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的一个傍晚，莎乐美和里尔克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尽管莎乐美大里尔克14岁，但她的魅力还是征服了这位青年诗人。里尔克在莎乐美身边也享受到了别的任何男人所享受不到的关爱。两人曾同居过许多时日，同游过许多地方。1926年深秋，里尔克因为玫瑰花刺伤了手指而染上败血症，不久一命归西，莎乐美痛心不已，写过许多动人心魂、催人泪下的悼念文字。

莎乐美身上最闪光的，是她永远不知疲倦的学习精神。为了学习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学术思想，她到处拜师。哪位大师的思想最前沿，她就去哪儿程门立雪。

1911年秋天，在魏玛举行的精神分析学大会上，她与弗洛伊德谋面。靠着超群的悟性，她花了六个月，居然学完了精神分析学的基础课程。1912年春天，她去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再次提出拜师的要求。弗洛伊德把莎乐美收做了及门弟子。

和经典舞剧无关；和王尔德的戏剧无关；和天才尼采、弗洛伊德、里尔克有关。

弄瞎我的眼睛：我还能看见你，

塞住我的耳朵：我还能听到你，

没有双足，我还能走到你那里，

没有嘴，我也还能对你宣誓。

打断我的臂膀，我还能用我的心，

象用我的手一样，把你抓牢，

揿住我的心，额上的脉管还会跳，

你如果放火烧毁我的额头，

我就用我的血液将你承受。

——诗人里尔克为莎乐美而作。

纵使我们已经在两艘不同的船上，我们仍然会在同一条河上航行——因为同一个源头在等着我们；里尔克对她说。

“回到女人身边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失去莎乐美后，尼采愤懑而作。据说尼采见到莎乐美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

在她的老师弗洛伊德的书架上，摆放的是莎乐美的照片。

哲人的假面舞——与尼采的情史

“我无法拯救自己，假如你将我获取。除了摧毁你还能做什么？我永远不会相信。”这是露·莎乐美写给十九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哲学家尼采的。

少女的祈祷总是虔诚的，少女的梦想总是热烈的。莎乐美渴望什么？她渴望有朝一日能与伟大的心灵当面对话，从那口甘泉中舀取一瓢琼浆玉液。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是莎乐美的知音，也是莎乐美的引导者，这位“女巫”仰眺璀璨的星空，犹豫的只是该让谁来下凡？她的目光被一颗最闪亮的星，也是一颗最孤独的星吸引了，他就是伟大而又可怜的弗莱德里希·尼采。

弗罗琳待人接物的技巧颇为圆熟，她先给莎乐美寄去尼采的新著《悲剧的诞生》，然后又写了一封长信讲述这位哲人的故事。在她的笔下，尼采的精神屹立不倒，人格独立不羁，他剑锋所指，竟迫得尊崇已久的恩师瓦格纳无地自容，大有亚里斯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勇气和憨劲。然而，这位思想的巨人，偏偏又是生活的弱者，他年近四十，却萍踪浪迹，孤身漂泊，而且与病魔长年周旋。

莎乐美读了尼采的著作，不禁为他横空绝地的智慧所震撼，读了弗罗琳的长信，又不禁为哲人孤苦悲凉的身世而感伤。震撼加感伤这难道还不够吗？她直觉自己已被征服了，是的，尼采具有伟大的心灵，她渴望尽快见到他。

帷幕徐徐拉开，导演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已退到舞台之后，她正指点欧洲最伟大的哲人去约会欧洲最聪明的闺秀，地点选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弗罗琳急于将此剧导演成千古佳话。可奇怪的副导演则是保尔·李，尽管他内心狂热地迷恋莎乐美，却愿意退避三舍，为朋友让路。至于最迟登场的男主角尼采，经弗罗琳和保尔·李两人从旁大煽特煽，心中的那团烈火已由深红而趋于纯青了。

他甚至飘飘然，有点盲目乐观，在写给保尔·李的信中，跳闪着下面的语句：“请您代我问候那位俄罗斯女郎，如果这样做有意义的话。我正需要此种类型的女子。……一段篇章的开始是婚姻。我同意最多两年的婚姻，不过这也必须考虑到我今后十年内将做些什么而定。”这话说得过于托大了，他以为局势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莎乐美则未能征得兄长罗伯特的同意，因为罗伯特的眼光完全是世俗的，对尼采这种饱学多才的老光棍抱有十足的戒心，怕妹妹会上当受骗；此外，他还告诫妹妹，作为大家闺秀，须知形象第一，名誉第一，人言可畏，浪漫无异于玩火自焚。向来特立独行的莎乐美自然很反感这样的提醒，她在回信中明显带着几分火气：

