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公。

曹操晚年，曹丕运用各种计谋，在司马懿、吴质等大臣帮助下，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被立为世子。待曹操去世，曹丕继位为魏王，接受陈群的建议，设立九品中正制，又相继平定了酒泉、张掖、武威三种胡的叛乱，收回上庸三郡。见时机成熟，曹丕于黄初元年十月辛未日（220年12月11日）代汉称帝，改元黄初并定都洛阳。

曹丕登基后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同时，限制宦官、外戚权力，颁令“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保证了魏始终没有因为宦官、外戚干政造成政治危机。削夺藩王权力。曹魏藩王的封地时常变更，没有治权和兵权，举动受到严格监视，形同囹圄。这个政策虽然吸取了汉朝诸侯国作乱的教训，却留下隐患，导致宗亲势单力薄，日后无力阻止外臣夺权。

在经济上，曹丕继续发展屯田制，施行谷帛易市，稳定社会秩序，除禁令，轻关税，禁止私仇，广议轻刑，与民休养，使北方地区重现安定繁荣局面。并提倡节俭、薄葬，下诏禁止厚葬、淫祀。

在文化上，曹丕重视文教。黄初二年（221年），下令人口十万以上的郡国每年察举孝廉一人，如有特别优秀的人才，可以不受户口限制。黄初五年（224年），封孔子后人孔羡为宗圣侯，重修孔庙，在各地大兴儒学，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设立春秋谷梁博士。在短期内使封建正统文化复兴。

在军事上，曹丕于黄初二年（221年）派遣军队在河西一带大破羌胡联军，曹魏的势力得以进入河西之地，接着又遣使复通西域，恢复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权。同年，孙权向曹魏称臣，被魏文帝封为吴王，吴国成为曹魏的藩属，但是不久复叛。此外，曹魏多次击败鲜卑，巩固了北疆。然而，曹丕曾三次大举进兵东吴，皆无功而返。

综合来看，曹丕在位七年时间里，北方生产得以恢复，到了黄初末，曹魏国库充实，累积巨万，基本解决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版图得以扩大，曹魏实力进一步增强。

黄初七年（226年），曹丕去世，曹叡在洛阳即位，是为魏明帝。在曹真、曹休、陈群和司马懿等人的辅佐下，开始了他十二年的执政生涯。

曹叡继位后，曹魏大多时间是在与蜀汉、东吴的战事中度过，例如黄初七年（226年）八月孙权攻江夏、襄阳，太和元年（227年）孟达反叛，太和五年（231年）鲜卑与蜀汉联手进犯，到青龙二年（234年）为止诸葛亮五次进攻曹魏，青龙二年（234年），孙权攻合肥。曹叡成功地抵御了这些内外战争。他重用曹真、张郃、司马懿、满宠、田豫等名将与诸葛亮、孙权、轲比能作战。

青龙二年（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魏蜀边境上的情况有所减缓。翌年，轲比能被曹魏派遣的刺客所杀，鲜卑“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北疆也得以安定。

景初二年（238年），曹叡派遣司马懿攻灭公孙渊，辽东平定。之后，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其俗好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有馀人。同年年底，曹叡病危，立燕王曹宇为大将军，欲属以后事，曹宇推辞，于是曹叡听中书刘放、孙资之言改立曹爽为大将军，同司马懿共同辅政。

曹叡在统治后期，大兴土木，滥用民力，临终又托孤失当，导致朝政动荡。

曹芳继位，由司马懿和曹爽辅政，曹爽骄横跋扈，专擅朝政，打压异己，甚至连郭太后也被他软禁；而司马懿则韬光养晦，蛰伏待机，直至在高平陵事变里，将曹爽集团一举击垮，司马家族开始权倾朝野。这段时间内，曹魏虽然朝政动荡，但对外的开疆拓土之路则是一路凯歌，前后两次大败高句丽，破东濊、平濊貊、灭韩濊，朝鲜半岛的半数之地并入曹魏版图。

