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

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下》。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东各国）的文字。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今字》和《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说的建立是后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公元1世纪末，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总结。

《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蒐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说文》叙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从魏晋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没有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最受重视的早于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学家所说的那种古文。曹魏正始年间将古文学家传授的《尚书》和《春秋》刻石立于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写刻。这就是所谓三体石经。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或谓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个被盗掘的战国后期魏国大墓里发现了大量竹简书，共有75卷，10馀万字，字体跟古文经相类。这就是所谓汲冢古文。这批竹书被收入官府，先后由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写定为今文。竹书原本早已不存，写定之本除《穆天子传》外也都已亡佚。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也间有古文简册发现，但是其内容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在从魏晋到宋初这段时期里，仍有人继续做蒐集古文的工作，而且还有人用古文刻写碑碣或伪造典籍古本。他们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据，有的则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古文资料编成古文的字汇，名为《汗简》。稍后的夏竦（985～1051）编《古文四声韵》（1044），材料来源跟《汗简》基本相同，不过《汗简》是按部首编排的，夏书则是按韵编排的。这两部书虽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还是有根据的，是现代人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郭、夏之后，古文之学就逐渐衰微了。

在这一时期里，有铭文的古铜器也时有发现，可惜仍然没有形成蒐集、研究金文的风气，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对石鼓文很重视，讲字体、书法时往往提到它。由于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较接近，当时人多附会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秦始皇巡行天下时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视。南北朝时石经已有搨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搨本流传。

唐代篆文书法家李阳冰曾整理过《说文》。他根据秦刻石改了《说文》的一些篆形，如改（欠）为等，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李阳冰擅改古书是不对的，但是他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文字资料纠正《说文》，这却是值得重视的。他解释字形也时出己见，虽多荒谬，但也间有可取之处。例如许慎解释“木”字说:“从，下象其根”，他则认为整个字“象木之形”。

在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古文字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真宗咸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陕西乾县）所献“史信父甗”，这是宋人研究古铜器铭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著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南宋时，关中、中原等发现古铜器的主要地区先后为金、元占据，蒐集新出土铜器的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但由于北宋学风的影响，南宋前期著录、研究金文的风气仍相当兴盛，到后期就衰落了。

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0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编了不少古铜器和铭文的著录书，流传的有吕大临《考古图》（1092）、宋徽宗撰的《博古图录》、南宋赵九成《续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144）、王俅《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前3种兼录器形和铭文，后3种单录铭文。吕大临另编有《考古图释文》，按韵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或谓此书为赵九成所编，似非）。政和年间王楚撰《钟鼎篆韵》，绍兴年间薛尚功撰《广钟鼎篆韵》，材料较吕书增多，但皆已亡佚（王书实际上还保存在元代杨的《增广钟鼎篆韵》里）。

殷周金文是学者们最早接触到的早于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学者对金文的蒐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较古的金文已经认识到“造书之初”象形之字“纯作画像”，“后世弥文，渐更笔划以便于书”（《考古图》4‧26上）。《考古图释文》的序对金文形体上的某些特点（如笔划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释金文的方法作了简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宋人正确释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较容易认识的。不过他们有时也有很好的见解，如杨南仲释晋姜鼎铭文，疑“”为“旂”字，读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学名家吴大澄、罗振玉等人以“”为“祈”之本字的说法确切。

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继续受到重视。南宋前期的郑樵创石鼓文为秦篆之说，认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后始皇以前的刻石。时代稍后的巩丰认为是秦襄公至献公时的刻石。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北宋时还发现了战国时秦王诅咒楚王于神的刻石，即所谓诅楚文，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董逌等人都曾加以研究。

