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罗振玉青少年时期，家境贫寒，负债累累，他曾先后在山阳刘氏、邱氏与刘鹦家执教，并为人制印，但却因亲人相继亡故而使教馆生涯难以为继，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生活才有所改观。

甲午之后，举国震惊，人心思变。罗振玉开始逐渐步入社会，其时清朝国势倾危，外患频仍，西学逐渐传入，罗振玉在接触翻译书籍后，认为“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国人安于固陋，人才日衰，皆由不立学堂之故”，又念“农为邦本”，因此，决心致力于农学及教育事业。与蒋伯斧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又创设东文学社，聘请日本驻沪领事馆田冈等人任义务教员，专门教授日文。东文学社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就有王国维、樊炳清、沈绒，此三人堪称东文学社的杰出俊才，他们翻译的各种教科书，传播了西方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与历史有关的则以翻译西方历史教科书、传播斯宾塞的进化论史学贡献最为突出。这些机构使农学知识得到了普及，教育事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因此，罗振玉很快就得到了一些朝廷有识之士的赏识，如张之洞、端方等人。此后，他开始步入仕途，由端方举荐至学部，任参事厅行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始，罗振玉先后被邀请在全国各地办理或协助办理了很多教育事务，如襄办武昌江楚编译局、创办江苏师范学堂等。这时已经35岁的罗振玉忽然受到了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委以湖北农务局总理一职，督办农务学堂。罗振玉在农务学堂的管理上是有实权而无头衔，因其干练的办事作风又得罪了张之洞的一些幕僚，第二年便辞职返回上海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夏，罗振玉创办了《教育世界》杂志。《教育世界》的创办，是他实施“教养天下”思想的一大举措。《教育世界》创刊之际，就与教科书的编撰联系在一起。在教育体制的改革方面，他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最高瞻远瞩的计划，莫过于提出创立学部以统领教育、在京师及全国省府及各省学堂设图书馆、博物馆及教育陈列品馆。同年，罗振玉奉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十一月四日出发，至次年二月回国。罗振玉把这次考察的经过编为《扶桑两月记》一书。罗振玉此次日本之行共淘得古籍十几二十种，所得古善本，也有十几种，除此之外，还获得古器物若干件。日本之行使得罗振玉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善本。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济特科开考，此前张之洞、张百熙等人不约而同地向朝廷举荐罗振玉，不幸的是这年二月，罗振玉母亲病逝，当时有规定，居丧期间不能应试，罗振玉又失去了一个博取功名的机会。罗振玉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调往北京，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升任学部二等咨议官，并巡视河南、山东、江西、安徽四省学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罗振玉充殿试及学部襄校官，阅农科卷及各科国文卷。农历八月十五日，刚从日本考察教育归来的罗振玉，得知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敦煌得宝的消息。他在藏书家董康的介绍下，到伯希和下榻的苏州胡同去拜访，随行的还有蒋伯斧和王国维二人。当时中国保存的古写本已绝无仅有，宋元旧堑己珍如弃髦。罗振玉忽然从伯希和处见到了西睡石室珍藏的大量六朝隋唐的古书，顿时惊呆了。他以为石室重启，无异于汲军古书重现人间，此可喜可叹之事也。罗振玉的反应相当迅速，在四天之内，他已号召同人，影印敦煌文献八种，传钞一种，并将伯希和所得敦煌文献著成目录《石室书录》。并打算向清政府建议，将敦煌文献运到北京来保存。如此积极的态度，反映了他的学术见识十分卓越，办事督责果敢。同年，他著成《俑庐日札》一卷，粗具古器物学研究的规模。

宣统元年（1909年），补学部参事官，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同年再往日本考察农业。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成就，主要为兴办农学会、主编《农学报》、编辑农书、兴建农科大学堂，出版《农学丛书》；并在闲暇之余，浏览厂肆，于甲骨文字、敦煌文献、大库档案、金石、古明器等进行了初步的搜集和研究。同年，罗振玉辑录了《敦煌石室遗书》。