之后，司马懿及子司马师、司马昭陆续平定了起自淮南的王凌（嘉平三年，251年）、毌丘俭（正元二年，255年）、诸葛诞（甘露二年，257年）的叛乱（“淮南三叛”），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曹芳和曹髦二帝曾先后计划铲除司马氏，但均以失败告终。

嘉平六年（254年）二月，中书令李丰和张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图谋废掉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事情败露，被司马师搜出“衣带诏”，腰斩灭族。同年秋，司马昭奉命出击姜维，到达京师，曹芳在平乐观观兵。许允与左右亲信谋划，乘司马昭请辞的时候将其杀死，率领这支部队讨伐司马昭。诏书已经写好了，但曹芳因恐惧而没实行。九月，司马师上奏太后废掉皇帝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曹芳搬出洛阳，在河内郡重门营建齐王宫，所有礼仪制度都如同诸侯王的封国。

甘露五年（260年），魏帝曹髦不甘司马氏威胁自己帝位，召见王经等人，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后演变为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带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授予铠甲兵器，率领亲兵讨伐，司马昭遂使亲信贾充派遣武士成济杀害曹髦，事后成济被处死，而司马氏家族则没受牵连。司马昭另立常道乡公曹奂为帝。（见“司马昭弑君”）

此外，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对司马氏持消极反抗态度，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魏末晋初都陆续归服于司马氏，嵇康则被司马氏以非毁名教和欲助毌丘俭为乱之罪名杀害。

这一时期，曹魏与吴蜀交兵仍频，尤以蜀汉姜维为甚，号称“九伐中原”，双方互有胜败。

随着蜀汉国力日下，景元四年（263年）魏朝司马氏展开攻灭蜀汉计划，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攻伐蜀汉，结果蜀后主刘禅出降。蜀汉灭亡后，钟会密谋据蜀自立，诬陷邓艾谋反，与蜀汉姜维共谋其事，却被众魏将所攻杀，邓艾也遭卫瓘所派遣的田续杀害。

其后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于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日（266年2月8日），逼迫曹奂禅让，改国号为晋，曹魏遂亡。

曹奂禅让后，被司马炎封为陈留王，享有使用天子旌旗，行曹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的特权。作为曹魏后续的陈留国（266年—479年）历经两晋、刘宋，传至南齐，享国214年。

曹魏的疆域主要在曹操时即大幅发展，至曹丕称帝建国后定型，约占有整个华北地区。大致上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相邻；东至黄海。东南与孙吴对峙于长江淮河一带及汉江长江一带，以寿春、襄阳为重镇；西至甘肃，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西南与蜀汉对峙于秦岭、河西一带，以长安为重镇。在立国后原有87郡及十二州，有：司隶、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凉州、雍州、荆州（占东汉荆州北部）、扬州（占东汉扬州北部）。

曹魏于西域设置管辖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的西域长史和管辖高昌的戊己校尉。

黄初二年（221年）孙权称藩后，曹魏让孙权领有荆州牧，将荆扬等孙权势力则定为荆州，曹魏原直辖的荆州北部改称为郢州。双方决裂后曹魏复改郢州为荆州。

黄初元年（220年）至黄初七年（226年），分陇右置秦州，最后并入雍州。灭蜀汉后分益州置梁州，共增加两州。

（图册参考资料）

以下为景元三年（262年）曹魏的州郡设置数目。

在官员的任用上，从曹操起，实行“唯才是举”的原则。为了更多的招揽人才，魏文帝在称帝前，建立了九品官人法，其做法是：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小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定品第高下，上报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上报司徒；司徒再加审核然后交尚书选用。还规定，郡人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特别优异的不受户口限制。这种制度在开始实行的时候，重视舆论，不拘爵位，“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比起东汉末年外戚或宦官操纵仕途与单纯以封建道德为标准的“举孝廉”，无疑是一个进步。

魏文帝在黄初五年（224年）立太学，设立春秋谷梁博士，提高了官员的素质保证。

魏明帝时，采纳代理司徒董昭的建议，立郎吏课试法：“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魏明帝又诏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交百官议，议旧不决，未能实行。