在宋人的六书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学的影响。郑樵《通志‧六书略》对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释明显胜过《说文》。例如《说文》说“止”字“象艹木出有址”，《六书略》则认为“象足趾”﹔《说文》说“步”字“从止、相背”，《六书略》则认为“象二趾相前后”﹔《说文》说“立”字“从大立一之上”，《六书略》则认为“像人立地之上”﹔《说文》说“走”字“从夭、止，夭者屈也”（从段注本），《六书略》则说“夭”“像人之仰首张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会意字，《六书略》却收在象形类里，郑樵对金石文字颇有研究（《通志》有《金石略》）。他能有上述那类见解，显然是由于受了金石文字中较古字形的启发。宋元间的戴侗作《六书故》，直接采用金文字形。由于金文字少，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不过戴氏说字颇有独到之处，这也是后人所承认的。如他认为是“星”的初文，“鼓”字所从的“”本象鼓形，就是很好的见解。

元、明两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时期，金石学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蒐集、著录古印的工作。这项工作宋人就开始做了。但是宋元时代的古印谱大都已经亡佚，流传下来的如《说郛》所收的《汉晋印音图谱》，资料贫乏，用处不大。明人所编古印谱，如顾氏《集古印谱》（1571），内容比较丰富，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在这一时期里，古文字字汇继续有人编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据前人之书辗转摹录，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元初杨桓《六书统》、明代魏校《六书精蕴》等书也都想根据早于小篆的古文字来讲六书，这些书“杜撰字体，臆造偏旁”之病甚于《六书故》，而见解则不及《六书故》，不为后人所重。

进入清代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发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清初闵齐伋作《六书通》，后由毕弘述整理刊行，这是兼采古文、印文和钟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汇，流传很广，但是内容杂乱，摹录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时，清高宗先后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博古图录》体例对内府所藏古铜器加以著录，编成《西清古鉴》（1751）、《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及《乙编》4书（后3书稿本民国时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从乾、嘉之际开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显超过前人之处。道光以后，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辈出，陈介祺（1813～1884，号簠斋）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收藏的古文字资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由于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同时也由于小学、经学等有关学科的发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绪时期达到了高峰。吴大澄（1835～1902）、孙诒让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学者。

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乾隆时，由于朴学的兴起以及《西清古鉴》等书的编纂，士大夫中对金文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嘉庆元年（1796），钱坫刻《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专收自藏之器，器形、铭文并录。九年（1804），阮元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著录所收集的各家铭文，加以考释，以续《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此后出现了很多跟钱书或阮书同类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吴荣光（1773～1843）《筠清馆金文》（1840）和吴式芬（1796～1856）《捃古录金文》（1895），体例都是仿阮书的。

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学者，乾嘉时期可以上举的钱坫、阮元为代表，道咸时期有徐同柏（1775～1854）、许瀚（1797～1867，字印林）等人。徐同柏著《从古堂款识学》（1886），许瀚曾为吴式芬校订《捃古录金文》，他在金文方面的见解多见于此书。同光时期，金文研究出现高潮，主要学者有吴大澄、孙让、方濬益（？～1899）、刘心源（1848～1915）等人。吴大澄跟金文有关的主要著作有《说文古籀补》、《字说》等书。《古籀补》是古文字字汇，所录之字以金文为主，兼及石刻、玺印、货币和古陶文字，释字颇有出自己见者。此书一改《古文四声韵》以来按韵收字的体例，分别部居悉依《说文》，不可释和疑而不能定之字入于附录。所录之字皆据搨本慎重临摹，跟过去那种辗转摹录，字形失真的古文字字汇大不相同。后来的古文字字汇，在编排的体例上大都仿照吴书。孙让著《古籀拾遗》（1888）和《古籀馀论》（1929），订正前人考释金文之误。方濬益著有《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935），但在他去世多年后才出版。刘心源的主要著作是《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上述诸人对金文的考释有很多超过前人之处。

宋代以来多把春秋战国时鸟篆之类笔划屈曲奇特的金文视为夏商文字。龚自珍（1792～1841）曾疑王复斋《钟鼎款识》著录的、铸有这类铭文的“董武钟”是吴越器。方濬益明确指出:“若薛录之四商钟、王氏所录之董武钟，要亦周器，乃当时自有此一体，如秦之有缪篆、殳书者”（《缀遗》卷首《彝器说》中）。这是一种进步。在把铭文跟古籍中有关的历史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方面，清人也超过了前人。

