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再次在国内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掀起波澜，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文学版图上的“非理性”战火越烧越猛，甚至到了严重危及文学健康发展的地步。一些作家推崇“快乐的牲口”原则，大胆地宣泄着他们的本能欲望，大篇幅的色情描写、无遮拦的情欲展示，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毫不谦虚地登台亮相。这些本能狂欢的书写，广泛地渗入了文学的各个层面，包括受众广泛的影视剧作品。针对这种不良的文学态势，理论界也表现出高度和强烈的关注。一场关于“理性—非理性”的争论在21世纪的文学研究领域又重新开幕。

党圣元等学者尖锐地指出，除了热衷于本能癫狂，沉溺在下半身狂欢，迷恋于丛林法则外，叙事空转、语言粗鄙、逻辑混乱、意义悬空和叙述失禁等，也是当下文学领域非理性主义的另一副面孔，而肆意篡改历史与亵渎崇高则是当下文学领域非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针对这种非常态的文学逆流，诸多学者立足于文学的理性精神，从道德论、人性论、历史观、新理性精神等方面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鞭挞。

非理性主义：新世纪文学版图上的幽灵

在当前的文学领域中，本能与身体成为两个重要的关键词，所谓的“身体独白”、“下半身书写”广泛地渗入了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全面的欲望释放，坚决的形下姿态，贴肉的文学爬行，追求肉体的在场感以及以下半身为圭臬等写作伦理合谋架空了文学所应该秉有的精、理、气、神，而只剩下一曲杂乱的肉体交响乐在当前的文坛上施虐、游走。”

而讴歌丛林法则，倡导动物兽性，鼓吹“野性”和宣扬“奴性”，也是当下文学领域一股典型的非理性主义倾向。2004年的《狼图腾》、2005年的《藏獒》以及2007年的《刺猬歌》，都是推崇、讴歌动物兽性，鼓吹“动物哲学”的代表性作品。评论家李建军在谈到《狼图腾》时说：“在一个王纲解纽、价值混乱的时代，一切都有可能被颠倒过来，一切都有可能被弄‘拧巴’。无耻便是荣耀，下流等于高雅，‘流氓’成为‘英雄’。”他认为《狼图腾》将对狼的精神的仰慕提升到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视其为“20年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但是纵观人类历史，如果一个民族的复兴以狼的精神为图腾，那么，这个民族离灭顶之灾也就近在咫尺——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篡改历史和亵渎崇高是当下文学领域非理性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例如，盲目歌颂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把它描写得阳光普照、充满生机，却不顾当时清政府闭关锁国、远离现代文明、危机重重的历史真实；打着“人性化描写”的旗号，给慈禧太后“翻案”，为李鸿章“昭雪”，对历史进行仿拟、戏说；官渡之战成了曹操和袁绍争夺小寡妇的战争，历史的血腥被涂抹成一出暧昧的闹剧；经典被随意消解，《阿Q正传》、《药》和《孔乙己》在影视作品中被“改编”成阿Q卖人血馒头并和孔乙己的女儿结了婚。

此外，在当下的文学版图上，还能感受到非理性主义的文学叙事空转、语言粗鄙、逻辑混乱等特征。按照党圣元的归纳：非理性主义过分追求语言的个人化，打破语言常规，导致了语言链条的断裂；拒绝理解，认为通俗易懂对文学来说是不道德的；倡导“三还原”（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三超越”（超越逻辑、超越语法、超越理性）；推崇“不及物写作”；任凭“随意性”、“即兴性”、“零乱性”、“拼凑性”和反逻辑、反理解、反完整性、反元意义等无限度溢出，造成了文本的碎片化，普遍性、规律性的逃逸以及非理性的泛滥。

