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思想渊源之大端有四：一是胡瑗的“实学”；二是陈亮的事功学；三是荆公新学中的事功思想；四是张载的政治思想。概言之，颜元融合了胡瑗“实学”、陈亮事功学、荆公新学以及张载的政治理想，体现了理学思想，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并进而逐步形成其“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实学思想体系。

颜元是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但他一生很少著述及外出讲学，所以其学传之不远。不过，其弟子门人极崇颜学，致力于宣传其学的也为数不少，李塨便是其一。李塨是颜元的大弟子，21岁起便师事颜元，承习斋之教，一生注重习行经济，可谓是颜元学术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和传播者，所以时称“颜李学派”。他三十七岁以后曾几次别师南游，广结海内名流，“遍质当代夙学”，如梅文鼎、万斯同、毛奇龄、王复礼、阎若璩、胡渭、方苞、戴名世、孔尚任等皆相纳交。前辈如顾炎武、黄宗羲诸大儒虽未拜识，然其著作也多曾寓目。所结交者除方苞等少数人宗信理学外，多数人是反理学学者或汉学家，因此李塨在学术思想上能够比较广泛地吸收当时批判宋明理学的成果，其学问之广博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过其师颜元。但是李塨“志欲行道”，所至必宣传颜元学说，他说：“窃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行，则继往开来，责难谢焉……（《恕谷年谱》卷三。）”

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十分推重李塨，同时他也受到朝廷公卿大臣们的重视。李塨与公卿纳交，论学辩道，为的是宏扬师说，他从不慕权贵，阿附取容。他名倾朝野，颜元学说至是“发扬震动于时”。（《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三《刁赠君墓表》）

颜李学派继承和发扬了陈亮尚“用”的思想，形成功利论的思想体系，他们以功利的观点看待理学，由此展开了对理学的批评。颜元曾将朱熹、陆九渊、陈亮三家学说加以比较，指出：“使文达（毅）之学行，虽不免杂霸，而三代苍生或少有幸，不幸宋、陆并行，交代兴衰，遂使学术如此，世道如此。”

李塨继承师说，也对理学的空疏无用作了揭露，他指出：“承南宋道学后，守章句，以时文应比，高者谈性天，纂语录，卑者疲精敝神于八股，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刑名钱谷，懵然罔识，而溺管呻吟，遂曰有学。”

此学派经世思想的总纲，是天下的富、强、安。颜元提出，“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李塨又进一步发展了颜元的观点，还提出“变法”的主张，对于习行六艺，还主张“参以近日西洋诸法”。

在对待经典的态度上，该派反对于经典中求道，更反对把经典当做道，而是主张从实际事物中求道。颜元曾以学琴为例来说明：“譬之学琴然，读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此即琴也。……谱果琴也？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

该派推崇王安石的学行，继承了王安石重视《周礼》“乡三物”的思想，而于“六德”、“六行”、“六艺”这“三物”中，尤重“六艺”，认为“德”、“行”要通过“艺”来体现，“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为了匡时救弊，颜元在受聘主持潭南书院时，曾厘定规制，设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

对于传统的儒学命题，该派皆从“见之事”、“征诸物”的功利论的原则立场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

对于理事范畴，他提出“理即在事中”，批评理学“理在事上”的观点；对于体用范畴，他们提出“体用一致”，以为“致用”才是学问的根本，批评理学“既为无用之体，则理亦虚理”；对于动静范畴，该派提出“以动造成世道的主张，劝导世人循“动”的法则，去强身、强家、强国、强天下；对于知行范畴，认为“行不及，知亦不及”，主张“由行得知”，反对程朱理学“知先行后”的观点；对于形性范畴，认为“性即气质之性”、“舍形则无性”，提出“践形尽性”的主张，批评理学竟视“至尊至贵至有用”之气质为“累碍赘余”；对于性习范畴，强调“习与性成”，说明人性本善，恶由习染，，人习“性所本有之善”则为善，习“性所本无恶”则染恶；对于道艺范畴，崇尚艺能，治学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要，旁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之类；对于义利范畴，提出要“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颜李学派的主要思想特征大致有这几个方面:

一、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崇尚实学。颜元提出，程朱是与孔孟对立的，所以“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他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在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解者”（《存学编》卷一）。所谓“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时、姻、会、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李塨继承了颜元的这一思想，批评宋明儒者专为“无用”之学，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有益于世道，倡导亲身习行践履。他与颜元一样，强调学者要能干济实事，有用于世，致力于“礼乐兵农之学，水火工虞之业”。

二、反对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盛赞孟子的“性善论”。颜元认为，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他认为只有气质之性，才是人性，他赞同孟子确定人性本善是有功于万世，强调理、气、性、形不二，指出人的恶行是由后天的“引蔽习染”而导致的结果，并提出性、情、才三者相统一的人性论。李塨认为“气外无理”，主张理气不可分，提出“理在事中”，还进一步发扬颜元注重实际知识的思想，认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恕谷先生年谱》卷二）。