货币文字真正成为古文字研究的资料是从清代开始的。蒐集、研究古钱币的风气开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来研究古钱的人大都把基本上属于战国的东周时代的刀、布等类钱币，说成太昊、尧、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时代的东西，解释币文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直到乾隆时撰的《钱录》（1751），仍然停留在这种水平上。古币文字的研究出现转机，也在乾嘉之际，据蔡云《癖谈》（1827），钱大昕曾说过“币始战国”的话，嘉庆时，初尚龄作《吉金所见录》（1819），把古刀、布断归春秋、战国。先秦古币的研究自此渐上轨道。吴大澄《古籀补》收入了不少币文，刘心源在《奇觚》里也考释了一些币文。

乾嘉以后，玺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进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于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谱中其实已收入不少战国印，但他们不明其时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瑶田为潘氏《看篆楼印谱》作序，释出战国印中的“私玺”二字，并说“‘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通艺录》卷八《看篆楼印谱叙》）。这是清人辨识先秦古印的先声。道光十五年（1835）张廷济（1768～1848）编《清仪阁古印偶存》，称先秦印为古文印。同、光间，陈介祺编《十锺山房印举》，在汉印之前列“古玺”和“周秦”印两类。按其内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国印，后者包括战国时的秦印、秦代印和汉初印。陈介祺本认为周秦印是周末与秦代之物，古玺是三代之物。光绪四年（1878），他在致吴大澄的信中说:“……朱文铜玺，前人谓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见，亦似六国文字”（五册本《簠斋尺牍》第五册戊寅四月二十二日札），对古玺时代的认识已接近实际。《古籀补》收入了一些玺文。在汉印篆文方面，嘉庆时就有桂馥《缪篆分韵》（1796）等字汇刊行，摹录印文比较谨严，胜于以前其他各类古文字字汇。

道光以后还发现了一些古文字资料的新品种，如封泥文字（即打在封泥上的印文，以汉代的为多）、古陶文字以及在清末才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甲骨文。古陶文字首先于同、光间在山东临淄等地发现，稍后又在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发现，陈介祺是第一个鉴定“三代古陶文字”（实际上大都属于战国时代）并加以收藏的人。吴大澄第一个认真研究古陶文。他曾据陈介祺藏陶的搨本写过一些考释，还在《古籀补》里收入了不少陶文。

安阳殷墟的甲骨文（主要内容为卜辞）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荣（1845～1900）鉴定为三代古文并加以收藏。殷墟甲骨文资料丰富，内容重要，时代属商代后期，早于大多数铜器铭文，其古文字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王懿荣在鉴定甲骨文的次年，就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自杀殉国，所藏甲骨后归刘鹗（1857～1909）。刘鹗选拓了一部分甲骨编为《铁云藏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刘鹗在序中已称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次年，孙让据《藏龟》写成《契文举例》。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此书遗稿由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在1917年印行。甲骨文发现后，古董商欺骗收藏家，把出土地点说成汤阴。罗振玉是学者中最早打听到真实出土地点的人，宣统二年（1910），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遗物，把甲骨文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当时认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则是错误的）。此书印行的次年，清王朝就覆灭了。

清代金石学的发达，在专门研究《说文》的著作里也得到了反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字下引用金文的“勒”来作解释。桂馥本是金石学家，他在《说文义证》里屡次引用金石文字。王筠在《说文释例》里更是常常用金文的字形跟《说文》的字形作比较。

随著古文字研究的逐渐深入，《说文》的一些错误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吴大澄在《古籀补》自序里指出《说文》中古文的形体跟习见的铜器铭文不合，怀疑他们皆“周末七国时”文字。陈介祺也有类似看法（《古籀补》陈序）。吴、陈二氏还都对《说文》所收的籀文的时代表示了怀疑。从《古籀补》、《字说》等书中关于玺文、币文和陶文的一些话可以看出，吴大澄已经认识到这些文字资料基本上都是“周末”、“六国”时的东西。他在《古籀补》“二”、“钧”两字下，还明确指出《说文》中这两个字的古文的字形跟六国铜器铭文相合，应是“六国时”文字，不是真正的“古文”。可见吴大澄对《说文》古文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说文》篆形以及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吴大澄、孙让等人也时常根据古文字加以指出。《古籀补》凡例第一条就说:“古器所见之字，有与许书字体小异者……可见古圣造字之意，可正小篆传写之讹。”

