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黄土高原早已是千沟万壑，无法计量的黄土涌入大河。而黄河输入量的多寡又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密切的关联。黄河几乎周期性地泛滥，一面夹带着泥沙，一面又造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正是在这片黄色的原野，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旱作农业文化，辉煌灿烂。黄河以她柔韧博大的胸怀哺育了黄河文明的先民，成就了黄炎部族和其他部族文明的大融合，这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黄土，这水与土的关系是自然界的地球化学过程，难言功过。这方水土培育了璀璨的文明，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进程。黄河的流变给了我们民族深邃而又辽远的启示和力量，成为我们精神的象征。黄河本身的秘密，比如洪泛的周期性，输沙量的高峰与低谷的周期性，黄河历史上几次陡然的清澈之谜，以及治理黄河自古至今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长久地沉思。而黄河那奔流不息的江流给予我们民族胝励却是我们该永久张扬的奋斗不息的精神之旗。

沿着黄河走，在文明初始期的华夏大地上，有星罗棋布般的各具地域特色的多个文化中心。多中心不平衡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时的文化中心，大致可分为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长城沿线文化，西北文化，东北文化等五部分。南北文化的过渡带与东西文化过渡带的交汇区，正好如同一个大大的十字，形成了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带，这便是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的史前文化区，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

世界上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都位于河海之滨或河流交汇之地。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美索不达米亚原野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血脉。古老的两河，培育灌溉农业，也让文学与数学之树开始发芽生长。轮子的发明，将交流和贸易成为现实，楔形文字的出现让巴比伦人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于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批真正的城市。但是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建立在单一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一旦灌溉条件失去，古代文明也随之衰败，于是，古老的巴比伦文明就掩埋在亘古的沙尘之中。

我们的古代文化则不然，那时候东亚季风吹拂着华夏大地，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虽然不如两河流城那样便于利用，却为我们的先民创造下多种生态因子，为先民发明创造更高更复杂的利用自然条件的技术铺下了客观基础。黄河与长江都发源自崇山峻岭，而不是两河流城那平坦的原野。从山岩喷泄而出的江流必须有较高的技术才能利用，而广大地域的多中心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的发展不致因为某个中心的衰落而全体消亡，因此，中华古老文化的不曾中断和持续发展就是客观的必然。

我们的黄河从古至春秋时代就一直在今天华北平原一带不断演出“龙摆尾”的话剧。频繁的改道、汛滥、形成大片的黄土原野为旱作农业提供了广袤肥沃而松软的土地，这一地带的气候也颇有规律，雨季正好在农作物的生长期。于是，造宜黄土带生长、成熟期短又易于保存的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既经历了自身长期的发展演变，又充分吸收了周围地带的文化精华， 终于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主流。

黄河的古代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流域。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是仰韶文化的集中地，从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晋南、河北的冀南到河南大部，甚至远达甘肃交界，河套、冀北，豫东和鄂西北一带。早期的代表就是陕西临潼的姜寨。面对姜寨村落遗址，会让你生出无限的遐想。一个古代先民群居的场所，把远古拉到你的面前。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关中、陇东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黄河上游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洞文化、齐家文化则是仰韶文化的后期，生产和社会的发展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有人判断，齐家文化的下延可能已属奴隶社会。

黄河下游海岱地区文化则自成系列，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一脉相承。有人说依旧是仰韶文化的支系，有人则说是南方良渚文化的影响，因为陶器和玉器的制作都有良渚文化的特色，更有人说，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是独立的文化中心中的一个。

无论学者怎样指点古代的文化遗存，那些无声的文物都在为我们说明，在古代，那浩浩荡荡的黄河全流域的岸边、阶地活跃着我们先祖的身影，根据我国古史传说时代有关文献的研究，结合考古学文化推定，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可以看作是华夏诸族的文化遗存，而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则是属于东夷诸族的遗存。

华夏诸族中最强有力的两个氏族便是黄帝与炎帝，而东夷诸族太、少、蚩尤是强大的中坚。炎帝发祥于陕西岐山之东的姜水河畔，部落沿渭水东下进入河南与东南部而达于山东，

黄帝长于姬水之滨，由陕西北部率部达于河北涿鹿一带。东夷诸族处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山东、豫东、豫南、皖中地区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进入山东的炎帝与蚩尤部族发生战争，战败的炎帝求助于黄帝，黄炎两个部族结合起来，在涿鹿摆开了战场，同蚩尤厮杀。当时蚩尤部族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冶铜技术，其文化当在黄炎部族之前，这一场古史传说时期的“涿鹿之战”直杀得天昏地暗。黄炎部落终于杀死了蚩尤，其部族一部分融入华夏，一部分南撤成为南方诸族，另一部分则渡海而去。 其实，这场战争是中华文明初始期的各地域、各支系文化的一及大冲撞、大融合，在古代没有信息传播媒介的情况下，迁徙争战，都是文化交融的手段。正是这场战争，使得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两种文化合而为一，甚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也融进中原文化之中，使这汇多种文化精华而成的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中心。很难说比中原龙山文化水平更高的山东龙山文化的冶铜术，乃至早期的符号文字不对中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夏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早期文明的核心，正是由于他融多种文化先进因素于一炉。因此，黄帝、炎帝、蚩尤都应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而给予永恒的崇敬。