宣统二年（1910年），罗振玉又编印了《石室秘宝》，发韧了中国的敦煌学。同年，他撰成《殷商贞卜文字考》，开启了他的甲骨学研究。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局势陡变，清王朝有覆灭之危。作为清朝遗臣的罗振玉与王国维等人惶恐不安，最后在日本本愿寺大谷光瑞及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等人的劝说以及好友藤田剑锋的帮助下，携带家眷从天津渡船前往日本。罗振玉认为，辛亥年所发生的这场革命，是危及中国文化根基的一场革命，从其发展态势来看，这不是亡国，而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它所带来的不是政权的更迭，而是中国伦理文化的根本变革。为了防止这种文化的动荡，澄清社会乱象，他认为必须从学术上下功夫。澄清之事，期以百年，只有从学术上努力，将来必有海宴河清的一天。所以他诱导王国维与他一起从事国学研究。

此后罗振玉一直旅居京都，并在净土寺修建楼四楹及书库一所，此即“大云书库”。在这期间，罗振玉不问政事，惟以著述遣日，学术研究日趋成熟，学术成果极为丰富，尤其是著书和刊书方面，成就巨大，八年期间成书达四五十种之多。他不仅在甲骨学、敦煌学及汉晋简牍的研究中多有建树，在金石、古器物学研究中，亦取得极大成就。在敦煌学上，罗振玉先后编成了《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高昌壁画著华》；在甲骨学上先后编辑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著华》四部著作；在简牍学上与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一部；在古器物方面则先后编成《齐鲁封泥集存》《石鼓文考释》《历代符牌图录》《秦金石刻辞》《汉晋石刻墨影》等著作达数十部。在文化观念上，罗振玉抱“返经信古”的立场，一方面为纠康有为今文学不治训话名物的蔽失，从文献整理入手重振国学；一方面为纠时人信今疑古的思潮，欲以国学启迪新知、匡救时弊，迎古学复兴新局面。经过这番整理与研究，敦煌学、简牍学和古器物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甲骨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开始奠定基础。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又加以各种精深的考证，在学界中形成很大的影响力。两人所从事的学问，范围相近，风格相似，互相独立又互为补充，所以世人把他们的学问称为“罗王之学”。

民国八年（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自日本京都返国，原打算依傍光绪崇陵卜宅而未成，后寓居天津嘉乐里。在过去旅居日本期间，他虽然远离政治，但内心仍因留恋清王朝而痛苦不堪，罗继祖曾抄得一诗“修蛇赴壑惜年光，憔悴孤臣髻有霜。浮海苦存汉家腊，偷生待举中兴筋。乍传廷渭呆惫坏，似说龙沙保障亡。遥把屠苏瞻北闽，除凶解恶祝吾皇”，可为佐证。正是由于这种不甘心政治现状的心理，使他回国后最终走上了一条辅助溥仪复辟的道路，为此，他甚至不惜与日本各界周旋。

民国十年（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冬，法兰西东方学院授予罗振玉考古学通信员的称号。蔡元培得知此消息之后，于次年再次敦请罗振玉，请其担任考古学通信导师。罗振玉在不领薪水、不责到校的情况下答应了蔡元培的请求。罗振玉也通过北京大学所提供的学术交流环境，获得进一步的学术资料。由于罗振玉回国之后寓居天津，所以学术交流不如北大方便。因此北京大学一有信息，也向罗振玉通报。民国十一年（1922年），俄国汉学家和西夏学家伊凤阁来到北京，罗振玉请马衡传话给蔡元培，请蔡元培与伊凤阁商量影照《番汉合时掌中珠》事宜。年底，伊凤阁携带《番汉合时掌中珠》来罗振玉在天津的宅邸嘉乐里拜访，此书由罗福成摹写之后在《绝域方启一集》中出版。

在敦煌文献的刊布与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与刊布上，双方也有合作。英藏的《切韵》残卷，伯希和寄给罗振玉之后，由王国维转交马衡出版。内阁大库档案自历史博物馆流出之后，被罗振玉购买，其余的档案则移交北京大学整理。北京大学方面专门成立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小组，罗振玉则建库书楼，双方互相通报整理的最新成果。在《熹平石经》的整理刊布方面，罗振玉与马衡交往密切，双方互通资料，互赠拓本，以通力合作的精神完成了熹平石经残字的集录和集拓的工作。