孙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写成《名原》一书，从文字学角度总结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他指出文字“本于图象”，汉字最初“必如今所传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画成其物，全如作绩（绘）”，后来由于书写不便逐渐简化，“最后整齐之以就篆引之体”，才成为《说文》所载的那种文字。书中还很注意把同从一个偏旁的字放在一起来加以考察。《名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圈子，是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

到了民国时代，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学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

民国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于清末，不过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民国时代进行的。罗氏对甲骨、铜器、金文拓本、玺印、封泥等古文字资料都有丰富的收藏。他既勤于著录、传布各种资料，也勤于研究、著述，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里，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殷虚书契考释》（1915）。此书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往往对通读卜辞有重要意义。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和很多单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经考》、《史籀篇疏证》以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文章。他认为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说法比吴大澄精确，此说现已成为定论。至于籀文究竟是不是战国时秦国的文字，古文字学界尚有不同意见。

罗、王都已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旧的金石学有所不满。罗振玉主张把金石学改为古器物学（《云窗漫稿‧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王国维曾把前人对古铜器和铭文的研究称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国朝金文著录表序》），还时常单独使用“古文之学”、“古文字之学”或“古文字学”的名称，可见他倾向于把金石学分为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客观存在的趋势。不过从罗、王的研究工作来看，他们还未能真正摆脱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

20年代以后，随著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古器物学为考古学所吸收，古文字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且在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古文字资料的出土情况开始由盗掘和偶然发现变为科学发掘。虽然由于盗掘无法禁止，这种转变只是局部性的，但是其意义仍然十分巨大。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

郭沫若在20年代末，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开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铜器（大部属于东周时代）进行分国的研究，写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研读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对它们的某些内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辞通纂》和《殷契萃编》，在卜辞的通读上有重要贡献。他在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1931）这篇论文里，指出殷周铜器铭文中的很多“图形文字”是“国族之名号”，一扫过去把这类文字任意释为“子”、“孙”等字，或视为非文字的图画的谬说。

与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铜器铭文同时，参加殷墟发掘、负责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宾，对甲骨文也进行了分期断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里，全面论述了殷墟甲骨文断代的根据，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后来他还在甲骨文断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如新、旧派的划分等，这些意见引起了不少争论。

清代以来，虽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加以探讨。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主要凭想像去考释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释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于一般文字学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时吸收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学也长期不能从一些有问题的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唐兰针对这种情况，在1935年写成了《古文字学导论》。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强调了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的重要性。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一部理论性著作。郭沫若、董作宾等人从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体上属于古铭刻学的范围。唐兰则把古文字学看作文字学的分支，把它跟古铭刻学（他称为古器物铭学）区分了开来。不过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通过上述这几位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古文字学终于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学史分作古代、近代、现代3段，也许可以把汉代到清代道咸时期划为古代，清代同光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划为近代，20世纪30年代以后划为现代。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势头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被迫中止，古文字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有科学的发掘记录。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考古学所提供的有关知识，使他们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都有了增加，在新发现的资料里，有些品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有的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有的虽然在古代曾经发现过但没有实物遗留下来，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战国间的“盟书”（民国时代曾有少量发现，但当时不明其性质）、战国竹简以及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等。这些资料的发现为古文字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一些旧领域的研究工作，也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而有了很大进展。

以上对民国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大势，作了一个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为纲，简单地补充一些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的情况。

