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令司空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秀等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薄帐，送门下以闻。于是升降区别矣。”（同上）所谓“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是说“升降区别”务必符合皇姓以来代人功劳的大小。而这种区别，是为了品举人才。一姓本来就是一族，在定姓族中，孝文帝虽然将姓与族分开，根据皇始以来代人官品高下，规定何者为姓，何者为族，但实际上只是“详定北人姓”的高下区别。而所谓北人姓，即《官氏志》中所载一百二十姓。改姓在定姓族的次年（太和二十年）。

以勋臣八姓穆（丘穆陵）、陆（步六孤）、贺（贺赖、贺兰）、刘（独孤）、楼（贺楼）、于（勿忸于、万忸于）、嵇（纥奚）、尉（尉迟）为例，孝文帝说此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按唐时柳芳说过：“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大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孝文帝所谓此八姓致仕，“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即应做吏部正员郎以上的官吏。定出姓族，“班镜九流，清一朝轨”，以免“清浊同流，混齐一等”（《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这就是孝文帝的目的。

与定姓族，改姓氏同时，孝文帝曾下令“为六弟娉室。长弟咸阳王禧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可聘中散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陵王羽可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勰可聘廷尉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所以下这个命令，是因为“于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即勋臣八姓）及清修之门”，而元禧却“取任城王隶户为之”。（《魏书》卷二十一上《咸阳王禧传》）

韩显宗云：“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魏书》卷六十本传）这话表明孝文帝完成了拓跋族在婚、宦两个方面的变革。韩显宗不识北方人物，因此不懂得孝文帝举士，校其一婚一宦的意义。倒是祖李真“多识北方人物”，他看到公孙叡、公孙邃同堂兄弟二人，“叡为封氏之生（甥），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悬绝”，每每说“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

集，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魏书》卷三十三《公孙表传》附《同始弟同庆传》）元禧与隶户为婚，把自己降同北方人物看不起的庶人了。孝文帝为拓跋贵族制定婚、宦原则，举士较其一婚一宦，正是要使拓跋贵族同北方汉族人士，在阶级上结合起来。一旦汉化成功，这些贵族也就转化成了北方新的第一流的士族。音韵学家陆法言不就是这种人物么？

下引《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条，中原士族杨元慎和梁朝名将陈庆之的话，作为孝文帝光宅中原，移风易俗成果的总括。

杨元慎说：“我魏膺籙受图，定鼎嵩洛，……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

陈庆之说：“自晋宋之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北人安可不重？”

鲜卑族，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先世是商代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从大兴安岭一带南迁至西刺木伦河流域。曾归附东汉。匈奴西迁後尽有其故地，留在漠北的匈奴10多万户均并入鲜卑，势力逐渐强盛。西元2世纪中叶首领檀石槐被鲜卑各部推为“大人”，建立包括宇文、慕容、拓跋、段、乞伏等部的军事联盟，分东、中、西三部，各部均置大人统领。东汉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

鲜卑以游牧为生，善骑射，所制“角端弓”为古代有名的武器。檀石槐死後鲜卑部落联盟解体。十六国时期鲜卑的慕容、乞伏、宇文、拓跋等部都曾建立政权。特别是拓跋部於5世纪中建立北魏王朝，统治北部中国达140余年，并竭力促使鲜卑人汉化。内迁的鲜卑人则逐渐转向农业并与汉族融合。

关于鲜卑的起源尚无一致看法。东汉人应奉上桓帝书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东汉服虔则云：“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又云：“山戎，盖今鲜卑。”胡广亦云：“鲜卑，东胡别种。”晋代王沈《魏书》、司马彪《续汉书》等均说明，鲜卑与东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东胡部落联盟（或民族）被匈奴击破后，鲜卑从中分离出来。

隋唐以来，鲜卑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李二家都有鲜卑血统。至于两朝的达官显宦有很多鲜卑人--官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其他如尚书、侍郎，地方上的都督、刺史，更不胜枚举。这不仅表明了这时北方与中原的民族融合的深度，也显示了鲜卑人在社会重要性方面的广度，如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切韵》作者陆法言，唐初权相长孙无忌，中唐诗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鲜卑族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其族源属东胡部落，兴起于大兴安岭山脉。

部族与政权兴衰：鲜卑是与乌桓同时兴起的东胡另支。东汉初年，活动于今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鲜卑仍为匈奴役属。随着北匈奴势力衰耗，鲜卑开始边年出兵攻击北匈奴。公元85年，鲜卑与南匈奴、西零及西域各族共击北匈奴，迫使其中逃循。公元87年，鲜卑再次大败北匈奴，斩杀优留单于。公元91年，东汉政府和南匈奴对北匈奴进行了致命打击，北匈奴西迁。鲜卑趁势占据了漠北地区，留在漠北的匈奴十余万落并入鲜卑。鲜卑自此强盛起来。

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民族中涌现出一位勇健而有智略的首领——檀石槐。鲜卑在檀石槐带领下大断壮大，统一了鲜卑诸部，建牙帐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今内蒙古商都县附近）仇水（今东洋河）。随后，檀石槐率部北拒丁零，东败扶余，西击乌孙，南扰汉边、尽据匈奴故地，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部联盟。但联盟随檀石槐的死而瓦解，继起的是不断强大的拓跋鲜卑。

