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11月，周恩来从法国回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他从粤军调出鲁易，到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不久周恩来兼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转战东江前线。委托鲁易留校主持部务和政治教育。

鲁易与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孙炳文、安体诚等，以基本的革命理论为内容，对不同政党和不同学派的思想采取兼容并包态度，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鲁易为加强政治教育的效果，大力改进教学方法。如聘邀谭延闿、何香凝、毛泽东、苏兆征、张太雷、鲁迅等国共两党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来校演讲，规定各学生队每周至少召开一次政治讨论会，设政治问题箱，由教官开箱收集学生所提问题，在课堂上或校刊上公开回答。针对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组织政治教员编写《政治问答集》，组织学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或广宁、海陆丰等地农民协会作社会调查。此外，政治部根据一些部队的需要，还开设了短期政治训练班，为连队培养见习党代表。

1925年8月，校党代表廖仲恺由于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遭国民党右派杀害。鲁易在动乱中勇挑重担，组织进步师生反击军校内否定三大政策的逆流。他执行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指示，负有党内的秘密使命，在军校大力发展中共组织，增强党的力量。随着共产党员的增加，原中共广东区委直属支部扩大为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由鲁易、聂荣臻担负领导工作。由于他们不怕威胁，巩固了党在军校的阵地，被校内反动分子攻击为“周恩来的亲信”，“支部大权，尽在鲁易、聂荣臻之手”。

接着，周恩来请邵力子推荐，鲁易由政治部秘书升任政治部副主任。鲁易主持工作期间，将政治部下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改为宣传、组织两科，宣传科科长为杨其纲、秘书兼组织科长为聂荣臻，部内只留3名文书办理庶务，其余人员充实政治教官队伍，因而，政治部虽精简，但人员更加精干，适应了全校政治教育的需要。

军校政治工作产生的成效，引起了校长蒋介石的忧虑。他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指使亲信王柏龄、缪斌等组织代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专与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作对。鲁易旗帜鲜明地支持左派学生，允许他们通过《黄埔潮》、《青年军人》等刊物，揭露国民党右派打着孙文主义旗帜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行径。他对制造摩擦、寻衅闹事者予以痛斥，保护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中共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由于王柏龄以军校教育长的身分公开支持孙文主义学会，鲁易便针锋相对，以政治部负责人的身份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为此，王柏龄上书蒋介石，要求将鲁易调开，否则他就辞职不干。可见，鲁易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的坚决。

1932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设立豫皖鄂三省剿共司令部，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为司令官，纠集10万重兵，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并首先占领襄北苏区。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不顾形势险峻，仍在军事上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红军东奔西突，伤亡严重。这时，鲁易被湘鄂西军分会任命为红三军第七师政委，重上前线。

1932年7月，鲁易与师长王一鸣奉命率第七师去襄南打击川军，在京山攻城受挫，损失较重。第七师撤出战斗后，准备向第八、九师靠拢，行至天门县瓦集庙，又与强敌遭遇，鲁易等坚持战斗了7昼夜，待援军赶到，3个师发起猛攻，毙敌2000多人，击落飞机1架。红三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死伤1400多人，退守洪湖苏区。

敌军步步逼近，于8月开始进攻苏区中心地带———洪湖县瞿家湾。在军事会议上，夏曦主张分兵，用两个拳头打击敌人，并用最后决定权否定了贺龙转移出去开辟新区的意见。按照部署，第七师和警卫师的一个团留下保卫苏区，以阵地战阻击敌人；第八、九师和警卫师的另一个团跳出包围圈，打算夺回襄北苏区。

第七师被留下后，分兵接敌。仍然挡不住如潮的敌军，节节后退，连续丢失了周老咀和瞿家湾，在这种情况下，夏曦仍命令王一鸣、鲁易不能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在狭小的范围内作激烈抵抗。

1932年9月7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朱河，第七师败走江陵。途中，在新沟咀又遭敌重兵围困，一场激战，第七师的的3个团长和一个团政委先后阵亡。鲁易在掩护夏曦、王一鸣率余部突围后，弹尽被俘。

敌军士兵见鲁易戴着眼镜，一副斯文相，知道是个重要干部，押至设在仙桃镇（今沔阳县城）的前敌指挥部请功。与鲁易同时被捕的马武叛变投敌，供出了鲁易的身份。何成浚闻听抓到了前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曾经在日法苏留过洋的红军将领，喜出望外，连忙差人前去劝降。鲁易大义凛然，不肯屈服。敌人软硬兼施均告无效，称他是受共党麻醉最深分子。何成浚无奈，于10月4日电令“就地处决”。鲁易在仙桃镇就义时，时年3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