北京大学梵文及其他东方古语言文字课程的设立，也与罗振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北京大学初期的学术刊物的建设也借重于罗振玉的学术成果及其社会影响力。《国学季刊》虽然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刊物，但罗振玉在其中的影响力非常大。罗振玉经常借助马衡和沈兼士二人对北京大学施加影响力。北京大学的新派学者中，胡适对罗、王二人的学问也十分佩服，他当时是《国学季刊》的主要负责人，他与罗、王二位先生接触不深，但《国学季刊》却大量采用罗振玉、王国维及其周围学者的文章，这是因为胡适对罗、王二人的著作十分欣赏。

罗振玉当时所开创的敦煌学、甲骨学、简牍学等新兴学科，不但在中国是新学问，在西方也是很新颖很受欢迎的学问，国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就不能不借重罗、王二位先生的学术影响力。所以，北京大学要提倡这些新兴的学问，不得不倚赖罗振玉及其周围一群学者。

民国十三年（1924年），罗振玉应清废帝溥仪所召，入值南书房。命他检理宁寿宫藏古器。因入值南书房一事，又生谣言，以为罗振玉趁机盗取宫中宝物，这种说法并无依据。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使馆庇护下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但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王国维故去后，逐渐失宠于溥仪。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央研究院准备发掘殷墟遗址，罗振玉的学生容庚和他的同乡董作宾专诚到他的宅邸拜访，请他参与发掘。但他当时没有答应。同年底，罗振玉告别溥仪，从天津迁居旅顺。旅顺有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到旅顺后，由于小朝廷的政治事务减少，罗振玉有较多时间投入学问中，一方面“闭门不通人事，仍以著书遣日，三年间复成书十四种，四十余卷”。另一方面应邀讲学，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他应日本学者松崎鹤雄之邀，讲授清朝学术源流概略。

民国十九年（1930年），罗振玉在儿子罗福颐和孙子罗继祖的帮助下，终于编成了《集古遗文》十六卷。该书共著录前人未刊布的古器铭文1525件，其中收录三代古器1273件，秦汉以后古器252页，这是前所未有的盛事。民国二十年（1931年），罗振玉又编成《集古遗文补遗》三卷，著录古器338件，其中三代古器205件，秦汉以后古器103件。综计两书所录，共计古器1863件，其中三代古器1478件，秦汉以后古器385件。这些资料的聚集是十分不容易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民国二十三年（康德元年，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罗振玉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民国二十五年（康德三年，1936年），罗振玉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民国二十六年（康德四年，1937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民国二十九年（康德七年，1940年）5月14日，罗振玉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罗振玉一直在努力多方搜集甲骨及各家拓本，最终收集甲骨达3万片之多。不仅出版了《殷墟书契前后编》《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还收集了大量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等资料，最终才完成了《殷墟书契考释》这个中国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罗振玉手稿《置杖录》中有关甲骨文的研究札记，探索了罗振玉甲骨文研究的历程，证明罗振玉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一）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墟书契前编》（1913年）、《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编著《殷墟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墟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二）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罗振玉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墟遗址，也就是商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朝晚期都城，属于商朝王室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墟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墟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墟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三）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宣统二年（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民国四年（1915年）在《殷墟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民国五年（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墟书契待问编》，供学者探讨。

（四）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五）罗振玉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年）、《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19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

中国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首推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父子。民国三年（1914年），罗振玉通过俄国学者伊凤阁得到9页《番汉合时掌中珠》，立即石印出版。此后几经增补，民国七年（1918年）和民国十三年（1924年），罗振玉和罗福成父子又两次石印出版。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罗振玉抄写并刊印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字书《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和《音同》的面世，使西夏文字的释读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西夏文献研究的展开。

民国四年（1915年），罗振玉辑《赫连泉馆古印存》收录西夏文官印一方，罗振玉在序言中说：“西夏文字，前人仅知感应塔记及西夏钱文，皆楷书，塔记有篆额，乃就其楷书，略屈曲之，初非有二体。予所藏西夏官印作叠篆，与塔记额字大异，知西夏实有篆书，前人亦有藏西夏官印，初不能定为何国书，予以其背有西夏楷字，始得断定”。其后，民国五年（1916年），罗振玉编《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收录罗振玉家藏西夏文官印七方，民国十二年（1923年），罗振玉辑《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收录西夏文官印十五方；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著录之《雪堂藏古器物目录》中，录入西夏国书官印三方。民国十六年（1927年），罗振玉和其子罗福成以其收藏总得西夏官印凡三十三方辑成《西夏官印集存》，是为首见的西夏宫印专集。