魏宗室封爵分王、公、侯、伯、子、男（以上皆称国）、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十等，皇后以下的嫔妃，分贵嫔、夫人、淑妃、昭仪、昭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美人、良人等爵号；又置列侯、关内侯、名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关外侯（十六级）、五大夫（十五级）共六等爵以赏军功，关内侯以下皆不食租，谓之虚封。文武官吏的级别分为九品，俸禄发给粟米，以石计算。

曹魏大致继承东汉的疆域及政区制度，为州、郡、县三级制。州设刺史或州牧。郡设太守。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

郡制方面：曹魏河南郡治洛阳，为京师所在，称司州。曹魏又设王国，置相，与郡同等；县制方面：曹魏有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之封。

魏文帝承用秦汉旧律，明帝命陈群、刘劭等删节汉律令，制定《魏律》（治民）十八篇、《州郡令》（治地方官）四十五篇、《尚书官令》（治朝官）、《军中令》（治军）共一百八十余篇，又置律博士，专用郑玄的学说解释律令。

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兼任司法官，中央司法机关为廷尉，一般案件州郡可自行解决。

魏文帝时，曾沿用秦汉旧律，有所谓诽谤妖言罪，犯者杀，告者有赏，在实行中诬告者甚多。黄初四年，文帝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次年又补充规定：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忘相告者以其罪罪之。

曹魏在建立之初一直沿用汉律。但汉律自萧何于汉高祖时在秦律的基础改定而来，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变化，显得十分庞杂与苛碎，已不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正如《晋书·刑法志》所言：”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这说明汉律不但条目繁多，十分庞杂，而且前后矛盾，互相重复，所以在实际上应用起来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太和三年，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给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州郡令，用之刺史、太守；尚书官令，用之于国；军中令，用之于军。”《晋书·刑法志》认为此次定律：“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所以曹魏定律，是在秦汉律由简到繁以后，中国封建刑律由繁到简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晋律和唐律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在中国法律制度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曹魏时期的中央军，分为中军和外军。魏的中军略等于汉代的南北军，担负着宿卫皇宫、拱卫京师的任务，所以《历代兵制》认为“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依然把魏的中军称为南北军。不过由于汉末三国战事频仍，中军常常四出征伐，与汉代北军相比，魏中军的作战任务重得多。

《历代兵制》叙述了魏中军的发展：“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武卫营是曹魏集团最亲近的宿卫禁兵，其设置时间，王欣夫《补三国兵志》说在建安十三年（公元二零八年）。那时曹操刚做相国，便在相府自置武卫营。当时汉帝的禁兵为数已不多，且在曹操控制之下，武卫营一成立，相府更是威重汉宫。武卫营的统帅最初是许褚，官职为武卫中郎将，后迁武卫将军。曹魏王国作武卫将军的，都是皇帝很亲近的人。魏文帝置中垒、中坚二营，归中领军统帅，魏明帝又置骁骑，游击二营。《历代兵制》只提到武卫、中垒二营，有所疏漏。《历代兵制》说“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也是不确的。事实上，曹魏先后置武卫、中垒、中坚、骁骑、游击等新五营，归中领军统帅；东汉以来北军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曹魏时期依然存在，但兵员已少的可怜，五校地位已不如武卫将军等，已无可能去统帅武卫、中垒等新营。

关于魏中军的组织系统，《历代兵制》说：“有中、左、右、前军各一师，又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其他杂号无常数。”陈傅良认为，汉的南北军到曹魏时期演变为中、左、右、前军了。其实，只有中军相当于汉的南北军，所谓左、右、前军等，显然与中军相对，可能是对留屯在不同地方的外军的称呼。《三国志》、《资治通鉴》常有“东兵”、“东军”一类提法，都是指留屯东方的外军，左、右、前军等也是这类提法。中军的统帅，陈傅良认为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历来谈曹魏兵制者，多像他一样，以为魏中军同时存在中护军、中领军与领军、护军这样一批统帅。其实领军与护军和中领军与中护军是不同时期的职官。《玉海》卷一三七：“魏武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涣为领军，非汉官也。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领军为中领军。”这段话与史实略有出入，但指出中护军、中领军的前身就是护军、领军，无疑是正确的。改领军、护军为中领军、中护军，是由于当时中央军在事实上已分成中军与外军，所以要在中军统帅领军、护军前冠以中字。由于领、护军改名中领、中护军后还有人沿袭旧称，载之史书，故后人往往认为领、护军与中领、中护军并存。对于中领军或中护军中资历厚重者，可进称为领军将军或护军将军，但中军也不可能同时既有领军将军、护军将军，又有中领军、中护军。中领军是中军诸营的统帅，他亲领中领营，并兼领中军诸营；中护军在中军的地位仅次于中领军，他负责武官的选用，并亲领中护营。