鲜卑”作为一个部落集团的名称，约始见于东汉。鲜卑一名，有学者认为鲜卑即“犀毗”，亦称“师比“，指胡人的带钩而言。此带钩初出自东胡，战国时传入赵国等。《史记·匈奴传·索隐》引张晏言指出：“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为兽之义，“鲜卑”意为瑞祥或神，合之为瑞兽或神兽。东胡人以鹿等瑞兽状铸镂带钩上，即所谓“鲜卑郭落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知春秋战国时，东胡已有鲜卑之名，东汉以前复以鲜卑名山或名族。另有学者认为此带钩名与作为民族实体的鲜卑不能混为一谈。另外，有的学者还认为鲜卑族称系由其部落酋长之名转化而来。鲜卑为满语Sabi（意即吉祥）的译音，原为此部落酋长，后以其名为族称。

关于鲜卑的起源尚无一致看法。东汉人应奉上桓帝书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东汉服虔则云：“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又云：“山戎，盖今鲜卑。”胡广亦云：“鲜卑，东胡别种。”晋代王沈《魏书》、司马彪《续汉书》等均说明，鲜卑与东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东胡部落联盟（或民族）被匈奴击破后，鲜卑从中分离出来。那末，鲜卑在加入东胡部落联盟前，又从何族发展来的呢？或谓鲜卑先世似与九夷中的白夷有关，属于东夷北支系统。从拓跋鲜卑称东部鲜卑为白部，氐人称慕容鲜卑为白虏，均可印证此点。《晋书·慕容廆载记》提到慕容氏的祖先“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指出：“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秦汉乏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都说明东部鲜卑是北夷（或东夷、东北夷）的一支，很可能是《竹书纪年》所记九夷中的白夷，留下了尚白的习俗，故被沿称为白部或白虏。但据东汉服虔云，“山戎，盖今鲜卑”，说明鲜卑由东胡上溯，其先当为山戎，而后融合于东胡。《逸周书·王会篇》云：“东胡黄罴，山戎戎菽。”山戎亦称北戎、无终、代戎，戎人的一支，春秋初曾分布于今山西省太原市至河北省玉田县西北无终山一带。主要在今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三者交插地。山戎与东胡相邻，《史记·匈奴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未提及东胡，也许山戎为东胡之先，系鲜卑源流之一。春秋时，齐桓公曾北伐山戎。东胡、山戎时期，鲜卑之称当已存在，只是东胡强盛，与燕、匈奴争锋而声誉大著，其余诸部名号不显而已。也许在东胡联盟集团内部，仍以各自名号相称，亦未可知。战国前后，东胡势盛，山戎可能去名号而入于东胡部落联盟。东胡是一个包括许多不同族属和名号的大小部落的联盟（一说为民族）。秦汉间，匈奴“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民人”当指东胡王所在本部，而非后来的乌桓和鲜卑，故称鲜卑为东胡之别种或余支。由于鲜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部落集团，族源也出现多元现象。从上述可知，最初的鲜卑部落可能是源于山戎和东夷北支的白夷等。根据各部落发源地区和同其它部落融合情况，大致可分为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后又在两者基础上演化出西部鲜卑。东部鲜卑起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鲜卑山，即今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哈勒古河附近的大罕山，亦即辽东塞外之鲜卑山，大兴安岭东侧的浅山区和广漠草原地带，与其西南面的阿鲁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北140里之乌桓山遥遥相应。北部鲜卑在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段。

鲜卑分布在乌桓之北，两者均受匈奴役属，与汉朝保持时战时和关系。随着乌桓的南迁，鲜卑也不断南移填补其故地。公元前121（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19（四年），霍去病两次击败匈奴左贤王、徙乌桓于上谷等五郡塞外，原分布在鲜卑山的鲜卑人随之向西南迁至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而分布在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先祖不久也南迁至大泽，即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东汉初，乌桓由五郡塞外南迁，鲜卑则南迁至五郡塞外。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5），北匈奴为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大规模成扇形南迁西徙，进至匈奴故地。留在漠北的10余万落匈奴余众，亦自号鲜卑，于是鲜卑诸部崛起于我国北方。

北魏在佛教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文成帝的支持下，昙曜大和尚通过开凿石窟、改革僧官制度、新设寺户和撰译佛教典籍等实践活动，不仅实现了他“弘教护法”的愿望，而且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寺院及僧侣受到冲击，许多僧人被杀，有的被迫还俗。北魏兴安元年（452），文成帝即位，他将太武帝灭佛的一切措施全部废除，同时推行恢复发展佛教的措施以便复兴佛法，昙曜奉诏进京协助文成帝制定具体措施。　当时“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现存云冈石窟的第16--20窟便是在昙曜主持下开凿的，通常称为“昙曜五窟”。在北魏立国之前，鲜卑族的祖先就曾有凿石为庙的风俗习惯，“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文成帝为扩大王权影响，令臣民万世景仰膜拜，特别命令昙曜在雕凿佛像时，都要模仿鲜卑族的历代帝王画石像。故此，大规模地开凿云冈石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帝王画石像，凿成的昙曜五窟从16口20窟依次代表的是神元皇帝、道武帝、太武帝、文成帝和文成帝以后未来世的拓跋诸帝。管理寺院的僧官体制，从佛教初传时期的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建立。从东汉到魏晋十六国只是僧官制度的初步萌芽时期。

直到北魏立国之后，僧官制度才正式创立。设立了专门掌管佛教事务的机构——昭玄寺，负责全权管理整个国家的佛教事务，从而使昭玄寺取代以前掌管僧尼事务的鸿胪寺的职能，具有独立享有掌管佛教事务的权力，提高了寺院的自主自决和自我管理的权力。昭玄寺的设立是北魏佛教寺院地位凸显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而使得北魏的僧众事务管理机构形成了一个由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完善的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