此外，罗振玉关于西夏文物文献的著述还见于民国五年（1916年）著《历代符牌图录》二卷，后录一卷，其中收录铜质西夏文《内宿待命》牌一枚，“防守待命”牌三枚。文章有宣统元年（1909年）为刊印武威学者张澍著《西夏姓氏录》一书撰之《西夏姓氏录跋》。此外，民国十年（1921年）罗振玉还将其家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用铅字排印数页作为样本，其第一页印出后并附汉文释文。

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七年（1918年），罗振玉及其子福成、福苌旅居日本京都，罗福成、罗福苌兄弟开始从事西夏文字语言的研究。光绪三十年（1904年），法国学者毛利瑟发表了罗振玉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煤山所获西夏文绀纸金书抄本《妙法莲华经》（存三卷）的研究。

宣统元年（1909年），俄国学者伊凤阁撰文介绍了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所获黑水城藏品中的夏汉合壁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提供了他们解读和研究西夏语文的资料。其时，首先是罗振玉在日本东京刊布了伊凤阁赠给他的几张《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叶的照片。

民国十三年（1924年），罗振玉从任职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高级译员伊凤阁手中得到黑水城所出《番汉合时掌中珠》照片37页（其中缺3、4、5、6、8页和26页半页共5。5页），罗福成恳请摹写抄录。罗振玉将其作为《绝域方言集》第一种在天津贻安堂书店石印出版发行。（罗振玉影印本，收入《嘉草轩丛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尤以在唐后期五代者居多。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民国三年（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1909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1910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敦煌的文化抢救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浩然正气。敦煌遗书至今还能有大批的保存，罗振玉功不可没。罗振玉在这场抢救行动中，是站在前列的，并起到了组织发动的作用，是拯救敦煌遗书的首要功臣。其后，他或收购，或借录，或影照取得诸多敦煌文献，并整理校录，先后成书多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月，罗振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题为《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一文，文中记载了敦煌莫高窟和藏经洞的发现，伯希和访书的目录以及其他文物的情况；共计遗书12种，书目31种，是国内介绍藏经洞的宝藏及发现情况的最早文章。后又在十一、十二期上发表了《莫高窟石室秘录》，对伯希和所得图书、文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共记石室书目67种。后又发表《鸣沙石室密录》，此为前书之增补本。罗振玉每有增益，随时发表，对敦煌文献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宣统元年（1909年），罗振玉又与蒋伯斧、董康、王国维等人，将伯希和从敦煌贿买的十一种石室遗书编为一集，定名为《敦煌石室遗书》刊行，收录了经卷中所著录的大量经典古籍，其中收录《尚书·顾命残本》《沙洲志残卷》《西洲志残卷》《慧超住五天竺国残卷》《温泉铭》《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并有跋尾或考释，论说写本与流行本的异同和优劣。学者认为，此举首开了中国敦煌学的先河。从而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民国元年（1912年）整理成书《佚籍丛残初编》。民国二年（1913年），罗振玉整理出版《鸣沙石室佚书》，这是寓居日本期间整理出版的第一部敦煌学著作。收唐人写本19种，所收资料多为有关儒家经典、历史、地理、律政、文学等方面，包含了《隶古定尚书》《春秋谷梁传解释》《郑氏注论语》《春秋后国语》《晋纪》《阃外春秋》《张延授别传》等。在校勘学上有较高的价值。此后，罗振玉还编辑出版了《西陲石刻录》《西陲石刻后录》《高昌壁画菁华》等著作。民国六年（1917年），罗振玉编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一书，收录了《大云无想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各类宗教经书。民国六年（1917年）又编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分《群经丛残》十五种，对四部书的校勘有重要价值。归国后，罗振玉继续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民国十三年（1924年），编成《敦煌零拾》收唐代民间文学作品七种，对敦煌文学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继又编印《敦煌石室遗书三种》。

民国十四年（1925年），著《敦煌石室碎金》，收书十七种。民国十七年（1928年），编《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收入敦煌写本多种。迁居旅顺后，罗振玉在《辽居杂著》（1926年）和《辽居杂著乙编》两书中又收入了部分敦煌吐鲁番文献，如《敦煌写本毛诗校记》、《高昌砖录》等。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亦即他去世前夕，仍尽个人所藏，以七十岁的高龄整理出版了《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共收残书35种。此书是对敦煌文献搜集编录工作30年的总结之作，共分三集：一集收经注、历书、占卜书、佛曲、医方十八种；二集收道经六种；三集收佛经九种；均为罗振玉多年搜藏的精华。罗振玉从宣统元年（1909年）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0年间先后著录刊布10余部敦煌石室的藏书，国内仅此一人。