留屯各地的外军，开始编制很不一致，统帅往往临时由中央委派和更换。到魏文帝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历代兵制》：“黄初三年，特置都督诸州军事，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位太尉上。”曹魏的都督诸州军事，是代表中央分驻各地的军事长官，所领是不同于州郡兵的中央军队。所谓四征四镇，是指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与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西将军、镇北将军等称号，此外还有所谓四安四平将军的称号，这些都不是固定军职，而是临时赠封的称号。从这些称号也可以知道，那些都督诸州军事的将军，是代表中央去行征伐镇压之权。中外诸军即中军与外军，“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则是以大将军统帅全国中央军，大将军成为曹魏最高军事统帅。曹魏政权是取代东汉王朝而建立的，开始仍以太尉为最高军政长官，置大将军后，太尉最重要的权力被分割，所以大将军“位太尉上”。

综上所述，曹魏中央军的系统是：

|——中军-领军、护军——诸营将校

中央军-大将军——|

|——外军-都督诸州军事

除了中军与外军，曹魏政权还有作为地方兵的州郡兵。东汉光武帝罢兵募士，郡国兵力十分薄弱。到东汉末年，一些州郡守割据称雄，兵力转强，多数州郡的军队则逐一消灭或兼并。曹操统一北方，大大小小的割据武装或被消灭，或被收编，北方各州郡往往只有留屯的中央军，而没有地方武装了。当时丞相主簿司马朗建议令州郡都建立地方武装，以“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历代兵制》：“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盖太守或刺史兼帅。”州郡兵以守备本州郡为职，必要时也应调出征。州郡兵地位比中军、外军低，“州郡都督不与中外军同......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但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却借此大大膨胀起来。所以《历代兵制》认为，曹魏政权的“兵权外聚于州牧，内归于大将军及太尉”。因此后来有人上疏魏明帝，要求解除缘边州郡刺史、太守的领兵权，另外派遣大将去镇守，以免刺史、太守领了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而不能“独修务本之业”。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胡趁着汉末动乱之际入侵中原，南匈奴最先卷入汉末争霸。汉灵帝驾崩后，于扶罗乘黄巾之乱，和白波军，黑山军合流进犯太原，河内等地。

初平二年秋，于毒，白绕，睦固率领十万大军攻打魏郡，东郡，于扶罗亲率骑兵援助黑山军，王肱不能抵挡，曹操率军入东郡，在濮阳以少胜多，击溃白绕的部队。第二年春，于毒进攻武阳，曹操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攻击于毒大本营，大败于毒、睦固，紧接着，又在内黄大破于扶罗，此战让南匈奴侵扰几乎停止。

兴平元年，袁术率军入陈留，于扶罗，黑山余部等佐之，皆为曹操击破，于夫罗最终归顺了曹操。

兴平二年，于扶罗病死，呼厨泉继单于位，并于建安七年在平阳发动叛乱，被钟繇军队击败，再度向曹操投降。

建安二十一年，呼厨泉入邺城朝觐时被授予官职，曹操乘机将他留在邺城，下令将匈奴汗国分为五部，每部各设立一个都督，直属中原王朝。这个煊赫一时，立国约四百三十年的匈奴汗国名存实亡。

青龙元年，屯驻安定地区保卫边塞的匈奴首领胡薄居姿职等人率部反叛，但旋即被胡遵所平定。

乌桓乘汉末之乱，中原多事，故得擅漠南之地，辽东、辽西等地的乌桓大人趁乱称王，三郡乌丸的首领辽西乌丸大王丘力居死后，因为儿子楼班尚小，由颇有武略的侄子蹋顿代立，总摄三王部。蹋顿在袁绍与公孙瓒交战时主动遣使与袁绍和亲，并帮助袁绍与公孙瓒作战，作为回报，袁绍不但与乌丸部诸王和亲，还遣使诏拜乌丸三王为单于。

