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第31期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 “主义”!》，宣传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了关于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第33期发表署名知非的 《问题与主义》一文。李大钊在8月17日出版的第35期发表 《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给胡适以严厉批判。胡适并不甘心，又连续写了 《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 在第36期、37期发表。1919年8月31日，该报第37期行将出版时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

1954年人民出版社予以影印出版 (影印本收有未印成的第37期的第一版)。该报的版式和分栏，曾为长沙的《湘江评论》、上海的 《星期评论》、成都的 《星期日》、杭州的 《浙江新潮》 和 《钱江评论》 等进步报刊所模仿和采用。

陈独秀，《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

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德国倚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作“公理战胜强权”。

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们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

《新纪元》

1919年1月5日，李大钊的《新纪元》一文在每周评论第三号上发表。该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洗出一个新纪元来”。

“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的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为一线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

“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个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

1月19日，《每周评论》发表周作人的文章——《平民文学》。文章指出：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就形式上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古文著作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所以确有贵族文学的性质。但白话也可雕琢，造成一种部分修饰的、游戏的文学，虽用白话，也仍是贵族的文学。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我们说及切己的事，那时心急口忙，只想表出真意实感，自然无暇顾及雕章琢句。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的艺人派的主张，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所以有别。

1919年1月26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6号上发表《兴三利》一文。

文章指出：“同社只眼(陈的笔名)主张除三害，痛快的很。吾愿同时也能兴三利。那三利呢?开首，多多培养进取、有为、肯牺牲、负责任的少年为专门而博闻的学者；其次，实行科学教育，使人人对于事物都抱着遵守科学法的态度，都是批疑之大胆而容受之心虚。最后第三，创办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事业，成立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制度，务令人世的确是人的人世，不再是帝王军阀的人世，不再是官僚政客的人世，不再是资本家财主的人世”。

3月9日，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在《每周评论》第12号上开辟专栏，全文转载林纾(琴南)的小说《荆生》，并加记者按语，回击林琴南小说《荆生》中以暗示的手法讥笑诋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等人的行为。李大钊说：我正告那些顽旧鬼崇，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若是公众袒你们哪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此前，2月17至18日，林纾（琴南）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小说，影射攻击陈独秀等人，并谩骂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孔子、提倡白话文为“禽兽自语”。

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此后发表陈独秀的短文《纲常名教》。文章指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

1919年4月2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娼问题》一文。文章指出：上海有一部分外人就废娼问题征求社会意见，登了好久，并没有一个应声的人。

我的废娼的办法：第一、禁止人身卖买。第二、把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娼寮的妓女，教他们点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他择配。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入公立学校概不收费。

我们主张废娼，有五大理由:

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凡是侮辱人权，背反人道的制度风俗，我们都认做仇敌。从前在上海，看见许多青年女子，不管风雨昼夜，一群一群地站在街头，招拉行路的人，那种可怜，凄惨的光景，稍有人心的人，都要动点同情的。

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社会若许公娼存在，男女间恋爱生活的价值必然低落，致令一般人认为恋爱即是一种兽欲。

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花柳病的传染，不但流毒同时的社会，而且流毒到后人身上。又据医家说，久于为娼女子，往往发生变性的征候，这个问题尤与人种的存亡有很大关系。

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妓女大半是由卖买来的。认许公娼即是认许人身卖买。

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社会上有娼妓，大失妇女人格的尊严，启男子轻侮妇女、玩弄妇女的心。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李大钊也因避免追捕离京，胡适得到了《每周评论》的领导权。胡适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一次大论战。文章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他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放，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他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谈！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适所用“主义”含义较广，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论战。