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在父亲老友张之洞的资助下，留学日本。黄侃至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在早稻田大学，他遇到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时的同学宋教仁。当年8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黄侃列名会籍。

1906年5月章太炎到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总编辑。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逾万人，竞趋章太炎门下请业。黄侃也随众往谒。刚到门前，见壁间大书四语，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本是引用东汉戴良的话，黄侃见后，觉得章太炎太狂妄，殊难接近。这一次黄侃见章太炎，并没有“但愿一识韩荆州”之想，想来两人都是孤傲之人，后来有人形容这一对师生为“一对疯子”。黄侃经常看《民报》，对章太炎的文章极为钦佩。通过对《民报》的不断阅读，黄侃对章太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渐渐消除了误解，从此，他也不断为《民报》撰稿。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的赏识。

1907年秋，章太炎听说黄侃将归国省亲，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未立即答应。章太炎说道：“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遽然起，即日执贽往，叩头称弟子。随即偕苏曼殊搬入小川町章太炎住所，日相追随，在学习音韵、说文的同时，积极为《民报》撰稿。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1907年，以运甓、不佞、信川等笔名写作《释侠》《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等文，刊于章太炎主编之《民报》。师事太炎先生。写有《新方言后序》《国故论衡序》。

1908年，回国侍母疾，不久，母逝，本于孝义，闭门定省，曾写定《春秋名字解诂补谊》诸稿。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指追悼皇帝的仪式）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时清廷命逮革命党人，胥吏欲捕之，遂仓皇离乡，再走日本，往依章师。日夕研讨国学。

1910年，返国还里，筹设孝义会，宣讲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急状听者甚众。

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中国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论及清廷，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清廷惊恐万分。辛亥革命起，奔走江湖，然不欲谋仕宦，后退居沪上，主《民声日报》。

1914年，勤治故籍，研索《广韵》，综合前说，定古声十九类，古韵二十八部之目。有《仙道平论》《释若者》等文刊于《雅言》杂志。秋，黄侃应北京大学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

1915年2月，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继而，又被移到龙泉寺，并派巡警守门，后又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某宅（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黄侃此时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前往探视。见章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侍奉老师，同时请他讲文学史。此时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黄却主动前来作伴问学，患难见真情，章深为感动。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直至深夜。但一天深夜，警察却强行把黄侃驱逐了出去，且不准其他客人来访。章氏见黄被逼走，见客自由又被剥夺，愤而绝食，后在马叙伦巧妙劝说下才放弃绝食。

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1919年，于《国故月刊》《国民月刊》发表《广韵佚字》《毛诗正韵评》等文。因与胡适等人不谐，转教武昌高等师范。

1920年，在《唯是学报》发表《声韵通例》《与友人论治小学书》等。并为《说文》《尔雅》等作讲章。

1923年，仍任教武昌，有《音略》《释公士大夫》《文心雕龙札记》等刊于《华国月刊》《国学卮林》。

1925年，作《中国文学概谈》《文学记微》等文，刊于《晨报》副刊。

1926年，出任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校务维持会主任（相当于校长）。

1927年，应聘北京师范大学，秋后转教东北大学。

1928年，南下应南京中央大学聘，讲章有《礼学略说》《唐七言诗式》诸稿。先后同事有汪东、胡小石、汪辟疆、陈伯弢、王伯沆、吴梅等。

1931年，于《金陵学报》《金声》是发表《诗音上作平证》《章炳麟黄侃往来论韵书》等，讲《三礼通论》，批注《尔雅义疏》。

1933年，出版《日知录校记》。

1935年，因病逝世于南京。逝前讲授《说文部首》及史汉文例。遗稿有《尔雅郝疏订补》《说文注》《广韵注》《切韵表》《集韵声类表》《古韵谱》等。

黄侃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黄侃著作甚丰，其重要著述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

黄侃的古文字学主要见于《音略》（《国学卮林》1920年第1卷第1期）、《声韵略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声韵通例》（《唯是》月刊1920年第1、2册）、《黄季刚先生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月刊1920年第3册）等论著中。

他对上古声韵系统的贡献主要有：提出古声十九纽说；提出古韵二十八部说；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有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

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黄侃对《文选》的校勘十分仔细。他首先吸收的是何焯的校勘成果，因为他认为：“清世为《文选》之学，精该简要，未有超于义门者也。”至于汪师韩《文选理舆》、余萧客《文选音义》《文选纪闻》、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文选考异》《文选李注补正》、胡克家《文选考异》、朱珔《文选集释》、梁章钜《文选旁证》、张云璈《选学胶言》、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胡绍煐《文选笺证》等都用来参校。以上各家有关《文选》的著作，在清代都是有代表性的。黄侃校勘《文选》吸收了他们的成果，说明黄侃对《文选》的校勘是带有总结性的特点。