曹操平定河北之际，三郡乌桓出兵犷平，攻打攻鲜于辅，曹操率兵救援，乌桓逃回塞北。为了彻底后患，曹操于建安十二年出兵远征乌桓，在郭嘉的建议下，率轻骑千里奔袭，在当地名士田畴指导下。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到达后曹操迅速任命张辽为前锋并且将指挥旗授予给张辽。张辽率军奔袭乌桓军队，爆发了白狼山之战。此战，乌桓军队“虏众大崩”，蹋顿被斩，胡、汉降者20余万人。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乌桓反叛，鲜卑出兵相助，曹操操派遣曹彰及田豫率军平叛，大破乌桓鲜卑联军，乘胜逐北.，追到了桑干，“斩首获生以千数”。黄初年间，乌桓王骨进桀骜不驯，被田豫斩杀，并以骨进之弟统领其部众。

鲜卑在汉末实力不断增强，吞噬匈奴故地，步度根、轲比能各自崛起，成为鲜卑两股强大的势力，步度根被中兄扶罗扶为大人，柯比能“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也被众人推举为大人。

建安中，曹操平定幽州，步度根与轲比能等通过乌桓校尉阎柔上贡。

黄初初年，鲜卑的数十个部落联合在一起，以轲比能、素利、弥加三个首领为首，不和曹魏进行贸易，不卖给曹魏马匹。田豫认为胡人联合对中国没有好处，只会增加危害，便决定是用离间计让轲比能、素利、弥加自相残杀，以此消弱他们的势力。后来素利违背盟约和曹魏进行贸易，轲比能得知后便挥军讨伐素利，而田豫认为这是个消弱鲜卑的好机会，便决心帮助素利击败轲比能，随后田豫率领部队，孤军深入，当时胡人众多，在魏军前后进行抄掠，截断退兵之路。田豫遂率军挺进，距鲜卑军十余里时，扎下营寨，收集许多牛马的粪便烧了起来，从另外一条路撤走了。轲比能见烟火不断，以为田豫的军队还在，便离去了，走了数十里之后；才发现田豫已撤走。轲比能又率军追击田豫至马城，将其重重围困，田豫严密防守，令司马树立起旗帜，奏起鼓乐，率步骑兵从南门杀出，鲜卑军把注意力集中到哪里，便向哪里攻击。田豫则率领精锐骑兵从北门冲了出来，擂鼓呼叫冲杀，两面发起冲击，鲜卑军措手不及，阵脚大乱，都丢弃弓、马逃走了。田豫率兵连击二十余里，鲜卑军的尸体布满了原野。

步度根不断与轲比能相互进攻，其势力日益衰弱，只得率领部下万余人保守太原、雁门郡。不久，泄归泥率其部下逃奔步度根。轲比能想派兵追赶，可是没有追上。步度根、泄归泥率三万多户百姓来到雁门郡内，请求归附曹魏。雁门太守牵招下令还击轲比能，杀死了轲比能的弟弟苴罗侯。轲比能与乌丸归义侯王同、王寄等，结下怨仇。因此，牵招又亲自率领归泥等攻打轲比能，在云中故郡打败轲比能。

黄初五年，轲比能再次侵犯素利。田豫率轻骑牵制了轲比能的后部。轲比能派部将琐奴抵御田豫，田豫出奇兵击退琐奴。

黄初六年，并州刺史梁习大破轲比能。

太和二年，田豫派遣翻译官夏舍到轲比能女婿郁筑革建部落，夏舍被郁筑革建杀害。同年秋天，田豫统率西部鲜卑蒲头、泄归泥出塞讨伐郁筑革建，大获全胜。率兵返回到马城时，轲比能率兵三万，把田豫围困七天。上谷太守阎志前往解释劝说，才为田豫解围。不久，轲比能又云集骑兵来到平州塞北。牵招秘密行军突袭，牵招潜行征讨，大败其军。