公元前2000多年前，黄帝族后裔的一支：夏后氏崛起，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私有制产生的基础上，一次巨大的灾难，让我们的民族在中原地区进入了文明时代。一场仿佛由天而降的洪灾遍及中原,夏禹治水成功的故事成为中华民族永不湮灭的传说，借助这次治水的成就，夏部落最后一位经原始社会推举而出的部落联盟领袖禹，开始向建立第一个中国奴隶制社会夏王朝的历史进程前行。禹的威望和夏族较其他氏族先进的生产力都使禹成为事实上的各族首领。对那些阻碍夏族发展的势力如三苗，共工、禹都举兵征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的脚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阶级文明社会取代原始文明社会的钥匙就在他的手中，他正在揭开中华文明崭新的一页。那一年，据说在公元前21世纪，据今4000多年，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就发生在河南。

安阳在河南之北，位于晋、冀、鲁、豫交会处，是中国七朝古都，中华第一都。中国的原始文明社会，是由许多血缘氏族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各部落的首领组成类似议事会的组织，民主推选出一位共同的领袖。他死后，根据他生前的提议，再民主推选新的领袖，这便是史籍颇为称道的“禅让制”。尧、舜、禹，都是被这样推选出的贤主。然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夏族部落耒耜的普通使用，水利设施的兴修，原始天文历法《夏小正》的制定和实行，都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私有制理所当然地发展起来，呼唤着新的社会制度。而冶铜业的初步形成，更为新的文明社会的到来铺下了物质的地基。

铜器的出现和使用是人类史上有决定意义的大事之一，有了铜器，人类才真正进入了文明的殿堂。中国夏商青铜文化就是早期文明的代表，这些锈蚀斑驳的铜器，穿越4000多年的风云向后人展示远古的荣光。大禹（即“伟大的禹”）是历史转折期的关键人物，他起初并没有把首领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沿袭旧制，拟将身后首领的座席禅让给东夷集团的伯益，但是，时迁事移，旧的禅让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情况，他死后诸部族的上层集团纷纷“去益而朝启”，拥戴启为领袖，于是启便取代伯益，自立为王，正式建立了夏王朝。自启至夏最后一个君王桀，共传13世，16王，大约存在了500年左右（有学者以禹为夏朝首位君王，若此则夏为14世、17王）。启之为王也并不和平顺利，先是伯益率东夷部队攻启，被夏启击。接着又与有扈氏争战，大败有扈氏于“甘”。夏启站稳了脚跟，便在钧台（今河南阳翟）大会诸侯，才获得了“诸侯”正式的承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脱胎于同旧势力的争战。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出世，便证明了这个历史的法则。夏的都城在哪里，传说纷纭：有说在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境内，又说夏的第14位帝王，十代孙帝廑时，又迁都西河。夏朝之初，国家尚属雏型，有过几十年的动乱，夏启平弭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使文明的演进术未曾逆转。夏设“百官”，有牧正、庖正等官职，又打破了血缘关系，将全国划为九州，进行管理，颁布法律，建立军队，河南二里头文化的发掘证实夏王朝的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高的水平。夏桀，荒淫无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残暴的君王。在黄河下游崛起的商族在汤的率领下，推翻了夏的统治，把古代社会的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商族是黄河下游古老的部落，以鸟为图腾，始祖为契，曾是辅佐大禹治水的功臣。他的后人汤成为商族壮大兴盛的领袖。商汤率战车70乘，步率5000，西进伐桀。大败夏军于鸣条，占领了夏都，在亳地“践天子位”。亳，在今河南内黄县境内，位于安阳东南一隅，商朝中宗太戊时，正式建都于此。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621年。三代商王，在此经营86年。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即今安阳西北小屯村。这次迁都，将商王朝划分为前后（商、殷）两个时期，迁殷之后，商王朝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新的面貌。安阳真是个奇妙的地方，考古发掘出的文化遗存，让我们构想出昔日此地的辉煌。

安阳市北部的后岗，发掘出层次分明的三层文化遗址，最下层的是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仰韶彩陶文化，中层是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黑陶文化，上层则是距今三千年的小屯白陶文化，将历

来争论不休的这三个文化孰先孰后的难题化解开来。而1928年对安阳小屯殷文化遗地的发掘，更有了震惊世界的发现。那些青铜器、玉器、牙雕骨器和贝币，向人们展示了三千年前一座繁华的古城，她的文明程度在当时应为世界之冠。甲骨文的发现，更让这繁华成为有文字史可证的往昔的真实。于是一幕幕历史的活剧在安阳这片沃土上渐次向我们展开。我们可以想象盘庚迁都的坚毅；武丁三年不语，一鸣惊人，促成商朝中兴的伟业；武丁之子祖庚为祭祀母亲而铸就的“司母戊大方鼎”，那乌亮的光泽永久地闪现着古代先民智慧与技巧的灵气；武丁的妻子妇好率千军征万里，驰骋沙场，开拓疆土。那郁郁葱葱的麦田里好像依旧回荡着她的马蹄声。当年那些用龟甲占卜的贞人，不会想到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自豪；那些曾在这里发号施令的十二代商王或许曾朦胧地意识到他们的名字会影响到后世，所以都在此修建了当时颇为庞大的陵墓。但真正永久地活在后人口里、手中的是“商人”的称号。由于商殷交换业颇为发达，甚至可能已经有了最早的金属贝币用于流通，所以，周灭商后保留了殷人的交换业特长，凡专门从事交换业的人就称之为“商人”有学者认为“商人”、“商品”、“商店”等概念，就是从殷商遗民从事交换业而来。