敦煌文献档案到了罗振玉手里，不仅将其刊布出来，而且又深入研究，发现了许多颇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并撰写成了不少论著。他先后撰写了50余篇序、跋和史传。其中颇多论断起到开创性的导向作用，有的至今仍然不失为精当论述。他最早指出敦煌写本《尚书》残卷，是久佚的隶古定《尚书》。罗振玉对于敦煌遗书的年代考订也很有功劳。他以避讳方法、书体比较、地理沿革等方法，对遗书年代作了很有成效的考订。利用《敦煌本汉书王莽传残卷》仅有的38行，校出今本《汉书·王莽传》中的多处传抄失误。罗振玉还利用敦煌文献档案来补叙史传。如民国三年（1914年）撰成的《瓜沙曹氏年表》考订了归义军曹氏政权的谱系源流。更著名的是罗振玉还利用《残本张延绶别传》等材料，撰写《补唐书张义潮传》。这是因为新旧《唐书》均没有张义潮列传，而要将晚唐时期沙洲地区（敦煌地区）的史实弄清楚，其关键人物就是以瓜、沙、伊、肃十一州归唐的张义潮。罗振玉之作是千余年后第一次为张义潮立传，补《唐书》之缺，对于晚唐史和西域史实的研究裨益非浅。

与此同时，罗振玉对每一种古写本书籍，都进行了仔细校读工作，在题跋中，指出它与今本不同的地方。这些题跋，大部分收在《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那些题跋文字，凡有关经传篇轶、文字的校订，历史上官名、地理的疏证，以及诸子、文选、本草、方书与今本不同之处，都尽了辛勤爬梳、审定、考核之功。

宣统元年（1909年）为整修内阁大库，朝廷决定将所存的大批旧档案移出库外等待焚毁。时任学部尚书的张之洞受命筹建京师图书馆，受张之洞委派，学部参事罗振玉赴大库检取有关书籍，当其发现这批重要资料对研究明朝灭亡和清朝开国有重要历史价值时，他据理力争，并说服了张之洞，终使这批史料幸免于火焚。不久，这批大内档案被装在八千个麻袋中，转移到了国子监。

民国二年（1913年）二月，罗振玉获悉纸店出售部分档案，甚感惊讶与痛惜，他做了一番调查了解事情经过后，随即举私债以三倍于原出售价的一万两千银元买回这批档案。他专门雇人对档案进行整理，从中发现满、蒙文的辽、金、元事例的秘稿史册，内容涉及“边务战事”的明代题本稿，清初开国要略，清代皇帝的朱谕批折，以及同朝鲜、琉球、安南等的题表档案等，颇有历史价值。后罗振玉亲自整理了其中的22种史料副刊，编着《史料丛刊初编》，共十册，由东方文化学会印行，公布了许多稀世档案。

民国十三年（1924年），罗振玉曾经运一少半到天津，整理数月，将已整理之史料22种付刊，名为《史料初编》。剩下的一半，又移置到旅顺设立库籍整理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开始整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他的儿子罗福颐编成《大库史料目录》4卷，分为甲乙二编付印。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前后陆续编定《史料丛编初集》十种、《二集》十二种、《明季史料零拾》《国朝史料零拾》等书，对明清史研究大有裨益。至此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逃脱了被毁掉的命运，保存了下来。罗振玉对此可谓功德无量。他对这批档案的整理公布也开创了编纂大内档案的先河。

同时，在友人的协助下从民国十三年（1924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罗振玉又编辑影印出版了《史料丛刊初编》22种、《清太祖实录稿》3种、《史料丛编》22种、《皇清奏议》68卷、《皇清奏议续编》4卷等。

