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

高树勋率部起义，是他长期追求进步的必然结果。 在国民党“分共”后的军阀混战中，他曾代理青海省主席，后来曾任第二十七师师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对蒋介石在日寇步步紧逼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利用红军来削弱西北军感到极度不满，不与红军死战，他的部队在宁都由参谋长董振堂与旅长赵博生等人领导举行起义，投奔红军。他怕蒋介石追究，逃到天津，他和吉鸿昌有深厚的友谊，两人常在一起讨论国内形势与抗日问题。1933年，高树勋到张家口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被日伪军和蒋军联合镇压后，吉鸿昌被蒋介石下令逮捕杀害，高树勋投奔宋哲元军中。

敌后抗日攻进济南

从1937年到1942年，高树勋一直率部在敌后坚持苦战，正面有日军的军事压力，侧面有伪军的分化利诱，国民党中央也不热心支持，经费供给不正常，又没有稳固的根据地，面临着“不打不行，一打就光”的困境。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高树勋仍率部苦战，创下了重创日军土肥原部、收复临沂等地、攻入济南等战绩。他也与八路军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发生摩擦，多次配合作战。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廉洁、平等，给高树勋很深的印象，为他以后率部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民主义只是写在墙上”

1942年，高树勋率部撤退到大后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暴虐让他深感失望。他的部队驻扎的河南西部地区，汤恩伯率领的国民党军与当地群众之间矛盾尖锐，“宁教鬼子来烧杀，不叫汤恩伯来驻扎”，成了当地老百姓的口头禅。

高树勋到重庆后，满腔怒火地去找参谋长陈诚将军，对在重庆看到的腐败和苛政提出抗议。他说：“你们这里，三民主义只是写在墙上和在书店里卖的，就是不在人民之间实行。你给我指出哪一个县实施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陈诚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邯郸起义，光荣入党

1944年，高树勋被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1945年又被任命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新八军军长，此时中共党员王定南已经在他身边工作。日本投降后，邓小平为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深入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全面调研高树勋的历史。邓小平深入调研后了解到，高树勋出生于佃农家庭，曾给中国共产党军事家刘伯承当过副官，还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据此邓小平得出结论：高树勋历史上“就同我们有联系”，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是我们拟首先争取的统战对象。

二是关注高树勋的现实倾向。1945年9月，高树勋派其亲信王定南(系中共地下党员)主动来找邓小平和刘伯承，希望与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建立联系。当邓小平了解到高树勋部队高级军官家眷住在徐州，高树勋担心起义后国民党会迫害他本人及部队高级军官家眷的情况后，邓小平请新四军陈毅军长设法把高树勋部队高级军官家眷从徐州转移到安全地方。

高树勋运动

经过邓小平周密慎重地做好各项工作，高树勋率领其部队于1945年10月30日宣布起义。高树勋走起义之路的过程表明，邓小平既是指引高树勋走起义之路的引路人，同时又是“高树勋运动”兴起的实践创造者。

毛泽东抗战时期两次指出，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是“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20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此后又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及军队各战略区建立专职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国军工作部”。)高树勋起义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12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

此后，毛泽东在1945年12月15日亲笔撰写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高树勋运动”兴起后，1946年5月2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的文件，再次强调：“各地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正是在毛泽东的多次亲自指示和大力号召下，“高树勋运动”在全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高树勋运动”兴起后，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一文，对“高树勋运动”作出两点精辟阐述。

一是把“高树勋运动”提高到符合历史规律的高度予以肯定。历史唯物论认为，一项社会运动能否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取决于该项社会运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者则必然兴起，不符合者则难以兴起，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么“高树勋运动”在当时出现，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能否得到更大发展？朱德作出如下精辟回答：一切反动派“军队的很多官兵在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内战、独裁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冀南前线举行反内战起义而成立民主建国军，就证明了这个真理”。

二是朱德高瞻远瞩地指出：“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必然会与解放区军民的抵抗，蒋管区人民的民主运动鼎足而三，这三个潮流汇合一起，必然会直接造成反动派的军事失败，有效地恢复全国的和平。”

朱德高瞻远瞩地作出的“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的结论，此后完全被解放战争4年的实践所证明，下面一组权威统计数字充分说明这一点：

解放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队起义及被我军俘虏(该年度无国民党军队投诚及接受改编统计数字)人数是69.4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62.0%。

解放战争第二年，国民党军队起义及被我军俘虏(该年度无国民党军队投诚及接受改编统计数字)人数是98.1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64.4%。

解放战争第三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是247.8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81.2%。

解放战争第四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为220.6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92.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战绩统计表四》，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简言之，解放战争4年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呈逐年增长之势。

天津高树勋旧居

高树勋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最早、最大的起义，当时不但震动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这也是继1931年宁都大起义后，西北军余脉第二起大规模投共事件。高树勋这次行动，对国军系列的杂牌军影响巨大，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高树勋运动”，各战区、野战军的敌工部门加大了工作力度，短时间内发生多起国军杂牌军起义投诚事件。

“高树勋运动”兴起后产生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重大影响，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歼敌807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就有177万人，占解放军歼敌总数的21.9%。若加上被解放军俘虏的459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停止军事抵抗、甘做解放军俘虏人员)，则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俘虏的总数达636万人，占被解放军歼敌总数的78.8%。

要求全党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分化工作，一方面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从国民党军队内部组织起义，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在战争紧急关头，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

各地依照中共中央指示，设置专门机构，调派大批干部，专门从事此项工作。高树勋运动的开展，更加激起了国民党军队官兵的怠战、罢战、反战情绪，促使大批官兵举起反内战义旗，自动放下武器，退出内战，或掉转枪口，帮助人民解放军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开展高树勋运动，是人民解放军瓦解敌军原则的重大发展，为加速国民党军队的崩溃，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起到了推进作用。

高树勋

高树勋，字健候，1898年8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高金庄。著名爱国将领。出身行武，因作战勇敢，由士兵累升至师长。兄弟姐妹7人，在兄弟3人中，他排行第二，8岁时，入私塾读书，读了4年，后家道中落，回乡务农。

在参加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中，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毅然脱离国民党军队，到天津寓居。抗战胜利后任新八军军长、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因反对内战，1945年10月率部在邯郸前线起义，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号召国民党军队以高树勋部队为榜样，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内战战场上举行起义，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