殷商的历法也颇发达，天干、地支，六十甲子，一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的历法就起于商殷，还有编制整齐的多声部乐队，演奏优美的音乐，可惜，我们已经无法聆听到了。不过，在河南舞阳的贾湖地区，出土了早于殷商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距今8500-7600年，其年代早于仰韶文化）其中一支有7个孔和一个调音孔，用现代手段测量结果，该笛竞能吹奏以C为宫（即1C调）的七声古音阶（1234567i）或以G为宫（1G调）的七声新音阶（1234567i），用它演奏河北民歌《小白菜》，音质音色都颇为动听，由此可以想象，殷时的乐器能奏出怎样美妙的乐曲。舞阳贾湖地区真是我们的宝地，它还捧出了契刻文字，正是殷商甲骨文的前身，将中国文明史上推 至距今7000至8000年，真是功德无量。殷商传至纣，又在沫邑（今河南鹤壁市淇县）建陪都，朝朝歌舞、夜夜恣意，于是沫邑又更名为朝歌。于今，酒池肉林之遗址，杀害忠良比干的摘心台旧迹及纣王自焚的鹿台旧地犹在阳光下细数他的罪恶。周灭商，殷都夷为平地，加上洪水湮没，300年王城荡然无存。往昔的楼阁殿阙坍圯散落，笙歌艳舞化为云烟，文物起于地下，兴盛埋进废墟。安阳小屯村称之为“殷墟”倒也名符其实。

春秋战国时，安阳几经变迁，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大将王翦重修安阳城墙，今日的安阳正始于那时，距今也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此后，项羽曾在此大败秦将章邯订立城上之盟；曹魏建都邺城，即今距安阳北去45里的邺镇。著名的西门豹曾为此地之令，而曹操父子（曹丕、曹植）在此地又成为文坛主将，经营起史称“建安文学”的文学集团让邺城——安阳，又以独有的文学之光闪耀在中国历史上。魏晋之后，安阳地区、邺城先后是五朝都城，以后地位渐渐衰败。七朝旧都仿佛在历史上睡去了。直至宋朝，安阳又再度辉煌，不过，是以著名的洹河流域瓷窑的发展为标志。宋瓷那柔润晶莹的光泽，穿透近千年的风尘，幽幽发亮，成为今天的至宝。安阳地区人杰辈出，代有俊雄，战国时诸子之一的鬼谷子（王蝉）在此办学。韩琦、岳飞是安阳的骄傲，神医扁鹊虽不是此地人（扁鹊是河北保定任丘县人）却将自己的身体埋藏在安阳汤阴县伏道村南，成为安阳的光荣之一。隋末唐初，义军蜂起，安阳滑县瓦岗寨成为义军中心之一，一部《隋唐演义》在评书艺人的口中将义军和安阳的名字传布于街头巷尾。而窃国大盗袁世凯在皇帝梦破灭后，也葬于洹上在安阳留下了他的坟墓——袁林，给安阳添上块耻辱的伤疤。于今，安阳古迹遍地，寺观多多，犹如苍劲的大树挺立在豫北大地。或许是她负载的历史太久太厚，以至于安阳不得不面临一个沉重的话题：怎样让古代文明的光芒融进今日的灿烂星光之中，再造一次更新的辉煌。

黄河文明与世界其它文明特点非常大，因为黄河流域地区自然条件恶劣，黄河不定期泛滥给生活在当地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再加上黄河流域地区气候变化大，冬冷夏热，冬季降雪线可以推至长江流域，而同纬度地球上其它地区基本是热带，当地人民基本没有冬天的概念；相反，夏季炎热的气候可以使水稻在黑龙江三江平原一带生长，而同纬度地球上其它地区就连玉米都不能生长。黄河不定期改道，使得人们无法用黄河水进行灌溉，只能种植不需要水灌溉的粟（小米），因此黄河文明的古代农作物文化就是粟文化。

黄河流域的古代先民从早期与大自然的斗争经验中就已察觉到，如果想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下去，必须只能靠自己。虽然早期黄河流域先民也有原始宗教，也祭祀神灵，但和其它文明所不同的是，黄河流域先民祭祀神灵不是为了感恩神灵，而是为了预测凶吉，以便依靠自己“驱凶避吉”。从出土的商朝甲骨文可以看出，大量的甲骨文都是商王“驱凶避吉”的结果。

所以黄河文明与世界其它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