二十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受英国派遣到中国新疆和阗一带“访古”，在天山南麓尼雅河下游废址中，找到了几十枚魏晋时代木简。此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斯坦因又到敦煌西北长城废墟中雇人发掘，再次搜得汉代木简数百枚及其它大量文物，用几十匹骆驼驮着，满载西归。罗振玉说：“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这些木简中有中国失传已久的古代文献《苍颇篇》《急就篇》，还有力牧、历谱、算术、阴阳书、占书、相马经、兽医方诸书，多为中国汉晋时期西北边塞的屯戍、烽燧等记录和公文案卷信札等，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斯坦因回国之后，将这些文字材料交给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沙畹教授，由他代斯坦因继续研究。民国元年（1912年），罗振玉致信沙畹，希望能得到这批材料的影印件。在民国二年（1913年）即与王国维分别整理，选出588枚简犊（包括少数纸片、帛书）整理出版了《流沙坠简》三卷、《考释》三卷、《补遗》一卷，另有《附录》等补救了被外国侵略者掠夺的重要史料。至民国三年（1914年）4月，《流沙坠简》的编写终于大功告成，这是中国最早研究汉简大的一部专著。全书分订为三册：第一册是小学术数方技书（其中包括《急就篇》、历谱、医方等），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从沙畹原书中选录了木简、帛书、纸片等五百八十八枚，都是原物的照片，其中“小学术数方技书”及“简牍遗文”由罗振玉排类。“屯戍丛残”由王国维排类；第二册是小学术数方技书考释（罗振玉作），屯戍丛残考释（王国维作）；第三册是简牍遗文考释（罗振玉作），流沙坠简补遗考释（王国维作），还附有橘瑞超发掘之简纸考释（王国维作），斯坦因发掘地点圈（王国维据斯坦因略图描绘），斯坦因发掘情况表（王国维据斯坦因所述制作，详列各烽燧代号、汉时名称、出土木简等情况）。

《流沙坠简》一书充分显示了罗振玉的古文字功底和王国维以物证史的能力。《流沙坠简》的出版，为后世简牍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金石研究，始于宋而盛于清。在清末民初的学者中，对金石古物收藏之富，撰述之勤，成书之多，当推罗振玉。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罗振玉在搜集、研究与传播中国传统学术上的贡献，在近代学术史上称得上是第一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

罗振玉从年少始就表现出对金石文物的高度兴趣，少时便认为金石学尤裨史学，近世出土的钟鼎敦盘之属，多为前人所未见。罗振玉藏器既多，又收集拓本。先后编书多部。民国五年（1916年）编《殷墟古器物图录》收铜器、石器、玉器等五十五种；民国六年（1917年）编《梦郼草堂吉金图》《梦郼草堂吉金图续编》；民国六年（1917年）编所藏器物分二十类为《殷文存》，收约七百二十五器。民国九年（1920年）以流入日本的中国古金器专门编了一本《海外吉金录》。民国十二年（1923年）编成《雪堂所藏古器物图》其中金类收二十一器，另有《附说》一卷作为参考。民国十九年（1930年）以未见前人著录的私藏金文编成《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记录三代青铜器1273件，秦汉以后青铜器1525件，每件之后，摹有铭文，附以识文。无论是规模数量还似乎识文著录的精确程度，均为空前启后之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又成《补遗》3卷，将编余墨本整理付梓，共记录三代青铜器205件，秦汉以后青铜器103件，自称将三十年间所见到的前人未曾著录的青铜器及铭文囊括。然陕西、河南等昔日商周重地，时有青铜器出土，罗振玉极力搜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终有《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之作，共三卷，著录周、秦、汉青铜器墨本345件。前后三书共收录青铜器墨本共计3451件。罗振玉大半生致力于青铜器墨本收藏，质量均属上乘，加以借录友人之藏，故所整理编著《贞松堂集古遗文》及《补遗》《续编》三书，集诸家著录之大成，既有订正前人著录错伪，所谓“汰伪存真”，又有补充前人未曾著录，为商周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献。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编成《贞松堂吉金图》三卷，为居辽六年自己私藏之器，收三代器物一百三十五品，秦汉直晋宋以来六十三品，共一百九十八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又综括古今所有钟鼎款识文字，无论已着录或未着录的拓本，悉付影印，成《三代吉金文存》20卷。从此考索商周铜器刻辞的人们，不必再从他处找材料了，这给予研究工作者以极大的方便，因而也推动了金文研究工作的向前发展。

