，与生俱来就有一副“爱脸红”、“爱忸怩”，像个“假丫头片子”的模样。与红豆的性格特点对应的是他的情感取向。儿童时代的红豆就拒绝父亲为他特制的木质手枪、弹弓等具有进攻性意义的玩具，因为他的兴趣所在是唱歌和拉二胡，是希望能够进入音乐学院。从一般习俗的角度理解，这样的理想似乎更适合女性。可红豆毕竟是男性，毕竟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氛围中，因此他的存在方式就很自然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检验。显然，红豆这样的性情特点与我们传统文化观念中对于男性的理解和界定是截然不同的。在传统文化观念中，男性、女性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规范性的约定，传统文化观念和红豆女性化的性情的现实之间发生了冲突，而冲突结果必然又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浸入骨髓的影响发挥它强大的规范功能。

文本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以大龙为首的小伙伴们“认真负责”地将来自于传统文化的讥笑运用到了红豆身上，红豆在这些不谙世事的小伙伴面前是被蔑视、被排斥的。这就意味着在主流价值体系的规范下，红豆只能是“边缘人”。随着故事的发展，红豆的悲剧命运逐渐深入，原因并非是红豆对自身性别角色的错位造成的，而是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禁锢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的角度来说，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因为它具有天然生成性，但人完全可以决定自己的性情和情感。虽然人的性情特征的形成有后天环境影响的因素，但亦有一定程度上的先天性，比如红豆天生就害羞、内向。红豆性格的女性化违背了传统观念不可抗拒的认定，所以他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日益狭窄。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生命个体，红豆具有生存权和选择怎样去生活的权力，这是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尊严。但是红豆的存在根本得不到周围人的尊重，大家用异样的目光和略带讥讽性的言语编织成一张大网，逼仄着红豆，使他陷进一片没有明确对手的抗争泥淖中，所以在传统文化的制约下，红豆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

社会公众文化心理的戕害

红豆父亲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自传统文化观念，而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不只是个人，还有整个社会，这就是社会公众文化心理，即社会公众共同认可并遵循的一套价值标准评判体系。“我”找来了童年的小伙伴为红豆接风，本来挺高兴的一件事，可是“我注意到他们几个今天约好了似的不提红豆。红豆的脸上一直挂着很多余的客套性微笑”。童年的朋友们以一种冷漠和视而不见的态度“欢迎”红豆的归来，而这样的结果“我”的妻子弦清早就料到了。就连红豆的女朋友曹美琴也认为被外国人抓了去就是没用的表现。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态度？究竟是怎样隐秘而强大的力量在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观念？“我”的同事顾太太说出了其中的真相：“抓了还不就是叛徒，还不就是汉奸。”这是中国人都懂的道理。公众的表现证明了红豆的归来不符合人们固有思想观念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要求，而对传统观念的背离，便使红豆的存在失去了传统文化语境下的意义。

红豆出于生命个体对生存的最基本追求，竟也成了一种罪过，他在社会上的生存空间被完全封死了，所以红豆拒绝了“我”为他安排的工作，理由是“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到那种地方工作”。红豆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是否正确，他开始审视自己是否应该活着，这不是对生命存在的怀疑，而是在对传统文化所给予的巨大压力无法承受之重后，转而趋向于认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规范心理。

《雨天的棉花糖》富有特色的地方在于，作家在叙述流程中，不时加入议论性的语句和语段。如“爱脸红、爱歌唱、爱无穷无尽揉两根二胡弦的二胡的红豆，最终恰恰扛上了武器。这真的不可理喻，只能说是命”。“红豆历来就是这样的男人,爱上一回便灾难一回”。性化的红豆可能更适合弹拉二胡。可命运却安排他走向了战场，表面看起来，红豆是被枪声吓掉了魂，其实他是死在世人对他的鄙视之中。这些议论紧贴即时的叙述以事论事，不仅充满着洞察人生的悟性和超越世俗的智慧，而且对主人公红豆的悲剧命运起到一种预言的作用，在叙事上给读者留下悬念，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达到强烈的审美效果。

此外，《雨天的棉花糖》中的叙事时间在两重叙事结构和三层叙事中，被分割成众多的时长不等的片段。在主叙事中，作者先从红豆的死写起再写到生最后又写到死，时间语态是现在时-过去时-现在时的，整个时间是倒置的。在次叙事中，从我认识红豆至结婚生子，时间语态一直是现在时。有意味的是在主叙事中又存在两层叙事，即对红豆打仗经历的插叙和对红豆父亲英雄人生的回忆，都是以过去时的语态出现的，这样以来主叙事的时间已被次叙事和它所包含的两层叙事连续间断，形成一种回顾内敛性、立体交叉式的网状时间。同时在《雨天的棉花糖》里，时间的塑形还以一种弱化、模糊的姿态出现。如“七月三日，那个狗舌头一样炎热的午后，红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红豆死的时候二十八岁，红豆死在一个男人的生命走到第二十八年的关头。”“红豆熟悉大米的肠胃还没来得及适应馒头与面条，就在一个下雨的子夜静悄悄地钻进了南下的列车。”这些叙述中的“七月三日”、“二十八年的关头”、“一个下雨的子夜”时间表述，人找不出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它只是被轻描淡写地点出让人感到故事时间发生在过去不远的特殊年代。“正是这些缺乏具体时间指称的泛时间称谓给整个故事蒙上了神秘奇异的面纱，诱惑人们去遐想、思考存在于绵长悠远时间维度里的人性人情，将文本内容的开掘伸向更深远的地方”。

《雨天的棉花糖》这部作品也是颇为独特和圆熟的，个体生命与社会意识的紧张关系在小说中有着撼人心魄的表现。——王彬彬（文学评论家）

红豆空洞的眼神，杂乱的自言自语，“我”的心痛和无能为力，毕飞宇以独特的视角和看似平淡的叙述来展现战争的残酷，生活的急功近利，畸变的人生价值观。——荆门日报

毕飞宇，当代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生于1964年1月，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当过老师、记者、杂志编辑。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那个男孩是我》《哺乳期的女人》《青衣》《平原》《玉米》《推拿》等等，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语种在海外发行，曾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等荣誉。日前凭借《大雨如注》获得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