青龙元年，轲比能诱使步度根依附，让他背叛并州刺史，并和他结亲。又率兵万余人在陉北迎接他的家口资产。并州刺史毕轨派苏尚、董弼等部阻击，轲比能派兵在楼烦与苏尚会战，在战斗中杀死苏尚、董弼。魏明帝派遣秦朗率领中军出讨轲比能和步度根，最终步度根及轲比能败走，步度根部将泄归泥再度叛降。

青龙三年，王雄派勇士刺死轲比能，换立轲比能的弟弟为王。

轲比能死后，曹魏和鲜卑在西域发生零星的战斗。

正始二年六月，阿妙儿等入寇西域，敦煌太守王延发兵攻打，斩首二千余级。

正始三年，双方再战，又斩鲜卑大帅及千余级。

羌、氐二族长期与凉州诸侯相互勾结。建安十七年，曹操派徐晃与夏侯渊平定隃麋、汧诸氐。在平定关中后，曹操徙出原属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让殷署等督军，并令赵俨为关中护军，尽统诸军。羌人多次来犯，赵俨率领殷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

建安十九年，夏侯渊西征，横扫陇西，百顷氐王千万率羌、胡万余骑逆战，夏侯渊击之，大破之，紧接着又扫灭兴国氐王阿贵。大破兴国氐，常离诸羌，氐王千万逃窜，接着，夏侯渊转击高平各部，“皆散走，收其粮谷牛马”。不久后，曹操命夏侯渊帅诸将讨平枹罕宋建，夏侯渊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攻下枹罕，斩宋建及所置丞相已下。夏侯渊遣张郃等平河关，渡河入进小湟中，河西诸羌尽降。后来，曹操每次引见羌、胡，都让夏侯渊作陪，以此威慑羌氐各部首领。在平汉中之时，又先后扫平椟、仇夷诸山氐，斩杀氐王窦茂。

延康元年，苏则、郝昭等降服武威三种胡。黄初二年，治元多、卢水、封赏等诸胡组成联军在河西作乱，时任镇西将军曹真率领众将进讨诸胡联军，大获全胜，平定河西，据《魏书》记载，此战“斩首五万馀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后来，安定羌大帅辟蹄的反叛，被郭淮平定。

青龙四年九月，凉州塞外胡阿毕师攻打西域诸国，西域校尉张就出兵征伐，斩首捕虏万余人。

景初二年，烧当羌王芒中、注诣等叛，凉州刺史率诸郡攻讨，斩杀注诣。

正始元年，郭淮讨伐羌族迷当等部，安抚氐族人，迁移三千多户百姓到关中地区。正始八年，陇西、南安、金城、西平诸羌饿何、烧戈、伐同、蛾遮塞等联合起来反叛，包围城镇，南招蜀兵协助，凉州名胡治无戴也举兵反叛。讨蜀护军夏侯霸率诸军屯兵于为翅。郭淮刚到狄道，很多人认为应当首先讨平枹罕，这样对内则平定恶羌，对外则可以挫败西蜀的计谋。郭淮估计姜维一定会进攻夏侯霸，于是进入沨中，转兵向南，接迎夏侯霸。姜维果然进攻为翅，郭淮军队正好抵达，姜维逃去。进而郭淮讨伐诸叛羌，杀死饿何、烧戈，投降的人有几万。

公孙渊政权灭亡后，高句丽心怀不轨，东川王欲取代公孙氏称霸辽东，几次派兵袭取辽东郡西安平县等地。

正始五年，毌丘俭带步骑兵万人出玄菟讨伐高句丽，先后在沸流水、梁口两度大败高句丽东川王，将号称有二万人的高句丽军诛灭一万八千余人，东川王偕同妻子及千余骑逃窜往东沃沮（又称南沃沮），守坚固的丸都城。毌丘俭围城后，见山城的西北面山体陡峭，上面的守兵也不多，就采用避实就虚，正面佯攻，西北偷袭的战法，选派一些身强体壮善于攀登的士兵，带着兵器长绳，偷偷地顺着山崖爬上去，先杀死上面的守兵，“束马悬车”，攻破了丸都山城。