我既不追随典范去生活，也不奢求自己成为谁的典范，我只为我自己而生活。因此我的生活中没有不可逾越的规则，而是有太多不可言传的美妙的感受——它们蕴含于我自身，在喧闹的生活中越受压抑越要呼喊出来。

“一个真正的男子需要两种不同的东西：危险和游戏。因而他需要女人，当作最危险的玩物。”这是尼采的语录。那么，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他与莎乐美的约会是该算危险，还是游戏，抑或是危险的游戏？

尼采未及躲闪，便遭到了爱神的当胸一箭。当见到莎乐美金黄色的卷发、优美绝伦的面部轮廓、丰满鲜艳的嘴唇、朗若晨星的眼睛和扑面而至的青春气息，他就无可救药地爱上她了。这位二十一岁的妙龄女郎举止娴雅，气质高华，思维敏捷，要言不烦，这些都是尼采欣赏的。当弗罗琳问及第一印象如何，尼采的评价只有短短的一句：“那是一瞬间就能征服一个人灵魂的人！”

与尼采相比，莎乐美则要冷静得多，在她眼中，尼采的形象显然不是什么白马王子的形象，与那些自己常见的华服盛装丰神秀貌的贵族青年相比，尼采简直无异于山野狂夫。她在回忆录中用了以下这些词去形容尼采：孤僻——尼采的性格几乎一目了然；平凡——尼采的外表没什么惊人之处；朴素——尼采的衣着十分整洁；慎重——尼采的言行节制而略显拘谨；优美——尼采的双手非常吸引人；半盲——尼采的眼睛高度近视；笨拙——尼采的客套仿佛是一个假面具。

这七个关健词串联在一起，将构成怎样的印象已不言自明。尼采毕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对此，她并没有感到失望和怀疑。但敬重是一回事，爱慕则是另外一回事，对于一位比自己大十七岁的病夫，莎乐美的心扉欲开还闭。这时，她母亲——一位糖厂老板的女儿开始嘀咕：“尼采先生的财产还不够养活自己，你跟他去喝西北风？”她真的不了解女儿，受穷，这是莎乐美最不介意的一点。莎乐美只担心尼采伟大的心灵是一个风暴眼，除了填没俗世的幸福，自己还将牺牲得更多，包括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

不管怎么说，尼采和莎乐美的旅行还是愉快的，另一护花使者（保尔·李）则未必有此同感。这无疑是全新的体验，尼采仿佛扮演着疯骑士堂吉诃德的角色，护卫着自己的心上人杜尔西内娅。更妙的是，他与莎乐美单独去了一趟海滨城市蒙特卡洛（现为摩纳哥的赌城）。在那里，尼采是否把握了机遇？仅作哲学的玄谈？仅有思想的共鸣？莎乐美透出的口风是：“至于尼采在蒙特卡洛是否吻过我，我已经不记得了。”恐怕连傻瓜都能猜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保尔·李见到尼采的“震颤”和莎乐美的神采飞扬，不由得大吃其醋。而尼采胜券在握，便假装大方，怂恿自己的道友去娶莎乐美。保尔·李很清楚自己处在下风，便再次摆出高姿态：“我是一个厌世者，一想到生儿育女的世俗生活就心存厌恶。还是你娶她吧，她正是你孜孜以求的伴侣。”其实，在尼采早先的想法中，恋爱时的近视只需一副眼镜就可豁然而愈，婚姻则是慢性疾病，不可能妙手回春，世间没有那样的神医和良药。然而莎乐美该是一个例外，世间还哪有这样秀色可餐的解语花？她善于倾听，无论尼采谈到多么玄奥的问题，她全都听得懂。又岂止听得懂，她还能恰如其分地补充几句，仿佛画龙点睛。为这样的女子动心，为这样的女子销魂，尼采一点也不感到可羞可愧。他竟决意为莎乐美而改变自己对女性不甚乐观的看法。幸福本来是可以这样成全尼采的，将他身上屡屡抬头的那股愤愤不平的戾气化为无形，如此一来，作为哲人的尼采也许会受损，然而作为常人的尼采则必定会受益。但尼采打的是最理想的算盘：“莎乐美具备高贵而睿智的心灵，而且有鹰的视觉，有狮子的勇气，她一定愿与我一道肩负起人类精神的十字架，走一条上升之路！”他反复思虑，居然找不到否定的可能性。那么，事不宜迟，他决定向莎乐美求婚，毕其功于一役。可怜的哲人，在思想领域他敢于冲锋陷阵，在感情的后花园则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懦夫，他让道友和情敌保尔·李相机行事，代为操持，自己则一溜烟逃回了瑞士的巴塞尔，静候远方的佳音。