罗振玉素嗜碑版之学，少时无力藏碑，就赁碑读之，十七岁始收藏广陵墓志拓本，为收集墓志拓本之始。此后，石刻碑文便成为罗振玉一生所求，他对石刻文字辑录的紧迫性有深刻的认识。罗振玉注意搜集各地新出的墓志材料，即使身在异国仍托人以邮寄方式搜求碑文精拓。

罗振玉不辞辛劳，搜集古物未尝稍辍，并把所得墓志按地域编印了《恒农冢墓遗文》《三韩冢墓遗文》《吴下冢墓遗文》《两浙冢墓遗文》《襄阳冢墓遗文》《京畿冢墓遗文》《东都冢墓遗文》《山左冢墓遗文》《山右冢墓遗文》《邺下冢墓遗文》《中州冢墓遗文》《广陵冢墓遗文》《芒洛冢墓遗文》《六朝墓志菁英》等。他这样分地区来综录石刻，印成丛书，替学术界保存了不少的可贵史料。此外，又编成《汉晋石刻书墨影》《金泥石屑》《两浙佚金石集存》《西陲石刻录》《西陲石刻后录》《昭陵碑录》《唐三家碑录》《海外贞珉录》《汉晋石刻墨影》《龙泓洞造像题名》等书，精印刊布。

金石学本来只是以三代青铜彝器铭文和历代石刻碑版文字为研究对象。但是，随着古代文物大量出土，金属文物已不限于三代彝器，石刻文物也扩大到与它们相邻的品种。主要包括玺印、封泥、符牌、瓦当、诏版、古兵、古镜、古泉、陶器、古砖等，因为它们都是小件，故名“金石小品”。

罗振玉积极索求，奔走四方，搜集各家谱录，所见玺印逾广，先后购致近三千钮，收藏之余，精研细考，甄别集谱，宣统三年（1911年）编成《罄室所藏玺印》八卷；民国元年（1912年）又编成《续集》五卷；民国四年（1915年）编成《赫连泉馆古印存》一卷，收约272印；民国五年（1916年）又有增益，编为《赫连泉馆古印续存》，收492印；同年，搜集他人很少涉猎的隋唐官印，编成《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收隋唐以来官印225印；民国十二年（1923年）编成《凝清室古官印存》《凝清室所藏周秦玺印》《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民国十四年（1925年）编《西夏官印集存》《后四原堂古印零拾》《贞松堂所见古玺印集》等九种。同年又作《玺印姓氏征》二卷。荟萃古玺印，得姓千余，不见姓氏书者逾五百，其中可订正前人违失多处。

罗振玉在玺印源流、形制、材料、规格上也均有阐释，多有前人所未发之见。如论证古玺印之制、其材、其书体、其钮，确认古玺文字自为一体，确认成语印、物象印（今名肖形印），以补正官制伪阙、正史志之讹、补史志阙文、证古地名姓氏、补字书之阙、确认村印及钞背印等。另隋唐以来官印及西夏官印、西夏文等，皆前人多未及留意，罗振玉并以之证西夏实有篆书。雪堂印学论著，除了自编印集序外，尚有多篇为其它印集所作序文，记事抒怀、考证说明，以小见大。其于玺印、封泥、隋唐以来官印及西夏官印之集存、研究、刊行，均贡献卓杰，嘉誉学界。

此外，符牌、瓦当、器物范、古镜、钱币、等文玩，罗振玉皆以考古学眼光看待。陆续编印了《历代符牌图录》《历代符牌后录》，共计收符六十，牌四十六。还编有《唐风楼秦汉瓦当文字》五卷；《四朝钞币图录》一卷，专收金元明清四朝钞版及纸币，并附《考释》一卷。《古器物范图录》三卷；《古镜图录》三卷，收一百五十七镜；还著有《镜话》一卷；《古镜铭集》一卷；均以珂罗版精印，一问世即风行国内外，为金石考古开创了许多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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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在农业著作上也有建树。《农学丛书》是在光绪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1897-1905年）间，由罗振玉等主持的上海农学会石印出版的一套丛书，将《农学报》附印的译文汇编出版了七册、约六百余万字，署名江南总农会编，收入农学译着149种，计有文章235篇。《农学丛书》内容包括农业政策、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农业法规诸方面。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反映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发展趋向，还译述欧美、日本农业著作、论文、实验农学的材料，这套丛书体现中国传统农学和实验农学的重要交汇，初具新农学体系的雏形。