先补充甲骨学方面的情况。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罗振玉、王国维之外还有不少学者作出了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唐兰和于省吾。唐兰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殷虚文字记》（讲义本1934，新版1981），于省吾的是《甲骨文字释林》。在甲骨文断代研究方面，对董作宾的意见作出补充和纠正的，主要有胡厚宣、陈梦家和日本的贝冢茂树。贝冢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和伊藤道治合写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东方学报》京都第23期，1953）。陈梦家的研究成果包括在他的《殷虚卜辞综述》里。70年代晚期开始的李学勤等人跟萧楠等人关于“历组卜辞”时代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得到结论，但是对甲骨文断代的研究已经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此外，在甲骨卜辞的文例、语法以及历史、地理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取得了成绩。甲骨学的通论性著作以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为最重要。甲骨文字汇等工具书，主要有王襄（1876～1965）《簠室殷契类纂》（1920，增订本1929）、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孙海波（1910～1972）《甲骨文编》和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1965）。日本岛邦男（1907～1977）的《殷墟卜辞综类》是一部有创造性的工具书。此书根据甲骨文的字形特点分部排字，除部分极常用的字外，每个字下都按甲骨文原样摹出含有这个字的所有卜辞，极便于研究者使用，1979～1983年出版了郭沫若为主编、胡厚宣为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这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著录书，共13册，收甲骨4万馀片。70年代以前已著录的有研究价值的甲骨文资料，大抵都已收入此书。

在殷周铜器铭文的研究方面，除郭沫若外，作出比较重要贡献的还有唐兰、陈梦家、杨树达、李学勤和日本的白川静等人，唐兰有《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等论文。陈梦家的主要著作是《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9册至1956年第4期，未完）。杨树达的主要著作是《积微居金文说》。白川静的主要著作是《金文通释》（1964～1984）。唐兰和李学勤在西周铜器断代问题上跟郭沫若有较大分歧。金文字汇等工具书有容庚的《金文编》、周法高主编的《金文诂林》（1975）及其《附录》（1977）与《补》（1982）。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大型金文著录书《殷周金文集成》预计收铜器铭文万件以上，1985年已出了第一册。《甲骨文合集》和《殷周金文集成》的出版，对古文字研究无疑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殷周时代的某些甲骨、铜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种用6个或3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其意义长期以来没有确解。张政烺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4期）等论文中证明它们是易卦，解决了古文字学上的这个悬案。

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的这一时期里，战国文字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对研究战国文字很有用的两种古文字字汇﹕罗福颐（1905～1981）《古玺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编的《古玺文编》是修订此书而成的）、顾廷龙《古陶文录》（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编的《古钱大辞典》，为研究战国币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长沙战国楚墓里发现了一件写有近千字的帛书，这是战国文字的重要新资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说文古籀补补》，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此书释出了不少战国玺文，可惜由于缺乏论证，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古玺文字徵》就没有吸收此书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一方面由于在民国时代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方面由于楚简等重要新资料不断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朱德熙、饶宗颐、李学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对战国铜器、竹简、帛书、玺印、货币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王国维把战国文字分成秦国和六国两系，战国文字研究已经进入了分国研究的阶段。研究者对战国文字的认识已经比过去深刻得多了。

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随著这些新资料的发现而兴起的。70年代发现的几批重要资料，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等，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刊布。此外，又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资料。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後无疑会有很大的发展。

在古文字的考释方面，还应该特别提一下早在20年代就出版的日本高田忠周的《古籀篇》（1925）。此书糅合各种古文字加以考释，内容显得有些庞杂，错误也较多，因此不为古文字学者所重。其实书中颇有一些很好的创见。例如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里释甲骨、金文的字为“巫”（《导论》166～167页），此书早就如此释了（《古籀篇》卷八‧7下）。

统治文字学界2000年之久的六书说，实际上是汉代学者主要根据他们对小篆的理解建立起来的，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较古的汉字的构造。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里提出了“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里提出了“象形”、“形声”、“假借”三书说。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里提出了“表意”、“形声、“假借”三书说。他们冲破了六书说的樊篱，对文字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在汉字起源问题上，唐兰等古文字学者也批判了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符号的大量发现，尤其是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的发现，使汉字起源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入的阶段。

由于《说文》“古文”的性质有了明确结论，并由于对各种古文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古文字形体、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越来越清楚了。70年代秦简等新资料的发现，使大家对隶书的形成也有了比过去正确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古文字学者，对《说文》篆形和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这方面还没有一部总结已有成果的高质量的专著。在传统文字学得到改造的过程里，古文字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