你不妨猜猜看，陷于恋爱迷狂状态的尼采此时满脑袋都蹦跳着怎样的念头？他想入非非：娶莎乐美为妻也许并不是最好的主意，自己更看重精神恋爱，对肉欲是排斥和鄙视的，但为了她的名誉不遭外界的恶意中伤，将彼此的姓名联为一体仍属必要。他甚至考虑到了最世俗的事情，那就是财产，即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获得最划算的版税？也许该去大学里谋得一席教职，因为漂游不定的生活有损于家庭的稳定。他最感欣慰的是，既然找到了智慧的心灵伴侣，就必定有许多元气充盈的精神之子将呱呱面世。

然而，尼采的幻想犹如精美的瓷器，被莎乐美的当头一棒击得粉碎。莎乐美的回答很简单，正因为简单，便愈加残忍。总之一句话：莎乐美不想结婚。她希望尼采能比那位济罗牧师更为明智，但他们都无可救药地将心灵生活与世俗生活混为一谈，纠缠不清。说到底，尼采和济罗都没有看出，莎乐美是一位奇异的女子，思想只是她的游戏，她欣然入局，并不意味着她要找一位游戏伙伴做自己的丈夫。为此，莎乐美毅然决然地将十九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哲人的求婚挡了回去。

哲人毕竟是哲人，尼采的绮梦破灭了，并不意味着他就颓唐了，就完蛋了。尼采决意向古希腊的哲人学习，舍弃世俗生活中的核心部分，妻子不再重要，又何妨退而求其次，他和莎乐美依然是心灵的朋友，依然可以诞生他们的精神之子——查拉图斯特拉。莎乐美也不愿看到这位伟大而可怜的哲人因求婚受挫而伤心，她给尼采寄去了诗篇。这的确不失为一帖良药，使尼采的精神重又得到了抚慰：

谁一旦被你逮住还能逃脱？

要是他感觉你注视着他那双庄严的眼睛。

我无法拯救自己，假如你将我获取，

除了摧毁你还能做什么？我永远不会相信。

是啊，你必定会光顾尘世上的每一个生灵，

任何人都逃脱不了你的掌心：

生活没有你——依然美丽，

——你也同样值得生活下去。

有人说，尼采便是古罗马暴君尼禄精神上的兄弟。关于尼禄，普鲁东有一个精辟的论断：“尼禄是一位艺术家，一位抒情戏剧的崇拜者、奖章的收集家、旅游家、剑客；他是唐璜，也是登徒子；他还是一位充满机智、幻想和同情心的高尚的人，在他身上洋溢着对生活和享乐的热爱。这就是为什么他成为尼禄的原因。”应该说，尼禄的某些特性尼采并不具有，但某些特性则在他身上得以强化，内心的风暴肯定是一致的，即尼禄擅长于破坏，尼采则除此之外，还擅长于创造。能与这位伟大的创造者结为知己，莎乐美感到十分欣慰，1882年8月14日，她在尼采的居处陶顿堡写信给保尔·李，即表明了这一点：

总体上说尼采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人，然单方面看，他又是个极其情绪化的人。同尼采谈话是十分惬意的事情——你一定也知道这一点，在这种有共同理想、共同感觉的交谈中，常常会心有灵犀一点通。尼采本人也这样说：“我相信，我们之间唯一区别就是年龄。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是多么的一致。”

对于这种“一致性”，保尔·李无疑是吃醋的，而另一位以尼采的保护神和知己自居的女人则感到异常妒忌，她就是哲学家的妹妹伊丽莎白·尼采。伊丽莎白·尼采心胸狭隘，眼看着莎乐美的锋头处处盖过自己，让哥哥像傻瓜似的意乱情迷，令自己遭到日甚一日的冷落，因此对莎乐美抱有深刻的敌意。女人之间的怨恨如同死结，是很难解开的，她们会挖空心思去中伤自己的对手或假想敌。伊丽莎白便找准哥哥的软肋猛力捶打，讽刺他的哲学越来越带有莎乐美的色彩，认定那位俄国女子的个性在左右一切。尼采几乎立刻就鬼上身了，他向来就以君临思想界的哲王自居，不容许有异样的声音响在耳畔。莎乐美虽然是尼采的知己，在许多方面能与他共鸣，但莎乐美决不盲从，也不愿成为别人的附庸，她有自己的立场。有时她会置疑，有时她会坚持相反的意见。每当这种时候，尼采就怒火中烧，甚至拂袖而去。这对性格古怪的兄妹终于迫使莎乐美踏上了归程。这是富丽的九月，尚未剥蚀光彩的仲秋，但一股萧瑟的别情已萦绕在尼采和莎乐美的心间，久久挥之不散。

