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04 11:29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龚自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起着承前继后的作用。他的思想照亮了清代后期的知识分子,他的诗作雄奇瑰丽,生命力之旺盛。《己亥杂诗》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为了研究龚自珍其人的生平和他的政治思想、交游、著述,《己亥杂诗》是极珍贵的材料,刘逸生先生的注本对于读定庵诗者决不可偏废。
《己亥杂诗》是清代诗人龚自珍于公元1839年(农历己亥年)创作的一组诗集,共计315首,其中第五首及第一百二十五首收录于我国中小学语文课本中。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观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诗中选用“九州”、“风雷”、“万马”、“天公”这样的具有壮伟特征的主观意象,寓意深刻,气势磅礴。 诗的前两句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诗人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 龚自珍不仅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又是清代著名的诗人;而且“诗人龚自珍”的名气也决不逊色於“思想家龚自珍”。一百多年来,龚自珍的诗同他的政论一样,也产生过重大影响。晚清民初之际,学龚诗、集龚句的人之多,打开几大册《南社诗集》便可见一斑。南社诗人柳亚子推崇龚自珍的诗是“三百年间第一流”,决不是过誉之词。
可惜在龚自珍身后,著作严重佚失,而以诗为尤甚。龚氏於己亥年(一八三九年)出都时,曾自称“诗编年始嘉庆丙寅,终道光戊戌,勒成二十七卷”(见《己亥杂诗》第六五作者自注),那时还未包括《己亥杂诗》。但这二十七卷早已佚失,今除龚氏自定的《破戒草》《破戒草之余》外,都是后人陆续收拾的,全部合起来不过二百八十余首。龚诗现存而最完整的,就是《己亥杂诗》了。
《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共有三百一十五首,都是七绝(有些是不那么按照格律的古绝)。这一大型组诗写於道光十九年己亥(公元一八三九年)龚氏辞官返家之时,由当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开始写起,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龚自珍於庚子年(道光二十年)春给友人吴虹生的信中,提到这事:
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诗戒,每作持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於帐簿纸,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龚自珍全集·与吴虹生书(十二)》
这一组诗,是龚自珍有意识地对前半生经历作一小总结而写的(当然其内容不限於总结过去)。其中不少篇章是自述家世出身,仕宦经历,师友交游,生平著述的。这种自述性质的诗,可使人更好地了解作者的生平为人。但这仅仅是内容的一部分,《己亥杂诗》所涉及的远不止此。
龚氏在写给吴虹生信中的所谓“往返九千里”,大抵是这样的:己亥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出北京,行前向一些老朋友告别,然后遵陆路南行。五月十二日抵达江苏省清江浦,再南行至扬州,沿路会见一些友人,渡长江到镇江,历江阴、秀水、嘉兴,於七月初九日抵达杭州。在杭州稍作停留,与旧友相见,大约八月底回到昆山县的羽琌别墅。住到九月十五日再出发北上迎接妻儿。九月二十五日重到清江浦,十月初六日渡河北上,在山东曲阜稍作勾留,然后在河北省固安县等候妻儿出都。十一月二十二日,与妻何颉云及儿子昌匏、念匏女儿阿辛等南归,至十二月一干六日抵羽琌别墅。《己亥杂诗》就是在这大半年时间内写成的。
正像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龚自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起着承前继后的作用。他的思想照亮了清代后期的知识分子,令无数的人“若受电然”。而他的诗作雄奇瑰丽,生命力之旺盛,自屈原而下,一人而已。《己亥杂诗》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刘逸生先生的注本对于读定庵诗者决
龚自珍,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璱人,号定盦,又名巩祚。生於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得年五十岁。
龚自珍生长在经济号称繁庶,文化也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门第又可称得上书香世族。祖和父辈除了任官,还有著述;外祖父段玉裁更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父亲丽正有史学著作,母亲段驯也是诗人。龚自珍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封建文化传统的教育,对经学、史学、古典文学、诸子百家,或深入研究,或广泛涉猎,早年就打下相当扎实的学问基础。其时正当乾嘉考据之学盛行,龚自珍的师友辈中,不少又是考据学者,加上祖父辈的薰染,所以龚自珍自幼便养成考据的癖好,懂得如何“以字说经,以经说字”。他十二岁开始习诵《说文解字》,十四岁考订古今官制,十六岁读《四库全书总目》,开始搜罗罕见古籍,致力於目录学,十七岁进一步收集石刻,研究金石文字,进行古文字学的研究。凡此,都说明他自小深受乾嘉朴学的影响。假如不是“世变剧烈”,迫使他走上另一条道路,他大有可能沿着阎若璩、戴震、王念孙、段玉裁等人开辟的路子走下去,成为著名的考据学者的(清《皇朝经世文编》《经解续编》均收录龚自珍的《大誓答问》;光绪重修《杭州府志·人物志》列龚自珍於“儒学”,可见当时一些人的看法)。
不过,龚自珍在仕途上是很不得意的。由此终於阻塞了他亲手施行改革政治的宏愿。
龚自珍於嘉庆十五年庚午(公元一八一○年)首次应顺天乡试,考中副榜第二十八名,那时只有十九岁。但在龚自珍自己看来,还是很不如意的。因为乡试的副榜贡生,在一般人心目中还不是正式举人,比秀才高不了多少。龚自珍不满意这个“出身”,因此他在嘉庆十八年癸酉(公元一八一三年)和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公元一八一六年)两次再应乡试,希望取得正式举人的资格,可惜都落了第。直到嘉庆二十三年戊寅(公元一八一八年),第四次应乡试,即清嘉庆帝六旬万寿恩科,他终于中式第四名举人。那时不过是二十七岁。第四名举人是所谓“五经魁”之一,这使龚自珍大受鼓舞,以为科名从此一帆风顺,可望置身於卿相之列,实现改革政治的理想了。
不料事与愿违,龚自珍再考进士试,却连连落第。嘉庆二十四年已卯是恩科会试,不第;嘉庆二十五年庚辰是会试正科,仍不第,只好出任一名内阁中书的微官;道光二年壬午是道光皇帝登极恩科,会试仍未第。这样一直到道光九年,龚自珍已经三十八岁了。这年是第六次会试,才勉强中了第九十五名,殿试为三甲第十九名,连一个翰林院也考不上,只好仍旧回到内阁中书的老位子上。
我们知道,科举出身的高下,在那时是极关重要的。龚氏既无法“掇取巍科”,此后就始终被弃置在中书、主事的冷署闲曹之中,无从施展抱负。十年之后,终于迫得他不能不辞官而去。这就是龚自珍在官场上坎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