对文学理性精神的捍卫

针对这一文学创作的倾向，诸多批评家表现出了极大的忧虑和深切的关注，他们呼唤文学的理性精神，从道德论、人性论、历史观、新理性精神等方面对非理性文学思潮展开批判。

批评家们倡导理性写作，反对当下文学中以表现本能、欲望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有人认为，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女性的性欲、生育、流产等生命经验被许多作家不厌其烦地描写，沉浸于“一个人的战争”与“私人生活”的私人性表达，陷入了题材和主题等的低水准重复。排斥“理性”的结果只会导致意义的严重混乱，新的美学原则应该是“以身体为准绳”与“以理念为准绳”的融构，作家必须让自己的心灵不断强大起来。有人则将当前文学中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蔓延称之为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并且称“欲望是人的本能欲望，当欲望受到压抑的时候，人是不完整的，是异化的；但是如果一味让欲望无限膨胀，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强烈反对这个所谓的“第三次转型”，认为21世纪文学的这个转型是以牺牲理性为代价的，并对此表示忧虑。

重新呼唤道德在文学中的回归，是学者们针对文学的道德属性面临的危机所作的努力。文学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关怀人生价值和提升精神境界的，因此必然肩负一定的道德理想。应该重视文艺道德在影响作品生产、作品传播中的作用，重视文学中的道德理想对文学作品内涵和格调的影响，我们很需要“具有道德激情的作品”。

针对某些作家反对在人性表现上追求真善美，大力挖掘粗鄙的人性并且肯定它的合理存在，以粗鄙为深刻，把红色变成桃红色，文学评论家王干指出：“下半身写作”将身体写作推向极端，文学被剥离了广阔的社会内容，潜意识被狭义地理解为赤裸裸的性意识、性内容，这种打着身体至上、性至上的口号而取消文学丰富性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批评说，这种把“兽性”当人性来写的创作，其“精神上的狭窄和浅薄一目了然”。

20世纪末，倡导非理性主义的论者曾提出过非理性是中国文学“埋葬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必要环节”，认为应该把是否具有非理性倾向作为判断中国文学是否具备现代性的准绳。他们认为20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尚处于近代阶段，不具备现代性，因为它“还缺乏非理性精神”。针对这种观点，中国作家协会雷达指出：现代性充满了运动、变化，是与进步、发展相关联的一个概念，但同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它代表了理性，另一方面，它把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据此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则是荒谬的，如果人的觉醒与反封建不算现代性，人道主义不算现代性，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不算现代性，那么现代性到底是什么？那种认为非理性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才能叫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的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针对当下文学写作中对于历史的非理性处理，理论界倡导历史题材写作的理性主义精神。时下一些戏说历史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些完全不顾史实的改编，这些作品以娱乐性、时尚性、消费性、世俗性消解了历史内容和思想深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陆贵山指出，这一现象的本质是用主观虚构的文本决定论和语言决定论来代替历史决定论。“不违背所表现的历史对象的基本性质，尊重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艺术创作应当恪守的一条底线。那些轻狂和嬉戏的历史题材作品，消解了民族精神，玷污了人们纯洁的思想情感和正直的伦理道德情操，不利于培养和提升青年一代的正义、高尚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境界。”也有意见认为，历史小说更应该能显示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要求历史小说的作者具备进取的历史精神，以新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来平衡、抵御粗俗与精神沉沦，又提出“用新理性精神来重建文学创作的价值和精神”，使其“成为文学艺术的灵魂”。

文学创作的必然选择

有学者指出，当下是一个欲望叙事充斥文本的时代，消费主义制造的欲望膨胀正像一个恶性肿瘤在慢慢吞噬文学的人性、理性和诗意精神。

针对当下文学尊严失落的问题，学者们呼吁要积极应对，弘扬严肃的创作态度，创造一种良好的文学环境，从而使文学重归人的精神家园、情感栖息地，重归“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在当前的文学领域，把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放弃那种宣扬非理性主义的错误文学倾向，已成为许多评论家的共识。而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紧紧把握健康的审美脉搏，用高质量的作品去感染读者，同时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则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事实上，近现代来大多数作家都能坚持文学创作的“二为”方向，密切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多出人民群众需要和满意的好作品当做衡量自己创作成败的基本标准，抵制不良趣味，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坚持“双百”方针要以坚持“二为”方向为前提，在此基础上继续为广大作家营造宽松的创作环境。许多学者表示，坚决抵制打着“非理性主义”标记的“垃圾文学”，反对低俗之风，以优秀的作品陶冶读者、鼓舞读者、慰藉读者；以理性的态度介入社会，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关注时代、关注民生，正确认识非理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才能进一步繁荣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