莎乐美走了，尼采仿佛脱水的鱼，一时间，茫然无主，连思考和写作都丧失了原有的动力。莎乐美则再次听到了老妈的唠叨：“和弗莱德里希在一起你是不会幸福的，不错不错，我指的是世俗的幸福，也许他是一位圣人，可是失去世俗的幸福，做个圣人又怎样呢？上帝原谅我说这样的话，可这就是我的观点。这位尼采先生不仅渎神，而且全身是病，虚弱不堪，你怎么可以嫁给他？除非你疯了，想做一个终身制的护士或大夫。还有他的母亲和妹妹，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赶走你的，别傻了，我的孩子。”莎乐美没疯，也不傻，此时，她身体内似乎有两个自己，一个是虚荣的，以驾驭和支配两位哲人（尼采和保尔·李）的感情为快，使两位哲人竞相博取她的欢心为荣；另一个则是冷静的，看到尼采生出妒忌心，听他中伤保尔·李是个时刻准备服毒自杀的胆小鬼，她便心生轻蔑。当莎乐美再次遭到伊丽莎白的恶语中伤（称莎乐美与弗莱德里希交往，纯粹出于卑劣的虚荣心，而哲学家从未爱过她），人格上受到莫大的侮辱，一气之下，她便与这对兄妹恩断义绝了。其后不久，莎乐美与保尔·李在柏林同居，尼采永远失去了能减轻其孤独与痛楚、赋予其勇气和希望的天使。尼采对莎乐美的谴责再次暴露了他受到刺激之后的偏激：“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位能帮助我的人；当然，这不仅需要高超的智力，而且还要有第一流的道德，但是相反的，我却发现了一位只想娱乐自己的人物。她不害臊的是，梦想把地球上最伟大的天才作为她玩弄的对象。”保尔·李读了道友尼采的这封信，是否也有同感？莎乐美与保尔·李同居不到一年，就因为他坚持学医，彼此意气不投而分道扬镳了。也许保尔·李更有资格说莎乐美玩弄了自己的感情。十八年后，一直抑郁寡欢的保尔·李最终选择了自杀。对此，莎乐美并未感到良心不安，她认为良心不安是软弱的表现。

告别了天使，尼采只好与自己最新创造的精神之子查拉图斯特拉组成“单亲家庭”，独自走完生命最后阶段疯狂的黑洞。他冲到大街上，抱着被鞭打的骏马的脖子，热泪迸涌地高呼“我的兄弟”。那一刻，他疯狂得极为美丽，也极为善良。

也许，在尼采的脑海中，有一首歌的词曲仍如佛殿的长明灯一样闪烁不灭。词作者是莎乐美，曲作者是尼采，《赞美生活》是他们唯一的“私生子”：

像朋友那样

真诚地爱着一位朋友，

就如我爱你一样。

呵，我的内心翻卷着怎样的波浪？

如果你为我带来喜悦或忧伤，

如果我低声啜泣或纵情欢唱，

那就是以不同的面孔

倾诉着对于你的爱的衷肠。

你的别离

为我留下深深的绝望，

而你的拥抱

又使我抹去眼角的泪光。

让我们像知己一样心心相印，

并且在寂静中

倾听着它们的碰撞。

如果你仍旧不曾使我狂喜，

那就努力吧，

因为同样的悲戚也在折磨着你的心房。

哲人的假面舞曲终人散了，原本心心相印的舞伴以快乐始，却以痛苦终。然而，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化为酒药，使尼采酿出了最醇香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其超人哲学得以功德圆满。另一方面，这种精神的苦痛也充分凸显了其负作用，尼采对女性的仇视和轻蔑在生命的最后七年达于极致：“你到女人那儿去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这无疑是泄愤之语，尽管他心底下针对的只是某个人——露·莎乐美，仍然不足为训。

莎乐美以不爱为大爱，这原本是尼采的思路，尼采是不该抱怨的。莎乐美毕竟没有砍下这位先知的头颅，给尼采最残忍的一吻。何况，在尼采辞世后四年，莎乐美出版了自己的精心之作《尼采评传》，这本书足以纪念他们心灵相拥相握的那些美好时光。