三、效法三代，力主复古。颜元主张恢复井田、封建、学校的“王道”政治，又提出以“垦荒、均田、兴水利”七字富天下，以“人皆兵、官皆将”六字强天下，以“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九字安天下。李塨强调要“考古证今”，在是否应回到“封建”制问题上，李塨认为“惟封建以为不必复古。因封建之旧而封建，无变乱；今因郡县之旧而封建，启纷扰”（《存治编·书后》），这就是说，当时改郡县为封建是一种“复古”，它将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颜李学派主要代表著作有颜元《四存编》、《朱子语类评》、《四书正误》、《习斋记余》，钟錂所辑《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李塨《恕谷文集》，王源《居业堂文集》等。

颜李学派思想特征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

首先，颜李学派思想特征是明清之际及清初社会经济变化、发展孕育而成。它与十七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并不一定具有必然联系。颜李生活的时代，虽有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封建社会孕育滋生、破土露芽的时期。新兴的工商业市民阶层在这个时期也初步形成并有所扩大。颜李身居河北，处于东西南北相互交融的中间地带，并未受所谓资本主义因素的辐射。他们的致“实”、致“动”、致“习行”、致“功利”的思想特色，是在华夏道统失落后，尤其是满清野蛮之屠杀，造成中原地带民不聊生，尸横遍野。痛定思变，是颜李学派思想特征得以形成的一个主要背景。

其次，十七世纪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兴起的批判腐朽理学，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潮，是颜李学派思想特征形成的又一历史背景。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社会震荡，思潮迭起，是这个时代的重要历史特点。一方面，农民起义的烈火焚烧了明王朝，清军入关用刀剑和野蛮屠杀建造了清王朝。明亡清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出现了“天崩地解”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作为维系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日显腐朽，失去了它的权威性、经典性，因此，地主阶级中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发出了改革腐败政治，批判腐朽理学的呼声。突破程朱，倡导“实”学，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新潮流。代表明清之际思想领域中新潮流的一批进步思想家，东有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南有王夫之，北有傅山等等。他们对程朱陆王唯心主义学说的锐利批判，为“经世致用”新思潮在华夏的兴起，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兴实学，破程朱，在本质上是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冲击和突破，因此，新思潮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窒压。随着政局的稳定，清王朝仍将理性化、神秘化的儒学正宗即程朱唯心主义理学作为他们巩固统治的思想工具。但是，新思潮毕竟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求，，为进步思想家所接受和发展。颜元以“虽百千年同速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的历史责任感，继承了新思潮的“经世致用”的特点，以最鲜明和最激烈的言辞尖锐抨击了程朱理学，并形成了超过前人的有自己特色的思想体系。可以说，颜李学派既是十七世纪兴起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新思潮的产物，又是这股新思潮的继承者和推动者。

大约康熙末、雍正初的一二十年间，颜李学说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清初诸大儒如孙奇逢、陆世仪、陈确、顾炎武、傅山、王夫之、黄宗羲、费密已相继谢世，颜元此时也已作古，而李已成为学术界所瞩目的人物。万斯同说：“李先生续周孔正学，非我所及。”

清朝同治年间，曾国藩幕府中的戴望广求颜李遗著，于1869年撰成《颜氏学记》十卷。此后三十年中间，一些改良派思想家痛感国家政治腐败，受制于外夷。主张变法自强，他们需要一种沟通中西学术的理论，颜李之学正好适应其选。正如刘师培所说：“近世以来，中土士庶惕于强权，并震于泰西科学，以为颜氏施教，旁及水火工虞，略近西洋之致用，而贵兵之论，又足矫法弱之风，乃尊崇其术，以为可见施行。”（《非六子论》引自《中国哲学》第1辑第448页）

推崇颜李学说的改良派思想家有陈虬、宋恕、梁启超等人。梁启超主讲湖南时务学堂时，对颜李学派甚为崇拜。他流亡日本期间，将颜李之学传进了日本。尔后，他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颜李学派给予极为热情的颂扬：“有清一代学术，……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旗帜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并且还专门写《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一文，详加介绍评点。改良派推崇颜李学派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即都主张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革，使社会朝着征实致用的方向发展，由于梁启超等人不遗余力地表彰弘扬，颜李之学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20世纪初，徐世昌以大总统的身份提倡颜李之学，倡组四存学会，成立四存中学校，编辑《四存月刊》，征求颜李遗著，并将颜李从祀孔庙，一时间颜李之学风靡海内。徐世昌尊颜李学际上是尊孔孟的变相形式，这是因为，在四存学会成立的前一年，1919年，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使旧的封建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受到极大冲击。这时要直接提出尊孔孟以号召天下就不那么灵了。尤其是孔孟崇道贱艺的思想更不合乎当时的国情。这样徐世昌便利用颜李学派在当时的影响来维系“世道人心”，企图以此阻遏新思想的发展。

“五四”运动前后，颜李之学对于社会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重“致用”的精神，二是其尊孔孟的思想。徐世昌内心里强调的是尊孔孟的思想，而当时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则强调颜李重“致用”的思想，试图以颜李之学转变社会惰弱习气，振兴中华，抵御列强。青年毛泽东曾经受到颜李之学的影响，他在公元1917年著《体育之研究》，对于颜李的“文而兼武”深表敬佩，文中提倡“习动”，极斥理学习静功夫，其说与颜李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