正始六年，毌丘俭再征高句丽，东川王奔买沟。随后，毌丘俭自在丸都一带坐镇，毌丘俭又派玄菟太守王颀追击到沃沮，另一路由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攻打曾依附于高句丽的不耐等濊貊种落。王颀的军队追至竹岭，再度大破东川王余部。随后，魏军杀至沃沮境内，将协助高句丽的邑落一并攻破，斩杀三千余人。东川王再逃入北沃沮境内，魏军进一步追讨。但高句丽王终于在部下的忠诚保卫下击杀一小队魏军而得以隐匿。王颀军主力则进一步向东北行，一直抵达北沃沮与肃慎的边境地带。而刘茂、弓遵也成功击溃了濊貊各邑，逼迫不耐濊侯举邑降，将东汉初废弃的临屯郡故地再次纳入版图，同时，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投降。整个征剿行动至正始六年初基本结束，最终毌丘俭等刻石纪功并于同年五月回师凯旋。不久，东川王在逃亡中抑郁死去。魏军两次征讨，每次均俘获高句丽人口数千，将他们迁入内地。其后，弓遵、刘茂出兵征伐韩濊，弓尊战死，但也成功灭亡韩濊。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

女王国东渡海千馀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馀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馀里。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巿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臣松之以为地应为绨，汉文帝著皁衣谓之弋绨是也。此字不体，非魏朝之失，则传写者误也。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东汉末期，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份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

东汉末年，时人仲长统说：“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无民者，不可胜数。”广阔的中原地区变成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为了恢复和发展北方的经济，解决军粮不足与群众生活需要的问题，就吸取两汉在边疆屯田的成功经验，推行了屯田制度，保护了社会生产力。据《晋书·食货志》载：“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而到曹魏后期“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昔日荒凉残破的局面已为繁荣富庶的景象所取代。

曹魏的田租户调制乃继承了两汉的赋税制度而有所改革。从田租看，汉代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分成田租制，曹魏改为亩收四升的定额田租制。两汉统治者向农民按分成制收田租，系多产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额田租向农民征税，则增产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愿意精耕细作，多产归己。

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青龙元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

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

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

三国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田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这使得社会秩序恢复，增强曹魏实力。曹魏在籍人口有443万人，灭蜀后达537万人，现代学者考虑未纳入的屯户、兵户、吏户、隐户、佃客、部曲等人群，则曹魏境内约有1300万人。

曹魏虽然是以军力起家，但曹氏一族在文学上具有相当成就，如曹操和其子曹丕和曹植都擅于写诗，时称三曹，后世又称建安文学。即使到了后期其君主也颇有艺术造诣，如曹髦擅长诗文、绘画，被誉为“才子”。

在哲学方面，继两汉经学之后，一个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玄学在曹魏时期诞生，这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成就。玄学思潮开端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即“无”是宇宙的本体。王弼、何晏的玄学与两汉神学目的论有显著区别。两汉神学目的论是被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神秘化了的儒家思想。玄学则在继承和发展道家思想的基础上，援道入儒，调和儒道。两汉神学目的论表现为宗教式的教条，而玄学则表现为思辨性的论理。

而嵇康提出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政治上反对虚伪的礼教，敢于同强权进行斗争；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反对盲从，主张独立思考，能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启发人们自由思维；但，也有消极遁世及唯心主义杂质等思想，这种思想矛盾正是时代的产物。

三国之时，西域僧人继续东来洛阳，译经弘法，佛教进一步发展。

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中国第一本“佛律”—《僧祗戒心》，并请西域梵僧立羯摩受戒，为中国戒律之始，昙柯迦罗亦被尊为中国律宗之祖。朱士行在洛阳登坛受戒，成为第一位受戒的汉僧。

朱士行也是第一位“西天取经”的汉僧。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西渡流沙，远赴于阗（今新疆和田）。他写的《大品般若经》梵本90章60余万言，遣弟子送还洛阳，此时已入西晋，该经后被译为《放光般若经》。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作家辈出，成就辉煌。其代表人物三曹父子、建安七子，都曾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七哀诗》、蔡文姬的《悲愤诗》，都是传颂千古的佳作。