诗人的华尔兹——与里尔克的情史

离开尼采后，作为才女的莎乐美已逐渐浮出海面。她先后创作了思想录《与上帝之争》和小说《露特》，在欧洲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她独立了，不再只是作为尼采和保尔·李的不光彩的“情人”被长舌妇们挂在嘴上，嚼在牙间。谁也不能否认，昔日那位善解人意的漂亮小姐露·莎乐美已是富有魅力和才情的女士。但二十六岁的她再次做出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她曾逃脱了一位弗莱德里希，却嫁给了另一位弗莱德里希——柏林的西亚语言学教授弗莱德里希·卡尔·安德列亚斯。这位比莎乐美大了整整十五岁的老书生有何绝招赢取美人心？说出来，却十分可笑，他竟是以自杀相威胁而夺取了芳标。尼采的想象力太超迈了，像这样下三滥的招法他是既想不到也做不到的。此亦弗莱德里希，彼亦弗莱德里希，用招却是天差地别，胜负也是判然两极。不过，这位枯燥的语言学教授也有一宗不易有的好处，即他不干涉莎乐美的自由，莎乐美从此有了婚姻的保护伞，更可以天马行空。

勒内·马利亚·里尔克是幸运的，他二十二岁时在舞会上遇见了三十六岁的莎乐美。莎乐美不仅魅力四射，才华一流，而且具有极高的眼界和洞察力，在不多的几次交往后，她便看出身形瘦小、体质羸弱、性格腼腆的里尔克是一块非凡的璞玉，假以时日，经过精心雕琢，必能光耀欧洲，成为伟大的诗国之雄和诗国之王。尼采曾是她的引路人，她便是里尔克的明灯，且乐意扮演这个角色。里尔克生长于捷克首都布拉格，二十一岁时彻底逃离了那个小市民家庭，走向西方，宣称：“我是我自己的立法者和国王，在我之上别无他人，连上帝也没有。”如今置身于西方世界里，其敏感的心灵渴求许多东西——母爱、恋情、学识和荣誉，这四项，他从莎乐美那里都可以获得。这太神奇了。里尔克从未遇见过这样优异的女性，智慧、大度，而且极具理解力和包容性。他明白了，为什么连最高傲的哲人之王尼采都曾拜倒在莎乐美的石榴裙下。于是，莎乐美很快就收到了里尔克的情书。而对于这样的“刺激－反应”，她见惯不惊，但还是发出了一句感叹：“多么细腻而内敛的灵魂，他会大有作为的！”只挑选天才作为自己心灵的舞伴，这是莎乐美的原则。里尔克的幸运正是天才的幸运，尽管他既不伟岸，也不雄健，但具有尼采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能穿透时空的敏锐性。这就够了。依照尼采永劫轮回的定律，里尔克也许就是另一个尼采？莎乐美昔日不能给予尼采的爱情，尽可给予里尔克，这仿佛是命运之神的旨意。

里尔克的告白异常热烈：

我要通过你看世界，因为这样我看到的就不是世界，而永远只是你、你、你！……只要见到你的身影，我就愿向你祈祷。只要听到你说话，我就对你深信不疑。只要盼望你，我就愿为你受苦。只要追求你，我就想跪在你面前。

面对这般如火如荼的爱的告白，只有盲目盲心的女人才能无动于衷，莎乐美又怎会是那样的女人?她无愧于最高的礼赞——里尔克在信中有所保留，而在诗中则无所保留那种最高的礼赞：

挖去我的眼睛，我仍能看见你，

堵住我的耳朵，我仍能听见你，

没有脚，我能够走到你身旁，

没有嘴，我还是能祈求你。

折断我的双臂，我仍能拥抱你——

用我的心，像手一样。

钳住我的心，我的脑子不会停息，

你放火烧我的脑子，

我仍将托举你，用我的血液。

若非情热到极限，向来以冷静平和著称的里尔克是写不出这样灼人胸臆的诗句的。这深度的迷恋打开了莎乐美心灵中久已扃闭的那扇门，促成了她身上母爱的觉醒。这种感觉简直太新奇了，太美好了。莎乐美带着里尔克漫游欧洲，讨论哲学，写诗，唱歌，会友，闲聊，野餐，打猎，在月光下漫游，在花丛中拥吻，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在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的母亲是大地之神盖娅，只要安泰身不离地，便能源源不绝地吸取母亲的力量。莎乐美便是里尔克的大地，是他精神的母亲。在莎乐美身边，里尔克的创造力空前饱满，诗的灵感纷至沓来，应接不暇；而一旦莎乐美回到丈夫的身边，里尔克就会深陷于孤独和相思之苦，完全失去工作的热情和兴趣。这时，莎乐美便会写信安抚他：