其次，批注是《文选平点》的两个组成部分。他在《文选平点》的批语，常常表达他精湛的见解。萧统编选《文选》的目的是为了“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他拟定了选文之条例，不选经书，不选史书（其论述赞除外），不选子书，只选文学作品。他选文的一个重要标准，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黄氏认为，《文选序》所表达的文学思想，应与梁绎《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勰《文心雕龙》结合起来理解，因为《金楼子》论文之语与《文心雕龙》是其文学思想之“翼卫”，即辅助部分。

黄侃不是专门注释《文选》，而是在阅读《文选》的过程中，参考各本，边校，边注，边批。其校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并用，争取恢复著作原貌；其注撷各家之长，力求准确无误；其批，或吸收古人的见解、或独抒己见，大都可观。

治学之余，藏书丰富，藏书3万册，因南京沦陷而精华散尽。目录学家汪国垣记其“唐以前类书和丛书较多，至集部则选择颇严”。1947年其夫人黄菊英将藏书5000册捐给湖北省图书馆，其中黄侃批校本有60余册，珍本百余册。有《黄季刚先生遗书目录》。

黄侃虽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黄侃返回日本后，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是否可以这样说，黄侃像爱母亲一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他对国学的天然情感。正是因为这种情感，他将著述看得神圣，他做学问非常严谨，因为他深知“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

“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弟子程千帆这番话可谓知人善论。1935年10月5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于三日后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他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读书问学，研究国故，既有时代潮流的需求，更重要的则是黄侃有发自内心的动力，支持他度过半个世纪的人生。

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恰好和章太炎同寓。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这么一种说法。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舟共济数月后，终被警察驱逐。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的黄侃。有意思的是，这三人不仅都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而且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大，脾气怪。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

1915年，著名学者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

黄侃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这一点颇为时人诟病。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也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黄侃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胡适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黄侃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帐王八！”胡适赧然。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帐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黄侃个性轻狂，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

黄侃历任北大、北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在北大时，黄侃有一个习惯，在课堂上讲书，讲到要紧的地方就停下来，故意卖关子，说:“这里有个秘密，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还不足以让我讲，你们要听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纹丝不动，压根就没有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们在教室等了一会儿，不见老师来上课，就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的名士脾气发作了，于是赶紧跑去请他上课，低下身子说:“先生，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不料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是到了哦，但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以此来表示不满。于是教务处赶快去代他领了薪水，黄侃这才去教室上课。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名流们劝驾，但黄终未去中央大学授课。

黄侃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被称为“黄门侍郎”。黄侃教学不拘一格，给“黄门侍郎”留下深刻印象。他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学者程千帆对此也有同感：“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

黄侃“是一个有山水胜情的人”，喜欢和弟子一起游览风景名胜，游兴大发之际，吟诗抒发胸臆，能作诗者深得他的欢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是孙世扬、曾缄二人。孙世扬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弟子与黄侃交游，获益匪浅。陆宗达因能喝酒能抽烟，深得黄侃喜爱，常和他一边吃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黄侃的第一大爱好是美色。当年，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他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

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酷似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

父亲：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长期在四川为官，官至四川按察使。

生母：周氏

养母：田氏

王灵芳、黄绍兰、彭欣湘、黄菊英

长女：黄念容

老师：章太炎、刘师培

徒弟：范文澜、金毓黻、杨伯峻、程千帆、潘重规（潘氏为其婿）、陆宗达、殷孟伦、刘赜、黄焯等。

《文心雕龙札记》，北京文化学社，1927年；中华书局，1962年。

《反切解释》上编，中央大学出版组，1929年

《日知录校记》，中央大学出版组，1933年。

《集韵声类表》，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

《黄侃论学杂著》，收著作十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

《说文笺识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字正初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黄季刚先生遗书》，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0年。

《文选黄氏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

《春秋名字解诂》，《国学粹报》4卷4期。

《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学报》第三册，1920年。

《稷通释》，《华国月刊》1卷期，1923年11月。

《释尸鸠》，《华国月刊》1卷4期，1923年12月。

《咏怀诗笺》，《东北丛刊》第3期，1931年1月。

《中国文学概谈》，原载《晨报》副刊，又载艺社《文学论集》，1929年。

《文学记微》，同上。

《秋华室说诗》，《苏曼殊全集》第五册，1929年。

《诗音上作平证》，《金声》创刊号，1931年5月。

《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卷11期，1933年6月。

黄侃故居坐落在湖北省蕲春县青石镇大樟树村仰山堂湾西南的笔架山前台。大樟树村坐落在蕲水岸边，因为一棵百年大樟树而得名。

黄君墓正面由石砖砌成了四层砖体的围墙，该墓坐东北朝西南，鼻型封土。墓碑中间有高1.5米白麻石墓碑，呈长方形，通高1.4米，宽0.5米，厚0.35米，碑文为小篆阴刻的“蕲春黄君墓”五个大字。黄君墓在1992年12月被省政府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