正始是曹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阮籍的82首《咏怀诗》、嵇康的《幽愤诗》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

在理论著作方面，有曹丕的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典论》。遗憾的是，只有《典论·论文》一篇存世。

黄初五年（224年），曹魏文帝正式重开太学。

正始二年（241年）新立石经28块，因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所书，故也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内容包括《尚书》《春秋》及《左传》等。东汉时创立的灵台、辟雍、明堂等礼制建筑，其后也均为曹魏所沿用。

曹魏的科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各个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在机械学方面，以马钧的创造最为突出。

马钧改造的织绫机，可以提高效率四五倍；他创制的龙骨水车，可以连续不断提水；他创造的指南车，不管车向何方行驶，车上的木人总是指向南方。他还创制了水转百戏、轮转发石机等。有人给魏明帝贡献百戏木偶，设计虽尚精巧，但木偶不能动作。魏明帝令马钧设法改造。马钧把大木雕刻成形如车轮的东西，平放在地上，然后引水使轮转动，轮既动，上面的木偶也一齐动作，它们或击鼓吹萧，或唱歌跳舞，或跳丸掷剑，或缘绳倒立，形象栩栩如生，变化多端，使观者大享眼福。马钧认为诸葛亮制作的连弩“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他可以增加连弩功效五倍。另外，马钧还拟制一种威力极大的攻城器具——发石车。

在地理方面，裴秀创制了《制图六体》，即编制地图所应遵循的六条准则：一，“分率”，即比例尺；二，“准望”，即方位；三，“道里”，即距离；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后三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倾斜缓急、山川走向而产生的问题。裴秀认为以上六条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如果地图上没有比例尺的标记，则不能确定距离的远近。如果只有比例尺的标记，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向虽然从某一方向看是对的，但从其他方向看就不对了。如果只有方位的确定，而无道路的实际路线和距离的表示，那么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该怎样通行了。如果只有路线和距离的标记，而无地面高低起伏和路线曲直的形状，则道路的远近必定与其距离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条准则必须综合运用，相互印证，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的位置、距离和地势情况。因此可以说，现代地图学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谈及了。自此以后，直至明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到中国前，中国绘制地图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据裴秀所规定的“六体”，可见其成就和影响是至深且巨了。其次，裴秀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裴秀看到汉朝保存下来的一些地图既没有比例的表示，也没有方位的确定，连有名的山脉河流都不备载；一些地图虽有粗略的轮廓形状，但不够精确，难以依据；甚至有的地图更绘得奇形怪状，远离实际。为此，裴秀仔细钻研古代地理资料，比较了往古和当时的山脉河流、池塘沼泽以及疆域界限、行政区域变化，还查考了古代城市乡村聚落和水陆交通的变迁，运用其制图六体的科学方法，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在数学方面，刘徽完成《九章算术注》，是中国数学史上宝贵的文献，即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主要贡献如下：

景初二年（238年），倭国中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女王派遣难升米和都市牛利两个使者，来到朝鲜半岛上的带方郡，向太守刘夏提出，希望能去魏都洛阳朝见魏国皇帝，进献贡品。刘夏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亲自带领使者来到了国都洛阳。这两位使者向魏明帝献上了四个男奴隶，六个女奴隶以及二匹二丈的布。

远涉重洋来朝贡，让魏明帝非常高兴，于是下诏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同时封正使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副使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并赐以银印。作为对卑弥呼贡品的答礼，魏明帝赐给绛地交龙锦五匹、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又单赐卑弥呼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珍珠、铅丹各五十斤。

曹魏和罗马帝国也有陆路交往，增辟了与罗马交往的新北道，由玉门关转向西北，通过横坑（今库鲁克山），经五船以东转西进入车师前部（哈拉和卓）。此外，据《魏略》记载，大秦（当时称罗马帝国为大秦）的邮驿制度与中国极为相似：“旌旗黎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可以推测，那时曹魏和罗马帝国也定有邮驿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