不要着急，我的孩子。真正的艺术家总是要经历无限的孤独和漫长的痛苦，你必须在安静中等待回应。忍耐，忍耐，再忍耐，终有一天你将脱颖而出，展翅高飞。正如总有一天我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

这便是寓教于爱的指点，如同母亲的叮咛。里尔克是受益者，他从双份的爱意——母爱与情爱、精神和肉体中体验了人生的幸福。莎乐美担心里尔克的天才会在误打误撞的野路上迷失，又建议他去大学听课，弥补知识的缺陷，以加强其理论修养，增厚其文化底蕴。她还劝导里尔克从相对空洞的内宇宙转向自然和真实，从抒写主观的“我”转向精细地观察和刻画大千世界。这些适时适地的点拨都收到了奇效，但丝毫也未扰乱里尔克敏感而丰富的内心天地。莎乐美给里尔克自由和恰如其分的孤独，是必要的，对一位正在蓬勃上升的天才，不能听任情爱的烈火烧坏脑子，里尔克必须拥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莎乐美对这位诗歌王子的改造无微不至，甚至包括他的大名，莎乐美打趣说“勒内”有脂粉气，里尔克便将它改为“莱纳”，这也可见出里尔克对自己的女友和“母亲”是如何的尊敬，莎乐美的话就是圣旨。

三十八岁的莎乐美决定回返阔别了二十年的故国俄罗斯，去找回自己少女时代的感觉。陪同她前往的有里尔克，也有她的丈夫安德列亚斯。在外人看来，这样的三人行也许有点尴尬，但换个角度看，一位女王配上两位侍卫，却又非常正常。毕竟一切都由莎乐美作主，她便是女王。这趟俄罗斯之行，莎乐美和里尔克都有很大的收获：里尔克的收获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那片广袤土地上纯朴的民情民风都是西方世界里找不到的最鲜活的素材；莎乐美的收获则主要是生命意义上的，她找到了故乡，找到了久违的亲人，找到了儿时的伙伴，找到了记忆的源头，内心激情澎湃，再次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翌年（1900年），莎乐美和里尔克又作了第二度俄罗斯之行，拜访了契诃夫和高尔基，还去图拉的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拜访了七十二岁的列夫·托尔斯泰。在芳香弥漫的花园里，他们聆听托翁畅谈福音和改造俄国乡村的计划，批评西方文明的虚伪和浅薄，还亲眼见证了托翁的夫人索尼娅的阴郁脾气。

两次俄罗斯之行结束了，莎乐美与里尔克的爱情也结束了。莎乐美认为里尔克已到了“心理断奶期”，必须从恋母情结中解脱出去，正如小袋鼠最后一次从母亲的胸袋中跳出一样，才能宣告独立和成熟。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是必要的，诗人的心灵需要痛苦的淬炼，里尔克为此陷入了迷惘，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一年后，他与罗丹的女弟子、画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仓促结婚，仍带有负气的成分。这桩婚姻显然是失败的，但里尔克一旦走出痛苦的阴影，重新开始漫游和等待，他的创作便达到了崭新的境界。里尔克写于1903年的那首名诗《豹——在巴黎植物园》便将现代诗歌“思想知觉化”的特点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令读者耳目一新。

这对天才恋人分手二十六年后，里尔克去世了。莎乐美一生阅人多矣，却在其回忆录《生命的回顾》中宣称：“我是里尔克的妻子。”这一大胆告白说明莎乐美对这段爱情格外看重。正如她当初预言的那样，此时的里尔克成了欧洲的诗人之王。这再次证明，莎乐美与天才共舞，既充满了激情之美，也充满了智慧之美。

心理学家的探戈——泽尔曼

1902年，莎乐美出版了较为成熟的心理小说《中途降落》，涉及的主题是乱伦和不贞、性欲的倒错和癫狂。此外，对于性饥渴这个女性作家的禁区，她也产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写了一本名为《性爱》的书，探讨性与爱的融合与分离的过程。在这本书里，莎乐美将一个离经叛道的观点推到了卫道士们的鼻尖下：婚姻和爱情可以并行不悖，从婚姻中能获得安慰和支持，从爱情中则可以汲取力量和快乐。在她看来，性爱是人类生活的动力源泉，它最能显示人性的本质，所以是高贵而圣洁的，践踏它的人即践踏人性本身，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但莎乐美并非一味地贪求床笫之欢，却看重性与爱的水乳交融。她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回，莎乐美已入住某家旅馆，约好与男友共度良宵，可突然感到忐忑不安，也许这一切都搞错了，自己并非真心实意地爱他。怎么办？莎乐美赶紧一走了之，乘车去邻近的城市，入住另一家旅馆。然而，下榻伊始，喘息未定，她却又强烈地意识到此举的荒唐可笑，觉得自己百分之百地爱着那位朋友。可遥隔两地，如何慰解相思？她想起手头有那位朋友的一封信，好，就吃了它，味道还真不赖。