自从甲午一役，康、梁维新派认为日本战胜中国，其根本原因乃是“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之故后，倡导普及义务教育以开通民智在中国逐渐成为一种教育思潮。受这种教育思潮和教育发展趋势的影响，罗振玉极力主张推行义务教育。罗振玉极力主张推行女子教育。在他看来，“国民之中，女子居半数，若教育不及女子，是隐去其国民之半数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在日考察教育的他阅读了记载美国女子教育的《女子教育论》一书后，深受启发，大声呼喊：“今日中国教育初造基，女子教育，人多忽视，然实不可缓，是宜亟图也。”

从日本考察回来之初，罗振玉意气风发，颇有在教育上做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到9月罗振玉在《教育世界》上接连发表了九篇文章，论述他对日本教育及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看法。这一时期较具代表性的为《教育赘言八则》。在该文中，罗振玉从宏观上再次对中国教育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重申目前中国翻译教科书的必要性，还提出了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培养适应新教育的管理人才及新学堂进行考试的必要性。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认为“学校一事与科举截然为两途，不能合并”，应由学校教师考核。这种做法，有利于新教育的引进，但给学生授科名，如高等小学毕业者为秀才等的做法，在当时新旧教育交接之际，有利于两者的顺利交接。对于新教育的学科安排，他认为应向东西各国看齐。并坚持孔子学说为德育的内容，建议从小学开始，根据学生程度教授“先圣遗训”。他进一步拟出教育学制，从教育宗旨到学校设置、具体授课学时、课程及教科书、学校管理等十一个方面具体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地将教育的普及及残疾人学校单独列为一条，认为欲谋求教育之普及，需立简易学校，以便于贫民及工人等于工作之余学习。

罗振玉还多次强调在全国各地设立图书馆及博物馆等的重要性，认为是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振玉还预见到中国在实现新教育之后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即文字改革问题。他认为繁体字不仅无利于书写，还不利于教育的普及，“而用简易之字，则无此患”，因此“当改繁而为简”；其次，关于言文一致问题，他认为“谋教育之普及，必文言一致乃可”，而欲解决这个问题，“必升语言以合文字”，他采取嘉纳治五郎的建议，认为应从教科书开始，先用北京话，通用各省，“以后改修，则去俗语十一，而潜易以文言，以后渐次改易，直至俗语全易，悉合文字而后已”。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

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后来他们也因为政治走向和儿女姻缘的争端，结束了近三十年的深厚情谊，分道扬镳，自此天各一方。

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甲骨四堂”指的是甲骨文研究领域中四位著名的学者，无巧不成书，他们的字号中都带有“堂”字，分别是“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甲骨四堂问道有先后，治学方向也各有不同，但是对甲骨文的研究来说，四人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后世学者将四人的成就概括为：“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罗振玉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等人。

罗振玉故居位于江苏淮安罗家巷。故居现存青砖小瓦平房9间，其主堂屋3间，坐北朝南，硬山造，抬粱式，面阔11。3米，进深5。8米，檐高2。8米。罗振玉故居于2006年6月被淮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淮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罗振玉旧居位于辽宁大连旅顺洞庭街一巷1-3-12号，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由居住楼和附近的大云书库组成，时称“罗公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罗振玉携眷属定居旅顺，民国二十年（1931年）盖了居住楼和大云书库。大云书库是罗振玉的私人藏书楼，当年藏书十余万册。尤以藏六朝人写本《大云无想经》最为珍贵，所以称“大云书库”。罗振玉旧居是大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12月24日，大连图书馆举行首届罗振玉书学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第一次举行罗振玉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大连图书馆、大连市国际人才交流中心联合举办，大连图书馆承办，来自国内外的3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研讨会还出版了《罗振玉书法篆刻选》、近40万字的论文集《如松斯盛》，对罗振玉研究的开展与推进将发挥重要的影响。

2016年7月31日，江苏省淮安区举行由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区文史办主办的罗振玉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罗振玉孙女、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罗琳，刘鹗亲属、美籍华人任光宇，省甲骨文学会副会长陈爱民，安阳市殷商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得志等50余名省内外专家学者和区领导刘建平、张建闯、韩仰超、胡金浪、夏海年参加会议。

2023年5月5日，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防止近现代珍贵文物流失，完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体系，《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文物博发〔2023〕13号 ），罗振玉代表作不准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