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南海自编年谱》有“光绪十七年辛卯，三十四岁。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来学者多志士，若韩文举、梁朝杰、曹太多有成者。”

韩文举之父在港澳经商，逐渐富有，便礼请名儒到古坝家中课其子弟，在严格督教下，学习《四书》、《五经》，以求光耀门楣。但韩文举目睹清廷腐败无能，国力每况愈下，便于27岁（1891年）到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成为早期的康门弟子。

韩文举初见康有为，呈上自己旧作《主静立人极说》，即受康有为赞赏。在万木草堂中，他与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以义礼、气节、经世之学相砥砺，以维新救国为己任。当时，陈千秋长于德行，同学誉为“颜回”，徐勤因为家财丰厚，誉为“子贡”，梁启超和韩文举因为善于文学而分别誉为“子游”和“子夏”。

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万木草堂的师生本已慷慨悲歌，发奋自励。藉此国家民族危难之秋，莫不义愤填膺，振衣而起。韩文举写出了“人生苟虚生，不如其死矣”的《感怀诗》。下半年，韩文举便与梁启超以及著名诗人黄遵宪等到上海创办了《时务报》，鼓吹挽救中国的新政。当年一纸风行，而且为销售量最大、质量最佳的报纸。第三年（1897年）韩文举到了澳门，担任《知新报》主要撰稿人。他相继发表了《万国公政说》、《国朝六大可惜论》、《治始于乡说》、《推广中西义学说》、《童蒙艺塾说》等文，大力倡导维新变法，振兴中华。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南省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欲在湖南倡导新政，培养维新人才，便在长沙创立时务学堂，请康有为派学生当老师。那时陈千秋和曹泰已经去世，康有为即命韩文举、梁启超、区榘甲、叶觉迈等到湖南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

韩、梁等积极培育英才，宣传维新救国的道理。后来率兵云南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将军，和近代教育家、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部部长和三任国家教育总长的范源濂，都是韩、梁高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维新，至该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再出“训政”，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和日本。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康广仁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10月7日，广州万木草堂被封，焚毁藏书300余箱。湖南长沙的时务学堂当然也被封，韩文举、唐才常等，也分别逃到了日本，与同学们汇集起来。韩文举即协助梁启超创办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协助其弟韩云台创办《东亚报》，韩云台任主编，鼓吹维新变法，批评和讽刺朝廷。此时，韩文举开始用“扪虱谈虎客”作为笔名，大量发表政论，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不久，在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大同高等学校担任教习。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韩文举和梁启超、欧榘甲、梁启田、麦仲华、张智诺、梁炳先、陈国镛、罗润南、李敬道、谭锡镛、黄为之等12人，在日本江之岛的金龟楼上义结金兰，宣示效忠帝党，立志实现大同理想，反对慈禧太后暴政。不久，有组织保皇党，推动勤王运动，宣传君主立宪制。

本来，韩文举是康门中极为重要的弟子，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是康有为令其当年弟子协助而成书的。在他的《新学伪经考》序中便道：“门人好学，预我玄文，其赞助编检者，则南海陈千秋最勤而敏也。其校雠讹夺者，则番禺韩文举、新会林奎也。”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以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革命主张已渐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在日本期间，梁启超与孙中山革命党人往来渐渐多起来，便有赞成革命，孙、康合作的议论。当中韩文举和欧榘甲赞同最力。结果，由梁启超草拟了长达数千言的《上南海先生书》（康有为南海县人，人们尊称南海先生或康南海），康门弟子签名包括：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13人。

时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上产生严重分歧，争论之中，韩文举赞同了梁启超的政见。第二年，韩文举在港、澳报刊上发表了《赠梁任公》二首。

万物微茫出入机，水清水净见须眉。

幻中泡影容沉灭，眼底浮云易荡移。

消息示人周易理，缠绵爱国楚骚辞。

如君熟读庄生语，卅载交情已可知。

---其一

热心直欲炉天地，落魄依然一国民。

病里观人原幻境，梦中化蝶是前身。

交论血肉天应变，相到皮毛马不真。

我亦三千年睡足，东方雄辩已惊神。

---其二

后来，梁启超在北美游览时，才在报刊上读到这两首诗，非常喜欢。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后乃询知其出我孔厂也”。

韩文举流亡日本多年后，借党禁稍驰，即潜回家乡，“窜迹闾巷，饮酒赋诗”。

至民国初年，袁世凯做了总统，韩文举在长沙的弟子范源濂寄信邀请他北上。他应邀到了北京，住进梁启超家。范源濂拜见了他，行弟子之礼，相会甚欢。这位教育总长推荐他单人京师大学堂讲席，但是他婉然谢绝，只在北京旅居一个月便辞别回乡。

民国二年（1913年），梁启超入内阁任司法总长，特派人征召韩文举为广东教育司长，也婉辞不上任。民国四年，袁世凯居然称帝，篡夺中华民国而复辟帝制，韩文举的另一位学生蔡锷从云南起兵讨伐袁世凯，并修书送钱到韩文举家中，请他立即到云南赞画戎机，但是他也辞谢不去。

民国六年，张勋据北京请帝溥仪复辟，授康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康有为从香港启程，应诏北上，并约韩文举同行。韩文举辞谢道：“吾师受知德宗（即光绪帝），心存魏阙，义不容辞。若弟子者，就在江湖，愿以布衣终老矣。”康有为不能勉强他，只有自己北上。后来复辟失败，康有为亦为世人所耻。

民国七年到十一年（1918-1922年）间，他住进广州，出任南强公学校长，并创“觉是草堂”，仿照当年万木草堂的学规，严格培养学生。教学之余，与新会陈洵（字述叔）晨夕唱酬，切磋诗词，友谊甚笃。

韩文举他本人文章魁首，诗中方伯，必胜虽然布衣已领，却声名籍甚，在民国十五到十六年，中山大学两次聘请他为教授，但都别婉拒。

65岁晚年后，移居香港女儿家，一位曾任粤军师长的杨鼎中，因为深仰韩文举学行，自请为门人，把香港深水埗福荣街90号的住所赠与他，并每月送给薪俸，曲尽弟子之礼。

此后，他意态萧然，逐渐脱离凡尘俗世，只流淌于港九的名山古刹，与方外人为交，避世于禅房青磬之中。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在香港病死，终年81岁。青山寺住持茂丰，特安葬他于荃湾东普陀寺之侧。昔日驰骋文坛的“扪虱谈虎客”便长眠于佛教圣地之上。

他气度恢宏，国学根基深厚，又善音律，工诗词，“其诗每多愤郁苍凉之音”。同学伍宪子（即：伍庄，民社党革新委员会主席，万木草堂弟子）搜集了韩文举《舟车睡醒录》、《树园诗集》两书，予以扩充，撰成《树园先生遗集》，并为之作序印行。

梁任公曾写有时论《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言其平生喜诵好友韩孔庵的一首诗，甚为称道其中“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一句。言下之意，行胜于言。任公一生，笔挟风雷，但绝非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诗曰：

荆轲沈七族，要离焚妻子。

人生苟虚生，不如其死矣。

举目览八荒，谁为真男子？

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