这样的浪漫，许多人一生都不会有一次，而对于莎乐美来说，这只不过是她的日常功课。

离开里尔克后，私人医生泽克曼成了莎乐美的情人，这段感情既开了花，也结了果，尽管谈不上美满温馨。这样，莎乐美有了做母亲的欣喜，也有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安德列亚斯不肯离婚，泽克曼的母亲则将她轰出家门。更伤心的是，她因采摘苹果不慎跌倒而流产。

泽克曼的出现曾使里尔克嫉妒得发狂，但这位医生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在他之后，另一位同行，瑞典的精神疗法医生希尔·比耶尔接管了莎乐美的感情领地，正是他将莎乐美引领到精神分析学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座前。

莎乐美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主要是无意识学说、本能学说、梦的解析学说和人格学说）充满好奇和兴趣。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枯燥，他的比喻异常生动：“无意识”好比一个宽敞的门厅，其中拥挤着各种各样的冲动，都想闯入“前意识”控管的一小间会客厅，得到那位雄居其中的“意识”先生的青睐。可是接待室外门口（学名为“意识阀”）站着警卫，将那些硬往里闯的欲念一一挡驾。然而，那些被拦阻在“无意识”大厅里的冲动贼心不死，倘若乘乱过了玄关，为“意识”所接纳，则万事大吉；倘若一再遭到压制，就可能酿成危险的变态心理。精神分析学要做的就是撤除那些“警卫”，使“无意识”与“意识”会晤。弗洛伊德的理论过于尖新，研究的又是人类以往欲说还休的性意识，自不免被人骂成“一心要败坏公众道德的淫棍”，但他在莎乐美的眼中则是学术界大智大勇的普罗米修斯。何况，莎乐美曾撰写过《性爱》那样的著作和《物质的爱情》那样的文章，探讨的同是人类共有的心魔——性意识。当时她掘进得不够深，只能说是浅尝辄止，她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则可以钻探到真正的“矿层”。

1912年秋天，莎乐美正式决定赴维也纳在弗洛伊德的手下受训。应该说，他们并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师徒关系，作为朋友，两人的理论观点也不无分歧，谁也不能说服谁，谁也不愿放弃自己的立场，但他们彼此尊重。其实，弗洛伊德和莎乐美在智力游戏中是同一类型的天才，同样罕逢对手，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同样因为离经叛道而树敌多多，同样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但他们在情场上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弗洛伊德从不寻求爱情的确定性，只寻求知识的确定性，他悲天悯人，也害怕在不确定的情感状况中遭受痛苦，因此尊崇的是意志和理性这两位铁面门神，为此宁肯回避和舍弃生命中某些强烈的欢愉和喜悦。莎乐美则是一个在感情和理智中都能得到快乐的冒险家，她对多变情感和欲望的驾驭得心应手，堪称最好的驯马师，尽管也有痛苦，也有别离，也有忧伤，但正是这些负面的深切的感受构成了她生命中另一道奇异的风景。

在精神分析学专家的圈子里，是没有任何禁区的，或者说，常人的那些禁区恰恰是他们的花园，对于性欲冲动的形象化比喻更是信手拈来。有一次，莎乐美一边听着那些专家谈话，一边织毛衣，竟有人脑袋里灵光一闪，指着莎乐美调侃道，她通过织毛衣的动作表现出了女性潜意识中对不间断性交的渴望。这当然不会惹莎乐美生气。在她看来，这并非冒犯和侮辱，而是不拘一格的论学。

专家也是正常的人，有正常的七情六欲，追求莎乐美的男士有一大把，夺得芳标的却只有一个，他就是维克多·陶斯克——弗洛伊德门下最有才华的弟子之一。此时莎乐美已五十一岁，仍有十足的魅力捕获这位三十五岁的英俊男子。陶斯克原本喜欢的是莎乐美的朋友、妩媚多情的爱伦·德尔普，但莎乐美横刀夺爱，使陶斯克投入了她的怀抱。这无疑又是一段“母子恋”的翻版，外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莎乐美给陶斯克的精神安抚多过性满足。事实却恰恰相反。她正是有感于陶斯克身上“人类创造力的斗争”过于酷烈，遂决定用自己的爱使他体内猛兽一般的原始力量得到纾解。实际上，他们对于爱情的理解是完全歧异的，陶斯克向往稳定和永恒，莎乐美则喜欢变数和短暂，她认为女人只须对自己保持忠诚，女性对男人“不忠”恰恰是为了回归自我，并非欺骗和淫荡。恋爱中的女人仿佛是“一棵等待闪电将其劈开的树”，它或者内心分裂，或者发出新芽长出新枝；也就是说她要么牺牲自我，要么对男人“不忠”。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莎乐美看来，爱情只是风暴，只是彩虹，只是海市蜃楼，想把它固定在婚姻的框架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因此，陶斯克的出局早已注定，当莎乐美离开奥地利维也纳返回德国哥廷根时已成事实。十五年后，陶斯克——这位历经战争磨难的精神分析专家如愿以偿，有了自己的诊所，有了心爱的女人（一位音乐家），却在结婚的日子里，将脖子伸进窗帘的拉绳套，开枪自杀了。猝闻噩耗，莎乐美写信给弗洛伊德，感慨系之：“可怜的陶斯克，我曾爱过他，认为了解他，却从未想过他会自杀。这种死亡的方式既是一种暴力行为，同时也是一个承受过巨大痛苦的人的最佳选择。”她此时已了生断死，并未使用人们惯用的那种怜悯痛惜的陈词滥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屠戮使莎乐美看清人类欲望中最卑劣最阴暗的一面——魔鬼一样的嗜血如狂。这不只是某个军事集团的罪责，而是人类全体的罪责。她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有“反对普遍犯罪的感情倾向”，因此决定拿起精神分析疗法为患者服务。从1921年起，作为心理医生，莎乐美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这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忠告的极限，但她乐此不疲。她使不少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病人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这的确是神奇的绩效、非凡的功德。

临到晚年，莎乐美身患糖尿病，还因为胸部肿瘤切除了乳房，但她从未抱怨过什么，也从不接受同情，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37年2月5日的夜晚。她是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和一位本色的女人而告别人世的。

希尔·比耶尔在风烛残年之际回忆莎乐美，眼神中仍闪烁出朝霞之光，他的描绘值得留意：“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人们立刻就会发觉这一点。她具有能够直接切入到他人思想世界深处的天赋，尤其是当她爱那个人时，她那巨大的精神专注力仿佛点燃了她爱人的精神之火……”莎乐美无疑是一位决定命运的女人，天生具有一种本事，让命运老老实实地跟着自己的节奏亦步亦趋。她不是那种紧跟在天才身后“拾麦穗”的安琪儿，却与天才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他们。这才是她奇特的地方。

莎乐美一生风流韵事不断，但她只与天才的心灵共舞。诚然，爱过她的男人多半没有幸福的结局，三位终身未娶（尼采、保尔·李、泽克曼），两位自杀身亡（保尔·李和陶斯克），这更证明了她的爱情让那些男人刻骨铭心，曾经沧海难为水。客观地说，她的自然力和爱情风暴并非全是毁人不倦，还使那些天才的鹰翼得到强力的鼓荡，将那些天才托举到更高的海拔，尼采的哲学和里尔克的诗歌中便包含了许多由她激发出来的灵感。即便是号称“定海神针”的弗洛伊德，也险些被莎乐美的风暴卷走，她和煦的微风（友情）同样使那位精神分析学大师受益无穷。绝顶智慧的莎乐美堪称二十世纪欧洲不可多得的自由的女人和自足的女人，是欧洲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亮点和奇迹——称她为尼采的“曙光”，里尔克的“圣母”，弗洛伊德的“吉兆”，可算是毫不夸张。作为天才心灵的最佳舞伴，她的表现无可挑剔。

爱伦·德尔普曾指出，她在莎乐美身上看到了饱满充实的人生所必备的三种激情：对爱情不可遏止的追求，对真理不可遏止的探寻，对人类苦难不可遏止的悲悯。正是这三种不可遏止的激情使她成为魅力无穷个性独具的尤物，那些傲睨人间不可一世的天才也只得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她迷狂，为她痛苦。但希尔·比耶尔也曾特别指出：“莎乐美可以在精神上对一位天才全神贯注，却不能彻底与之融合。这或许是她生命中真正的悲剧。她渴望从自己强烈的个性中解放出来，却得不到拯救。从某种深层意义上说，莎乐美是一位未曾获救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